面對未來，我們怎樣抓好用好新一輪戰略機遇期

　　——訪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

　　黨的十八大后，習總書記發出了“強國夢”“強軍夢”的號令，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下，如何讓夢想照進現實，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呢?圍繞這個問題，最近記者采訪了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

　　“為了確保日益突出的國家利益安全，中國需要大智慧突破‘周邊圍堵’，闊步走向世界。中國軍隊亦如此。軍事戰略是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戰略失敗，大戰略就不可能成功。什么都可以出錯，戰略不能出錯。局面險峻沒有什么可怕的。險惡危局才能檢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支軍隊是否成熟。危機中有機會，機會有時也是陷阱。但危機能促使人背水一戰，更能催生創造力、激發生命力，推動社會和軍事創新。”劉亞洲的話擲地有聲。

　　“請您具體地講講這一新思想?”

　　劉亞洲成竹在胸：“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增強戰略定力與信心，打造新一輪戰略機遇期!”

　　面對變幻莫測的海上風云，你有你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我有我的“定海神針”。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不自亂陣腳，把內部的事情辦好，尤其是把西域建設成為對外開放的“橋頭堡”，拓展好國家“利益邊界”，確保國家利益安全，就會迎來新一輪戰略機遇期

　　劉亞洲打造新的戰略機遇期的謀略，令人眼前一亮!

　　何謂戰略機遇期?說白了就是中國不需全民總動員和一觸即發的與敵大規模“攤牌”階段，更不是像十年“內亂”那樣沖斷經濟建設的階段。

　　我們過去常講，改革開放后，中國有30年的戰略機遇期。其實，自新中國誕生后，我們一直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機遇，都是在被絞殺、封鎖，在險惡環境中奮發圖強。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億萬人民頑強地建設、改革、發展著經濟。不是嗎!

　　劉亞洲說，建國之初，中國百廢待興。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戰火燃燒至鴨綠江畔，中國人民志愿軍被迫入朝作戰;同時國內尚有200萬土匪未剿盡;美蔣合流反攻大陸……那時是一手拿鋤頭、鐵錘生產，一手拿槍戰斗。20世紀60年代，西南有戰事;中蘇邊境發生沖突。此后，前蘇聯在邊境陳兵百萬，像一把劍懸在我們頭頂，我們備戰備荒沉著應對。1978～1988年，中美有十年的“蜜月期”。可好景不長，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政治風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全面制裁。此后，美國對我國實施接觸加遏制戰略，一直在我國頭上套個“緊箍咒”。1996年，臺海危機后美國艦隊介入，隨后還相繼發生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和南海撞機事件……國內“臺獨”“藏獨”“疆獨”勢力猖獗。可謂險象環生，國內外危機一個接一個。

　　美國人憑借強大的軍事機器和世界第一經濟實體，充當著“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打了所謂“十年反恐”戰爭，大把大把地燒錢，國力受損;伊拉克人民還不領情，阿富汗卸任總統卡爾扎伊也抨擊他們。持“雙重標準”的美國深陷戰爭“泥潭”，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進入21世紀，中國龍騰虎躍，經濟形勢欣欣向榮，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殘留有“冷戰”思維的美國人為遲滯中國前進的步伐，實施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制定“海空一體戰”戰略，劍指中國。他自個不愿打頭陣，慫恿目光短淺的極少數國家跟中國對著干。南海告急，東海告急!霎時，平靜的海面風高浪涌，天空烏云翻滾，大有“風雨欲來城欲摧”之勢。

　　在中亞、東北亞，美國步步緊逼，已兵臨城下，虎視眈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人，前不久同與我國接壤的阿富汗簽訂駐軍協議，可謂一箭雙雕。現在，美軍戰機飛抵我國新疆空域用不了20分鐘。此外，西方人頻頻干涉我國內政，暗地支持和煽動“疆獨”“藏獨”勢力鬧事。近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又煽動香港非法“占中”，試圖通過搞亂香港“引爆”中國內亂，達到一石多鳥、不可告人的骯臟目的。

　　任憑風浪起，我自巋然不動。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運籌帷幄，縱橫捭闔，舉重若輕，沉著應戰，各個擊破，沖出重圍，引領中國經濟巨輪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習總書記履新后，離京視察的第一站，就是前往廣東深圳，沿著鄧小平南巡的路線大踏步前進，此舉向世人昭示：中國改革開放堅定不移。中國共產黨人說得到、做得到。試看：打造第二個深圳的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方興未艾、上海浦東自由貿易區吸引全球巨商充滿生機無限、京津冀三省市強強聯合帶動華北地區新一輪改革潮……如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祖國處處展雄姿。

　　鄧小平開創的中國改革路線，如果能夠與時俱進又腳踏實地地進行下去，中國將進入一個法治、創新和充滿活力的時代。這是“中國力量”真正的戰略保障，也將是中國不可或缺的重要戰略機遇。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克。對我國國家安全最主要的戰略威脅主要來自內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壓力再大，也只有通過內部各種社會力量的結合才能引發問題。劉亞洲面部掠過憂慮之色，繼而以堅定的語氣說，“只要國內穩定，別人奈何不得我們。在這里，我要濃墨重彩地說說西部，講講開發建設好西部的重要性”。

　　劉亞洲上將在一幅中國地圖前，把目光投向了那遙遠的西部。他說：中國的山川形勝，皆起自西北。地理即命運。棄西部即棄中國。西部安寧了，中國就等于安定了半壁江山。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內發生了一場大爭論：要海防還是要塞防?當時的形勢是：西方列強屢屢從海上打擊大清國;俄國占伊犁，窺新疆;阿古柏起事，在喀什成立了獨立的汗國……李鴻章等人建議朝廷放棄新疆，全力經營“海上長城”。時年64歲的左宗棠憤而抗爭，慈禧太后支持左宗棠，左宗棠遂抬棺材出玉門關。湖湘子弟定天山，西部無虞，祖國大安!為什么歷代統治者都要反反復復爭奪那塊被人們看作不毛之地的土地?這是因為，那里是中國的命門所在。

　　中國西部是一個偌大的世界空間。向西，不僅是我們的戰略取向，而且是我們的希望所在，甚至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我們只要看一下世界地圖就一目了然：世界的中心在中東。地中海是世界的“肚臍”。這里的中東指的是“大中東”，是指西起埃及，東到阿富汗，北至巴爾干的廣袤地區，這是人類八千年文明史的“靶心”，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而在這個地區，伊拉克更是地緣政治中的“龍頭”。伊拉克(IRAQ)一詞就是古阿拉伯語“血管”之意，可見其重要性。中國西部優異的地理位置，給了我們強大的動力：我們應當把西部看作是國家利益前伸的“橋頭堡”。

　　中亞是第二個中東，不僅在資源儲量上相當于“第二中東”，極具戰略價值，還因為它位于歐亞大陸橋兩端。前蘇聯解體后，中亞爭奪戰已經打響。美國占了先機，它的“新中亞戰略”已經制定完成。從地緣政治上講，美國的“新中亞戰略”比“亞太再平衡”戰略對我國更能產生深遠的影響。“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必須先下手為強，制定新的戰略方針，盡早布局，防患于未然。

　　“疆獨”“藏獨”問題便是美國“新中亞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若要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必須徹底解決本國的宗教問題。

　　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總是披著宗教的外衣對我國進行侵略、滲透和牽制。在中國，民族問題總是與宗教問題牽扯在一起。將來若出現動亂，極有可能是宗教利用民族問題發難。有的地區不能正確理解黨中央的民族政策，立場搖擺不定，忽而左，忽而右。中國政府對宗教有足夠的寬松度。除“文革”十年動亂外，一直對正常、合法的宗教活動予以支持，但對披著宗教外衣，圖謀顛覆國家政權，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沖擊國家機關和公安部門、殘忍殺戮無辜群眾的極端行為，我們決不心慈手軟，對暴恐行為一定要嚴厲打擊，對恐怖分子一定要堅決鏟除，堅決把他們的囂張氣焰滅掉!

　　西進，還是西進!黨中央吹響了新一輪西部開發的號角。左宗棠西進，為中國奠定了百年西部疆域，我們向西，則著眼于中國的偉大復興。順便說一句，形容中國發展時，我建議用“民族復興”更為妥當，而不用“和平崛起”。從字面上理解“和平”，一為沒有戰爭狀態;二為溫和，不猛烈，而“崛起”有凸起之意，以“和平”搭配“崛起”略欠妥，易被外界誤解。因為，西方列強的興起，都是以發動戰爭的形式實現的。歐洲有個詞，叫“文藝復興”，套之“民族復興”豈不更好。我們常被國際社會誤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會講“中國故事”。所以，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學會用國際化方式發出我們的聲音。

　　華沙條約集團早已蕩然無存，而北約組織仍幽靈般地存在且擴充武備。北約東擴，前鋒已觸達中亞。美國人已到家門口。我們不與人為敵，但防人之心必須有!我們必須馬不停蹄地建設西部地域的銅墻鐵壁，構建起我們西部向外開發的戰略支撐點，打破美國企圖在中亞打入“楔子”的陰謀;與此同時，要打通歐亞大陸橋，與歐洲形成一個大歐亞經濟共生帶。現在我方倡導并以我為主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一招妙棋，中國以海陸并舉的“一帶一路”，通過加速貿易和資本投入，與西方國家形成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系和共同利益，以此破解美國對我國的圍堵。

　　拓展國家利益，維護好新的戰略機遇期，須有我們的“利益邊界”，這樣才真正稱得上“國家安全”。“國家安全”的概念應該是“安全邊界”和“邊界安全”。在國際斗爭中，沒有外延空間保證的安全是絕對靠不住的。“安全邊界”的概念已遠非領土的邊界，而是國家利益的邊界。利益到哪里，國家的“安全邊界”就應到哪里。美國的“安全邊界”極廣，幾乎覆蓋全世界。美國主導的北約東擴并非是領土占領，而是追求“利益邊界”的擴張，為其自身打造戰略縱深的安全屏障。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美國步步緊逼，中國東海、南海危機重重。但危機也給我們創造了機會。菲律賓先是占據我祖輩的打漁場——黃巖島，繼而又不斷挑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漁政、海監和軍艦相互配合，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本就屬于我國的黃巖島。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過去，中國從維護中日關系的大局出發，一直高風亮節，甚至忍讓。日本依仗美國支持，不斷制造事端。中國不挑事，不惹事，但絕對不怕事。我們的海警和軍艦一舉突破禁錮，現在釣魚島附近不是實現軍艦、海監常態化巡邏了嗎?過去，我們在南海問題上怕這怕那，人家“小兄弟”可不怕你“老大哥”，該怎么采油就怎么采油，眼睜睜地看著“肥水流入他人田”。在涉及主權和利益的問題上，我們必須針鋒相對、滴水必爭!中石油“981”大型鉆井平臺頂狂風、戰惡浪，不懼騷擾，初戰告捷，勘探發現了大型油氣田……

　　美國已對我國實施了“C”型包圍圈。中國若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就要邁過美國給我們設的“坎”。能否順暢地邁過去，這取決于在中美博弈的“棋盤”中，中國的戰略智慧和應對方式。稍有不慎，滿盤皆輸，中國發展的大好局面就有可能被葬送。因此，應對美國施加于中國的每一項戰略措施和戰術舉動，我們都要貫徹國家總體安全觀，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周密組織邊境管控和海上維權行動，堅決維護主權和海洋權益，運用強大經濟驅動和大戰略智慧行走于國際大變局之中，破除美日對我國的戰略圍堵。

　　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在依稀可見的未來，“臺獨”勢力仍是中國戰略機遇期的麻煩制造者。但從復雜性和可控度看，不會對大陸的安全發展構成較大影響。這是因為主動權在我，料李登輝此等跳梁小丑如何折騰也“跳不出如來佛手心”。兩岸要進一步加強民眾往來，深融經濟，增強互信，增加同根同源的認同感。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對中國外部戰略環境，乃至全局有重要影響。中美兩國一方面是相互依存度很高的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又是缺乏戰略互信的經濟競爭對手，這是中美兩國雙邊關系發展面臨的“悖論”。

　　中國不以美國為敵，愿與美國并肩面向未來，為世界人民謀福祉。中美兩國對世界的經濟增長貢獻最大。太平洋足夠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第一的經濟強國，一個是世界第二的發展中大國，兩國經濟深度融合，又同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很難想象這兩個大國如果發生軍事碰撞，將會是什么結局。

　　其實，中美之間利益大于分歧，合則雙贏，對抗則兩敗俱傷。一個強大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兩國在防核不擴散、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實施人道主義救援、疾病防控等方面肩負共同責任，美國有識之士稱中美兩國互為“經濟命運利益共同體”，誰也離不開誰。

　　作為開歷史先河的創舉——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將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美雙方增強戰略互信，保持足夠的耐心。中美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世界多極化發展并不意味著中國與美國產生對抗。世界多極化與美國的根本戰略利益有沖突，但問題歸問題，合作歸合作，關鍵是找準利益的契合點。要充分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永遠是世界的主流。

　　再說日本。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日本是華夏文明圈派生出來的一個島國，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遠遠小于中國。中國強大了兩千年，給日本送去了先進文化，日本強大了，卻給中國帶來了侵略和災難。明治維新后，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日本近代以來發動的歷次戰爭，都是針對中國或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今天，中國巨大的市場使日本受益多多，但日本在二戰中“吃”了美國兩顆原子彈后卻依然愿意為美國賣力，處處與中國對抗，圖謀遲滯中國復興的進程。這些頗值得我們玩味。

　　高舉確保國家利益安全的旗幟。在戰略資源特別是經濟基礎和地緣政治影響國與國關系的新形勢下，我們必須堅持義與利統一的對外準則，正確實施“親、誠、惠、容”的外交方針。這需要人民幣作為堅強的后盾，完勝貨幣戰爭，以建設和維護好戰略機遇期

　　談到這個問題，劉亞洲表情凝重地說，“利益，特別是國家利益這個詞，在中國的政治術語特別是對外交往中出現得特別晚。很長時間，中國在對外交往中以意識形態區分親疏，奉行的是重義輕利的準則。其實，在兩個最友好的鄰國間，也必然存在利益沖突”。

　　“中國在一天天發展和壯大。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希望，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挑戰。經過中國共產黨人不懈的奮斗，中國已完成由一個弱大國向準強國邁進的轉變。當中國的形象已經在別人心目中改變后，就不能再用過去的方式同別人打交道。中國必須有大國的氣度，必須有大國的擔當，必須有大國策”。

　　劉亞洲舉例說，為塑造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確保我國的利益安全，習主席展示了高超的外交領導藝術，在國內日理萬機的情形下，不辭辛苦，飛越千山萬水走出國門。今年內實現了對拉美國家的訪問，完成了對中亞、南亞的訪問。

　　在前不久“上合組織”杜尚別領導人峰會上，習主席為有力推動“上合組織”向更完善、更成熟的機制邁進，進行了一系列頂層戰略設計。這不僅著眼于把“上合組織”打造成為維護地區安全的可靠機制和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更有助于引領地區經濟的新一輪發展潮流。通過對塔吉克斯坦、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印度4個國家的訪問，為雙邊友好合作注入長期發展動力。

　　習主席還打破出訪慣例，先后單邊訪問了韓國和蒙古國，鞏固了傳統友誼，奠定了面向未來發展的堅實基礎。

　　為了不被別人看成是一種威脅，索性不發展是不可能的，而發展又不想被別人敵視，則更不可能。這就需要我們選擇一種更精明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應當是：自我發展，也讓別人因此而得利;自己興旺，也讓別人發達。

　　“海上絲綢之路”助力，中國與東盟共贏。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同東盟國家要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讓東盟國家搭乘中國改革的“順風車”。中國拿出真金白銀參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既增進了雙方互信，更贏得了援助國的民心。東盟大多數國家在南海問題上“不選邊站”就是最好的例證。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千金難買好鄰居”。目前，中俄兩國已進入全面深化和提高兩國關系水平的新階段，發展進入了“快車道”。

　　中俄兩國互為最大鄰國，深化中俄友好合作，對于中國穩定北部安全環境，拓展國際戰略空間意義深遠。中俄兩國不搞軍事同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提升兩國高水平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能帶動我國與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從而穩定我國北部形勢。中國推進向西開發戰略，對接印度東向政策，“龍象和諧共舞”，豈不妙哉!戰略運籌與經營也獲得了回報。我國所面對的中亞、南亞、東北亞一線，基本處于安全可控的局面;同時又“深耕”歐洲，既出“政治牌”，又打“經濟牌”，進一步深融了彼此間的戰略政治互信，打牢了經濟往來的“鈕釘”，極大地營造了利我向好的歐洲外交大環境。這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走出的一招破解困局的好棋。

　　在國際交往和合作中，中國秉承以義為先的原則，堅持擔當國際義務。非洲是塊貧瘠的土地，有情有義的中國人民一貫向非洲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

　　自周恩來總理于1964年邁上非洲大地，至今已過去50個春秋。商務部的同志告訴我：僅在1965～1969年間，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中國人民向非洲援助就高達2億美元。1976年6月，坦贊鐵路全線竣工，該鐵路是中國迄今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全長1860.5千米，項目歷時6年。中國先后派出專家和技術人員5萬多名，在修建過程中，有65名工程技術人員長眠于非洲大地。盡管援建進行于“文革”期間，但講誠信的中國人民還是履行了國際義務，無償地支持了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而非洲國家也知恩圖報，積極支持并促成了新中國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恢復。此后，非洲人民又不懼強權，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幫助中國打贏了“人權之戰”。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對外政策由政治上的交往逐漸轉向經貿方面的合作。同時，中國的援非政策也從無償援建轉向加強中非在貿易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合作。非洲人民愿意與中國打交道，因為中國朋友最講誠信，說干就干，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可以說，中國發展自身的同時也拉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

　　美國人講究國家利益至上。跟你是盟國也好，鐵桿也好，凡涉及自個利益時決不妥協。美國與日本是綁在一架“戰車”上的，可謂鐵桿盟友。但每當日本觸犯美國國家利益時，美國人“大棒一揮”，該制裁就制裁，決不含糊。美國與菲律賓是所謂的盟友，在南海針對我國聯合演習的代號都為“肩并肩”。可當菲律賓遭災時，美國只捐贈了10萬美元，而我們慷慨地給了100萬美元。過去，我們給足了菲律賓發展市場，鼓勵國民到菲律賓旅游，大量進口水果，支持了菲律賓的經濟發展。可菲律賓不僅不感謝中國，卻充當美國的“馬前卒”，在南海帶頭鬧事。

　　戰略需要像產業那樣經營。國家利益需要戰略經營求得回報。未來1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將大大增強，我們將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與義務。我國對外交往在堅持義與利相統一的基礎上，應區分不同類型的國家關系，就像毛澤東當年提出“三個世界”理論那樣，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處理好新形勢下國與國之間的關系。

　　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踐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原則，從而展示出無窮的魅力和廣闊前景。2013年，我國開始了“大國外交”的轉變，習主席出訪屢屢刮起的“龍旋風”則說明了一切。

　　國際上有個最大的銀行叫世界銀行，它由美國人一手操控，流通貨幣為美元，你用世界銀行的錢可以，但必須看美國人臉色行事，且需接受他的附加政治條件，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美元是世界流通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也是美國人頤指氣使、獨霸世界的原由吧!

　　改革開放的東風勁吹神州大地，中國經濟總量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外匯儲備增多了，中國也將相當于一半的外匯儲備投資到美國，買了美國國債。

　　購買美債這是一柄“雙刃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美元惹的禍，美國人心知肚明。亞洲金融危機，使原本蒸蒸日上的亞洲“四小龍”，在經濟上籠罩了一層陰影。

　　截至今年3月底，中國外匯儲備近4萬億美元，其中一半購買了美國國債。這個風險太大了!

　　美國為了確保掠奪世界財富，打造并維持了4件東西：美元、美債、世界銀行和軍事力量。美元是核心。

　　前車之鑒值得我們思考。日本前些年經濟快速發展挑戰了美國利益。美國不干了，立馬開動印鈔機猛印美元，迫使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后，買進的大量財富卻得不到有效消化。等美國看到日本經濟成了強弩之末時，它轉而開始回收美元，導致日元大幅貶值。日本大好的發展前景讓美國給斷送了，至今茍延殘喘。

　　近年來，美國看到中國經濟興旺發達，又對中國如法炮制。但中國購買的巨額美債，卻能適度消化，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巨大的消費市場，能夠吸收大量資金。但中國仍要警惕，不能讓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豐碩成果，白白葬送。

　　今年“十一”前夕，中央人民銀行對外宣布：人民幣與歐元可自由兌換。隨即有報紙評論道：日益堅挺的人民幣國際化，是全球貨幣領域的重大事件之一，甚至是最大的事件。如今，盧森堡、英國、法國、瑞士等國家以及香港都建立了人民幣清算銀行。但人民幣要像美元那樣成為流通無阻的國際貨幣，道路仍然曲折、漫長，需要我們苦心經營。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要勇于亮劍，要像打刀光劍影的戰爭那樣，完勝看不見硝煙的“貨幣戰爭”，誓死捍衛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說到這里，劉亞洲鄭重提議：“眼下，當務之急是把‘金磚五國’銀行建設好、用好，驅動‘金磚列車’隆隆前行;把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發展銀行’盡快運轉起來，加快東盟經濟自貿區一體化進程;擴大人民幣清算業務范圍，快馬加鞭推進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步伐，以香港為中心，輻射世界、落地生根，讓人民幣穩健地成長為能與美元分庭抗禮的國際貨幣，打破美元獨霸天下的格局。總之，我們要在國際經濟領域勇于亮劍，用大智慧打好經濟戰，該出手時就出手，認真打贏人民幣保衛戰!”

　　當此次訪問行將結束之際，我突然冒出一句：“劉政委，您一心愛黨，愛人民、愛軍隊，在堅持黨性原則的前提下敢于進諫，且總有先見之明，百姓和官兵非常喜愛您發聲。但敵對勢力卻為此膽寒，對此，您自己怎么看?”

　　劉亞洲表情如水，語氣堅定地說，“在祖國向著偉大民族復興的目標奮進時，我們的黨、國家和軍隊需要萬馬奔騰、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需要真知灼見的聲音。如果萬馬齊喑，那將是‘死水一潭’。百姓和官兵喜愛我，是因為我敢講真話、講掏心窩子的話;國內外敵對勢力怵我，是因為我的話像匕首一樣挑開他們的陰暗面。為此，敵對勢力不擇手段，造謠中傷，制造矛盾，以達其絞殺之目的，我曾多次躺著‘中槍’”。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我的座右銘。寫有此座右銘的條幅就醒目地掛在我的眼前，時時警醒著我。我是一名軍人，對黨、對軍隊、對人民有股熾熱的情懷，是軍人就要有敢于擔當的政治品格，是軍人就要胸懷祖國，具備枕戈待旦的強烈憂患意識!

　　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支軍隊的生生不息在于：馬不停蹄的創新和強烈的憂患意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就是此理!

　　劉亞洲飽含深情地說：“我對黨、國家和軍隊充滿了熱愛，也充滿了焦慮，這種愛像巖漿一樣，無比灼熱。1979年邊境自衛還擊戰時，我是一名副連職干事，到過前線采訪，30年后，我成為一名共和國高級將領。但我對那場戰爭的記憶并未因時間流逝而淡忘。我現在依然記得，那些從貧困生活中走來的熱血戰士，為了祖國是怎樣義無反顧地走上戰場，血灑南疆的。因此，我無懼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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