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自然家庭不同，社會家庭的接續更替更容易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干擾，因而不時會出現斷代現象。比如，中國學界自1966年大學停招延續了11年，即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斷層。如果從1957年反右運動對學界的禁錮和沖擊算起，中國學界廢學長達20年，這足以構成一個世代的斷裂。

　　當年的“新三屆”是在“父親”缺位的情形下開始在學界開疆拓土的。三十年彈指一揮間，他們做成了今日學界的父親：掌控著學界的資源，引領著學界的風潮，統領著眾多的學子。那么，他們今天到底是如何做父親的？

　　學界的這些新父們自幼失詁，是吃狼奶長大的。他們身上表現出這樣一種鮮明的特點：社會閱歷豐富，經驗直覺敏銳，人際關系嫻熟，問題意識明確，生存能力強勁，開拓精神十足。因此，他們能夠在進入學界后不長的時間里安營扎寨，開花結果，用10年左右的時間獲得了在正常情況下需要20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獲得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有媒體譽之為其輝煌無法復制的“新三屆神話”。

　　盡管學界新父們今日的學術地位的確輝煌，但是，他們的學術成就和人格品質似乎遠談不上輝煌。

　　首先，先天的營養不良決定了他們學問的底氣虛弱，而進入學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們的精力早早地陷入會議、派系和資源的泥潭。他們太晚地奠定為學的地基，卻又太早地進入戴維·洛奇所謂的“小世界”——這注定了他們的學問難上層樓。

　　其次，他們早年的曲折和進入學界初期的困窘使他們急于尋求補償。他們少時追隨太陽時，舍我其誰的驕傲在經歷了餓其體膚的記憶、上山下鄉的磨洗和“腦體倒掛”的尷尬后，而今常常表現為對權力的迷戀和資源的貪婪。

　　再次，早年在底層的混跡雖然使他們具有了很強的處理俗務的運作能力，但他們常常也自覺不自覺地把學術俗務化。從底層千軍萬馬中能夠擠上大學的獨木橋，進而占據大學的教席，再進而在學界盡得風流，說明他們具有混社會的足夠聰明，但他們常常缺乏對學術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線。

　　創新與氣虛，開拓與貪婪，務實與媚俗——這就是學界新父們的兩面性。盡管這種兩面性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有所不同。以1990年代中期為界，可以看到他們的某些重要變化：

　　就他們與體制的關系而言，經歷了從批判到合謀的變化。1980年代，在他們初入學界時，正值改革大潮興起和新啟蒙呼聲甚高之時。對體制的批判精神和對道統的重塑意識使他們迅速嶄露頭角。長期清苦的生活條件雖然使一部分人下海另謀生路，但更多的人還秉持著某種理想精神堅守崗位。但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類各級課題、基地、學位點、獎項等在內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說新父們當年還能夠咬緊牙關克服清貧的話，那么，面對大量可以用學術成果去爭取的資源，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積極地投入了這場持久的資源爭奪戰。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一批名利雙收的學術新貴，他們不僅頭上頂滿了各種頭銜和榮譽，而且住上了豪宅，開上了名車。然而，在這些耀眼的光輝背后，卻是空前的墮落：雖然他們著作等身，但在課題學術的引導下卻是言不及義，空洞無物，且剽竊成風，學風敗壞;雖然他們榮譽環繞，卻是以徹底破壞避嫌原則或啟動利益交換及平衡的“潛規則”為代價的;雖然他們爭來了博士點、重點基地、重點學科，卻是以赤裸裸的行賄為鋪路石的。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得到體制的追究。

　　就他們與學術本身的關系而言，經歷了從自說自話到與國際接軌的變化。1980年代，是一個思想勃興的時代，學界新父們以敏銳的問題關懷側身其間，著書立說。盡管那種自說自話的學術產品還只是半成品，但卻或多或少蘊含著對中國社會真問題的把握。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中國學界與國際接軌的呼聲與壓力越來越大，學術規范化的要求越來越高。這種變化的確有利于搭建國際學術交流的平臺，從形式上推動學術的進步。但是，盲目地接軌話語也使今天的中國大學在逐漸喪失自主獨立的學術精神、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立足本土的學術情懷。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中國的這些學界新父們正在自覺地成為以美國為主導的學術市場的蹩腳尾隨者。學術“成果”在大量涌現，學術真金卻在不斷萎縮;學術市場熱鬧非凡，學術空氣卻異常浮躁。

　　就他們與學生的關系而言，經歷了從導師到老板的變化。1980年代，當學界新父們還只是本科生課堂的教師或最多是碩士生的導師時，他們大多還致力于引導學生通過讀書來思考問題。那時，他們都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夠引導博士生去攀登學術的高峰。而進入1990年代以后，學界新父們先后都成了博士生導師。然而，到這個時候，“博士生導師”往往只是他們個人在學界的一種資格和地位符號。至于說他們與學生的關系，則從原來指導讀書的導師變成了課題發包的老板。在新父們領來了無數的課題之后，已經完全沒有興趣或精力來指導學生讀書了，他們必須主要依靠研究生來完成課題。研究生一進校就被分派到導師不同的課題中，成為課題廉價卻主要的勞力，并以此充作他們的畢業論文;而老板們從課題中撥出九牛一毛給研究生充作微薄的報酬后，就欣然在學生的論文前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了第一位，而后又去運作在核心期刊的發表。課題不可能達到真正培養人的目的，它需要的只是熟練的技工。新世紀前后，中國大學卷入了升格和合并的狂潮，專科變本科，學院變大學，大學變超級大學;然而，在“課題學術”的引導下，今天的中國大學幾乎通通成了高級技工學校。

　　師道之不存，學問之不尊，學人之廢學，久矣。在學界今天表面空前的繁榮的背后，掩不住的是嚴重的浮躁甚至無恥的墮落。當然，我所謂的學界新父，指的是占據體制主流地位的學人。也許學界真正的希望是在那些位置很低、聲音很小，然而屬于魯迅所謂“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人身上。不過，我并不像魯迅早年和中年那樣把希望自然地放在青年人身上。如果學術精神沒有經過認真的反省和重新的奠基，如果學術體制沒有進行嚴肅的批判和深刻的改造，只靠自然的代際，是注定無法克服學人那種媚俗之風和浮躁之氣的。相反地，那些自小經歷規范化訓練、頂著國內外名牌大學頭銜的學子新秀們會更巧妙、更嫻熟地把學界新父們的生存技術和風格接過來。學界到底應該如何做“父親”，這仍是擺在學人面前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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