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與政府兩種機制的交織和互補作用，是現代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常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踐表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以市場的良好運行為前提，又要以政府宏觀調控的充分發揮為條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當前，準確把握和更好發揮市場與政府的作用，對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就是由經濟主體依據市場規則，在供求機制、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等作用下，自主決定相關經濟活動，實現資源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的一種經濟機制。由于三大機制，價值規律將為自己“強制地開辟道路”，從而促進技術進步和引導資源優化配置，這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根本原因。一般來說，市場機制具有五大功能：微觀經濟均衡功能，即市場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引導經濟主體的生產經營緊隨現實需求而變化，能夠在微觀層面調節供求關系及其平衡;資源短期配置功能，即市場可以迅速引導經濟資源流向效益高的領域和經濟主體，直接影響資源短期調配;信號傳遞功能，即市場可以通過價格信號反映市場供求、競爭強弱等情況，引導生產經營者快速決策;促進科技創新功能，即價值規律將促進經濟主體競爭，刺激生產者不斷改進生產資料、技術和管理，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局部利益驅動功能，即市場能夠驅使生產者基于自身利益加強經營管理和內外部合作，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在現階段任何低估市場作用的觀點都是不對的。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更好發揮“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幾個關鍵環節：健全的市場體系，規范的市場秩序，自主的主體決策和價格的市場形成。

　　進一步健全市場體系，就是要進一步發展和規范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等商品市場，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房地產等要素市場，以及期貨、拍賣、產權等特種交易市場，使之成為相互聯系、互為條件的有機整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化程度逐漸提高，但比較起來，我國資源性商品市場發育不充分，要素市場仍然相對滯后，特種交易市場亟待規范。這是經濟發展轉方式、調結構進展緩慢的一個根源。市場體系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平臺，因此有必要加快完善步伐。

　　進一步規范市場秩序，就是要體現市場經濟作為法治經濟的基本精神，法有禁止堅決禁止，促進市場體系真正實現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市場秩序不規范，錢權交易，假、冒、偽、劣、黑，非自然壟斷，以及操縱證券市場、侵吞國有財產、非法騙貸集資等非法經濟現象雖然得到有效遏制，但仍有不同程度存在。這些活動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嚴重侵害群眾切身利益，嚴重侵蝕黨和政府肌體，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頭腦清醒，堅決抵制各種“經濟犯罪和腐敗有利于市場經濟論”、“選擇性反腐論”等有害觀點。法治沒有終點和死角，否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將被嚴重扭曲，甚至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競爭狀態。

　　進一步推動自主的主體決策，就是要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良好的微觀基礎。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經過多年改革，總體上已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融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應進一步使之發展壯大，不能削弱，更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既要主要發展公有經濟控股為主的混合所有制，以便鞏固公有制為主體，提升國有企業的活力、競爭力和控制力，也要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雙輪并驅，有機結合，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有序推進價格改革。市場形成價格，這是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中介環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我國的大多數資源性產品都實現了市場調節，但仍有改進的必要。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的價格改革，都要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階梯電價、階梯水價等政府定價范圍則要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同時，要繼續完善農產品的市場形成價格機制，既要反對價格改革的躊躇不前，又要反對過激的“一步到位”。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根本上是要杜絕政府對企業的不當干預。但市場起決定作用，不是要弱化和否定必要的政府調控作用，不是只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卻完全捆死政府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事實上，市場功能具有兩面性，比如，市場雖然具有資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觀均衡功能、信號傳遞功能等，但發揮這些功能的同時卻又伴隨著市場調節目標偏差(如無法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持續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經濟發展目標等)、調節速度緩慢、調節成本昂貴、調節程度有限等弱點。市場自發調節具有滯后性，往往造成社會資源巨大浪費，并引起經濟波動;市場資源短期配置功能特點，使得生產經營者往往只關注自身的短期收益，而不愿投資于回收資金周期長、但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基礎產業，等等。克服市場弱點，必然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應當擔負起以下主要職責和任務。一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主要是要調節好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動態平衡，促進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二是加強公共服務。市場的自發性和自利性，決定了市場主體不能有效解決公共物品供給，需要政府加強供給。三是科學引導市場。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四是推動可持續發展。協調人口、資源與環境的總體關系，“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形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觀念。五是促進共同富裕。主要包括促進充分就業，促進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公平，促進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提高三個方面。六是彌補其他市場失靈。比如，通過產業政策來緩解產能過剩，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通過區域政策來推動經濟布局優化和區域協調發展。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現在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仍然干預過多，宏觀經濟調控還不完善，市場監管問題較多，社會管理亟待加強，公共服務比較薄弱。轉變政府職能，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的及時制定和嚴格實施，加強政府對市場活動監管的有效性。

　　要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包括深化機構改革，理順部門職責關系，積極穩妥實施大部門制;優化行政區劃設置，有條件的地方探索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等等。要處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關系。比如，簡政放權，要該放則放，該加強的還要加強;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應加強規范和引導;寓管理于服務，但不能使管理偏廢，該管的還要切實管好。一切以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目標，以符合實際、科學合理、更有效率為準繩，不能盲目跟風，也不能隨意“翻燒餅”。

　　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既要加強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導向作用，又要優化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手段，加強財政、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分配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協同性。除了運用經濟手段外，還要綜合運用法律、行政和文化倫理等多種手段，進一步完善綜合性經濟調控系統，實現穩增長、調結構、求效益、轉方式、惠民生，推進國民經濟新常態的形成和發展。

　　市場決定作用與政府宏觀調控相輔相成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不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也就不能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這就決定了政府職能轉變對于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具有決定性意義。逐漸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政府逐漸糾正其越位、錯位和缺位的過程。反過來，不能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就不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本該由市場調節的地方，市場缺位可能造成政府越位;市場作用的不足和弊端，也需要政府來補足和克服，否則，也就談不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更好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既要用市場調節去抑制“政府過度干預”，又要用政府調節來糾正“市場機制失靈”。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能夠克服由過度市場化引發的無序競爭帶來的某些弊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指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引導、調控和監管經濟活動的能力和效果大大增強，在整體上保證了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實現共同富裕。尤其是隨著公有資本控股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的發展，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結合將在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實現功能互補。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也需要政府發揮作用，一方面鼓勵和支持，另一方面加強引導，使其健康發展，克服消極面，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目標服務。

　　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深刻認識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與我們黨提出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本質差別。比如：前者主張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徹底市場化，否定必要的政府干預，而后者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政府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前者主張一切資源的長短期配置均由市場決定，而后者應限于一般物質資源和部分服務資源的短期配置為主，而非指地下資源等重要物質資源配置和某些一般資源的長期配置;前者與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相聯系，而后者與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相聯系;前者主張財富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全由市場決定，再分配的力度越小越好，而后者強調財富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場作用大些，再分配中國家作用大些，等等。我們應當警惕對市場與政府關系進行的各種新自由主義解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和政府作用是互為前提、內在統一的，這就決定了改革過程中必須加強整體規劃和統籌協調。現實表明，只有注重經濟改革開放發展的頂層設計或目標模式，才能有效防止出現全局性錯誤或“顛覆性錯誤”。在此前提下，“摸著石頭過河”是積累經驗和探索具體辦法，能夠加快頂層設計目標的實現。鼓勵先行試驗和大膽突破，并不是主張亂闖紅燈和狹隘的本位主義。使市場改革與政府改革相協同，整體推進與突破重點相結合，總體目標與穩步推進相統一，這是增強改革和發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方法論體現，需要在實際工作中高度重視。

　　(作者：程恩富 黃世坤;來源：經濟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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