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概念是什么？請大家去讀《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作者是毛澤東。

　　離開了毛澤東，就是背離了共產黨的宗旨，背離了人民。離毛澤東越遠，就離人民更遙遠。

　　積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經驗，從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徹底的市場經濟模式并不適合于共產黨執政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30年來，“人民”這個概念被模糊化了，人民的權力幾乎已經喪失殆盡——形式和實質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諸位高人以為然否？

　　倘要講些事實，草民只能籠統而言之。

　　比如，在國營（現在叫“國有”）企業中，《鞍鋼憲法》不講、更不貫徹并執行了，工人因此失去了對工廠的民主管理權，罷工自由權；黨的領導地位被嚴重地削弱，工會形同虛設，廠長的年薪可以高得出奇，工人們卻面臨著隨時下崗的危險。在“民”營企業里，員工被分成三等九級，什么“金領”、“白領”、“灰領”、“藍領”，而無論什么“領”，皆是老板雇傭來的牛馬。本應具有的互相協作變成了相互間的競爭，美其名曰“競爭機制”，其實是泊來的西洋貨，并非“特別是”年代的創新。究其根本實質，卻是制造員工之間矛盾和阻礙團結協作的禍根。公司和工廠也不是員工們的家，剝削又是合法的，在不盡的加班加點中，員工們的身體被漸漸地搞垮，“白領悲劇”難道還嫌太少嗎？

　　毛主席說過：“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是充分強調和肯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與作用，是我們黨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物質與精神、經濟與政治辯證統一原理的具體運用。但是，所謂的“市場經濟原則、規則”卻容不得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指導原則，所以被像扔垃圾一樣的扔掉了。扔這個動作是可以做的，但做了以后拿什么來替代，就成了關乎國家與人民的頭等大事了。我們正是因為遵循了貓捉老鼠的唯經濟發展路線，且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幻想著先富者去幫帶未富者，以實現共同富裕，在今天看來，實在不是高明之舉；事實俱在，還有啥子可辯白的呢？人的最大弱點之一就是“從惡如崩，從善如登”，“我”怎么能輕易地把在政策允許之下所發得的財，拿出來與大家共享呢？就像魯迅先生的《故鄉》里所寫的那樣：“真是越有錢越不肯放松，越不肯放松越有錢。”但人同樣是可以教育的，當人處在集體之中時，經過一系列的集體主義思想和共同富裕觀念的引導，自然會使人們明白一個基本的道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一花獨放不是春，萬花齊放春滿園。——千萬別跟草民提什么“大鍋飯”啊，“偷懶”啊，“一包就靈”啊，等等的陳詞濫調，壞了人的耳朵！退一萬步講，大鍋飯也總比自要去討飯吃強，偷懶也不是什么好品德。另外，毛主席還在文革期間強調過要“抓革命，促生產”，我們這兒就做得很好，不曾荒蕪過一畝良田沃土，農民們依舊辛勤地生產、安逸地生活著。

　　新中國的歷史經驗警示人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旦徹底放棄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引導，一旦忽視了精神與物質之間可以相互轉變的辯證關系，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便將轉向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發展。改革開放之初，人們以為從此可以遠離“空泛”的思想政治（說教），而一心一意地奔往幸福美好的前程了。但人們不料反倒不自覺地卷入了更深層次的思想政治漩渦，無數無辜者成了“歷史轉折”的推手，歷史倒退的喝彩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誰都逃不脫思想與政治的束縛；誰不明白這一點，誰就是傻瓜和呆子。

　　目下真正的乞丐、拾荒者與馬大老板等豪富之間的差別，如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的差別，就是最好的現實教課本。無數人正在后悔，“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但這又能怎么樣？30年來經濟發展的成就主要就是無數人所創造的，苦痛的只是到頭來為少數人做嫁衣裳罷了。

　　背離毛主席的后果，就如此明顯地擺在了我們的眼前，但近年又出來一種新說法新調調：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怎樣“深化改革”？馬大老板都敢叫板銀行了，還怕貧富懸殊不夠大嗎？除非是大規模的“劫富濟貧”，并修改《憲法》條款，讓勞動者再次成為一切企業的主人，而不是可以任人擺布使喚的牛馬，否則，便將會更深地陷于私有化的泥潭，以至不可自拔。

　　自經濟轉型至今，大罵、詆毀和蔑視國有企業的人們一直在發飆，急吼吼地希望將之一網打盡，統統私了私了的，好像這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這才叫真正的“深化改革”。見你們的大頭鬼喲！不扣你們違憲的大帽子，就算是講客氣和文明了，但希望你們了解國營企業的來歷，國營企業對國家和人民的至關重要性，假如你們還有一絲中國人的良心在胸的話。草民在此想說說杭州鋼鐵廠，一個浙江省直屬大型國企。我的姐夫是杭鋼工人，所以我曾多次到過杭鋼。這里只說其中的四次。首到杭鋼還在對越反擊戰那年，我因某種原因去姐夫那兒“療養”。我這個不速之客的到來，“攆走”了姐夫的徒弟兼室友（一間宿舍住兩人），他到別處擠床鋪去了。到達的當天晚8點收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首條播出的對越南政府的“最最最最強烈抗議”，聽后我立即對姐夫說：“要打越南了”，姐夫問“為什么”？我答道：“強烈抗議”前用了四個“最”字，到極限了。第二天早晨的中央臺首條新聞證實了我的判斷，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了。杭鋼是我首次見到的規模最大的國營企業，位于杭州市郊的半山地區，號稱十里鋼城。但姐夫告訴我，他于1958年由本鎮某生產大隊的一個小隊長因招來到半山時，這里還是荒草沒膝的荒蕪之地。正是靠著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和艱苦創業的精神，經過風餐露宿、千辛萬苦，才終于建成了十里鋼城——杭州鋼鐵廠（俗稱“杭州半鋼”）。姐夫在中軋車間工作，全車間有千人之多，姐夫是一名某工段的小組長。第一次走入他們的車間，我呆住了，好高大、寬敞和冗長的廠房（車間）啊。而且，外面還是北風勁吹，里面的氣溫卻高達攝氏30余度，身處其間，我身上的汗都冒出來了。但見較遠處火車載著火紅的鋼水到達了鑄模處，那里將鋼水變成了鋼條，然后用無數的滾筒源源不斷地向我姐夫這邊的鋸鋼板處滾過來，姐夫他們就用特制的鋼鋸將還是紅色的鋼條鋸成規定的長度，再整整齊齊地碼上去，碼到跟中等個子的人一般高。據工人們說，這時的溫度還高達700度左右，所以，工人們常常在鋼板上煮肉、燒飯和熬湯，我都親眼目睹過的。在杭鋼呆了一禮拜，有一半時間我是在車間里度過的。我還參觀了煉鋼車間，爐膛內熊熊燃燒的煤炭大火把鋼鐵融化成了鋼水，然后倒入火車車廂里的大桶內。……工人們平時很開心，吃飯前用筷子敲打著搪瓷碗，說著浙江的南腔北調，偶爾也有人唱上幾句。

　　二赴杭鋼是在1981年4月21日近中午，是廠部派專車來接我姐以及姐夫的弟弟、我們兄弟等的。說來悲傷，原來是姐夫前晚被突然斷裂的鋼鋸砸破了腦殼，而因公殉職了，才48歲。廠部因此成立了專門接待班子，比較穩妥地安撫了我姐、兩個兒子和姐夫的親人們；我們住的是飯店，廠車早接晚送也是夠忙碌的。遺體火化那天，廠部舉行了有百余工人參加的追悼會，由省總工會副主席兼杭鋼領導層成員之一（也是接待組組長）的一位同志主持并致悼詞，我的長兄致答謝詞。經我們的要求，廠部特事特辦，決定由我姐頂替我姐夫進入杭鋼工作，又先將大兒子的戶口遷入杭州（原先是農村戶口），兩年后又把小兒子的戶口也遷了過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服務》）”——我所尊敬的姐夫就是一個普通工人，一個在杭鋼干了23年的老工人。5年后，按殯儀館規定需將姐夫的骨灰盒請走，我于是第三次赴杭鋼，作為眾兄弟的代表隨姐和外甥去殯儀館請靈。次日，姐夫安葬于半山公墓。

　　我可算是一名老杭鋼的老客，現在回想起來，那熱火朝天的車間，和睦融洽的人際關系，讓工人們安心工作的教育系統，親密相處的集體宿舍，俱樂部里老工人們、年輕工人們歡樂的神色，食材豐富且服務周到的食堂及其工作人員，救死扶傷的工廠醫院，工廠近旁的小菜市場，等等等等——這不正是一幅社會主義工業、工廠的現實畫圖嚒？它竟是這么的色調柔和，內涵豐富，顯得耐人尋味，也讓人回味無窮。

　　1990年12月18日，我因病赴杭鋼姐姐的住房暫住。姐是食堂的工作人員，隨工人們的三班倒而三班倒，所以午夜時分也有剛下班的工人去食堂買點吃的，這個食堂服務的對象就是千名中軋車間的工人。借這次機會，我去了工廠的醫院，規模不小，因為杭鋼有17000多人（不算家屬）。又參觀了工廠的一攬子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四層的教育樓林立，學生們活蹦亂跳。廠里還有電影院，工人俱樂部等等設施。姐姐母子三人也從平房轉入了由工廠建造的樓房。——誰還能說國營企業不好呢？——當然有的，為數還不少，因為在這些人的眼里，毛澤東時代的一切都是不好的，真是一群混蛋加癟三！假如沒有毛澤東時代的遺產，你們到何處去尋覓改的對象呢？

　　別了，老杭鋼！聽說，你也改制了，但愿越改越好。工人階級可是領導階級哦。毛主席相信工人階級，依靠工人階級，與工人階級心心相印，故毛澤東時代才能打下新中國扎扎實實的工業基礎。只有公有制才能造福工人階級以及一切人民群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離毛主席越遠，就離人民越遙遠，這比什么都重要，又比什么都可怕。

　　2014.9.2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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