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京)2013年8期。

　　【內容提要】作者以左翼學者的視角，對全球的階級現狀及變革作了景觀式的概覽。他認為屬于工人階級的20世紀雖已結束，但卻留下了不朽的遺產;當今世界的勞動者并沒有大步向前，但我們仍可以找到他們在各方面取得的進展，如勞資關系在改變，并會不斷改變。資本主義的膨脹及不平等的擴大將始終會讓工人階級處在21世紀的政治議程上。面對資本主義在新世紀的復制與演變，斗爭毫無疑問仍將繼續;伴隨著全球左翼政治與階級關系的日益清晰，21世紀的新左翼或將成為領導這場斗爭的中心。

　　【關鍵 詞】工人階級;中產階級;資本主義;左翼政治

　　【作者簡介】[英]戈蘭·瑟伯恩，1941年出生于瑞士卡爾馬，英國著名社會理論家、劍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出版《從馬克思主義到后馬克思主義?》、《世界上的不平等》、《性與權力：20世紀的家庭》等多部著作。

　　盡管20世紀可能被貼上許多似乎合理的標簽，但從社會歷史的發展來看，它顯然是工人階級的時代。沒有財產的工人成為主要且持續的政治力量，工人階級政黨成為主要的選舉力量——有時甚至是主導力量。俄國十月革命為中國和越南的政治結構和社會變革提供了榜樣。尼赫魯領導下的印度以及大多數后殖民國家，都設立了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社會”的目標。許多非洲國家也宣稱要建立“工人階級政黨”。

　　“五一”節開始于1886年的芝加哥，哈瓦那及其他拉丁美洲城市最早慶祝“五一”是在1890年。在美洲，有組織的工人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美國新政標志著開明的自由主義與在經濟大蕭條時期通過英勇斗爭成功進行自我組織的產業工人階級之間的一次匯合。塞繆爾·龔帕斯是新政實施前狹隘的行業工會主義的典范，但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熟練工人的談判代表，在華盛頓建有他的紀念碑，這超過了巴黎、倫敦或柏林的任何一個工人領袖。

　　墨西哥的工人階級在革命中既非主角也非微不足道，但是后革命精英卻花了大量精力吸收這些有組織的勞動者。墨西哥革命后的第一任總統貝努斯蒂亞諾·卡蘭薩通過與墨西哥市的無政府工聯主義工人簽協議來打下其社會基礎，拉薩羅·卡德納斯在18世紀3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利益的政策法規。在巴西，雖然很難評價熱圖利奧·瓦加斯和他的“新國家”，但他的許多具有進步性的勞工法是其寶貴遺產之一。在阿根廷，對工人階級的動員，特別是托洛茨基主義武裝分子對工人階級的動員，使胡安·貝隆順利上臺，并保證了阿根廷勞工總同盟的成立。玻利維亞礦工在1952年的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0世紀80年代，錫產業崩盤，那些有組織的熟練礦工們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尋求工作，這就為埃沃·莫拉萊斯及其古柯種植者提供了訓練有素的干部骨干。

　　20世紀，在促進工人階級凝聚力方面貢獻最大的正是瘋狂鎮壓工人獨立運動的法西斯。“社團主義”想法對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至關重要：他偽稱要實現勞工階級與資本的“聯合”，但事實上是要把勞工階級推入一個由資本和國家編制的羅網。希特勒聲稱自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他當時領導下的德國是世界第二，他在蘇聯之后、瑞典之前將“五一”定為全國性節日。在20世紀前80年，工人是不能被忽視的，如果你與他們立場不同，你不得不遏制他們。

　　雖然屬于工人階級的世紀已經在失敗中結束了，但它仍留下了不朽的成就。其中之一便是，如今，民主已成為普遍的政治模式。社會民主工人運動是民主改革的主要擁護者。在1918年之前，大部分自由派和所有保守派都認為民主和私有財產的保護是互不相容的，因此他們要求嚴格限制選舉權和議會自由。由共產黨、自由黨、社會民主黨和保守派(如丘吉爾和戴高樂)組成的人民共同戰線擊敗了法西斯主義，反革命軍事獨裁政權垮臺，南非種族主義制度消亡以及美國確立了全球人權的合法性。雇傭工人成立工會及其集體談判權是戰后緊要關頭的另一重大收獲。

　　要讀懂20世紀，必須了解20世紀的偉大革命，了解俄羅斯、中國及其對東歐的深遠影響，了解加勒比、東亞及中亞的許多國家——更不用說了解其對西歐工人運動及社會政策的影響。對這些革命及其國家領導人(如毛澤東、斯大林)的評價，政界和學界仍有爭議。但我們能看到的是，腐朽落后的俄國于1905年被日本打敗，又于1917年被德國打敗，出現了蘇聯，一個擊敗希特勒并將自己建設為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曾一度是美國強有力的挑戰者;中國革命結束了中國150年的衰落、屈辱史，如今已在全球立足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世紀的革命為我們留下了至少四個具有進步性的重要遺產。首先，對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的改革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日本、臺灣地區和韓國都進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西歐社會權利有了新變化，拉丁美洲實行了“爭取進步聯盟”改革。其次，反對勢力及其意識形態的存在，極大地削弱了歐美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再次，無論怎么評價那些革命領導人的獨裁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大批具有獻身精神的忠誠斗士，他們遍布世界，盡管他們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過火的，但他們是窮人和被壓迫者最好的朋友。他們的奉獻精神需要得到所有進步人士的尊重。最后，也是更令人質疑的意義是，革命的組織遺產在當今世界仍然是一個因素。且不論進行偉大革命的兩個國家(中國和蘇聯)是否還是希望的燈塔，但如果地緣政治多元化能保存下來(包括后共產主義俄羅斯)，那他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1989年-1991年后仍然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意味著對社會主義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如果中國領導人能認識到中國實力的鞏固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或認識到依靠資本主義道路進一步前進將危及社會凝聚力，那么他們仍有能力和資源來改變其軌道。

　　共產主義政黨或其繼承者在許多國家仍有立足之地。共產主義仍活躍于印度的政治舞臺，但是面臨競爭勢力的分裂：毛派分子繼續在部落地區從事游擊戰爭，而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執政后，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正遭受歷史性的選舉失敗。希臘、葡萄牙、日本、智利和捷克共和國仍有大量黨員。在動員工人階級反對歐元區經濟畸形和激進左翼聯盟中，希臘和葡萄牙共產黨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前歐洲共產黨的帶領下，在希臘2012年的選舉中共產黨位居第二。歐洲共產主義傳統最具創新性的成果是左派聯盟，它實現了改革共產黨和左翼社會民主黨的聯合，以及與其他幾個后共產主義組織的聯合，如與瑞典左翼黨及在塞浦路斯擁有權力的勞動人民進步黨的聯合。

　　南非共產黨通過與非洲人國民大會聯盟成為執政聯盟的一部分;如今巴西共產黨在國家治理中只扮演著小角色，印度共產黨同樣如此。在皮諾切特發動政變后，中斷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共產黨又重返智利議會，雖然他們仍處于政治生活的邊緣，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使扎根于共產主義傳統的左翼團體的重新出現成為可能。但重生的印尼民主并沒有給1965年被印尼大屠殺所摧毀的政黨注入新鮮的活力。在其他地區，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的傳統在1989年之后是如何迅速蒸發的。意大利共產黨認為，即使是“社會”一詞也是太過左翼，他們寧愿將自己塑造為一個民主黨，前面不加任何形容詞。

　　20世紀的勞工階級改革派也給我們留下了不朽遺產，形成了當今大多數歐洲國家的主要執政黨之一。當前，盡管西歐以外的工會運動滲透力還十分有限(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國強大的工會力量可謂例外)，但已經有了一個全球范圍的工會運動，這在一個世紀前是不存在的。

　　如今，在某些領域(如保護婦女、兒童及同性戀權利)，中偏左社會民主主義可能仍是一支能取得進步的力量。但其政黨在經濟政策領域已經向自由主義屈服。它在工人階級中的原有基礎已經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了，也被社會改革侵蝕了。

　　一、對失敗的解釋

　　20世紀為我們留下了進步成果。但我們還必須了解左翼在20世紀末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歐美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流派并不能解釋為什么資本主義反革命被證明是如此成功的革命。馬克思曾預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間的矛盾，一方面是不斷擴大的社會化，另一個方面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它們的矛盾會越來越尖銳。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大辯證法，時間會證明其正確性。

　　20世紀70年代見證了20世紀工人運動的高潮，這正是英國礦工工會在主流激進思想的滲透中打倒希思政府的時候，這些激進思想包括瑞典社會民主黨提出的“工薪階層”基金、法國左翼提出的要求全面國有化要求以及“與資本主義決裂”的共同綱領。少數分析家如已故的霍布斯鮑姆，意識到這只是失敗前的高潮，這體現在他1978年的名為“勞動者前進的步伐停止了嗎?”的演講中。

　　大辯證法被暫停，甚至逆轉。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不是簡單的思想意識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預見到，它有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金融自由化，包括資本流動自由化、信貸擴張、數字貿易和資本在養老金和保險基金中的匯集，產生了巨額私人資本，超出了金融游戲的范圍。2011年夏天，蘋果公司擁有的流動現金比美國政府還多。電子革命使私人管理能在遠程發揮作用，建立全球商品鏈條并使傳統規模經濟解體。在這樣的背景下，私有化和市場化替代了作為國家政策核心的國有化和公共監管。

　　除了大的辯證法，還有小辯證法，它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并開始反對資本。但這也會隨著富裕國家的去工業化而節節敗退。在此，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劃時代的結構性轉變，即工業所占的比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減少，這種轉變恰好開始于工人階級力量達到頂峰之前。

　　二、諸國家與諸階級

　　說20世紀屬于工人階級，似乎帶點諷刺意味。作為工人階級斗爭的結果，20世紀可能是國家內的階級與階級之間相對均衡的時代，但同時它又是跨國間最為不平等的時代。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不發達的發展理論”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在的國家。到2000年，據估計，80%的家庭收入的不平等都歸因于他們居住的國家。然而，在21世紀，當國家在融合時，階級卻在分化。

　　近20年對貧困國家來說是較好的。亞洲的經濟強國——中國、印度及東盟成員國，其發展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自2001年以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經濟增長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及其“發達經濟體”，而在20世紀的后25年還是遠遠落后的。自2003年以來，拉美國家的發展也普遍比發達國家好。除了后共產主義歐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應對盎格魯撒克遜危機時也比富裕國家表現得好。總體而言，雖然富者與最貧困者之間的差距還在增大，但跨國間的不平等在降低。總的來說，即使各國情況不同，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在不斷增大。

　　這說明階級是不平等的一個更重要的決定因素。這種趨勢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國、俄羅斯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同時，印度農村的適度均等化傾向也在向反方向發展。而拉丁美洲、墨西哥和阿根廷正遭受著新自由主義的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在高收入國家還是在低收入國家，只有最富有的那1/5的人，其收入是增長的。而所有最貧困的1/5的人，其收入都下降了。最重要的變化發生在收入分層的頂端，1981年-2006年，最富有的0.1%的人，其美元收入增長了6個百分點;其余的最富有的1%的人，其美元收入增長了4個百分點。最富有的9%的人，收入保持不變，而剩下的90%的人，收入都降低了。令人震驚的是，在2008年-2009年的危機后緩慢復蘇的一年中，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其收入增長量占收入總增長量的93%。

　　這樣的不平等趨勢在中國和印度也已出現，雖然中國和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其財富所占的比重遠小于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印度大約為10%，中國大約為6%(稅前)。印度的“奇跡”對于最貧窮的1/5的兒童來說沒有任何意義，2009年這些兒童有2/3體重過輕，和1995年的情況相同。在21世紀，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增長似乎對全球饑餓問題影響甚微：2000年-2007年，營養不良人口從61800萬上升到63700萬，食品價格不斷上漲。而在收入分層的另一端，2012年3月，《福布斯》雜志正在為破紀錄的億萬富翁數量喝彩：億萬富翁數量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共1226個，包括425個美國人、95個中國和96個俄國人，他們的總財富為46000億美元，超過了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而這樣的發展不是不可避免的。拉丁美洲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但現在已經轉向相反的方向，并成為如今唯一的不平等不斷降低的地區。

　　進行跨國階級比較的另一種方法是計算人類發展指數，包括收入、預期壽命和教育，這是一種非常復雜且誤差比較大的方法。然而，它卻能讓我們大致了解世界的不平等狀況。美國最貧窮的1/5的人口，其人類發展指數比玻利維亞、印度尼西亞和尼加拉瓜最富有的1/5的人口低;也低于巴西和秘魯最富裕的40%的人，而與哥倫比亞、危地馬拉和巴拉圭的第四等1/5的人處于相同的水平。雖然種族、性別的不平等已銷聲匿跡，與之相關的一些東西也不復存在(如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滅亡)。但在種族主義制度滅亡后，新的國家卻成了階級分化的顯著例子。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估計，21世紀初，全球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數在0.65和0.7之間。但約翰內斯堡市的收入基尼系數在2005年卻達到了0.75。

　　21世紀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將在兩種新的結構中發展——在非歐洲地區以及以北約國家南部為重心的地區，一種很可能會受到中產階層的希望和怨恨的推動，而另一種將在工人和平民而非無產階級中找到根基。在兩種結構中，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不同的道路。

　　三、中產階級的世紀即將到來了嗎

　　全球中產階級時代已經成為對21世紀初具雛形的構想。20世紀的工人從記憶中消失了;無產階級領導的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使命，被實現中產階級身份的普遍抱負所替代。取代盧拉成為巴西總統的迪爾瑪·羅塞夫希望“使巴西成為一個中產階級人口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12年的全球展望中，也談到了要“支持新興的中產階級”。同時，全球發展中心的南希·伯索爾也提到了“不可缺少的中產階級”，并敦促政策制定者應從“親貧困者的經濟增長”目標向“親中產階層的經濟增長”目標轉變。

　　大家對中產階級的定義各不相同。觀察發現，中產階級的三種定義都具啟發性。世界銀行的馬丁·拉瓦雷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是指日收入在2美元-13美元的人;這個定義代表了世行定義的貧困門檻，第二個是美國的貧困線標準。他發現了一個崛起的“中產階級”，在1990年它涵蓋了發展中國家1/3的人口，而到2005年，它幾乎涵蓋了其一半的人口，絕對數量增加了12億。中產階級囊括了幾乎2/3的中國人口，以及1/4的生活在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口。南希·伯索爾設定的門檻更高，即日收入為10美元。她熱衷于將中產階層與能稱之為富人的人分開：即你的收入不能讓你成為最富有的5%的人。如按此標準，中國農村沒有值得一提的中產階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尼日利亞同樣如此。在城市中，中國有3%的人口屬于這一類，南非有8%，巴西有19%，墨西哥有28%，美國最多，有91%。

　　著名的經濟學家阿巴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以13個國家(包括坦桑尼亞、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的家庭調查為基礎，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他們關注日收入在2美元-10美元的人，并問他們什么是中產階級。最顯著的發現是，在其儲蓄和消費的過程中，中產階級并不比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貧困者有更大的創業精神。根據他們的定義，中產階級的特征就是有一個穩定的、有報酬的工作。巴西政府往往強調中產階級的脆弱性，將他們說成是隨時面臨重新陷入貧困的階級，因此需要特別的關注和扶持。而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這樣的關注并不明顯。

　　在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產階級或中產階層已經成為學者和媒體討論的主要話題。在這之前，有關中產階級的言論是被禁止的。如今的中國學者傾向于將中產階層理想化，他們借鑒美國的套路，同時又避開概念的關鍵討論。中產階級被看成是中國媒體的主要目標觀眾群，這是受美國啟發——從《時尚》到《商業周刊》，在現在的中國隨處可見。中產階級還被認為是政治穩定的堡壘。但是，敏銳的評論家們已指出，是不斷增大的收入差距奠定了這個新的中產階級的基礎：目前，中國是亞洲最不平等的國家，其基尼系數從20世紀60年代的0.21飆升至如今的0.46。印度也見證了在經濟自由化之后的中產階級消費的上升。

　　四、消費還是民主

　　在這個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現代性已宣布過時的世界里，中產階級社會已成為未來社會的象征。北大西洋的發達國家被稱為中產階級國家，但這是美國式觀點，沒有在歐洲真正流行起來。這個烏托邦的核心是夢想有無限的消費、中產階級接管地球、買車、買房子、買無數的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以及維持一個全球性的旅游產業。雖然這個全球化消費主義對具有生態意識的人來說是噩夢，但卻讓商人垂涎三尺。中產階級消費既能容忍富人的特權，又能給大眾階級留有希望空間，這是它的優勢。但這個夢想的黑暗面在于它固有的排外主義。那些不屬于中產階級的人或窮人沒有資產、沒有任何可取之處，正如2009年在美國激發“茶葉黨”運動的說辭一樣，他們只不過是“失敗者”、是“下層階級”、是“混混”。在發展中國家，公共空間的“凈化”就是這一險惡趨勢的表現，貧困者被排斥在海灘、公園、街道和廣場之外。

　　自由媒體將方興未艾的中產階級看作民主改革的先鋒。但對于亞洲中產階級的政治作用，學界討論甚少。一項研究的結論是：中產階層對改革和民主的態度往往是“視環境而定的”。對印度政界的厭惡，產生了一種罕見的政治現象，那就是社會上層投票率反而低于“賤民”和窮人，在2004年的選舉中，63.3%的“賤民”投了票，而社會上層投票率只有57.7%。美國人在20世紀的痛苦經歷中已認識到，對于中產階級而言，根本沒有什么實質上的民主。中產階級成員在阿根廷(1955年-1982年)、智利(1973年)和委內瑞拉(2002年)強烈反對民主。這就是“視環境而定的”(機會主義的)民主或反民主。

　　關于中產階級，還有另一種說法，是伯茲奧爾順帶提及的，他預言了富人與非富人間的對抗，而在非富人中，中產階級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香港學者阿爾文說的，可用東亞作例證，因為該地區經常看到中產階級職業者“站在反政府抗議活動的前列”——更不用說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美國軍國主義的示威活動。中產階級與群眾在反對寡頭政治上的聯盟，是1848年“人民的春天”的核心，其口號可以在2011年地中海兩岸的起義中找到。在開羅、突尼斯、巴塞羅那和馬德里，職業階層的中年人和失業青年、學生一起游行(前者通常是后兩者的父輩)，而直到1968年，激進分子從來沒有遇見過跨代間的團結一致。

　　雖然民主政體不應該依賴于中產階級，但就反對獨裁統治來說，有時對中產階級的動員具有決定性作用。21世紀最重要的中產階級革命無疑是埃及革命，不僅僅是因為它的規模，還因為埃及的地域意義。雖然革命是由國外事件和勢力引發的，但與全球北方的金融危機無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穆巴拉克倒臺前夕對埃及經濟進行了分析，預言埃及命運的好轉。埃及革命的導火索是突尼斯起義。在北非其他地區，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普及，其中包括對婦女的教育，削弱了政治文化中的父權主義。但是，這個新生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主要是由失業或半失業的畢業生構成的，并非埃及的“文化資產階級”。

　　而且，埃及的政治體制不僅是腐敗的、具有壓迫性的，而且它無法讓這些畢業生或工資較低的長者們看到希望。如同歐洲的1848年，埃及工人階級(雖不是主力)也加入了革命：對以往革命斗爭的追溯對調動積極性意義重大。但是，埃及的中產階級革命很快就面臨與“霧月十八日”相同的問題，即集中在城市的激進分子與保守的農村人口之間的差距。埃及的激進分子在選舉中失敗，正如一個半世紀前他們的法國前輩。但這并不意味著2011年的革命將被完全否定，但這也反映了中產階層反抗的弱點，即使是其最強、最激進的形式。

　　全球化中產階級消費主義已經來臨，步入任何一個在利馬、內羅畢和雅加達的商場都能證明這一點。然而，自由派學者和市場營銷顧問的消費夢想，很大程度上仍是對未來的預期。政治穩定的希望已經被混淆為中產階級的反抗。但無論在形式上還是意識形態上，這種反抗精神的表現都是變化多端的。一個國家甚至可以產生勢均力敵的中產階層運動，如泰國，保守的黃衫軍受到了更多平民和紅衫軍的威脅。未來還有再次動蕩的可能，如果憤怒的中產階級走上街頭，造成無法預見的后果，我們不應感到意外。

　　五、工人階級的可能性

　　把工人階級看作社會發展的未來的時刻，仿佛就在昨天，但不幸的是這樣的時刻正在回歸。正如馬克思的預言，歐洲和北美的工業資本主義高潮造就了它的主要對手——工人運動。但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發達經濟體正在實行去工業化，工人階級已經被拆散了、擊敗了、失去斗志了。工業接力棒已傳遞到中國這樣一個新興的世界制造業中心。城鄉戶籍制度使中國的工業工人大部分是本國的移民。中國的工業增長增強了工人的力量，正如馬克思的預言：罷工越來越頻繁，工資不斷上漲。新一輪的財富分配沖突已經從歐洲來到東亞，這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當局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當然，中國勞動立法的目的就是要遏制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最顯著的是2008年生效的《勞動合同法》。與此同時，地方性的工人“服務”中心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許多還受到了外國資金的支持。他們有時可能會與官方工會或地方黨委聯絡，但更多情況下是地方政府直接與雇主交涉。但無論如何，新的立法、共產主義遺產以及電子媒體的普及為自主的工會組織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雖然這在短期內不會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但可能會為工人提供一個現有體制下更好的交易。雖然產業工人的數量很難確定，但在中國的城市中，他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一個相對合理的估計認為，產業工人的數量占登記人口的1/3。但沒有暫住證的移民占城市總勞動力的1/3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是制造業、建筑業和餐飲業的產業工人。這兩個部分相加，應該有一半到2/3的城市產業工人階級。以這些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工人運動的出現將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我們很難說這是一個可能的前景。

　　在其他地區，由工人階級政黨率先發起的政治變革似乎更不可能，無論他們是具有改革性質還是革命性質。印度的產業工人階級規模比中國小：占總勞動力的比例稍大于1/6，而中國的比例為1/4。印度定期領取工資并有固定工會組織的人，大約占38%。但是，這些工人分散在12個工會聯合會，且主要的幾個都與政黨掛鉤。印度工會的力量在20世紀80年代初達到了頂峰，但在兩個主要的工業中心(孟買的紡織業和加爾各答的黃麻產業)都遭遇了毀滅性失敗。印度工會蹣跚向前，但它們沒能將自己建設成為一個能吸引廣大窮困工人的組織。

　　韓國是亞洲工業發展的先驅之一，工會數量仍然很大，但它不可能產生能與20世紀的歐洲相比擬的工人運動。在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權，對勞動者的殘酷剝削，是20世紀80年代民主反對派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那也是韓國工會的高潮，工人運動組織了1/5的工人。去工業化和服務業就業人員的增長，使工會不斷受到侵蝕。但其中一個工會卻建立了一個成功成為首爾會議代表的民主工黨。我最后一次訪問韓國是在2011年12月，很期望能看到左翼和中偏左政黨的聯合，但結果是令人失望的。

　　蘇聯統治下的新生工人階級，受到20世紀90年代的資本主義復辟的遏制。1989年和1991年的工人罷工浪潮促使了戈爾巴喬夫的失敗，但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提供給工人的東西甚至比舊體制更少，在接下來的10年，工人階級的生命力大大削弱。雖然共產黨仍然是一支重要的選舉力量，但它依賴于以往的民族主義，而非任何的左翼思想。沒有一個社會民主組織成功建立起來。雖然俄羅斯的工會聯合會成員的數量仍然很大，但他們卻沒有采取任何保護工人利益的行動。

　　圣保羅產業工人的工會運動創造了工人黨，其候選人在2002年當選成為非常受歡迎的巴西總統。工人黨改變了國家的社會面貌，解決了極端貧困問題，擴大了人口教育，并將更多的工人納入正規就業的范圍(這意味著他們的權利將受到法律保護)。但它是許多不同社會運動的聯盟，其總統和地方行政部門不得不依托庇護主義。正如上文提到過的，如今的羅塞夫渴望的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巴西，而不是一個工人或“工薪階層”的國家。然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大”國中，她的國家仍具有最強的左翼力量，并為社會變革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南非是另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勢力，擁有強大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它們是反種族隔離斗爭聯盟的一部分。但非洲人國民大會自1994年掌權以來優先培育黑人經濟精英：一個突出例子是前礦工工會領袖西里爾·拉馬福薩，如今他已是一個富裕的商人。盡管極端貧困顯著減少，但不平等在2009年可能比種族隔離剛被廢除時更高。開始于2012年8月的礦工大罷工是由一個新的反抗勢力發起的，他們第一次遇到致命鎮壓以及用種族隔離時代的法律來反對他們的抗議。不管這次罷工浪潮的結果是什么，工人階級領導權在南非還是一個遙遠的期待。在非洲大陸的其他地方，尼日利亞勞工聯合會在歐盟和德國艾伯特基金會的支持下，于2002年決定推出工人黨。但事實證明，它只能胎死腹中：工人黨從來沒有扎根于勞工會員，其領導人很快就轉向以庇護主義為基礎的傳統的政治形式。

　　按照傳統意義，當今世界的勞動者并沒有大步向前，但我們仍可以找到他們在各方面取得的進展，如勞資關系在改變，并會不斷改變。我們可以期待工人在面對新的工業世界時，提出他們的要求，并且通過更好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變得更加雄心勃勃。資本主義的膨脹及不平等的擴大將始終會讓工人階級處在21世紀的政治議程上。

　　六、平民的前景

　　紅色旗幟已從歐洲傳遞到拉丁美洲，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政府都提到了“21世紀社會主義”。它也是中偏左政府占上風的地區，也是不平等不斷降低的地區。莫拉萊斯、科雷亞和查韋斯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的政治現象，它強調其獨立于20世紀的左翼政治的歐亞模型，它本身是混雜的，它得到了社會各層的支持。南錐體的中偏左政府也有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基礎，但傳統的工人階級及其工會發揮著更大作用，這也反映出巴西和阿根廷更大程度的工業化。

　　拉丁美洲的進步力量，其思想包含許多不同的流派。拉丁美洲不可能給世界其他地區提供一個可以照搬的模式。但如果未來出現了激進的社會變革，那這些變革肯定會與該地區目前的發展事態有諸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肯定比20世紀以領周薪的無產階級為基礎的改革或革命的共同點多，這些無產階級在非洲和亞洲的所有勞動者中只占小部分。雖然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新的通信手段的出現增強了大眾階層的力量，但他們的運動仍面臨巨大的阻礙：種族和宗教的分裂以及不同職業間的分化。只有將這些挑戰考慮在內的計劃和組織形式，才有更大的機會將這些平民大眾聯合起來。

　　我們可以確定未來幾十年的4種階級情景，這對一個社會學家來說是樂見其成的：全球化中產階級消費主義;中產階級的政治抗爭;產業無產階級斗爭，可能引發新的社會妥協，其中心在東亞;以及大眾階級趨向同化。新世紀的社會性質尚未確定，但階級肯定具有決定性作用。

　　七、左派的新地緣政治

　　以歐洲為中心的工業社會主義的滅亡，對社會力量結構及其相應的組織具有深遠影響。德國社會民主黨、意大利共產主義以及規模較小的列寧主義先鋒隊等政黨已經極大地失去了吸引力。歐洲以外的工會已經意識到這些政黨的局限性，并嘗試與各種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聯合。然而，組織手段對政治影響力仍然至關重要。2001年在阿根廷進行的動員，其影響比10年后西班牙的“憤怒者”更大，主要是因為在阿根廷有一個進步的政治機制可以利用：左翼的庇隆主義運動。組織頑強的穆斯林兄弟會已經被證明是埃及革命的中期勝利。

　　集體討論、個人自主，無疑是1968年的一個重要遺產，而且必然是未來任何一個左翼運動的一部分。在意識形態上，新的運動已經受到拒絕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混合驅動。拒絕主義的憤怒已經將人們調動起來，但其目標相差很大：認為伊斯蘭教信仰受到了侮辱引發了許多阿拉伯國家的抗議，對低收入“失敗者”的抵押貸款救濟和醫療保險激起了“茶葉黨”支持者的憤怒，“占領運動”利用了裙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眾對銀行救助及生活水平下降的憤怒。拒絕主義增強了這些運動的勇氣和戰斗力，創造了斗爭的原動力，而他們的實用主義，使他們避免教條性爭論，顯示了戰術的靈活性。工業社會主義時代之后，左翼的觀點將以何種形式被系統闡述，仍不得而知。但肯定包括對不平等和帝國主義囂張氣焰的反對，以及堅持人權自由而充分的實現。

　　屬于工人階級的20世紀，在很大程度上是歐洲的杰作。歐洲通往現代之路開辟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空間：階級間的內部沖突在同質的民族國家內發生，同時，因與被打敗的舊政權聯合，宗教也被削弱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工人階級，他們可以利用廣泛的工業革命前的文化和行會組織的工藝傳統。由于歐洲的霸主地位，其階級政治模型被傳到其他洲，但當它來到非歐洲社會后，其內容發生了變化。工人運動是歐洲獻給世界的禮物。它在每一個洲都激發了強大的革新力量，從北美的農民工黨到馬里亞特吉在秘魯土著問題上的新理論，從嘗試建立阿拉伯或非洲的社會主義到中國和越南共產黨在民族獨立旗幟下對農民的動員。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工人階級遺產并沒有被完全抹去。但歐洲不再能為解放、發展和公正提供一個全球視角下的展望。

　　20世紀的左翼給我們留下了兩個啟發源泉。一個是在歐洲——尤其是法國革命和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它代表了世界上最發達、最強大地區的未來，為其提供了思路、方案、組織原則和模式。它也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支持：法國對各國激進的被流放者都是開放的，組織良好的、繳納會費的德國工人運動資助其貧困的弟兄們(艾伯特基金會至今仍然這樣做)。另一個是在全球權力和財富的外圍，在這些地方，革命是在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政治潮流的引領下發生的。蘇聯是第一個也是最大的中心，中國和古巴跟隨其后。他們為各地潛在的革命者提供了奪取政權和社會轉型的模型，更不用說直接的財政援助。如今，拉美有其復雜的社會結構和思想意識，最接近于如今的世界中心。但這個說法言不及義。21世紀的左翼最有可能非中心化，另外，拉丁美洲也許太小，所以不能舉起全球的希望火把，盡管他們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差不多達到了極限。新左翼想要具有真正的全球意義，必須將根更深地扎在亞洲。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新時代的誕生：階級和民族的關系，意識形態、身份認同和動員工作的關系及其與全球左翼政治的關系逐漸清晰。冷戰的結束帶來的不是“和平紅利”，而是新一輪的戰爭。西方資本主義的勝利，緊跟其后的不是普遍的繁榮昌盛，而是不斷上升的不平等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東亞、俄羅斯、阿根廷以及現在歐美正在上演著持續的動蕩。左翼關注的經典問題——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殘酷的性別或種族等級制度，在新的世紀又獲得了重生。斗爭還將繼續，對此我們毫無疑問。但到底誰會在斗爭中標上他們的印記——是新的中產階級還是平民大眾呢?

　　本文譯自2012年11月出版《新左翼評論》，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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