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在該院“三項紀律”工作會上的講話近日在社科院官網上刊發，引起熱議和爭議。該講話受到互聯網特別關注的是如下一些內容，包括王偉光提出，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聯盟”，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不能像社會大V、網絡公知那樣。他還特別指出，社科院對人才的要求是“又紅又專”。

　　中國學者的研究立場同國家政治路線應當是什么樣的關系，學者在輿論場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些都是知識界長期的實際爭議。這些爭議的深層所指都是“政治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等老問題，輿論場上這些年爭來爭去的東西實際多圍著它們打轉。

　　王偉光講話的這些內容不僅在社科院有針對性，在其他不少社科類教學和學術機構里，這樣的話要是講出來，大概也有可以被猜“就是指他們”的一些人。平心而論，這些年的社科院在這方面算不上很吸引眼球。

　　中國的確需要學術自由，也需要輿論的活躍，學者解放思想有所作為是受到這個時代鼓勵的。這一切應當與國家的政治路線是整體上的契合關系，而非對立關系，這也應逐漸成為知識界的共識，甚至常識。改革開放快36年了，幾經摸索摔打，這樣的認識成果應當成為一個成熟的蘋果，而不能繼續是一只傳說中的仙桃。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中國最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把個人追求同國家使命主動結合的那些人。無論自然科學界，還是社科界，概莫能外。今天廣受尊敬的那些大家，大多在國家倡導的方向上為社會進步作出了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每個時期都有一些熱衷反主流行動的學者，迄今為止，他們大體處在知識界主流板塊的縫隙之中，他們的實際社會角色很不穩定。如果中國的國家道路長時間延續下去，他們就沒有可能在歷史中沉淀下來，成為真正影響中國社會的力量。

　　對于中國知識分子應當發揮什么作用，近年來的正面研究很少。輿論場上最突出的記憶和印象幾乎都是反面的，爭論這個問題的參照標準，也主要是西方社會關于知識分子的“警句名言”。比如中國不少人認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價值就是批判。而西方所崇尚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迅速異化成“公知”，他們對社會的負面作用先于他們理論上的正面影響得到噴發。

　　關于知識分子應有的政治立場，一些“公知”有著堂而皇之的宣示。他們不顧中國的現實，把國家強行解構成黨、政府、人民等彼此對立的元素，并聲稱自己站在其中的“人民”一邊。“人民”的名義遭到前所未有的濫用。這些人不僅立場偏離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而且他們的思想方法嚴重背離實事求是。他們有些人經常靠喊民粹主義口號吸引人氣來掩飾自己的空虛。

　　真正有大成果的知識分子，沒人對政治上標新立異感興趣。那些發表奇異政治觀點、喜歡做“輿論反對派”的人，大多水平一般，或者不想再搞辛苦的業務研究，想在功利上走捷徑。當然，我們承認，這種價值領域的龐雜現象已經獲得多元時代的生命力，社會大概需要重新摸索針對它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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