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少關注《中國好聲音》的我,有天深夜在換電視頻道時,恰好看到,于是看了一下。
節目里的一個男青年,穿著打扮頗為時尚,正在唱一首歌,歌名我已經忘記了,但印象中,這位同學唱得聲嘶力竭。
當然,我知道,這正是《中國好聲音》所喜歡的“好聲音”。
果然,汪峰、那英、齊秦等“導師”先后為他轉身。這種聲音現在所受到的追捧,用汪峰對另一個隨后出現的女同學的聲音的評價是:你們(我們)的時代來臨了。稍后不知是他還是誰又補充了一句:審美觀已經變了。
確實如此。審美觀變了。深層次的原因是,價值觀變了,社會結構變了。某個時代來臨了—事實上,它早已來臨。
這是“好聲音”們、馬云們、任志強們、潘石屹們、王石們、韓寒們、郭敬明們、偽公知們的時代。當然,它首先是權力階層的時代,這一點無須提示。
在這樣的時代,如果不成功,你幾乎無法證明自己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而只配被鄙視,被羞辱;而只要成功了,你幾乎可以“證明一切”。于是,馬云、王石、任志強們紛紛變成了思想家,韓寒們、偽公知們紛紛成了中國的“真相”和“良心”,他們因為極高的關注度,獲取了這個社會很大一部分話語權。成功人士變成了“摩西”,在心理上,正在帶領無數粉絲“出埃及”。
相比之下,思想精英、為大眾維權的人,還有很多知識分子,只能被推到一邊。中國人似乎變成了另一個社會和心理物種,在成功學、文青趣味、心靈雞湯的喂養下集體亢奮。
但沒多少人注意,一個操縱的鏈條早打造了出來,它套向的,正是那些在臺下為成功人士歡呼的觀眾。
話語權
逛書店的時候,諸如《馬云內部講話》、《任志強內部講話》、《王石內部講話》的書被擺放在了很明顯的角落,供成功學的粉絲翻閱、購買。
當然,記述他們的“成功之道”的書,更是受到熱捧。
和“線下”遙相呼應,在微博、微信上,這些成功人士各類短小精悍的“哲理”名言、心靈雞湯也非常流行。他們的成功背后,似乎有著關于人生、社會、商業、宇宙的深刻思想和智慧。用來表達這些“思想”、“智慧”的,無不采用了文青范的語言,溫暖、模糊、煽情、看似深刻,但絕不會有任何和“邏輯”聯系在一起的分析和論證。這正合大眾,尤其是通過玩小資、文青范來刷存在感的人的胃口—或者說,對應了大眾的智力模式和審美偏好。
于是,一個人因為在商業上成功,便成了這個時代的思想家、人生導師,另外還兼偉大的“心靈牧師”的角色。
于是,有了以下的邏輯:
馬云、王石們正是擁有了這些思想和智慧,才得以成功;如果一個現在的“失敗人士”也學到了這些思想和智慧呢?當然他也會成功!
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曾經請5個人想象一下,做一個“心理實驗”:假如馬云現在不是一個成功人士,而是一個混得比較慘的老屌絲,比如街頭販夫,形象猥瑣,他說的,仍然是作為成功人士的馬云所說的話,那么,有誰還會認為這些話很有思想,很有智慧,而不是在放屁呢?
5個人的回答遵循了“名人放個屁都是香的”古老原理,且出奇一致:他們表示,如果馬云是街頭販夫,他們對他的話只會感到不屑和厭惡。原因當然是,作為街頭販夫的“馬云”社會價值排序很低,他們在他面前有足夠的心理優勢,心理背景是鄙視,而不是自卑、崇拜—大眾的心智模式是:一句話是否重要,看的是誰在說,而不是內容是什么。
所以,有錢就是爺,一個人只要混得慘,那就什么都別說了。大眾崇拜的,明明就是別人的成功,卻還要遮遮掩掩。成功本身就是最大的號召力,最大的話語權,卻通過“思想”、“智慧”的名義來包裝。這正是現在塑造成功學偶像、文化英雄的策略。
經過觀察,我發現各路成功人士的粉絲們,基本上以中產下層為主,年輕人居多,比如大學生,公司小白領。這群人有一個很明顯的心理特征:在心理上像逃命一樣要逃離自己所出身的階層,在房子、收入等的壓力下,渴望成功,擠入更高階層。雖然這個偉大抱負現在還無法實現(似乎在固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下也很難實現),可是,必須玩一些花樣自我催情(而不僅僅是催眠),讓自己感覺到自己的社會價值排序也不低。這些花樣,包括心理上寄生在成功人士那兒,玩小資情調、文青趣味,諸如此類。
當然,在壓力、壓抑中,大眾還需要想象自己有正義感,有對政治、社會問題的關注。于是,同樣要把自我、情緒、認知等交出去,交到偽公知(多是文青公知、商業公知、娛樂公知)那兒,前提是,把他們的自我“沒收”的人必須是成功人士,在市場上受到追捧,至于水平如何,則不屬于考慮之列—考慮水平,一個人就恢復對他來說很可怕的理性了。
值得注意的是,比大學生、小白領更低一兩個階層的人,比如“外來務工人員”,其實也是馬云、任志強、王石等成功人士,包括郭敬明等各路明星的粉絲。我知道對于大眾來說,沒有一個偶像的話,在心理上是很難活下去的,但是,這個發現還是讓我吃驚:難道社會下層已經完全被主流的價值觀念給俘獲了嗎?他們崇拜的,甚至可能是那些壓榨自己及父母的人。成功學和娛樂化,真的是“人民的鴉片”,在心理上“抹平”了階層鴻溝?
回答是肯定的。從“打工文學”早就沒什么吸引力就知道,“外來務工人員”被納入由權力和金錢所編織的社會價值排序的鏈條已經很久了。他們當然渴望把自我交出去讓人來代表,但更渴望成功,而“打工文學”只會讓他們看到寒酸、低賤的自我,此外再無別的功能。扛著這樣的一個自我,在這個時代,在心理上已經不讓人活。
他們也需要把自我交給各路成功人士,從而在他們心理上寄生。
一個能夠代理別人的自我的人,毫無疑問,擁有強大的話語權。
“代理人”
成功人士們成了這個社會的思想家,成了擁有強大話語權的人,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這個問題讓人有點痛苦。
幾年前曾經和一個我尊敬的作家聊天。他對某“天才”,還有某個女財經評論員表現出極大的欣賞,說他們如何如何有水平,如何如何厲害,如何如何有良知。我感到很奇怪,說他們在市場上受歡迎我當然同意(這是事實),但一個像是娛樂明星一樣顯示其存在的人,一個游走在官商之間的人,當得起“有水平、有良知”的崇高贊譽嗎?姑且不說,他們所說的那些東西,不過是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的常識而已,迎合的市場是大眾要交出去讓別人來代理的自我、認知、情緒,而不是理性。我沒有和前輩爭辯,只是感覺哭笑不得。
很有意思的是,也是在那段時間,我有次參加一個所謂的論壇,恰巧和某位記者同行住在一個房間。這位自我感覺相當良好的記者,在和我聊到前述所說的“天才”時,一臉佩服、捍衛樣。同樣,我保持沉默。
那個時候,這位“天才”還是以“公知”的形象出現,如日中天,受到無數知識精英、商業精英、媒體精英的偏愛,以及大眾的熱捧,身上的娛樂痕跡還沒有那么明顯,說他“像娛樂明星一樣顯示其存在”是我從他和粉絲的關系定位上判斷出來的。幾年過去,“天才”陷入了某個丑聞,而且,早已正兒八經地混在娛樂圈,此前對外界設置的“無知之幕”已然揭開。吹捧他的人還可以說些什么呢?
知識精英們似乎不好意思再拿好詞往他身上堆了,媒體也更多地只是炒作他的娛樂新聞,把他歸類為娛樂明星,最多也只是說他是“時代寵兒”,而不是“有良知”。但盡管如此,“天才”仍然擁有強大的號召力和話語權。他并沒有被祛魅,在這個時代,也不可能被祛魅。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秘密。
一位知識精英揭開了這個秘密的一半。他在前段時間曾經哀嘆,這個時代的英雄,已經不是知識分子了。是誰呢?他說是“庶民教主”們,但當然更是前面所說的各路成功人士。
不過,同樣是這位知識精英,曾經發文捍衛過“公知”,痛斥對“公知”污名化,他實際上也參與了對“天才”等“公知”的造神運動,并且,樂見各類商業公知、娛樂公知在輿論市場上呼風喚雨,而不會去注意真正的知識分子和某些“公知”的本質區別:知識分子是為了正義和真理,“公知”則是為了生意。換句話說,知識分子被推到一邊,有一半的因素是他們拱手相讓,咎由自取。沒有知識分子、媒體人士等掌握著話語權的人對成功人士的造魅,讓成功人士也作為自己表達的“代理人”,成功人士很難變成“思想家”、“真相”、“良心”代言人。
另一半的秘密,是在社會結構變化的情況下,大眾心理結構的變化。大概在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固化后,人們在心理上就變成另一個物種了,“80后”、“90后”當然是主體,但年紀更大一些的人也是如此。貧富懸殊,權力牢牢地控制社會秩序,金錢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準則,這是一個非理性的社會背景。在這個背景下,成功變成一種社會焦慮,講理沒有意思,不娛樂就不好玩,不刷存在感心理上就活不下去,于是,能夠代理人們的“成功”,代理他們刷存在感的人,就成為偶像和英雄。
真正的思想家、嚴肅地批判的學者、不在媒體中露面的企業家能夠代理大眾刷存在感嗎?不能。在心理上,他們和大眾不在同一個世界,沒有走進大眾的內心。
不能接受的真實
劣幣驅逐良幣,娛樂驅逐嚴肅,情緒驅逐理性,姿態驅逐思想。看起來,在今天,大眾可以和各路成功人士一起狂歡。那可是他們的偶像啊,在心理上,是“他們的”。其高潮部分,一是在“粉絲見面會”中,二是在別人罵了自己的偶像,自己拼死捍衛的時候。
偶像在心理上是他們的救命稻草。
但當他們面對自己真實的學習、生活、工作呢?成功偶像們、勵志偶像們、趣味偶像們、娛樂偶像們能不能幫一把?答案絕大部分是否定的。一旦好像忘記有偶像的存在,他們所分沾的偶像的價值屬性就悉數掉去,被還原成了面對真實的自我和處境而掙扎的人。那個時候,他們似乎才明白,自己和偶像完全屬于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階層命運。
很奇怪,偶像幫不了他們任何忙,可他們對偶像卻死命捍衛,搞得比自己的爹媽還親,無怨無悔—因為怨和悔的話,就顯得自己是個容易被人忽悠的白癡了。
曾經有一個人找到我,請我幫他解決他的心理問題。他告訴我,他看過一些“身心靈”的書,追捧過前面那位“天才”,比較崇拜某“公知女神”。他似乎是在向我顯示自己品味不凡。我問他:這些人幫了你什么,給你帶來了什么改變嗎?他們所說的話,除了當時讓你爽一下,還能留下什么?能夠提升你的智力、心理、人格嗎?能夠讓你成功嗎?
他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我能夠理解。盡管這些有錢有名,在社會價值排序上位置較高的人,實際上在生活中、利益上和他并無什么關系,但他必須在心理上和這些人聯系起來,加入由這些人、媒體、商業機構、粉絲聯手烘托起來的氛圍里,這樣他才能找到存在感、價值感,似乎也才能消除焦慮。他在心理上已經無法適應這一點:不去跟風追捧一個偶像,自己在心理上也能夠生活。
對于那些追捧“成功人士”的人來說,接受自己是一個“失敗人士”的事實,在心理上也無法生活。
于是,必須有什么東西來掩蓋那個真實的自我。成功學,文青趣味,娛樂化,把成功人士視為思想家,把制造心靈雞湯的各路神仙(包括了各種“仁波切”)視為有“智慧”,起到的就是這個功能。它們既是大眾“逃避自我”的引路人,又是“逃避自我”后的避難所。
這本質上只是在心理上玩了一個花招。大眾隱隱感覺自己很難改變階層命運,于是,通過在心理上和成功人士聯系起來,通過和他們在心理上的一體化,掩蓋階層、身份命運上的巨大懸殊,似乎成功人士可以把大眾在社會價值排序上提升一個或幾個等級。
但這樣的心理結構,除了把自己變成別人成功的土壤或原材料,還能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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