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
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其實,既允許發展一些私人經濟,也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就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了。而政府個別部門的個別人和學界的個別人把“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曲解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看似一詞之差,實際上是天壤之別。中國1953-1976時期就有小農經濟,1980年代就發展了個體經濟,這樣看來,中國早就具有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特征。而今天中國一些人的“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是什么呢?是在私人企業中注入國有資本嗎?不可能。是在一些中小國有企業中注入私有資本嗎?現實意義不大,甚至沒有。畢竟,中小國有企業早已被私有化差不多了。而且,這些人的胃口不可能是這么小。他們如有吞象的野心的蛇一樣,可是,他們這里不僅是要吞食一個大象,而是要讓大象這個物種滅絕,即把中國現有的大型和最大型的國有企業這一社會主義的基礎給連根拔掉。當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的時候,他恐怕沒有想到,在中國,會有一批人成為無產階級的權力的掘墓人。這種人是否是資產階級呢?這不重要。不管他們是什么階級,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權力的掘墓人。這些掘墓人把無產階級權力廢除掉以后,就把無產階級作為自己的工資奴隸來使用了。這時,他們就會越來越成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了。中國無產階級如果想要重新獲得一些權力,恐怕只能象美國黑人運動或婦女運動一樣。如果無產階級想要短時間內獲得最大的利益,那中國恐怕只能再次發生革命了。
基于以上認識,本文來談關于中國鐵路的幾個認識問題。畢竟,最多、最系統、最卑鄙地、最無恥地為私有資本注入最大型的國有企業的張目的各種行業中,鐵路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據說,當前有“網友”和“媒體”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但是,他們所提出的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和隨之發表的謬見卻正好有助于把中國鐵路改革變成為無產階級走向奴役之路的坦途!當他們在鐵路私有化上再一次獲得成功之后,中國其它行業/產業的私有化的大門就洞開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經濟領域進行研究的學者,不得不發表自己的看法。
一、關于有人認為高鐵盒飯價格高是由于鐵路部門壟斷這種觀點完全是錯誤的,飯價高與鐵路壟斷之間只是有一個統計上的相關性、時間上的同時性,而沒有因果關系。
首先,鐵路壟斷的目的決不是維持一個高的飯價,畢竟,盒飯的利潤即使很高,在鐵路經營收益中也只占極少比例。如果考慮計劃經濟時期,我倒寧愿把它看成是國家用國有企業回籠資金的一種市場化的隨行就市的辦法(這與20世紀60年代中國為高級糖果等稀缺商品制定高價格是同樣道理),銷售所得并沒有成為銷售人員的獎金,而是上交企業,再上交國庫。坐火車的人有一個自己選擇的自由,是選擇承受高價格還是拒絕高價格。這正是市場機制的作用(今天許多人以為計劃經濟中沒有市場,這是完全的誤解)。當然,這種高價格也有平衡收入分配的作用。
其次,飛機公司(也有壟斷性問題)提供免費食物和飲料(本身即證偽壟斷導致高飯價命題)與高鐵實行食物和飲料高價格具有配置資源的異曲同工之妙。飛機提供食品和飲料固然免費,但卻實行固定供給制(本質上與當年斯大林格勒被圍困時每人每天食物的固定少量供給制沒有差別),而不是實行自由市場機制。它用固定供給制避免了飛機這種封閉交通工具內部環境因為在自由市場機制下食物過度供給可能造成的惡化。這里面還有許多道理。其中一個道理是,如果航空公司增加食物供給,飛機重量就會增大,這會增加飛行成本,加大飛行事故概率。另外一個道理是,飛機中的食物越多,食物對乘客和飛機安全的威脅就越大(如某一食物被細菌污染)。這樣來看,如果高鐵要降低飯價,恐怕就要實行固定供給制。
第三,高鐵飯價高與壟斷之間沒有因果關系還可以由鐵路壟斷本身的性質來說明。鐵路壟斷無疑是一個事實。如果建立了它與飯價的正向因果關系,降低飯價就要通過打破壟斷來實現。可是,這與高射炮打蚊子沒有什么差異——不僅不一定能打死想打死的蚊子,而且殃及蚊子以外的生命。而且,用破除壟斷來解決高鐵飯價高問題是一種交易成本無限大的辦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集中集聚的基本理論表明,一種壟斷即使被打破,還會形成新的壟斷,這樣,打破壟斷就要無限制地進行下去。這是瞎折騰!實際上,網友和媒體應該已注意到,中國高鐵已經創造性地學習了航空企業的作法為一等座乘客準備了免費的飲料和食品。中國今天僅僅每年培養出多少經濟學、管理學的博士,又畢業了多少呢?這些人如果看了上述道理,大概90%以上會贊同。而中國黨和政府的有關領導者怎么會想不到上述那個說法的問題呢?如果用魯迅所說的“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一方面,中國黨和政府的一些能量被“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的謬論束縛了手腳,成為真正的“不作為”,而另一些方面,在中國社會中的一些能量有意識地在中國散布這些謬論。“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如果路人已經失去了對魏國的信心,或者根本對魏國的興亡根本不放在心上,“皆知”又有什么用呢?
二、關于“如果引入市場化經營,高鐵餐飲價格會降低嗎?”
前面的“認為高鐵盒飯價格高是由于鐵路部門壟斷”可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又可說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如果建立了高鐵壟斷與盒飯高價格之間的因果關系,接下來的政策就是要在高鐵引入市場化經營了。但是,高鐵引入市場化經營可不是一個小問題。80年代,中國把農業放開經營了。今天,當中國一些學者提出,鐵路、銀行、電信是戰略部門、關系國家命脈而不可放開經營的時候,有人提出,這些部門比糧食還具有戰略性嗎?一句話就把一些沒有經驗的領導、學者給問住了。其實,吳敬璉之流早就提出這等謬論。一些北京學者至今依然引用而且不加出處,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有一句古話,爹死娘嫁人,這些人的邏輯是爹死了,娘也要死——一個部門私有化了,另一個部門也要私有化。正是由于這個代表性啟發式思維的存在,我們需要指出,“如果引入市場化經營,高鐵餐飲價格會降低嗎”這樣的問題根本沒有必要提出。因為上面的分析已經表明,在壟斷與飯價高之間建立因果關系是錯誤的,因此也就沒有什么必要引入市場化經營來降低高鐵餐飲價格了。
三、關于“鐵路部門是否應當在打破壟斷方面做出積極行動?目前有什么進展?”
“有人提出問題”的上面兩個問題是障眼法,根本無足輕重,這個問題才是重要的。他們看似學習了一些西方的知識,其實不然。西方的反壟斷反對的私有資本的壟斷。而西方反對資本主義私人壟斷無疑是因為他們對私人壟斷的社會和政治屬性不滿而要加以控制。而中國一些人所為的反壟斷是打破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壟斷。如果社會主義是社會的發展方向,國有企業壟斷的打破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國有鐵路注入私人資本是打破壟斷的可用方法嗎?否!它確實打破國家壟斷,但一旦實行,必然構成中國社會發展的災難性事件,這是私人資本的社會屬性使然(參見龍斧、王今朝:《社會和諧決定論: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重大理論探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西方經濟學看似同意、贊成利潤最大化,但它最基本的完全競爭市場理論認為,利潤最大化企業最終只得到零利潤。通過這個零利潤的結論,西方經濟學家們實際上就限制了私人企業做惡。真正了解西方學者的中國學者會發現,西方各種各樣的許多學者,包括最著名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家,思想中具有很強的與社會主義相通的因素。比如,新古典的集大成者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本人對于德國帶有辯證思維和歷史唯物主義思維性質的歷史學派的方法是相當認可的,對貧困也極為憂慮。再如,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對于歐洲社會存在的不平等深惡痛絕。還如,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認為,他的一般均衡理論要應用,是以土地國有化為前提的。馬歇爾的傳人和叛逆者凱恩斯對于食利階層也是痛恨的,甚至提出了“豐裕中的貧困”這一悖論。中國一些人為什么非要違背這些西方新古典真正的大家的初衷呢?難道他們更聰明嗎?
再進一步看,那些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家們盡管有所謂的人文關懷,但都沒有如馬克思那樣反對私有制,而私有制正是導致貧困和不平等的根源。私有制本身即是壟斷。難道不是嗎?一個億萬富翁不是壟斷了他的億萬家財嗎?從這個意義上看,不反私有制而反對壟斷是錯誤的學術概念,不可能在實踐上取得進展。所以,問題不是是否應該反對壟斷,而是應該反對什么樣的壟斷。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壟斷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壟斷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的。這一點,國民黨時代的四大家族結合政治權力與私人資本所形成的官僚資本主義可說是殷鑒不遠。鐵路的壟斷能夠用行政的辦法打破嗎?從美國經驗看,其鐵路的壟斷是靠高速公路和航空業的發展打破,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或什么法律打破的。這啟示我們,試圖在鐵路部門內部打破壟斷的思路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中國航空業和高速公路也已經在與鐵路進行競爭了,只是由于中國人口規模、經濟結構使得鐵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與美國鐵路的命運迥然不同的。綜合以上四點,可以說,在中國反對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壟斷的人對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和相關歷史是完全無知的。
四、所謂“放開一些領域實行混合所有制,引入民間資本,哪些領域可以率先嘗試?目前有哪些行業做得比較好,使人民群眾真正得到了實惠?”
反壟斷是實行混合所有制的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中國現有鐵路部門的壟斷是無法打破的,它要么由公有制企業壟斷,要么由私有制企業壟斷,要么由某種所謂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壟斷。上面的分析表明,公有制企業的市場化能力實際上被大大低估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公有制企業還有大量的優勢是私有制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無法比擬的(可參見龍斧、王今朝:《社會和諧決定論》;也可參見王今朝:《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政治經濟學解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因此,與其讓私有制企業壟斷或什么混合所有制企業壟斷,還不如由公有制企業壟斷。這樣來看,不宜輕言引入、輕言嘗試民間資本!畢竟,沒有人會愿意把砒霜與紅酒混合起來喝!根本沒有必要嘗試!從這種嘗試中獲得實惠的只有賣砒霜的人,因為他讓人相信了這種劇毒的大量使用居然有益于身體健康。
五、結論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建議“進一步放開民間資本進入一些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的學者,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在好心辦壞事。
他們既不了解西方資本主義歷史和實際,也不了解中國社會主義歷史和實際。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無疑是錯誤的改革方向,它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不僅不同,而且是背道而馳,是2014年最大、最惡劣的打著中央旗號反中央的改革主張。這種改革主張是中國共產黨在接下來的若干年中都要嚴加提防的。 (王今朝為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龍斧為武漢大學社會學、管理學教授: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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