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所有關鍵領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模式，是西方和國內自由主義經濟學鸚鵡們“看不懂”或者不愿意看懂的改革方向。一直把中國視為需要遏制的對象的人們所不愿意接受的道路，對中國并不是死路而是活路、是正確之路。

　　這里所說的“私有化”，特指把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通過各種各樣的理由和操作“轉制”為私人財產的設計和行動。

　　國內外的專門針對中國經濟制度的私有化迷們最近已經進入一種癲狂的狀態，任何正面或負面的機會都不放過進行 “包醫百病”的私有化的宣傳。正面的有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混合所有制”議題，負面的莫過于最近周老虎的被拿下。

　　人民網以“國平”署名的一篇宏文標題“清除腐敗是深化改革的必然之舉”和文眼“周永康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糾結利益集團、權錢勾結、阻擋改革，對黨的事業帶來巨大的危害，對市場經濟的規范發展造成顯著的傷害”被賦予多種解讀，所謂“阻擋改革”和“市場經濟的規范發展”被一些人解讀為是周老虎“擋了私有化的路”。

　　俄羅斯之聲的新浪認證微博在轉述《參考消息》一篇綜述“中共用反腐為改革鋪路”的文章時，有這么一段“中國用反腐為私有化排除障礙。中國公布了首批國企改革試點名單，意味著將改變它們的所有制形式。民間投資者將首次允許購買中國大型能源、電信公司。作為私有化方案支持者的XXX承認，這還不夠。私有化進程已經開啟，不會再有退路。”云云。

　　其實，稍通邏輯的就應該看出：周老虎以權謀私=阻擋(私有化)改革→拿下周老虎=大張旗鼓進行(私有化)改革，話語邏輯硬傷明顯。殊不知周永康的兒子和親屬能夠把非法得利悉數裝入私人腰包，正是利用了他們自己的身份——領導親屬+私有企業主，然后通過與國企高管的勾連輸送利益。按照常理，周永康應該拼老命推行私有化，把中石油、中石化之類央企的數以萬億計的資產化公為私，一勞永逸合法化，以往的勾連以一筆勾消，豈不是成就萬世家業?何必再如此偷偷摸摸、提心吊膽?

　　改革開放以來，不知道出于何種心態，似乎各種口號喊得越“血淋淋”越能彰顯決心，比如“殺出一條血路”呀、比如“砸三鐵”呀、比如“壯士斷腕”呀，比如“死路一條”呀，但是不得不指出一點：方向錯誤的“改革”，特別是私有化“改革”無論從那個角度看，就是一條死路。

　　政治上是一條死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為核心領導力量的、多黨合作的、實行工農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架構。中國共產黨自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把消滅剝削、共同富裕、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作為基本的政治綱領和最高政治目標。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入黨誓詞最后一句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由此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是天然的公有制政黨，沒有公有制為主體(現階段目標和最低綱領)的、混合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政治取向，就沒有共產主義的最高取向。如果把中國共產黨執政和領導下的人民共和國變為私有制(私有化的體現形式)，那中國共產黨豈不是要進行全面徹底的自我否定?

　　一個完全私有化或者私有化為主導的社會，必須滿足和服從私有資本的人格化存在——資本家的政治訴求，絕不會由一個提倡走社會主義的、旗幟上繡著代表工農大眾根本利益的符號——鐮刀斧頭的共產黨成為國家的領導力量，這是最基本的常識。所以說，如果是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奮力鼓吹私有化，起碼是“糊涂油迷了心”，更可能是別有用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在眼前，烏克蘭親西方勢力通過制造內亂上臺，政治上徹底倒向西方后，馬上在議會通過了“取消共產黨”的議案，親西方勢力的議員在議會大廳搶奪共產黨議員的話筒，還對共產黨員議員拳打腳踢。盡管蘇聯解體之前相當長的時期和蘇聯解體之后獨立出來的原成員國的共產黨在綱領和訴求上已經基本異化，但烏克蘭共產黨的政敵還是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要徹底砸掉這塊招牌，連一絲機會都不留給這塊招牌。

　　如果中國邃了私有化迷的愿異化成一個完全私有化的社會，試想會允許黨綱里寫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字樣的、以消滅私有制為終極目標的政治團體存在?提倡資本主義私有化基礎上的“憲政民主“的北大“著名”教授賀衛方N年前不就急不可耐地宣揚自己舉手宣誓加入的入的組織是“非法”了嗎?

　　貪腐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相當嚴峻的課題，無論是貪腐黨政官員還是貪腐國企高管，其輸送利益的渠道化公為私都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私企，要么是通過私企老板把國家、社會資源轉化為賄賂，要么通過親屬、家族創辦私企利用自身政治影響力和經濟人脈獲取國家、社會資源。

　　應該警惕的是，在新一波鼓吹私有化的聲浪背后，不乏為貪腐行為和貪腐的既得利益尋找“合法化”途徑的企圖。媒體上、網絡上已經出現了關于“特赦”貪官污吏的雜音。如果實現大部甚至完全的私有化，基本可以肯定，相當數量的貪腐所得將被“洗白”。

　　比如說，從全球特別是計劃經濟轉型國家的私有化實證看，原行業高管變身本行業私人老板的可能性極大，如果中國鐵路如私有化迷們所愿被私有化，劉志軍之類的貪官將順理成章成為“鐵路私企”的所有者或者控股者，目前中國鐵路總資產按不同的統計口徑有兩種說法，一是數萬億，一是數十萬億，劉志軍判決書認定的數千萬貪腐所得和媒體瘋傳的數十億，豈能與萬億計的“合法資產”相提并論?

　　私有化迷和西方體制鸚鵡鼓吹私有化經濟+“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和在此基礎上的配套“法制”可以遏制貪腐，這劑迷魂湯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辨偽。

　　比如，美國的“政治捐款”就可以視為資本對政客的“合理合法的賄賂”，私人資本甚至養活了一個龐大的專門針對國會議員的“院外游說集團”，各種掮客游走其中，把資本的意志通過政客轉化為法律、政策或者阻止法律、政策的制定，總統往往成為傀儡，民眾往往成為犧牲品。

　　比如，日本關西電力公司原副社長最近向日本媒體披露，他在18年中，曾經向先后7任日本首相送“政治獻金”，目的是為其電力公司的業務拓展和核電建設鋪路，而“這些資金全部來自公司收取的電費”。每年包括給首相和其它政界人物的政治獻金為1億日元(約合610萬元人民幣)。

　　官商勾結在私有化社會語境下是公開或者變換形式公開的行為，如果國企高管自己或者國企想官員輸送利益，在中國政治架構和社會認知中絕對是非法行為。換言之，在反腐敗是個領域，把國企私有化是一條死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私有化是相當一部分貪官污吏的活路，卻是清明廉潔政治的死路。往更高層面思維，國企私有化是中國政治層面的一條死路。

　　經濟上是一條死路

　　如果說2008年金融風暴前，美國、歐洲的虛幻繁華還在用于書寫私有化大合唱中最美妙的音符，那么以華爾街私有化金融寡頭通過無休無止的“金融創新”釀就的巨大金融黑洞的塌陷，和隨之而來的歐債危機在狂掃了數以萬億計的以國家、民眾負債為表現的財富之后，私有化帶來“穩定、繁榮”的、可以“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的神話基本破滅。

　　全球稍有理性的經濟界學者或者投資人、媒體都反復說過這樣的意思：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金融風暴、歐債危機中“獨善其身”，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的其中一個主要引擎(另外兩個主要引擎是美國和歐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獨特的經濟結構”。用中國的語境說叫“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用西方的語境說政府有強大的經濟調控力和在事關經濟命脈安危的部門強有力的國有企業的決定性砝碼，還有就是實行獨特的對外匯進行管制的貨幣體系。其中，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起到的作用屬于是政府調控力的基礎。

　　然而，在金融風暴的余寒尚存，美國資本市場的重新火爆引發媒體和專家對“下一個泡沫來臨”的擔憂，歐債危機還遠未走出衰退泥潭，葡萄牙頂尖的私人銀行巨頭曝出可能瀕臨絕路的同時。針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私有化大合唱從金融風暴初期、中期的淺吟低唱又轉為引吭高歌。最響亮的音符莫過于“不(私有化)改革中國經濟將大難臨頭”、“中國或成最大輸家”。

　　在這部私有化合唱的新樂章中，基本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特別是撒切爾、里根時代推行私有化浪潮時的陳詞濫調。“國有企業低效”、“國有企業政企不分”、“國有企業腐敗”、“國有企業是既得利益集團”，最具殺傷力的就是“國有企業是改革攔路虎”、“國有企業是需要改革攻堅的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云云。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經濟中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經濟格局并非完全是意識形態的附屬物，而是中國國情、政體和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和歷史性的必然選擇。所有的官方媒體聲音都在反復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么是中國特色，就是既不同于于完全的計劃經濟的蘇東變天前模式，也不同于北歐福利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更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完全市場經濟”模式，是獨特的中國模式——國有經濟控制核心經濟領域的，有邊界的市場化結合的經濟。

　　事實證明，政治上照搬蘇東并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關鍵，經濟上照搬蘇東或者照搬歐美也非中國經濟建設取得成功的法寶，照搬反而會帶來慘痛教訓。事實也證明堅持自身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下的發展道路和遵從中國國情保持國有經濟的強大影響力，是中國擺脫或者減少歷次全球或者區域經濟動蕩對中國經濟發展拖累的主要原因。

　　如果按中外私有化迷的“頂層設計”，在中國一夜之間把國有企業賣干凈，蘇東轉型的漫長痛苦期和看不見盡頭的恢復長路就是樣板。以私有部門為主體的金磚四國中的巴西、印度面臨的經濟發展起伏不定，動輒被西方資本操控市場的現狀也是活例。

　　私有化之后，基本應該遵循“利潤決定一切”的原則，利潤(準確說是資本家的利益)決定一切是私營部門的天條，連法律法規都要制定規則符合這一天條，從私有化的本原看這無可厚非，私人資本的利益與整體經濟的利益沖突的時候，在私有制企業轟然倒塌將累及全社會經濟的時刻，為挽救整體經濟買單的卻是全社會。

　　金融風暴之初，諸多華爾街巨頭面臨雷曼兄弟公司一樣的倒閉命運，美國政府舉債數千億美元(私人機構美聯儲開動印鈔機，政府出面借貸)，實際上是拿美國納稅人、老百姓的利益救贖諸如花旗銀行、富國銀行之類的巨頭，與此同時，華爾街高級經理人的年度分紅原本公開照拿不誤，只是在激起民憤后羞羞答答地低調了一些。

　　企業身上特別是大企業身上的毛病，并非中國國有企業獨有，“完全市場經濟”的西方私人寡頭企業這些毛病一個都不少，這是企業治理要改進和解決的問題，并不是必須一棍子打死的問題。

　　比如所謂“低效”，奧巴馬政府為推行醫保改革建立的醫保網站，最初的預算是數千萬美元，現在的實際支出已經高達數億美元，而且訪問量超過百萬網站就癱瘓，幾經整改尚無良方。而美國醫保網站的建設，是充分發揮“市場配置”作用和競爭機制，由數家私營軟件承包商開發的。

　　可以認為，西方媒體和學者痛恨中國國有企業的背后是出于西方企業爭奪中國乃至全球市場和資源利益的需要，中國國有企業的種種“不可饒恕”的弊端，是其們試圖造成消滅中國國企的輿論大環境的談資。真實的含義是在于推倒中國國企這個西方行業巨頭眼中的最強大的對手，在美元霸權的大環境下，利用跨國資本的力量和中國私人資本的先天缺陷，實現擊敗中國經濟命脈領域中的民族產業，從而控制中國相關產業的愿景，最起碼能夠削弱中國相關行業的競爭力。

　　也即是說，忽悠中國“頂層設計”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有美元印鈔機和貿易結算結算話語權做后盾的西方金融資本大舉介入，對國企私有化而來的企業采取各個擊破的戰術(西方行業寡頭和金融寡頭在這些方面有層出不窮的花招)，在中國乃至全球市場攫取最大化利益，把中國永遠置于全球產業分工的低端，令中國成為西方列強一遍遍剪羊毛的肥羊。

　　對中國這個擁有13億人口、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巨大經濟體，在經濟活動的所有關鍵的領域沒有強大的、能夠貫徹國家意志的企業做后盾，對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會帶來撕裂性的、無序的甚至毀滅性的災難。

　　對國家穩定是一條死路

　　私有化的基本預后是：少數、極少數私人寡頭暴富或者更富，而這些寡頭極有可能就是前國企高管或者前官員及其親屬。大多數人被更加高的財富集中度排斥在財富公平、政治公平之外。經濟基礎必定催生相應的上層建筑，觀察近20年來的地方、全國兩會代表的構成，越來越多的富豪成為各級兩會代表。

　　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嵌入了太多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終極目標的富豪元素，直至基本被私人資本集團控制，個人利益或利益集團之爭將成為常態。放眼被國內公知、意見“領袖”、主流媒體采編們吹得天花亂墜的“憲政、民主、三權分立、輿論監督”+私有化模式，最起碼在世界級大國俄羅斯、區域大國烏克蘭得到的是與美麗愿景截然相反的血腥現實。

　　俄羅斯經濟制度的突然轉型，成就了包括私有化路徑的設計者、推動者、鼓吹者、前國企高管在內的雅科夫列夫、葉利欽家族、丘拜斯、霍多爾科夫斯基等等一批金融、石油巨富寡頭，俄羅斯在葉利欽執政時期一度形成私有化寡頭主導國家的寡頭政治，總統葉利欽甚至要與這些私人寡頭取得共識才可行事。

　　遵照西方“頂層設計”的私有化休克療法，把俄羅斯經濟徹底推倒重來，財富分配的巨大不公導致社會兩極分化，貪腐盛行，極度削弱了國家的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極端宗教勢力和極端民族主義勢力趁機鬧分裂，釀成震驚世界的車臣戰爭，付出了數十萬人生命的代價遺禍至今。

　　與此同時，西方承諾的對私有化后的俄羅斯的美好援助，代之以對分裂勢力明里暗里的支持，出錢策動俄羅斯周邊國家一次又一次的顏色革命，把導彈防御系統部署到緊鄰俄羅斯的國家，基本把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壓縮到小無可小。

　　至于烏克蘭，這個歐洲最大的“糧倉”和重化工業基地，被三個前政府官員(尤先科)、前國企老總(亞努科維奇)，前黨員商人太太(季莫申科)轉型而來的私人富豪輪流上臺，實現了“憲政民主”、“多黨輪替”、“相互監督”，但還是搞了兩次“顏色革命”，國家經濟瀕臨崩潰，國家治理能力遭受重創，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東部戰亂不已。政府預算到8月份沒錢給前線的軍人開工資，總理宣布辭職得不到批準。

　　既便已經混亂如此，烏克蘭新上臺的私人大富豪(烏克蘭糖果大王)總統波羅申科還是在該國無休無止的政治糾纏中無法正常執政，基輔街頭的暴力政治還在持續，尤先科、季莫申科、亞努科維奇、波羅申科這些財富寡頭兼政治明星，就是無法給烏克蘭營造一個和平、和諧的社會環境。

　　實例證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西方部分學者和主流媒體，國內鸚鵡經濟學家和主流媒體高唱的中國“不(私有化)就面臨崩潰”和開出的與“休克療法”大同小異的“改革藥方”，基本思路是清晰的：用私有化倒逼政治體制變色，徹底斷送執政黨的合法性，實現“顏色革命”的基本前提，終極目標是削弱甚至消除中國崛起的上升實力。

　　私有化迷一面攻擊國企央企職工的“工資高”，“福利好”(實際情況并非完全如此)，一面鼓吹要擴大中國的“中產階級”群體作為“憲政民主”的群眾基礎，試想如果通過私有化把所有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拉低到私企平均工資水平，所謂“中產階級”群體是擴大還是縮小呢?把國企職工群體看成“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群體”是相當險惡的，與當初鼓吹在國企內部“拉大收入差距”是一丘之貉，目的就是制造社會對國企、國企普通職工對國企的仇視情緒，是西方經濟學鸚鵡學者拋出的“吐痰論”的具體實現，從內外兩個方向萬國有企業身上“吐痰”，為私有化造輿論。

　　誰能預測私有化這塊狗皮膏藥胡亂貼到中國這個龐大的軀體上會造成什么后果?大國完全照搬西方經濟模式成功的不多，失敗的不少。在全球與中國人口等量齊觀的大國印度、領土和資源比中國優越，軍事實力曾經可以抗衡美國的大國俄羅斯，私有化已經產生的和正在產生的國家治理難題在程度上、廣度上一點兒不少，甚至要棘手得多。

　　中國人口眾多，地區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各種矛盾交織存在，中國尚未完全私有化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被西方不少人認為是抵御了多次全球化經濟動蕩的盾牌。另外一方面又被西方乃至中國主流學者描繪成將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境地的魔鬼，如此對立的觀點反過來只證明了一個事實：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所有關鍵領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模式，是西方和國內自由主義經濟學鸚鵡們“看不懂”或者不愿意看懂的改革方向。

　　即是說，一直把中國視為需要遏制的對象的人們所不愿意接受的道路，對中國并不是死路而是活路、是正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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