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川行隨筆之一寫了巴中農村。在那里，民間社會長期積貧積弱，孤苦無助，紅色政權作為“窮人救星”反哺社會，以全責政府的形式展開大規模的救助，到處兌現“一夜跨千年”式的發展，紅色政權本身也因此完成了自身的歷史邏輯自洽，獲得了充分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總體上，中國政府對貧弱社會的救助是極為成功的。據聯合國統計，按每天每人1美元的最低標準計，近三十多年來，有多達4億的貧困人口成功脫貧，這被公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

　　但巨大的中國幾乎就是歐洲與非洲之和，除了貧弱社會，也有富強社會。在很多原本就較為富裕的地方，一些人認為他們并不需要紅色國家和大政府，受到自由派經濟學家的誘導，他們信奉另一套歷史邏輯：當年的“發財人”原本可以通過自由競爭創造出社會繁榮，國家也會隨之富強，但紅色政權的勝利打斷了這個自由主義模式的發展進程，經過1949年之后三十年的失敗試驗，終于改弦易轍，重新回到了市場經濟;然而紅色政權本性難移，今天的中國仍然是政府太大、自由太少，而且經常發生國進民退的反改革，所以當務之急是繼續逼迫政府退縮，繼續推動國退民進，一直回到當年紅軍立場的對立面。

　　為什么會有相互對立的兩套歷史邏輯呢?為什么一些人相信只有國進才有民進，另一些人卻堅持說只有國退才有民進呢?

　　很顯然，此“民”非彼“民”，大力鼓吹國退民進的這些人，并不代表巴中農村這樣的貧弱社會，所說的“民”當然也不是以“父親”為代表窮苦階層，恰恰相反，正是“父親”們的對立面“發財人”。

　　由于中國是一個人民國家，所有國民無論貧富都稱作人民，當今的新富人、新貴族甚至新寡頭，在政治概念上也都是人民，于是有人就利用了這一點，將社會中的貧與富的對立轉化成了國與民的對立，通過“國退民進”這個貌似正義的大旗，掩護富人向國家的爭利，鼓動私權向公權爭權。所以，確切說，這些人要的不是國退民進，而是國退私權進、國退寡頭進。

　　國退私權進會出現什么結果?在貴州省仁懷市，當地經濟發展正好提供了一個微觀實例。

　　仁懷市下轄的茅臺鎮因聞名世界的茅臺酒而得名，建國前最著名的三家燒房恒興、成義、榮和于1952年被政府沒收和并購，成立了國營茅臺酒廠，從此以后，茅臺酒就是國家的，酒廠的利稅上繳國家。

　　關于茅臺酒，一直都有著“茅臺酒神奇密碼不可復制”、“離開茅臺鎮就釀不出茅臺酒”的信條，也就是說，茅臺酒實際上是仁懷市茅臺河谷這一地理區域的產物，沒有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質構造、氣候條件、土壤成分，也就沒有茅臺酒，這個關系誰都無法否認。1972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在茅臺酒廠上游100公里內，不能建工礦企業和化工廠。這就是一個標志，國家提供對整個地理環境和釀造工藝的保護，同時也提供了對茅臺酒生存和發展的保障。1974年曾有過正式的“易地茅臺”試驗，但沒有成功，進一步鞏固了茅臺酒與茅臺河谷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

　　此外，茅臺酒也一直被稱為“國酒”，正是歷屆國家領導人都以茅臺作為國宴用酒，并向外國賓客廣為推薦，成就了茅臺酒獨一無二、不容挑戰的國家級品牌。

　　赤水河是國家的，茅臺河谷是國家，品牌是國家的，酒廠也是國家的，紅色政權建國的現實結果，這本來毫無疑問。

　　改革開放之后，民營經濟蓬勃發展，隨著中國白酒市場的急速膨脹，茅臺鎮上的非公酒業也出現了爆炸式的發展。據統計，目前茅臺鎮上大大小小的酒廠，已有兩千多家，“基本上是家家戶戶釀酒”，而僅2011年注入到仁懷山溝里的資金就超過了400億元，是政府財政收入3倍。現任仁懷市市長王茂才在介紹情況時反復使用了“社會資本瘋狂涌入”來描述前幾年的情況。

　　所有這些酒廠生產的有品牌的酒，統稱“茅臺鎮酒”，與國營的茅臺酒共用同一條河的水，共享同一個地理環境和地質條件，也同樣“提梁之精，取麥之魂，采古釀技術，得山川靈氣”。但是，不同的是，它們利用自然環境而不負責保護，利用茅臺品牌而不負責維護，利用基礎設施而不負責建設，利用城鎮條件而不負責規劃。一位進行了實地采訪的記者寫道：“…現場令人震撼。超過400億的資金涌入后，這個曾經十分偏僻的大山溝，完全成了一個超級大工地。數平方公里的大山溝里，數十個酒廠同時動工，一些依山而建的廠房、辦公樓已拔地而起。工程車來回穿梭，揚起的塵土，讓這里的天空一片灰蒙。”

　　面對這種形勢，國家還應該繼續退讓嗎?政府還能只做“守夜人”嗎?即使不按紅色政權的邏輯，就按自由市場的邏輯，僅僅赤水河的水質保護和茅臺山谷的環境保護這至關重要的兩項，能靠充分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自動解決嗎?

　　在這里，社會已不屬于貧弱社會，當社會資本總額高于政府財政收入數倍甚至更高時，社會力量就已強大到政府能做什么它們也能做什么，甚至可以為所欲為。正是在這些地方，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遇到最大的挑戰，那些最大的土豪無時不在幻想著：如果政府徹底實行放任，國家完全退到角落，那么，整個茅臺鎮就成了…

　　這種幻想并非白日夢。就在本月中，最新福布斯富豪排行公布，墨西哥的美洲電信大王卡洛斯·斯利姆·埃盧又超過了比爾·蓋茨，再度成為全球首富。他的個人凈資產接近800億美元，比兩個巴拿馬還多，相當于4個南寧或吉林。他就是全世界私人資本家的標桿和楷模，代表著寡頭對于國家的最大限度的勝利。

　　除了“最大寡頭”，“最小政府”在當今世界上也有實例，那就是索馬里。那里見不到法庭和警察，但也見不到新建公路和橋梁;普通人可以自由到隨意擁有步槍甚至坦克和導彈，但其實他們除了靠自己保衛自己別無選擇。

　　中國這個國家可以出比爾·蓋茨和斯利姆·埃盧嗎?可以為了自由市場而犧牲政府威權和社會制度嗎?也許，真到了茅臺鎮乃至仁懷市都重新落入寡頭們手中的那一天，人們才終于明白，正是當年紅色政權的建立，才免于讓中國成為索馬里。

　　紅色政權的建立當然并不僅限于此，新的發展模式叫“有為政府加有效市場”。人們看到，正好借助了從去年開始的白酒市場大退潮，仁懷市和茅臺鎮政府再次拿出積極有為的姿態，開始了新的轉型。根據當地政府提供的資料，仁懷市“正立足‘五位一體’建設茅臺示范鎮，概算投入256億元實施‘環境整治、產業壯大、交通疏解、旅游開發’四大工程”，立志要將茅臺鎮打造成“貴州第一、全國一流、世界知名”的新型城鎮。

　　經歷了數次進進退退的大起伏之后，在這個山溝城市里，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博弈還將繼續上演，政府與民間的楚河漢界還將不斷變更，只要茅臺河谷繼續神秘，醬香白酒仍然醉人，社會資本就會瘋狂起舞，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也還將接受新的檢驗。但可以肯定，這里永遠都不會成為墨西哥或索馬里。中國就是中國，古人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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