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流經濟學隊伍中存在明顯的區域結構失衡，對現代經濟學作出貢獻的中國經濟學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學者非常罕見。究其原因，現代主流經濟學具有強烈的“西方化”特征：不僅反映的是西方人的心理、思維及行為，而且較為適用于西方社會的現實環境，從而極大地限制了中國經濟學人的研究及其相應的貢獻。事實上，經濟學理論本身都嵌入在特定的文化和心理意識之中，中國經濟學人要在經濟學領域取得廣為認同的學術貢獻，必須構建嵌入本土文化和心理意識的中國經濟學范式。

　　一、引論：中國經濟學人的學術困境

　　當前經濟學隊伍中存在兩大明顯失衡：性別結構失衡和地域結構失衡;其中，性別結構失衡主要體現為女性經濟學所作出的貢獻或取得的學術地位與其人數和投入遠不相稱，地域結構失衡則主要體現為具有世界性學術影響的經濟學家幾乎都出現在歐美地區，幾乎所有的國際獎項都為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人所占有。更為明顯的事實是，當前世界頂級經濟學家幾乎都是歐美人士，而華人尤其是中國經濟學人似乎都不“入流”，不僅西方經濟學者很少關注和引用中國經濟學人的研究成果和思維，而且中國經濟學者只要有可能也更傾向于引用歐美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和思維。也即，對現代主流經濟學做出貢獻的人員構成，不僅體呈現出明顯的男女性別失調，而且也呈現出地域或文化上的集中。林毅夫也指出，著名經濟學家的國籍和工作地點在時間和地域上具有相對集中的現象：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而20世紀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1]那么，經濟學家隊伍為何會出現這種地域性結構失調呢?林毅夫將這種現象歸結為“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是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了美國。[2]

　　不過，僅僅從國別的經濟地位來進行解釋往往顯得比較乏力。例如，18世紀英國的啟蒙運動為何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蘇格蘭興起呢?奧地利學派為何具有這樣大的世界影響力呢?在二戰前后經濟學中心由英國向美國移動期間為何一直存在一個很大影響的瑞典學派?就中國經濟學以及華裔經濟學人的學術地位和影響而言，也存在這樣的解釋困境：(1)直到150年前，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中心，但經濟學說史很少介紹中國經濟學說和思想;(2)歐美大學中的華人教授(包括日本、韓國等傳統儒家文化地區的教授)越來越多，華人發表的經濟學文章也越來越多，但很少有人能夠取得“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東歐以及來自非洲一些國家的教授卻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取得的“非同凡響”的聲譽，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頂級大師(這些地區出生的經濟學家都已經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因此，我們必須拓展眼界以尋求其他更為合理的解釋。事實上，新興的女性主義經濟學就指出，現代主流經濟學界中的性別結構失衡根本上源于一種與文化相聯系的社會性別屬性之差異。相應地，如果把男女之間這種社會性差別推廣到不同特質的社會文化之間，那么，基于社會文化角度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域結構失衡現象。這就意味著，當前中國經濟學人之所以不能“入流”，并非是因為他們的智力不如西方學人，更不是他們的數學功底不好，它所基于的行為假說與儒家社會的行為機理相差巨大。因此，本文嘗試借鑒女性主義的分析思維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西方化”特征作一剖析，并由此解析經濟學隊伍中地區結構失衡的原因和反思現代主流經濟學在當前中國社會的適用性。

　　二、經濟學隊伍中地區結構失衡的原因分析

　　面對現代經濟學隊伍中存在的嚴重的地域結構失衡現象，面對當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水平低質現象，很大一部分經濟學人傾向于將之歸咎為中國經濟學人的數理邏輯能力和數學工具使用能力不高。確實，現代主流經濟學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思維，試圖將經濟學打造成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硬”科學，從而注重理論在形式邏輯上的嚴密性，并以數據資料來充實其客觀性;這樣，現代經濟學就越來越數理化，乃至逐漸被視為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受此影響，一大批中國經濟學人就以為，現代經濟學的高深之處就在于嚴密的數學邏輯，西方經濟學大師的優勢也體現在其對數學工具的高超使用。尤其是，在一些靠數理功底在海外立足的海歸經濟學人的主導下，中國經濟學的教學也呈現出強烈的經院色彩：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主體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具有無與倫比的權威，它不僅比過去的經濟學以及其他經濟學流派更正確，而且像物理學、數學等一樣具有普適性;為此，中國經濟學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譯歐美社會中的主流經濟學教材，并努力理解和傳播它們。同時，為了更好地理解和傳播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前沿”發展，就需要學生掌握越來越“高深”的數學知識;為此，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就主要集中在數學模型的訓練和計量工具的使用上，這種要求比歐美大學中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應地，在中國的經濟學院系，對理論的思辨越來越遭到拋棄，對現代主流經濟學觀點和思維的質疑則更為少見。

　　為了論證其“中國人因缺乏數理邏輯能力而致使經濟學水平不高”這一論調，一些經濟學人還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尋求支持：儒家社會的基本思維是感性的，以致中國人不喜歡脫離實際的抽象理性思維;相應地，儒家社會就沒有發展出系統的科學知識，沒有發展出純粹數學等學科。確實，形式邏輯以及現代自然科學都主要發源并盛行于西方，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人的抽象思維能力是不足的，相反，古代中國創造出了燦爛的技術發明;它更不意味著，當今中國人的數學能力差于歐美人士，相反，中國人在數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領域所作出的貢獻也越來越突出。例如，不僅近年來在自然科學領域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學者或華人學者正逐漸增加，而且，在數學領域中國學者或華人學者的貢獻也有目共睹，華羅庚、陳省身、陳景潤等都是享譽全球的數學家，當今的丘成桐也獲得了數學界的最高獎——菲爾茨獎。同時，就自然科學的普及而言，目前中國學生的數理功底大體上也要比西方學生更為扎實：(1)在從小學到高中的教育階段，中國要比歐美諸國更加重視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2)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相對應成熟，這些成熟性知識更容易為更勤奮的中國學生所掌握。我就多次聽到一些歐美教師對中國留學生的數學能力之驚嘆，如一位英國教授告訴我，她曾給大一的學生布置了需要一節課時間(大約45分鐘)的問題測試，結果一位中國學生不到5分鐘就完成了;于是，這位教授疑惑地對該學生說，你的數學已經這么好了，怎么還來上這門課呢?

　　相應地，由于受到嚴格的自然科學教育訓練，中國經濟學專業學生的數學水平也完全不差于西方學生。林毅夫就認為，“外國的經濟學家相比，我國年輕的經濟學者通常數學較好，在這方面有比較優勢。”[3]尤其是，那些到歐美學習經濟學的海歸學人更是具有深厚的數理功底，因為他們在國內大多都是理工科出身的。為此，另一位海歸經濟學人(沒記錯的話是錢穎一)就宣稱，海外的中國人沒有因為數學不好而學不下去的，只有因為沒有思想而無法與大家對話的。正是憑借扎實的數學功底，越來越多的中國經濟學人得以歐美經濟學界立足，并且也發表了一些數理文章而進入了主流經濟學界。但是，盡管一些中國經濟學人也以身入主流經濟學界而沾沾自喜，但由于他們往往以“追求數學模型的復雜和艱深而自得，而忽視了理論是用來解釋經濟現象的”;[4]因此，這些中國經濟學人很少能夠發展出自己的獨特思想，從而對經濟學科的貢獻依然少得可憐。事實上，迄今為止，并沒有多少真正憑借思想洞見立足西方經濟學界的華人經濟學家，來自大陸并能以思想著稱的經濟學家更是沒有。根據鄒恒甫的說辭，中國那些“著名”的海歸經濟學家能進三流已屬罕見，而絕大多數經濟學人都不“入流”，中國那些“著名”經濟學者對鄒恒甫的論調也大多保持沉默。那么，在數理化傾向越來越突出的現代經濟學界，甚至越來越多的中國經濟學人已經任教于歐美主要大學的今天，為何中國經濟學人依然無甚貢獻呢?這就涉及到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特性問題。

　　一般地，經濟學理論本身以一定的微觀心理學和宏觀社會文化為基礎，現代經濟學更是建立在歐美個人主義文化尤其是男性心理意識的基礎上。因此，歐美文化區的經濟學家尤其是男性經濟學家更容易基于本身的文化心理對社會經濟現象展開研究，并根據自身思維的演化而“自主”地創新，這些洞見也容易為主流經濟學界所認可，從而得到傳播和發展;相反，其他文化地區的經濟學人則需要刻意地學習和模仿歐美社會的思維方式，遵循其創建的學術規則，而基于本身心理意識所作出的“創新”則很難得到認可。相應地，與歐美尤其是與美國文化越是相似的地區，那里的經濟學者所具有的心理意識也與現代主流經濟學越是接近，從而也就越能根植于本身的行為和心理來更為“自由地”發展經濟學理論。譬如，拉美和非洲由于受到歐美長期殖民的影響，期間大量移植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其國民的心理意識與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比較相似，從而也出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世界性經濟學家;同樣，印度也曾受到英國的長期殖民，印度文化中滲入了大量的西方因素，從而也出現了阿瑪蒂亞.森、迪克西特等一批一流經濟學大家。相反，在漫長的獨立環境中，儒家社會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特質和心理意識;相應地，儒家社會與西方社會無論是在行為方式和社會氣質上都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從而很難根基于自身的“內在沖動”進行自由地學術創新。

　　心理學上曾有學者將東、西方社會在文化心理上的差異與男、女之間的社會性別差異聯系起來，認為從整體上講，西方人受創唱性基督教的影響而具有明顯的男性特征，這表現為侵略性、個體性和占有性;東方人則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而更顯著地表現出女性化特征，這表現為合作性、社會性和共享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國人更為注重抑制自己的私欲，強調社會和諧與合作，也特別注重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因而中國社會相對于西方社會來說歷來也要平和得多。不過，盡管東西方社會的文化特質及其國民的行為特征存在明顯差異，但現代主流經濟學卻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意識及相應的行為機理之上;在很大意義上，現代主流經濟學僅僅是“西方”經濟學，這里不僅是從地域上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是從文化上指它適應于西方人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機理。相應地，中國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華人為了融入主流經濟學界，就必須模仿和迎合那種根基于西方人心理的思維和學說，這就像女性經濟學家要刻意地模仿體現男性認知觀的現代主流經濟學一樣：大量聰慧的女性進入為男性所主導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界，但取得被廣泛認可成就的女性經濟學家卻非常罕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學人之所以難以入流，中國經濟學人之所以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如此微不足道，不是因為中國經濟學人的數學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計量回歸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國經濟學人的英語語言不好;相反，根本上在于心理意識和認知思維與現代主流經濟學存在明顯脫節，在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制度與現代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事實上，數學工具的掌握比思想觀點的形成要容易和迅疾得多，而且西方經濟學刊物中的數學傾向越來越嚴重;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精通數學工具的中國經濟學人開始進入歐美大學的經濟學系，越來越多的人取得了終身教職。不過，在歐美高校中取得教職僅僅反映出，他掌握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范式，從而可以教授這些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但這不意味著，他具有多少真正的思想洞見，也沒有為經濟學科的發展做出多少邊際貢獻，即使在一些主流刊物上發表了越來越多的數理文章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經濟學畢竟是具有強烈人文性的社會科學，它需要根基于社會經驗事實，并解決社會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因此，擅長于純粹數學邏輯的推導有助于現代主流經濟學基本理論的教學，卻無法推動經濟學科的實質進步。林毅夫指出，“如果數學模型的推論和經驗現象不一致，這樣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數學游戲，不能稱為經濟理論。”[5]相反，哈耶克、舒爾茨、布坎南、科斯、貝克爾、諾思、阿克洛夫、卡恩曼、謝林、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理論都很少使用數學，即使使用一些數學也算不上高深，但他們都取得了廣受認同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現代主流經濟學本身就是他們“自己”的，從而能夠基于切身感受而將理論推理和實際經驗結合起來，能夠自由而充分地在思想上進行創新和探索。與此不同，憑借深厚的數學功底和高超的數學邏輯而進入西方大學的中國經濟學人，根本就沒有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根基的那種文化基礎，無法基于切身感受而將社會經驗與行為邏輯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理論洞識，因此，他們往往只能在與經驗事實相對脫節的數理建模或不需要理論的計量實證方面有所發展，這些往往只是停留在純粹的形式邏輯和經驗層次上，而對以社會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理論研究則力不從心。

　　三、經濟學“西方化”特征對中國經濟學人的影響

　　現代主流經濟學源于歐美，具有強烈的“西方化”特征：不僅反映的是西方人的心理、思維及行為，而且較為適用于西方社會的現實環境;同時，現代經濟學的評價體系和學術規范也都是歐美經濟學人所制定，不僅主流經濟學刊物都集中在歐美社會尤其是在英語世界，而且這些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也主要是西方人所關注和面臨的問題。結果，正如男性掌握了學術話語權而極大地漠視了女性經濟學家的研究及其相應的貢獻一樣，西方社會控制了學術話語權也極大地限制了中國經濟學人的研究及其相應的貢獻，以致中國經濟學人也就越來越難以“入流”了。關于西方社會對現代主流經濟學話語權的掌控及其對中國經濟學人的影響，這里從如下幾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體現在研究思維的制約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思維方式都根基于西方社會的心理意識，中國經濟學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華人經濟學家要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就必須花費大量精力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進行學習和模仿，這在學術研究的起點上就晚了西方經濟學人一步。同時，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根植的心理意識外在于中國人，中國經濟學人對現代主流經濟學中的那些所謂前沿理論并沒有西方人那種深入肺腑的感覺，從而無法基于自身內心活動進行“自由”地思考，無法把現有理論與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實踐有機結合起來。結果，在現代主流經濟學范式的主導下，中國經濟學人往往只能在既有范式下進行細枝末節的建模工作，而難以對整體思維提供有建設性的思考，難以產生能夠燎原的思想火花。

　　關于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機械模仿對中國經濟學人在思維和理論創新上的窒息，我們也可以從其他學術的、生活的事例中獲得諸多啟迪。(1)就學術研究而言，盡管美國的主流社會學試圖在實證的基礎上構建“科學”的社會學，但是，美國黑人社會學界對之卻持極力批判的態度，認為美國社會學實際上是白人社會學者的產品，他們不了解并扭曲了黑人社會的形象，從而僅僅是“白人社會學”?？导{特指出，“白人不能并且永遠不會對黑人社會有一種體悟，此正由于他們不是黑人社會的一份子”。[6](2)就生活經驗而言，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盡管沒有認真學過中國菜的做法，卻因為耳聞目染而可以隨意地使用可得到的調料而烹調出可口的菜肴，一些菜肴完全是根據臨時條件而隨意變通的;但與我合作的英國教授卻只會機械地按照菜譜學做中國菜，一旦少了某些佐料往往就會不知所措，即使按步照搬地照菜譜做下來，菜的味道還是差強人意。正是存在這種外在模仿和內心自發的差異，默頓就提出了一個“內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論是多么小心或有學養，原則上都無法接近社會或文化的真理，因為存在一種結構性的限制使他沒有能力了解異己的團體、文化和社會。顯然，現代經濟學界已經明顯地顯露出了這種現象。

　　其次，體現在研究議題的設定上?，F代主流經濟學不僅研究思維根基于西方文化，而且研究議題也主要根基于西方社會;這些議題在西方經濟學人看來是常識性的，而經濟學大家則能夠將這些為社會大眾所熟視無睹的日?，F象上升為抽象的理論。但是，這些議題對中國經濟學人卻是新穎的，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才能觀察到，而且還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現象;因此，中國經濟學人往往對具體的現實問題就失去了興趣，而集中于那些數理邏輯性問題，從而也就難以發展出與時俱進的理論。林毅夫就寫道：“一位不在中國長大、生活的外國學者要洞悉中國社會經濟現象背后的邏輯很難，就像在中國長大的許多經濟學系的學生，到國外留學，拿到博士學位后留在國外工作，要涉及國外社會經濟現象的領域取得顯著成就很難一樣。所以，到目前為止，在國內學完本科到國外留學，留在國外工作的經濟學家很多，但能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績、產生影響的卻很少，即使有，其成就也通常是在不涉及社會經濟現象的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方面。”[7]

　　與此同時，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迥異于西方社會，中國經濟學人即使在這些問題有了獨到的發現，也很難引起西方經濟學界的興趣，從而難以獲得應有的承認。林毅夫就指出，“西方學者關心的問題不見得就是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例如，選舉、人權、知識產權、少數民族、婦女地位等。我們不能說這些問題不重要，但是不見得是當前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的矛盾和問題。”相反，當前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問題是制度問題，集中體現為市場機制和分配規則的不健全。此外，中國社會經濟現象根基于中國社會文化和行為互動，這些本土化問題很難用根基于西方文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研究并獲得真正解決。為此，林毅夫繼續說，“我們在分析問題時所用的理論和概念來自于西方，很容易西方認為重要的，我們也認為重要，西方的概念中不存在的，我們也就認為是不存在。我們根據這些西方的理論和概念來分析中國的問題時，西方的學者容易接受”。[8]

　　再次，體現在評價規則的制定上。一般地，如果A掌握了規則的制定權和評價的裁判權，而B只能在A所制定的規則下行動，并且其行為結果也要受到A的評判，那么，B就永遠只能處于從屬地位，永遠無法在這以利于取得應有的地位，除非它能夠自力更生地建立自己的規則體系。也就是說，一個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人在競爭中幾乎總是處于優勢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現代經濟學界也是如此：西方經濟學人制定了學術犯規和評估標準，而中國經濟學人只能遵守和適應，從而即使能夠基于獨特的心理和國情而提出獨到的發現，在當今經濟學界也很難在短期內獲得承認。

　　關于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其他社會現象中窺見一斑。例如，早期社會收入水平差異可以明顯地從衣食住行上看出來：高收入者可以穿西裝、帶領帶，低收入者所穿的則是沒有領子的圓衫以及短褲衩;這一方面是由他們的收入水平和工作環境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高收入者刻意地與低收入者相區隔的結果，這可以由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理論加以說明。[9]但是，低收入者為了顯示自己也進入了高收入者行列，往往就會努力地模仿高收入者的穿著;同時，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環境的改善，也為低收入者效仿高收入者的穿著提供了可能。于是，自20世紀70年代后，低收入者幾乎都穿起了西裝、打起了領帶，而不管他的職業如何，因為這是時髦、是社會地位的象征。以致出現了這樣的奇怪現象：現代工人出來罷工時幾乎全都深著西裝、戴著領帶，甚至還學著上流社會提著把紳士傘。當全社會都開始變得衣冠楚楚以后，高收入的上流社會難以借此顯示自己的優越地位了，于是重新做了改變：反而以穿著隨便來顯示自己的自由;結果就出現了明顯的反差：低收入者衣冠楚楚，而高收入者穿著自由。[10]顯然，無論低收入者怎樣地效仿高收入者，他都無法成為領潮者。這一點與當前經濟學情形非常相似：當中國經濟學人拋棄當年注重的倫理等關注而追隨那種技術化的數理經濟學時，目前歐美經濟學卻開始了新的方向，重新開始將文化、倫理、心理等因素納入經濟行為的考慮;當中國經濟學人極力照搬新古典經濟學教材時，西方經濟學人卻開始了深刻的反思，甚至把過去的三、四十年稱為“宏觀經濟學的黑暗時代”。[11]

　　最后，還體現在學術心態的影響上。由于受西方文化和學術的長期支配，中國經濟學人逐漸變得不自信起來，缺乏構建系統理論體系的信心，乃至逐漸喪失獨立思考的學術能力，而衍生出極強的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傾向。壓抑態下將會失去自信也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我們可以從幾則例子中得到啟發。例如，2004年世界銀行的兩位研究員報告了一項實驗結果：他們從印度各地的村子里分別挑選了321名11-12歲的高種姓男孩和低種姓男孩來解迷宮。有兩種信息狀態：最初孩子們在互不知道他人的情況下做題，此時低種姓孩子做得與高種姓孩子一樣好，甚至還稍微更好;接著在要求孩子們證實姓名、村莊、父親和祖父名字及種姓后做題，結果低種姓孩子的表現大幅度下降。同樣，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斯蒂爾和紐約州立大學的阿諾森作了一個允許學生進入研究生項目的標準化測試的對比試驗：在第一種情況下學生們被告知這是一項能力測試，而在第二種情況下學生們被告知這不是一項能力測試;結果，兩種情況下白人學生的表現沒有任何差異，但黑人學生在認為其能力正受到他人評判時的表現要差很多。

　　顯然，大量的試驗都表明，一個人的表現和行為往往會受到自我感覺他人如何看待和評價自己的巨大影響，當一個人感覺他人視自己低人一等時，其能力就會下降;為此，斯蒂爾和阿諾森將這一現象稱為“固定模式威脅”，這一威脅普遍存在于性別差異、種族差異和文化差異之中。而且，即使在假象環境中，這種固定模式威脅也會存在。美國的伊利亞特1968年就做了一個實驗：她對學生說，科學家已經證明藍眼睛的人比既懶惰又愚蠢的棕眼睛的人更聰明、更容易取得成功，然后將學生分成藍眼睛和棕眼睛兩組，并給藍眼睛以各種特權、注意力和表揚;結果，藍眼睛組很快認為他們比棕眼睛組的孩子優越，并輕蔑地對待棕眼睛組的孩子，他們的學業成績也越來越好，而棕眼睛組的孩子則很快表現出怯懦的屈服，學業成績也越來越差。幾天之后，她又告訴學生自己弄錯了，實際上是棕眼睛的孩子更聰明，結果，教室里的情形很快就發生了扭轉。[12]

　　由此可見，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理論和分析工具都是西方人根據自身的文化意識和認知思維所創造出來的，因而經濟學的總體發展走向以及經濟學家隊伍構成也必然受西方支配。顯然，現代經濟學的這種特質對中國經濟學人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學者很不利，使他們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作出被主流“認可”的貢獻。(1)受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制約，中國經濟學人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學者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和理解現代主流經濟學，即使如此，對“經濟人”的行為特征的刻畫以及由此推衍的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依然無法達到西方人那樣的深度;(2)受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議題支配，中國經濟學人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學者幾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抽象的數理建模以及籠統的計量實證等細枝末節問題上，而無法對中國現實問題做系統的思考并構建整體型理論體系;(3)受西方社會所設定的學術規則的支配，即使中國經濟學人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學者對其自身的社會經濟現象作了較為系統的闡釋，但這種闡釋往往會因突破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概念而不被接受;(4)受西方文化的長期殖民，中國經濟學人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學者因深重的被殖民心態而失去了創新的自信，而是熱衷于推行經濟學的國際化，并把國際化狹隘地理解為形式和規范的一致;(5)受現代主流經濟學日益數理化的影響，中國經濟學人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學者的知識結構日益匱乏，幾乎割裂了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其他分支之間的聯系，喪失了哲學審視能力，從而根本無法對現代主流經濟學進行反思。這幾個方面也可以解釋中國經濟學人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界為何難有作為、尤其提供不了多少思想貢獻的深層原因。

　　四、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發展訴求

　　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經濟人為基石來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因為它把經濟人視為對一般人類行為的抽象。但問題是，不僅男女之間在心理和行為上就存在明顯的差異，無論是表現在公平、正義以及歧視等觀念上還是表現在所采取的相應行為方式上，這也已經為大量的行為經濟學實驗所證實;[13]而且，不同社會文化下人們的行為機理也存在很大差異，儒家社會和西方社會就形成了很不相同的文化心理，這也為大量的行為經濟學實驗所證實。[14]

　　在很大程度上，經濟人模型更主要是體現了男性的行為方式，尤其是西方男性的行為方式;而現代經濟學之所以集中此類行為方式的研究，主要是將此類行為視為理性的。譬如，長期以來的一個流行觀點就是：女性具有非理性的特性。同樣，西方人在談到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時也存在這樣的概念，中國人具有更多的“非理性”的價值和社會取向，因為現代理性概念就是源于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問題是，女性果真不如男性理性嗎?其實，大量的證據表明，女性更愿意進行合作而不是爭奪，其行為也更少破壞性;正因如此，女性支配同樣的資源往往可以獲得比男性更大的快樂，甚至女性在股市上的平均回報率也高于男性。既然如此，我們又何以想當然地認定女性是非理性的呢?同樣，儒家文化注重個人責任，關注集體利益，強調互惠合作;正因如此，儒家文化創造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光輝歷史，維持了持久的社會安寧，目前也正成為社會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既然如此，我們又如何想當然地認定中國人比西方人更不理性呢?顯然，這要求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理性的內涵，重新探究人類行為的一般機理，并由此揭示社會經濟現象的真正成因。

　　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號稱是研究人類理性行為的學科，但“理性究竟為何物”在學術界卻一直引發爭論。一般地，從詞源學的意義上講，理性的基本內涵體現在人們的目的與選擇的手段之間的關系上，強調為實現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之合理性。顯然，目的只不過是人們的主觀愿望，它與特定的心理和文化有關：不同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下個體所追求的目的往往存在差異。正因為不同個體的活動目的存在差異，因而理性的內涵也就具有多重性，它與人們的不同價值觀相適應。為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女性的某些行為或東方人的某些行為是不理性的，或者說，不如男性行為或西方人的行為來得理性。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之所以有此判斷，主要是基于經濟人的行為模式，經濟人隨時準備采取基于行為功利主義的最大化策略;但是，女性或者儒者往往較男性或基督徒更樂于從與他人的互動關系中認識自己，傾向于考慮某一特定情境周圍更廣闊的背景，更愿意遵循那些公認的規則。正因如此，我們說，現代主流經濟學所理解的理性內涵是非常狹隘的：(1)它以西方社會的文化心理為基礎;(2)它又深深地打上了男人在市場中的行為烙印。這也意味著，現代主流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并沒有反映出女性的行為方式，也沒有反映出以儒家社會為代表的東方人的行為方式，從而也就無法解釋大量的社會經濟現象。

　　Strassmann指出，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鮮明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義和西方社會的自利觀和個人主義信念。”[15]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建立在這種特定的文化心理之基礎上，從而就主要有利于西方經濟學人的研究，尤其有利于西方男性經濟學人的研究;而且，現代主流經濟學還建立起了一整套有利于西方經濟學人尤其是有利于男性經濟學人的評價體系，任何在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論方面與主流經濟學背道而馳的探索都會受到刻意的排斥，甚至連發表的機會都沒有。這樣，現代主流經濟學為歐美社會尤其是美國人所主導，西方文化支配了現代經濟學的總體走向，從而導致經濟學研究隊伍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失調：女性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界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所做出的貢獻都非常低，中國經濟學人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學者在主流經濟學界也幾乎沒有任何學術話語權。因此，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語言修辭學的興起，西方一些經濟學人開始探究經濟學中的措辭，從而促使了女性主義經濟學的逐漸興起;相應地，這種措辭學的研究同樣可以分析中國經濟學人被邊緣化的現狀，從而有助于促進中國經濟學的興起。

　　社會經濟現象本身就不是像自然現象那樣穩定不變的，從而也就不可能有自然科學那樣的基本規律;相反，不像物理學等具有普遍性，經濟學往往具有人文性、時空性、國別性和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經濟學具有非常強的本土性，當前的經濟學話語權已經被世界經濟中心的國家及其本土學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學者所掌握，因而長期以來能夠在經濟學領域作出較為顯著貢獻的都是西方經濟學人或者是西方化的經濟學人。相應地，只有構建適應儒家文化和當前國情的中國經濟學范式，才能更好地理解現實、解決現實問題，這也是中國經濟學人對現代經濟學作出獨特貢獻的基礎。其實，中國儒家文化一直強調“知行合一”和“主客同體”以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試想：如果對人類行為的研究不是從自己切身的體認出發，而是刻意地接受外來的一套假設和學說，怎么可能深入的剖析社會行為的內在機理呢?顯然，強調普遍適用性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如何重構其脆弱的文化基礎這一問題：正如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興起是為了揭示并消除經濟學研究中的性別偏見，使經濟學更好地反映整個人類社會的現實世界一樣;為了消除現代主流經濟學中對東方社會文化和行為的歧視，也有待于真正以中國人心理意識和行為機理為基礎的中國經濟學之勃興。

　　尤其是，作為一門研究社會經濟現象并指導社會實踐的社會科學，經濟學根本上關注周邊的社會經濟現象，要具有強烈的現實問題意識，從而能夠有效地解釋現象、剖析問題和指導實踐。顯然，當前中國社會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與西方社會具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公共領域，體現為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健全;相應地，這些問題也很難使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來加以解決，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是西方學者發展的，主要針對的是西方社會中成熟市場機制下的個體理性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收入再分配、社會制度改造、社會保障建設以及公共財政體系完善等都是中國經濟學人應該關注的核心問題，而這些很難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找到現成答案，從而需要促進中國經濟學本身的發展以展開適應性研究。林毅夫就寫道：“每個學者提出的理論，都是對他所觀察到的現象的解釋，發達國家的學者提出的理論，主要是在解釋發達國家的現象。由于發展的階段不一樣，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同，制約條件存在差異，相同的現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不一樣的……在理論創新上，不會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而是會‘近水樓臺先得月’。這是理論本身的特性決定的，因為如前所述，理論是抽象的，理論模型中僅能保留很少的幾個社會、經濟變量，在眾多的社會、經濟變量中，到底哪些該舍象掉，哪些該保留，通常只有在那個社會長大、生活的學者才會有較好的把握。”[16]

　　不幸的是，越來越多中國經濟學子卻往往無視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西方”性質，他們不是從具體的社會經濟中尋求問題的研究，而是從西方經濟學文獻中尋找研究的課題;尤其是，在一些海歸經濟學人的主導下，越來越多的經濟院校開始推崇在英文刊物發表文章，而極力貶低中國的經濟研究。例如，鄒恒甫就曾宣言，一、二百年后的國際學術論文都是用英文寫出，而法文、德文、日文和中文只能寫經濟日常生活報道。[17]相應地，大多數青年經濟學子都急急乎追隨西方主流，大肆模仿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思維，照搬主流經濟學教材上的理論原理。問題是，聰明如鄒恒甫者也自認只是勉強入“三流”，其他那些跟著翻弄主流經濟學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論的青年經濟學子又會有多少創見呢?事實上，如果缺乏相應的文化心理意識而一味地模仿“他者”的思維和規范，那么，這種模仿必然是機械的、破碎的。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界，中國經濟學人以及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學者必然難以入“流”，因為這種“流”的標準是基于西方的認知思維和行為特質而設定的，而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存在不同的文化意識和行為機理。也即，當前中國經濟學人之所以不“入流”，除了當前中國的學術制度和學術風氣存在嚴重扭曲外，另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思維與中國人的心理意識相脫節：它根基于西方社會的文化心理，體現的是西方人的行為方式，而不是中國人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方式。正因如此，盡管有關現代主流經濟學是“科學、客觀而普適的”之聲音甚囂塵上，但有識之士卻必須對之抱有反思的態度，對現代主流經濟學所崇尚的只關注事實而撇開價值判斷的口號更應該保持應有的學術警戒。

　　五、簡短結語

　　現代主流經濟學具有強烈的“西方”性，不僅體現在其思維和理論根植于西方的社會文化和心理意識，而且體現其理論主要源于西方的社會現象和現實問題;同時，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占據了世界僅僅的支配地位，從而也就壟斷了學術評價規則的制定權。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學人就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了：一方面，如果僅僅追隨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其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出性成就;另一方面，如果偏離主流范式而致力于中國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可能產生世界性影響。因此，中國經濟學人要擺脫目前的學術困境，不僅要取得實實在在的學術貢獻，而且能夠擴大世界范圍內的學術影響力，就需要從兩方面著手：(1)建立起能夠真正嵌入中國人行為機理并能恰當地解釋中國經濟現實的中國經濟學，(2)依靠學術能力和經濟實力逐漸改變現有的學術規則，甚至重新“制定”學術評判標準。只有這樣，中國經濟學人才能夠入“流”，并且也都會成為真正的“流內”人士。林毅夫說，“隨著中國經濟地位在21世紀的復興，中華文明再次由衰而盛，中國有可能逐漸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同時成為世界的學術中心，中國將會迎來世界級大師輩出的時代。”[18]當然，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學人必須能夠耐得住一段時間乃至很可能是較長時間的學術孤獨，而這有需要學術制度的支持，需要扭轉目前這種“惟洋是瞻”的學術風氣和制度安排。

　　從根本上說，學術規則的改變不是簡單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的較量，而是源于理論和術語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例如，盡管盧卡斯提出理性預期理論時曾受到各種批判，但是，當凱恩斯主義理論沒有辦法解釋滯脹的現象，而理性預期理論可以解釋新出現的滯脹現象，從而開始為更多的學生所接受并最終變成新的主流。同時，在當前經濟學界，中國經濟學人要構建中國經濟學并為世界所接受，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林毅夫就寫道：“根據新現象提出新理論不容易被學術界接受的情形并不是研究中國問題時所特有。多數人在學習理論時總是先入為主的，即使在國外，一個經濟學家也很難說服另外一個已經接受不同理論的經濟學家。一個經濟學家提出新的理論時，通常不是通過說服已經接受現有理論的經濟學家，而是通過說服剛入門的學生而產生影響。比如說盧卡斯提出理性預期理論時，開始的時候經濟學界基本是不接受的，他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去發表論文的時候，是群起而攻之的”;不過，“現在根據中國的現象提出新的理論、概念，會比盧卡斯當時的處境更艱難”，因為“盧卡斯提出理性預期理論的時候，西方的經濟學家對西方的社會、文化、經濟現象還是比較理解的，而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和西方是有隔膜的，要說服他們則會是難上加難的，既要克服他們先入為主的心理障礙，還要克服他們對中國社會經濟現象陌生的難關”。[19]正因如此，這就對中國經濟學人的學術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頁。

　　[2]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頁。

　　[3]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頁。

　　[4]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頁。

　　[5]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頁。

　　[6] 轉引自金耀基：《金耀基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頁。

　　[7]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8] “林毅夫訪談:中國經濟學何處去?”《21世紀經濟報道》2005-09-03。

　　[9] 正因如此，當社會矛盾擴大時，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圓衫黨和褲衩黨與有領黨或西裝黨之間的對抗，大街上充滿了穿圓衫和褲衩的鬧事者。

　　[10] 薛涌：“‘陋習’如何成了文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f00ef40100hcmu.html，2010-01-14。

　　[11] 克魯格曼：“經濟學家如何錯得如此離譜?”，朱富強、安苑譯，《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9年第6期。

　　[12] 參見威爾金森和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導致社會問題》，安鵬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11頁。

　　[13] Brown-Kruse J. & Hummels D., 1993, Gender Effects in Laboratory Public Goods Contrib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2: 255–267; Bolton G. E. & Katok E., 1995, An Experimental 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Beneficent Behavior,Economics Letters, 48: 287–292; Eckel C.C. & Grossman P. J., 1996, The Relative Price of Fairness: Gender Differences in a Punishment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0: 143–158; Eckel C.C. & Grossman P. J., 1998, Are Women Less Selfish than Men? Evidence from Dictator Experiments, Economic Journal, 108: 726–35; Croson R. & Buchan N., 1999, Gender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rust Gam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 386–391; Holm H. J., 2000, Gender based Focal Point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32: 292–314; Andreoni J. & Vesterlund L., 2001, Which is the Fair Sex? Gender Differences in Altru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293–312; Eckel C.C. & Grossman P. J., 2001, Chivalry and Solidarity in Ultimatum Games. Economic Inquiry, 39: 171–188; Fershtman C. & Gneezy U., 2001, Discrimination in a Segmented Societ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51–377; Gneezy U., Niederle M. & Rustichini A., 2003,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Gender Differe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049–1074.

　　[14] Young S. B., 1981, The Concept of Justice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Wilson R.W., et al., (eds.), Moral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NY: Praeger;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 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 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8: 143-164; Furnham A. & Rajamanicham R., 1992,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Just World Beliefs in Great Britian and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7 (6): 401-416; Niles F.S., 1999，Toward a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Work-Related Beliefs, Human Relations, 52 (7):855-867; Casson M. & Godley A., (eds.) 2000,Cultural Factor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Springer; Lee Cronk, 2007,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raming on Play in the Trust Game: a Maasai Exampl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8): 352–358.

　　[15] Strassmann D., 1993, Not a Free Market: The Rhetoric of Disciplinary Authority in Economics, In: Ferber M.A. & Nelson, (Eds), Beyond Economic Man: Feminist Theory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17] 鄒恒甫：“一百年, 二百年以后還有人用中文寫經濟學論文?”http://zouhengfu.blog.sohu.com/80693633.html。

　　[18]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19] “林毅夫訪談:中國經濟學何處去?”《21世紀經濟報道》200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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