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婚姻問題的一個焦點，就是光棍問題。它同時是性別結構和社會結構的“產物”。我們擔心的是，它會形成對社會結構的沖擊。

　　光棍的社會風險

　　19世紀中葉，捻軍起于江淮，其后波及數省，長達十余年，對當時的政治、社會、經濟秩序均形成了巨大挑戰。

　　時隔150年后，美國楊伯翰大學政治系的哈德遜教授在《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討論。

　　哈德遜認為19世紀中葉的中國尤其是江淮之地，出現了嚴重的性別比失調現象，導致了大量成年男子無法婚配，因而產生大規模光棍群體。據估算，捻軍達到頂峰時期，參加的光棍數量約在10萬人以上。

　　“造反”，是弱者陷入絕境后的絕地反擊。

　　在當下，也許不會出現光棍群體挑戰既定政治秩序的風險，但在社會層面，則風險重重。

　　輕者越軌。筆者在農村調查，幾乎每到之處，都有光棍與已婚婦女通奸而引發的大量家庭糾紛故事。

　　重者違法犯罪。偷盜、強奸、性侵幼女、情殺與情傷、販賣婦女或婚姻拐騙等違法犯罪案件亦層出不窮。

　　舉個2011年的例子，那年4~5月，筆者到冀東北秦皇島市某地調查，一件此前一年轟動全省的情殺案件就發生在筆者所調查的村子。

　　一個40多歲的光棍，在唐山務工時與其姨表姐發生婚外情，兩人回到村里，繼續保持通奸關系一段時期后，女方念其丈夫在唐山務工辛苦不易，不想與這位光棍表弟繼續來往。光棍殺心頓起，將這位婦女及其兩女一子全部殺害，并對這位婦女及其16歲大女兒的尸體進行了奸污。

　　在湖南岳陽某地調查時發現，一位光棍與人通奸情況敗露后，與情人夫家家族展開血拼廝殺，該光棍后以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同時，因為“買老婆”，該村涉及光棍被騙婚的至少3起以上，一位常年在外混江湖的中年光棍則更是拐走了鄰居家的女兒，與其同歲的鄰居給他跪下磕頭后，才將其女兒放回。

　　電影《盲山》所講述的光棍拐賣女大學生的故事，雖然有點“藝術夸張”，但所表達的問題足應引起人們的重視。

　　云南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啟梁在云南省平縣的調查表明，以婚姻交易為特點的拐賣婦女的情況普遍存在且比較嚴重，被賣往之地有魯、蘇、浙、湘、粵等地。

　　與向外攻擊的越軌或違法犯罪相伴而行的是，部分光棍陷入絕望后，采取向內攻擊，自殺，以結束自己赤條條的一生，是相對較為常見的手段。

　　上述這些危害，盡管并未對宏觀的政治秩序構成挑戰，但其危害社會安全的諸多面相仍不容忽視。

　　當然，光棍群體本身也是弱者，他們既是當下婚姻市場秩序中的受害者，同時又有可能是施害者，這種結構性的悖論式悲劇表明，弱者對更弱者往往也很殘忍。

　　有多少光棍？

　　光棍到底有多嚴重?部分披露的數據也許能提供一些參考。

　　一些人口學者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的性別比推算光棍的數量，悲觀者認為有5000萬光棍大軍。

　　謹慎且權威的數據，是以蔣正華、徐匡迪和宋健為課題組長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2007年所披露的數字，他們根據出生人口性別比推算，認為到2020年，在理論上，20~45歲段人口中，男性人口會比女性人口多出約3000萬。

　　保守者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嬴通先生根據婚配性別比與出生人口性別比兩個概念的考察，估算約有1800萬光棍。

　　筆者統計過所調查的貴州、河南和湖南的3個光棍問題較嚴重村莊的情況，其光棍占這些村莊總人口約3.94%。以此推算，按8.5億左右的農村戶籍人口統計，農村光棍總數當在3300萬以內。根據質性調查感受，普遍情況約為這3個較嚴重村莊的六成左右的水平，亦即，全國農村光棍的實際數量大約在2000萬左右。城市呢?目前還缺乏相關的統計。

　　即使以農村的2000萬來說吧，它仍非小數目。以全國約68萬個行政村計，平均每村有近30個光棍，平均每個村民小組有3個左右。

　　這一數據背后的可能面貌是，當你晚上在任一行政村散步時，都有可能有若干光棍尾隨著你。

　　所以，基于中國這一大國的基本格局，任何看似小的數字，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都是了不得的大數字。

　　光棍怎么形成

　　如此龐大的光棍群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要弄清這一點，有必要區分光棍的基本類型。

　　一般來說，從直接歸因的角度看，農村光棍的主要類型包括：

　　歷史塑造型。這種類型的光棍主要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歷史原因造成的，例如，在注重政治身份的年代，擇偶中的鏈條底端位置的地富反壞右所謂五類分子，有不少成為光棍。

　　身心缺陷型。這種類型的光棍主要是因為身體或心理疾病或缺陷而導致的婚配無法成功，從而淪為光棍的，應該說，在任何一個社會空間中，都存在著這種情況的分布。

　　緣分宿命型。在農村，總有一部分光棍，各方面條件都還可以，按照通常的理解，是不會打光棍的，但卻又不明不白打光棍了，用農民自己的話說，這就是命或緣分。

　　經濟貧困型。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無法滿足婚姻交換所需要的經濟條件而造成婚配難，從而淪為光棍的。

　　目前來說，主要是這四種類型，其中又要區分正常與病態兩種情況。

　　對于身心缺陷型和緣分宿命型的光棍來說，根據其變動情況，其分布基本符合通常的人口學規律，因此，可以將之看作正常情況。但是，歷史塑造型光棍則主要存在于1980年代中期以前，而經濟貧困型光棍則主要存在于198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顯然，這兩種類型是病態的，其背后一定有社會結構性的因素。

　　歷史塑造型光棍已經成為歷史，我們的關注重點就是經濟貧困型光棍。當下，經濟貧困型光棍在所有光棍中的占比超過2/3。剩下的1/3屬正常情況的光棍分布，只要是在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會有這種類型的光棍，歷來如此。

　　“婚姻排斥”

　　從微觀層面看，經濟貧困之所以導致光棍的產生，原因在于擇偶者無法承擔婚姻交換所需支付的經濟成本。

　　一個歷史線索似乎更能說明這一點。

　　在改革開放以前，婚姻交換的經濟成本很低。1960年代末期，筆者的大伯母嫁給大伯父，經濟成本僅是一只“旱鴨子”，其他諸如住房、彩禮等各方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1980年代初，筆者父親結婚，所有開支加在一起大概是300元以內，而當時的勞動力價格大約每天1.3元，這意味著一個勞動力最多只需一年的收入即可娶上媳婦。

　　1990年代中期往后，婚姻交換所需的經濟成本越來越高，但仍有規則可言，如彩禮在3000元左右，其后逐w步上漲到6000元左右，講究六六順;到1990年代末期，彩禮開始追求八八發，隨之也上升到8800元左右;但好景不長，2000年前后即已躍升“萬里挑一”的11000元大關。

　　此后，彩禮為主體的婚姻交換的經濟成本一路狂飆，附著的消費項目也越來越多，如婚紗拍攝，婚禮攝影，城鎮買房或鄉間建房，汽車，“三金”，“四金”，乃至“新三斤”(即人民幣過秤稱，一斤100元面額的，一斤50元面額的，一斤5元面額的)。再往后到最近，則是失去了規則，富則富辦，窮則窮辦，更有甚者，對富者而言，子女婚宴就是一場炫富宴。山西煤老板7000萬嫁女，大家都還有印象吧?

　　在這背后，實質上是一條龍服務的婚姻消費市場的瘋狂侵蝕。對此，強者一路高歌猛進，玩幾年結，結幾年離，結時出錢搞定，離時賠錢了事，老婆七八個，孩子一大堆;弱者則節節敗退，窮困潦倒之輩，也只好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了。

　　婚姻市場可真算“市場化”了。

　　從宏觀層面來說，婚姻市場的徹底市場化，若想不出問題，前提條件是社會結構是均質的，而非不平衡的。只有這樣，婚姻匹配中，才會保證每個人從理論上可以找到自己的結婚對象。

　　然而，當下的情況是，在婚姻市場這一微觀市場背后，是更為宏觀的社會經濟結構的高度分化。

　　這種高度分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并非已經轉型完成，而是仍處于狂飆突進的過程中。由此產生的另一方面則是，一切規則都已混亂不堪，沙泥俱下。套用涂爾干的話說，社會失范嚴重到有可能空前，是否絕后，仍是未知。

　　表現在婚姻交換的經濟成本上就是，原來即使消費節節攀高，但基本上會維持在一個相對標準的水平，例如，以8000元為基點的話，多則達1萬元，少也不會低于6000元，現在的問題，則可能是少則2萬~3萬元，多則十幾萬元，甚至數十萬元。

　　顯然，6000到1萬之間，即使有分化，但分化間距很小，仍在努力一下可以克服的范圍內。而若達到諸如2萬至60萬元之間甚至差距更大的分化間距的話，因婚姻交換而形成的婚姻競爭勢必會十分激烈。毫無疑問，擁有類似于60萬元的交換或消費能力的人相較于那些拿出2萬元尚且吃力的底層來說，他們擁有天然優勢。

　　因此，婚姻資源就會在高度分化的社會結構中不平等地流動，注意，是不平等流動，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婚姻的梯度遷移。

　　在高度分化的社會結構中，處于底層的人，如果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從而使自己在分化的結構位置中流動到更高一級位置的話，他們很難在更為微觀的婚姻市場中勝出。失敗者，即是這個社會結構制造出來的大部分經濟貧困型光棍。

　　可怕的接受不平等

　　理解這一機制，也許有利于我們理解城市的女光棍，即所謂“剩女”問題。

　　“剩女”盡管和農村男光棍不一樣，并非找不到結婚對象，事實上她們都有一定優勢，因此叫“女光棍”或許不合適，但是，她們同樣也是婚姻市場秩序中的受害者，在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也是被迫暫時成為光棍。

　　由于社會經濟結構的高度分化，盡管大多數女光棍可能處于中層位置，但是，如果想向上流動，客觀來說，上層的所有人群的總和也沒有處于中層位置的這些女光棍的數量多，更何況，上層中還有為數不少的女性是女光棍不需要的。于是，在兩個位置之間就產生了不對稱性，不對稱的實質就是一種不平等。上層數量極少的男性，即使通過一些越軌的手法如包養小三小四等，但消化的能力仍然極為有限，一些中層位置的女性仍然不得不剩出來成為女光棍。

　　一些言論說，城市女光棍與農村男光棍不同，前者是主動的，后者是被動的。但是，深入思考來看，兩者其實都是被動的，這只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兩個空間里的不同性別的光棍，都是婚姻市場秩序乃至社會經濟結構高度分化后的不平等產物。

　　主動愿意一直打光棍的，無論是男是女，大概不多。在這背后，是普遍的社會焦慮。婚姻市場，和其他社會領域一樣，被蔑視弱者的價值觀念和法則所染指。而人們其實已經接受了婚姻市場秩序的不平等規則，也接受了社會經濟結構分化后各自所在的位置，并接受了每一個合適的位置只能或只配擁有相應的資源包括婚姻資源的規則體系。

　　文化上的這種靜悄悄的不平等，其實是更可怕的，它已經超越于個體，甚至超越于社會，具有無比強大的宰制力。全社會如果暫時不能改變它，至少也應該馬上解構它。

　　否則，當下的光棍現象，輕則以各種社會風險的面相呈現，重則，也許有可能沖擊社會秩序，帶來更嚴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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