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邊緣者：基于對D村光棍群體社會地位的考察

余練*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4)

[摘 要] 既有對光棍群體的研究側重于從人口社會學的角度對光棍數量極其成因進行分析，然而卻忽視了對光棍群體本身的生存現狀進行考察。本文將光棍群體放在村落共同體轉型背景下進行理解后發現，光棍群體社會地位低下，處于村落社區末端，他們在家庭內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四個層面均被村落社區完全排斥在外，從而處于多重邊緣地位。改善光棍群體的社會地位需要關注他們的生活質量以及加強村落共同體內部的組織建設。

[關鍵詞] 光棍；邊緣地位；村落共同體；排斥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大齡未婚青年的擇偶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到4000萬，這意味著平均5個男性中將有一個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說，20年后將有數千萬男子面臨光棍兒困局(袁婷，2007)。同時，專家也認為，在2020年全國出生的1604萬人中，男孩比女孩多了近150萬人；如果照此發展，20年后全國因出生愿意造成的男女性別不平等人口則多達3000多萬人(徐杉，2004：50)，光棍問題已經成為了全社會無法回避的事實，并且會越來越嚴重，然而對光棍問題的研究并沒有隨著問題的嚴重性而同步跟進。

既有研究將光棍形成的原因極其后果作為主要研究進路。岳玲(1995)從中國農村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的角度詳細地論述了光棍大軍的形成。從出生性別比來考察光棍問題的還有卜衛(2008)，她呼吁關注男性利益的同時，還要關愛女童的人權。從社會學角度對這一問題關注的有，趙曉峰(2008)對適齡男子娶不到妻子得出了婚配難的五個原因；陳鋒提出性別比失衡下，女性 “依附性支配”地位的形成（2011）。李鳳蘭(2009)從因果導向論找出農村人口性別比的結構性失衡、經濟條件制約和農村青年擇偶交往機會的有限造成了農村大齡未婚青年擇偶難的問題。類似地，從青年人口遷出對地區婚姻問題的主要影響來談已婚青年的婚姻問題，石人炳(2006)提出了三個“關注”。賈兆偉(2008)用社會交換理論從交換資源、交換主體和交換成本三個層面對人口流動背景下農村欠發達地區男青年婚姻困難問題進行了分析。邢成舉(2011)的研究則是從兩個村莊的比較分析挖掘光棍形成原因的地域性解釋。

既有研究具有兩個特點：其一，研究集中關注于對光棍形成的原因、機制進行分析，或者對光棍的數量進行爭論(徐杉，2004)，但是對光棍這一群體自身生活現狀的關注極其不夠；其二，無論是個案的實地調研，或者是對兩個村莊光棍的比較研究，都是將光棍抽離出村落結構而獨立呈現，而沒有將之納入到村落共同體中進行整體考察。基于此，本文根據D村的實地調研經驗，試圖將光棍問題放在村落共同體背景下討論其社會地位及其原因，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光棍是如何在村落共同體中成為“多余人”和“邊緣人”等角色的。

二、個案村極其光棍群體概況

D村[①]隸屬于湖北省黃岡市，處于大別山革命老區，是典型的丘陵山區。地理位置上位于兩個市區交界處，距離市區40公里，遠離集市，依靠附近的基層市場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該村土地面積2000多畝，人均耕地面積除山林以外，不足一畝。當地無工業，以農業為生。2000年以來，D村開始大面積種植經濟作物板栗，面積達1000多畝，但是，鑒于人均耕地面積有限，人均收入也僅有2千元左右。由于當地經濟的發展和本地悠久的革命歷史傳統，D村被評為“貧困村”，并成為2011“整村推進”建設的行政村之一。全村人口1196人，319戶，外出務工人員達到310人，共8個村民小組，有6個自然村(當地稱為灣子)。D村為單姓占主導的村落社會，這里的村民以灣子為認同單位，灣子從江西遷移而來有幾百年的歷史，大多數村民認為他們來自于一個共同的祖宗。從姓氏的分布來看，夏姓約占70%、熊姓20%，尹姓5%，任姓5%。

以往研究對于“光棍”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通常光棍與適婚年齡的界定有關。“光棍”，顯然是指沒有婚配的男子，但是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背景下，社會對正常的適婚年齡的認定不同。根據傳統與現代、城市與農村社會的發展，結合農民自身對光棍的認定，本文把30歲以上沒有婚配過的男性界定為光棍。按照這個界定，我們發現，在D村，不包括最近已經去世的單身漢，光棍的數量有48例，占全村人口的比例達40‰，其中6個灣子的分布情況為新屋灣15人，大屋灣19人，陡坡山6人，陳家巖4人，夏家邊4人，黑凹0人，見表1。

表1：D村光棍年齡結構分布圖
年齡段(歲) 
30—39 
40—49 
50—59 
60—69 
70以上

數量(人) 
7 
9 
9 
15 
8

占光棍總數的比例(%) 
15 
19 
19 
30 
17

從以上的數據來看，光棍的數量在D村并不是越來越多。如果考慮到人均壽命72歲，可以大膽預測，D村光棍的年齡段與數量比例基本成正相關，從趨勢上看光棍的數量逐漸偏少。這一點并不與宏觀預測的光棍越來越多構成悖論，因為個案并不足以證偽總體。D村光棍的減少與近年來人口流動、外出務工帶來的經濟發展以及人們對生育觀念的改變都密切相關。從光棍形成的成因上講，主要表現為經濟貧困、身體殘疾、歷史成分影響、好吃懶做和緣分不佳等類型[②]，關于光棍類型的劃分極其變遷機制的研究已有專門論述(劉燕舞，2011)。

三、光棍的多重邊緣地位

從筆者得到的數據來看，盡管D村的光棍數量在逐漸的減少，但是光棍在村落中的社會地位令人堪憂。社會地位是一個人在社會關系中地位的總和，它可以被看做社會分層的結果。根據社會分層理論的兩大歷史傳統：韋伯認為社會分層主要以經濟、政治和社會聲望三個維度進行區分；馬克思主要根據對生產資料占有的多少劃分社會分層。鑒于本文的需要，主要以韋伯對社會分層的劃分標準來對光棍的社會地位進行考察。對于農民的社會地位，筆者認為，主要看他在村落社區中的地位，可以將之操作化為家庭地位、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四個變量。其中，政治層面對應政治參與、經濟層面對應人情交往、社會聲望可以從家庭地位和公共生活得出。從這四個維度來看，光棍在家庭內部和村落中都成為了一個邊緣群體，完全地被村落排除在外，處于村落社區的最底層。根據經驗調查，擇要來說，村落社區通過以下四個方面對光棍群體進行了排斥。

(一)“多余人”：家庭內部的排斥

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首先可以看他在所屬家庭內部的地位，特別是一個群體在家庭內部的地位更能反映出這一群體的社會地位。傳統上講，光棍不存在家庭，或者說不存在嚴格的核心家庭，但是根據我們的調查，光棍并不一定獨居，絕大部分的光棍都有兄弟姐妹，上至父母，下至侄兒侄女都是家庭的成員。他們不少人往往和三服以內的直系親屬同住同吃。筆者認為，在一個直系家庭中理解光棍的生存狀況，有利于看清光棍群體的實際生存狀況。光棍這一群體在家庭中被排斥成為多余人，可以從兩個層面上講，其一是從家庭代際關系和代內關系上存在明顯的剝削，其二是贍養情況堪憂。

光棍群體存在明顯的代際剝削或者代內剝削。隨著光棍年齡的增長，家庭內部的成員會與光棍提出分家，通過分家，減少了家庭成員的經濟負擔和心理負擔。年輕時，光棍年富力強，對家庭是一種財富。通過在家種地、養殖家禽增加家庭收入，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的下降，不僅不能增加家庭收入，而且可能常常病魔纏身，為家里帶來很多的麻煩。在年輕時候，光棍往往與自己的父母或者兄弟住在一起，年老以后，這些人去世，他們往往與侄兒等“同財共居”。但是，晚輩常常在生活方式上與老人有較大的區別。出于經濟層面和心理層面考慮，光棍年老后面臨分家問題。

案例1：光棍，XHL，71歲，兄弟3人，其中弟弟也是光棍，哥哥娶妻，有4個兒子。當時家里窮，兄弟多，自己和弟弟都沒有娶上媳婦。以往自己和哥哥家吃住在一起，哥哥89年去世了，之后還是與侄兒同吃同住。前幾年，侄兒建立新的樓房，提出分家，就把自己趕到瓦房來住。“樹大要散，鳥大成林”，這是XHL的無奈感嘆。XHL現在生活很困難，一年買不上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衣服他也記不清是何年所買，吃的東西也非常簡單。目前種7分地，還是找別人“討來”，養了五六只羊獲取生活基本來源。

對于案例1中XHL的遭遇，帶有普遍性，根據我們的調查，大多數的光棍在年老后都面臨分家問題，這就使得在代內或者代際剝削之后，光棍的養老贍養問題成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不僅在心理需求上，光棍沒有得到家人的照料；在日常的生活資料來源上，光棍也面臨著很大困難。“只要能動，家里人一般就不用管他”，這是一般村民的看法。但是正如案例1中XHL，能在不盡人意的環境中生活倒也罷，一旦遇到生老病死，情況就極為糟糕。另外，在贍養問題上，當地的養老院也并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養老院接受必須具有勞動力的人，年老的光棍無法進養老院；對于光棍自己來講，主觀上他們不愿意去養老院，“落葉歸根”進祖墳山的觀念在所有村民那里都根深蒂固。“多余人”成為了光棍在家庭內部的一種尷尬遭遇。年輕時，為大家庭出力，但是并不被自己的家人所尊重，“賣長工”，是他們命運的無奈選擇；年過半百，分家成為必然的命運。 “多余人”成為光棍在家庭排斥機制后邊緣角色的表達。

(二)“退出者”：人情交往的排斥

關于人情的研究已經很多，專著也已經不少[③]。“人情”是村莊中人際關系互動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也是一個村莊社會的基礎。人情通過禮物來實現，費孝通也提出熟人社會是一種“差序格局”的關系，人情當然也就是按照“差序格局”的關系進行交往。這對于一般的人具有強有力的解釋力，但是對于光棍這一特殊的人群卻并沒有遵守此規則。在我們調查的D村，光棍基本不參與人情往來。一方面，光棍對于走人情表示相當的冷淡。另一方面，村民也不愿意與光棍有人情上的來往。

案例2：婦女主任丈夫在談到光棍時，表達了一般村民對光棍的看法。我們一般不和光棍來往，“來往沒什么意義，起不了干么事作用啦？！”在人家有婚喪嫁娶方面，也有光棍去的，不過那都是和家里的人一起去，比如他和父母、兄弟、侄兒等沒有分家的情況下，家人送了禮，他跟著一起去。

光棍和一般村民基本沒有人情關系，極少數有，是因為在沒有分家的情況下和家里人一起去趕人情。對于分家獨立出來的光棍，與鄉鄰之間沒有人情交往。按照閻云翔(2000)對禮物的劃分，禮物可以分為工具性禮物和表達性禮物，同樣對應的人情交往就可以稱之為工具性的交往和情感性(表達性)的人情交往。一般村民與光棍沒有人情上的往來，主要是一種工具性、功利性的考慮。光棍本來經濟地位的弱勢和村落中較低的社會地位使得一般的村民不愿與之交往。光棍作為一個主體，基于“自己不會‘辦事’，也無法收回自己送出去的禮物，”從而拒絕與他人進行人情上的互動。人情上的往來，是基于人們之間有著的長遠預期，當沒有了長遠的預期，人情就會斷裂，光棍對于親戚也很少有人情上的往來，案例2中的村民表達了對人情上對光棍的看法。他們與親屬的人情交往，是基于情感性(表達性)的，多數的情況下，光棍沒有給予禮金，這不是一種嚴格的互惠關系，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關系也開始淡化。

人情關系的“退出”，與其說是光棍的主動選擇，不如說是村莊對光棍的一種排斥。而這種排斥對于光棍的整個人際交往和互動來講都有極強的負面后果。因為人情的交往除了具有工具性和物質方面的作用外，還具有情感性的作用。在村落社會中，人情既直接反應了物質上的互惠，私人關系網絡的培育，同時這種互動具有強烈的文化性。光棍在維系村民基本的互動機制中被完全地排斥，并以一種主動“退出者”的假象表現出來。

(三)“沉默者”：公共生活的排斥

公共生活是指在村落社區的公共空間中，村民在生產活動以外的生活樣態，同時也是在家庭生活以外，村民日常互動的一種重要方式。當下的公共生活中，農民主要包括以下兩種日常互動活動：聊天和娛樂。聊天，村落中最為常見的村民日常互動方式。聊天的范圍很廣，既包括家族內的祭祀活動，農民的春耕生活、道路修建；也涉及到村民之間的紅白喜事、鄰里糾紛、“張家長李家短”等生活瑣事。聊天，既是爺們兒的權利，也是婦女們茶余飯后樂此不疲的享樂。但是在男女老少都涉入的日常空間中卻極少看見光棍這一群體。聊天，重在“聊”，“聊”就要包括“聊”的主體和對象。光棍極少涉入聊天，從這兩個層面上來講，一光棍既不是聊天的主體，二也極少成為聊天的對象，他們極難進入一般村民的視野。

案例3：村民XZW，為我們介紹村里的光棍時，談到他對光棍的看法：一般不和光棍來往，和他沒有什么好聊的，這些光棍跟家人也沒有什么好聊的。如果沒有分家，光棍在家里一般也不發表什么意見，在家里光吃飯，除了干活就是吃飯，能有什么好聊的呢？像賣長工的樣，整個人就麻木了，至于生產了有沒有收成也漠不關心。沒有什么新鮮事，我們也不會聊到光棍，太平淡了！光棍很少和人一起玩，和他們一起玩的還是“那伙人”(光棍)。他們在一起坐坐，無非就是一起吃個飯，然后看下電視，也不說什么話。

案例3中，村民XZW大致地勾勒了村落公共生活中的光棍形象。在最日常的聊天中，光棍較為封閉，由于自身的封閉性使得光棍“無話可講”，“沒有什么好聊！”另外，“沒有什么新鮮事，我們也不會料到光棍，太平淡了！”光棍群體本身的弱勢地位，再無“新鮮事”的平淡無奇使村民對他們完全的忽略，既不參與公眾的聊天，也難以成為聊天的對象。D村，農民日常最為常見的娛樂方式是打麻將，村干部、老人、婦女、青壯年都參與到打麻將風潮中，這一帶，賭博風氣盛行，打麻將比聊天的人更多，但是極少有打麻將的光棍。村民認為，“打麻將的人都比較聰明，村里的賭博頭子娶的媳婦漂亮極了！不是因為賭博，就會成為光棍，往往是光棍還沒有錢賭博，也沒有這個腦子。”在日常的娛樂活動中，光棍極難參與。 

在公共生活中難以見到光棍的影子，他們在村落的聊天中，無法獲得話語權，總是沉默者；在日常的娛樂活動中，他們更加無法參與，被邊緣化。正如案例5中提到的，他們唯一可以獲得歸屬感的方式就是和其他的光棍玩。不少的單身漢幾乎沒有情感上的交流，為擺脫心理的孤單和寂寞，一些光棍三五成群在一起，但是他們也實屬這個群體中的活躍分子。不幸的是，他們同樣無法參與到村莊的公共生活中來。“沉默者”三字乃村落公共生活對光棍群體的一種排擠。

(四)“邊緣人”：政治參與的排斥

關于基層治理中的政治參與，對于特殊群體的研究已經有一些成果[④]，但是對于光棍這個群體在政治參與中作用的研究極少。稅改前后的國家與農民的關系的研究中，周飛舟提出了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周飛舟，2006)。政權性質的改變影響了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光棍這一群體在政治參與方面也受到此種關系的影響。稅改之前，“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的凸顯使作為國家“代理人”的村干部與農民之間關系異常緊張。在資源提取時期，光棍在政治參與方面較為活躍的。一方面，他們常常是村干部利用的對象；另一方面他們逃稅、抗稅，在村里其他人的教唆下爭勇斗狠，成為“夾生人”[⑤]，釘子戶。

案例4：孔老二[⑥]，單身漢，40多歲，以前有稅費的時候，他時常就離家出走，屋里還有人，父母和哥哥等。憑著無兒無女無老婆常常拖欠，性格不好，好吃懶做，不喜歡做事。

案例5：XGM，單身漢，對稅收不滿，在村民XYP的鼓動下抗稅，膽子很大。在九十年代末，“打扮組”到村里來收稅時，他把這些人騎的摩托車輪胎的氣放了，并且把駐村的村干部也打了。打村干部的當晚，看熱鬧的人也去了。最后，XGM不僅沒有被打擊，上面還對村干部進行了清理。

稅費時代，稅收作為一種日常化的工作把村干部和農民聯結起來，同時也極易導致干群關系的緊張。這種情況下，光棍常常成為直接與村干部對抗的“愣頭青”，正如案例5中的XGM，他就敢做常人之所不為，在其他村民的教唆下成為釘子戶。另外，不少的光棍就如案例4中的光棍，不直接與村干部對抗，往往逃稅。這些人常常也成為村干部利用的對象，比如在道路維修、土地征用、水利建設中，其他人不出工出力或者在籌資籌勞中拒絕合作時，村干部就會最先調動這些“夾生人”群體。光棍中有些也不怕吃虧，是本本分分的老實人。所以在資源提取時期，光棍這一群體在日常的政治參與中無論是一種破壞作用抑或是一種積極的建設作用，總之，基層政治中他們較為活躍，參與度較高。

然而，在目前資源輸入的農村，光棍在政治參與上是完全的“邊緣人”。在懸浮型基層政權中，干群關系松散。稅費的取消，使干群的日常化連接紐帶打破。無論是積極或者消極，光棍消失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在常見的村干部選舉中，光棍無法成為村干部利用的對象，混混[⑦]無論在“講狠”“耍威風”方面都遠非光棍所能及。在公共品供給中，由于可以獲取資源，往往形成村干部和混混的合謀，無需光棍涉足。在日常政治參與中光棍被排斥成為了一個可以忽略的群體，成為了政治中的邊緣人。

基于此，研究者關注光棍群體，不僅應該在數量上去推測光棍大軍的形成，更應該在如此龐大的群體背后，關心他們真正的生存命運如何。從以上提到的四個方面：家庭內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來看，“多余人”、“退出者”、“沉默者”、“邊緣人”都成為了村落社區對光棍的排斥。家庭地位的低下，在維系村落基本人際關系的人情互動中的自覺退出，在公共生活中的無法融入而采取的沉默和在基層日常政治參與中的被邊緣，使得光棍成為了村落社區分層中的末端，無人關心，可有可無，或者是“無”更甚于“有”。村落社區對光棍的排斥，造成了目前光棍多重邊緣地位。

四、村落共同體變遷與社會排斥

光棍處于村落共同體的末端地位，被村落社會所排斥，并不是亙古皆然。傳統村落共同體對光棍群體的吸納到村落共同體的變遷，光棍被社會排斥的歷史命運與村落共同體的瓦解息息相關。

（一）   傳統村落社會對光棍群體的吸納

傳統村落社會中，特別是在傳統的宗族社會中，光棍會被村落共同體所吸納，在村落社會中可以得到宗族和家庭的保護。學者李國慶對于村落共同體有專門的研究(李國慶，2005)。費老關于傳統村落社會的描述在學界已經被廣為接受，“長老統治”、“禮制”、“無訟”以“差序格局”組成的“熟人社會” 構成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在傳統宗族性的社會，“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費孝通，2004:27)。所以，在傳統的村落社會中，尤其注重血緣關系，“血緣是穩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緣固定了。”(費孝通，2004:70)在傳統社會，人們主要依靠血緣建立，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因此，村落社會的結構不是以個體為單位組成，而是以血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宗族、房支為基本單位。每一個個體生活在家庭中，家庭又嵌入到宗族的房支結構，眾多的房支構成了一個宗族，才有了費老所講的“長老統治”。

在這樣的一種結構中，個人的事就是家族的事，關于婚姻也就成為了家族的婚姻。“延續香火”不僅是個體男性的任務，更是家族綿延的事業，“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在這個大家庭中，特別是對于較為困難的家庭，往往通過“童養媳”來解決男性的婚姻問題。在楊華(2008)的研究中提到，在傳統型的村落里，光棍是受保護的對象，由于擁有穩定的通婚圈，特別是在宗族的庇護下，“癲子”、“跛子”等帶有身心缺陷的男子也能娶上媳婦。如果，不幸成為了光棍，他也會在家庭內部獲得在村落社區的意義。首先，光棍會在家庭內部獲得意義。在傳統社會中，“家既是個綿續性的事業單位，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妻成為了配軸。”(費孝通，2004:41)家庭中父子、兄弟關系強于婆媳關系、夫妻關系，即使是光棍，在家庭里可以從縱的父子關系、橫的兄弟關系尋找自己的位置。“長兄如父”，光棍常年可以和父兄居住在一起；在贍養和對死后的想象中，光棍通過過繼的方式解決。過繼，完全是家庭對個體的保護，對于光棍意義重要，使個體不會“落單”。不僅在物質上解決了光棍的基本生活需要，在精神上擺脫年老的孤獨，更大意義在于每個人在宗族中去獲得自己的意義和價值。在以后的碑文中，這個人就不會成為斷絕“香火”之人，完成作為一個家庭分子的責任，過繼的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從成為光棍，與父兄的“同財共居”到后代的“過繼”，光棍可以在大家庭中追求意義，從而也在村落社區中尋找位置，被村落社區所吸納。

（二）   村落社區的變遷與光棍的社會排斥

傳統村落對光棍群體的保護和吸納機制，隨著村落社區的變遷正在發生并且已經發生改變，從傳統的“被吸納”到現在的“社會排斥”，從傳統的“宗族庇護”到現在的“多重邊緣地位”，光棍明顯處于社會的最低端。要弄清光棍的社會排斥，就得首先關注，村落社區的變遷，相應地，就是村落共同體的瓦解的過程。對于村落共同體性質的變遷已經有相關的研究。賀雪峰、仝志輝(2002：126)從社會關聯角度對村落社會性質進行解讀，提出了傳統型社會關聯與現代型社會關聯[⑧]。同樣，楊善華、侯紅蕊也認識到，現階段中國農村社會中出現了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趨勢。“‘利益’成為了差序格局中決定人們關系親疏的一個重要維度”(1999：52)。另外，有研究直接指出了一種與費老所講的“差序格局”直接相對應的一種“散射格局”(桂華，2011)。因此，對于村落共同體性質的改變，在學界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進一步地，傳統村落共同體的逐步瓦解通過家庭模式的改變、市場的進入、社會經濟的分化和宗族瓦解三個層面展開，同時對光棍造成了社會排斥。[⑨]

首先，家庭模式形式的改變，造成了光棍成為家庭內部的“多余人”。正如前面所述，傳統的家庭是以父子為主軸的擴大家庭，夫妻關系服從于父子關系。“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所以家庭會舉全家之力為兒子娶妻。即使成為了光棍，也是“長兄如父”，光棍要么和父母、要么和自己的兄弟住在一起。另外，傳統上，會通過過繼的方式來解決光棍無后的贍養問題。但是，隨著私人生活的興起，核心家庭取代了擴大家庭，青年農民更加注重生活的質量和品質，通過代際的剝削和代內的剝削后，年老的光棍基本分家獨居一處。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差序格局理性化，使得光棍在家庭中也難以獲得情感上的支持和理解，成了家庭中難以容納下的多余人。

其次，傳統村落共同體的消失也表現在宗族性的消失，社會記憶減弱，村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降低。“長老統治”的“禮治”社會已經難以維系，以宗族、戶族為單位組成的村落共同體，被以核心家庭或者獨立的個體取代，光棍成為了一個無家族依靠，無宗族保護的“多余人”。古老的社區記憶淡化、退卻，村民越來越難以整合，認同感和歸屬感降低。基層治理中，國家的退出造成干群關系更加的松散，光棍在村干部和普通群眾中都無法獲得利用價值，造成在政治參與中的被邊緣化。

再次，市場化的進入、經濟社會的分化使得差序格局理性化，村落共同體進一步瓦解，光棍在人情交往和公共生活方面更加被動。其一，市場化的進入一方面通過人口流動的方式使村落社區的異質性增強，另一方面通過從外界價值觀念的輸入，漸進的改變著農民傳統的思想觀念。其二，在市場化的背景下，農民的收入分配拉大，進而造成農民經濟社會的分層。人情交往中，禮金的不斷攀升，完全把原本就較為貧弱的光棍群體排斥在外，光棍基于自身認同感的下降，也自覺退出人情交往的范圍。在公共生活中，工具性，趨利化想法使普通村民拒絕與光棍交往，光棍群體只能在群體內部尋找認同感，被排斥在基本的公共生活交往之外。

家庭模式的改變、村落共同體宗族性的消失、市場化下造成的經濟社會的分層都展現了傳統村落共同體的瓦解。傳統村落共同體對光棍的吸納機制已經不復存在，在新的趨理性化的村落社區中，光棍被赤裸裸的排斥在外，“多余人”、“退出者”、“沉默者”、“邊緣人”成為了光棍的代名詞。在如今的村落共同體中，主要的光棍都成了經濟貧困型(劉燕舞，2011)。男性獲取配偶的影響因素也從先賦型向自致性轉變，個人能力在尋找配偶方面更加重要。村落共同體的瓦解，實質是村落社會性質的改變，過去以大家庭為基礎組成的村落社會，被以核心家庭、個體組成的村落社會所取代。光棍多重邊緣地位并非是個體命運的悲劇，而是在時代大背景下，伴隨著傳統村落共同體性質的改變生發出來。

五、結語

從D村經驗出發，本文敘述了D村光棍群體的概況并對之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考察。與既有研究得出的結論不同的是，本文發現D村的光棍并沒有從數量上不斷攀升，相應地卻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在局部地區光棍的數量趨于減少。但是數量的減少并不意味著光棍群體社會地位的提高，相反，光棍群體在當下的村落社區中被完全排斥，多余人、退出者、沉默者與邊緣人是他們生活命運的寫照。在家庭內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中的邊緣化使得光棍的生存問題堪憂。光棍群體的多重邊緣角色地位，緊密地與村落共同體相關。傳統村落共同體對光棍群體具有一種強烈的吸納機制，在以“差序格局”組成的村落結構中，光棍可以被家庭和宗族吸納，從而得到保護。但隨著市場化的進入、經濟社會的分化，差序格局理性化，村落共同體逐步瓦解，光棍在家庭內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中均變得被動，從而形成一種嚴重的社會排斥。

在社會轉型中，關注光棍群體在村落共同體家庭內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中的邊緣化中的生活質量顯得重要。這一結果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光棍群體生存問題的加劇，無疑更可能對村落社區的穩定造成破壞性影響，比如婚外情的增多、老人贍養問題加劇、基層治理更加困難等等。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非一己之力能及，重點在村落共同體組織內部建設問題。關注光棍的生存質量必須納入到村落共同體的組織建設內部，這兩者關系密切。村落共同體社區內部應該形成一種共同的認同歸屬感，這需要培育社區文化，形成村落家庭內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中的邊緣化凝聚力，以實現農村社區的穩定。培養村民對社區的認同意識，建立村民日常生活的互助組織，加強村民對村落的認同歸屬感是其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

本文刊于《南方人口》2012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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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余練（1986— ），女，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與鄉村治理研究。

[①] 2011年5月筆者在湖北黃岡市D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田野調查。本文的資料收集與問題的提出乃與此次同行的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耿羽博士的集體成果，在此表示感謝；另外，對中心的劉燕舞、桂華和邢成舉同學為本文提供的幫助也在此一并致謝！

[②] 當地農民經常在談到光棍時的評價是：人太老實；太“苕”；往年家里兄弟多太窮；地主的后代，歷史成分不好；年輕的時候要么他看不上人家，要么人家看不上他；然后由于智障身體缺陷造成的光棍所占比例并不多。“窮”約占了光棍群體比例的一半。

[③] 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宋麗娜.人情的社會基礎研究[D]. 2011，華中科技大學.

[④] 參見陳柏峰.鄉村混混與農村社會灰色化——兩湖平原，1980-2008[D].華中科技大學，2008；呂德文. 治理釘子戶——農村基層治理中的權力與技術[D].華中科技大學，2009.

[⑤] 夾生人，村民指稱那些做事有頭沒尾，頭大尾小之人，考慮事情不走全，處理問題急躁、糊涂。

[⑥] 孔老二，是村民對他的一種戲謔，孔老二穿著長衫站著喝酒，好吃懶做的形象躍然紙上。

[⑦] 光棍和混混在目前的基層政治中，完全不同。光棍往往是一種弱勢群體，混混不僅不會成為光棍，而且已經從名氣積累階段進入了資本積累階段。關于混混與基層政權的研究，詳見李祖佩. 混混、鄉村組織與基層治理內卷化——鄉村混混的力量表達及后果[J]. 青年研究，2011(3).

[⑧]現代型社會關聯，指在經濟社會分化水平較高的地區，以契約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聯系；傳統型社會關聯，主要指以倫理或者神性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關聯。

[⑨] 社會排斥，是由法國學者拉諾爾（Rene Lenoir）首次提出，用來指認那些沒有受到社會保障的保護，同時又被貼上了“社會問題”標簽不同類型的人，亦即精神和身體殘疾者、自殺者、老年患者，受虐兒童等邊緣人、反社會的人和其他社會不適應者。見王立勝. 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綜述[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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