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盛夏，世界杯。

　　不同以往的是，巴西這個以足球聞名的國度卻圍繞世界杯爆發了如火如荼的反世界杯罷工、示威和游行。去年此時，圣保羅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公交費用上漲的游行，這一年多以來，民眾呼聲不斷擴大，社會憤怒不斷累積，從抗議政府支出過大、隨意征地建館、驅逐原住民、向窮人多征稅外的直接呼吁外，更延伸到要求政府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在醫療衛生、教育、交通等有所作為。截至目前，巴西政府在本屆世界杯上已經砸下了135億多美元，但在基礎規劃上仍捉襟見肘。一些新建的足球場完全不考慮當地需求，“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為當地政府留下嚴重赤字。被稱為巴西足球象征性建筑的馬拉卡納體育場，耗資五億三千萬美元，十五年間幾經翻新，卻一轉手以不到三分之一的低價賣給了國內外私人資本家。除了在體育設施上不惜血本，政府還大擴軍費開支，充沛警力。按巴西國防部長最近的說法，除了會部署一萬聯邦警力專門用于圣保羅世界杯期間對示威游行的鎮壓外，其他部隊也隨時待命予以支援。與此相應，巴西前不久修改了“反恐法”，將其矛頭對準示威游行者，一經逮捕，可判處15-30年監禁。難怪不少地方政府正在考慮世界杯后將場館改成監獄，不愁犯人不足。

　　熟悉國際足聯的讀者不難發現，巴西政府的這些舉措領的都是國際足聯的圣旨。由媒體、廣告、金融等世界首席大財團們支撐的國際足聯類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對主辦國指手劃腳，眼中只有大資本的收益，哪管他人死活。

　　好奇的讀者可能會問，巴西不是左翼工黨執政嗎?總統羅塞夫不正是盧拉欽點的接班人嗎?怎么在政策上如此死硬地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

　　思考這些問題得從巴西幾百年來的殖民歷史和自上而下的改良傳統說起。歷史上深受葡萄牙殖民者大規模屠殺和掠奪的巴西，一直是奴隸貿易中至關重要的終點站，從非洲大陸運到美洲的黑奴百分之四十被送到巴西種植園勞作，從此打上了巴西社會的裂痕。十九世紀末為了擴大貿易圈，巴西作為最后一個國家自上而下廢除了奴隸制，然而富人利益并沒動搖，社會等級分化依舊明顯。其后由君主立憲制到共和制的轉換也是一場缺乏群眾運動的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良，剝削壓迫有增無減。二十世紀上半葉巴西開始了由部分開明地主軍事政變成功后領導的發展民族產業進程，這一過程中“維穩”被視為重中之重。國家有了改良型的資產階級“勞工法”，但任何與共產主義、左翼激進運動相關的群眾性活動被禁絕。

　　盡管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世界范圍內左翼運動高漲的大背景下，巴西政府曾經一度左傾，當時的工黨總統古拉特甚至在六十年代初訪問過中國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并曾非常接近卡斯特羅為首的拉美左翼運動。然而就在他開展土地改革、限制資本、縮小貧富差距時被國內外反動勢力軍事政變推翻，自此以后土地改革和公共教育在巴西成了鏡花雪月，社會不平等不斷加深，巴西像其他拉美國家一樣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剝削的附庸，國內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結成“神圣同盟”。巴西工黨的重新崛起開始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軍政府統治時期，前總統盧拉就是在當時工黨領導的社會總罷工中脫穎而出的領袖人物。然而工黨所向往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無法被巴西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容忍，資產階級選舉也無法保障工黨的領導地位。1988年的新憲法確立了私有產權、市場和資本主義的核心地位，也加進了關于提高工人福利的改良性條款。然而第二年工黨在總統選舉中的敗北，使得沒有政權保障的工人權益和權利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被不斷侵蝕。無產階級在1978年后的十年間所爭取到的改良在之后的又十年里“一夜回到解放前”。這一次，人民不僅對資產階級民主的選舉這塊遮羞布幻滅，也對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大失所望。自上而下的改良得到的成果既非常有限，也毫不穩固，無法徹底動搖數百年根深蒂固的社會分裂。

　　九十年代以來的巴西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被新自由主義的陰影籠罩，大規模私有化、高失業率、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肆虐蔓延，各項社會福利大踏步后退。這些成為民眾重新將工黨選上總統的大背景，而執政的盧拉果然也不負眾望，成為拉美左翼政權的標桿式人物之一。然而工黨的措施仍然只限于改良，而非系統性的與舊制度決裂。耕者依然無其田，城市工人階級生活質量的提高得益于巴西整個貿易環境的改良。披上“金磚四國”馬甲的巴西利用經濟的改善為改良贏得了空間，做大的餅得以不劫富而濟貧。這種情況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下被徹底逆轉。衰退激化了固有的矛盾，使原先將餅做大而不動搖根本分配格局的可能性消耗殆盡。改良走到了頭，工人階級所提出的提高公共投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都只剩下從富人那里奪過來的最后一步棋。而這一次仍然堅持改良、還在和國內外資產階級妥協的工黨，也就是當年組織群眾自下而上運動而起家的工黨，畏縮不前了，他們走在了工農群眾的對立面。

　　工黨上臺數十年，直至今天巴西仍有一半人口沒法享用公共衛生設施、醫療和教育，文盲還大量存在。現政府一邊拼命向人民哭窮，一邊卻大把大把地向“足球”獻金。群情激奮到政客們不得不穿著防彈服在公眾場合談論這些話題。

　　下一步是什么?

　　圣保羅、里約熱內盧、巴西利亞等等城市風起云涌的大規模示威游行，交通、安保等各行各業接二連三的罷工潮，或許給出了可能的答案。然而，沒有明確社會主義取向的街頭運動多次被極右勢力利用，成為以反腐為幌子的進一步攻擊公共系統推進私有化的理由。巴西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究竟何去何從?左翼政黨上臺后是否有可能在新自由主義的汪洋大海里逆勢而動，還是隨波逐流?半邊緣國家怎樣才能和反動的全球資本主義分工決裂、和反動的買辦資產階級決裂?

　　寫到這里，我想到了印度的大選、俄羅斯的改革，更想到中國的今天。在這個被渲染成消費至上娛樂至死的浮華喧囂下，到處是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風起云涌的斗爭。郭松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當代中國左翼的不能自我定義的巨大困境，也是全球左翼運動的共同挑戰。

　　巴西世界杯告訴我們，改良走不下去了，我們還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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