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以來，國內國際反響強烈，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最強音和話語制高點。

　　前不久，習近平主席在歐洲之行中，又進一步闡釋“中國夢”，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既深深體現了今天中國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中國人自古以來不懈追求進步的光榮傳統。”1

　　“中國夢”，深刻道出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深情描繪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求索、不懈奮斗的歷史，形象表達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理想追求。

　　我著重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角度談三個問題：“中國夢”同中國近代歷史的關系，“中國夢”同新中國歷史的關系，以及怎樣繼續實現“中國夢”。

　　一、“中國夢”從中國近代的屈辱與抗爭中走來

　　（一）“中國夢”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新覺醒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隨著另一場夢的破碎產生的。長期以來，中華文明以其獨有的特色和輝煌走在了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過巨大的貢獻。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隨著近代工業革命腳步的加快，中國很快落伍了。固步自封的封建統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的輝煌所造就的夢想之中，等待著“萬國來儀”。不料，等來的卻是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等來的卻是亡國滅頂之災。

　　1840年爆發的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不但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也打碎了“天朝之夢”。從此，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系列的侵略戰爭接踵而至，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被迫簽訂，中華民族遭受的屈辱與苦難世所罕見。這證明了一個鐵律：落后就會挨打，生存必須自強。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絕不會將自己的命運任人擺布，更不會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而無動于衷。在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入侵下隨之而興的，是中華民族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的喚醒，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國夢的提出。

　　拿破侖曾把中國比作沉睡中的獅子，認為：“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的確，在喚醒中華民族萌發出中國夢的過程中，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不懈探索奮斗。

　　（二）中國人的第一個尋夢歷程：從改良到革命

　　我們的先輩們曾經學習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以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換來的卻是一次次慘痛的失敗。然而，也正是從失敗的切膚之痛中，龔自珍提出了“自改革”的思想。他說：“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2作為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還委托魏源于1844年編成《海國圖志》，詳盡介紹西方各國的歷史、地理、社會、政治、宗教、文化、語言、軍事等情況。魏源在書中還提出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然而，這部書并沒有引起清朝統治者的重視，卻在1854年被日本翻刻后，“爭相購讀”，對推動日本明治維新產生重要影響。

　　我們的先輩們也曾經寄希望于封建君主的“維新新政”，以實現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夢想，換來的卻是封建統治者的無情鎮壓。當時的維新思想家康有為，曾經以西方近代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為依據，抨擊中國封建社會制度和傳統意識形態，在近代中國最先提出“人的解放”口號;又曾以儒家的“三世說”3的根據，謂“升平世”為“小康”，“太平世”為“大同”，并由此演繹出一套大同社會的社會空想體系。他們還提出一整套變法維新主張，“擇法俄日以定國是”4，即希望效法俄國、日本等與中國國情比較相近的國家的成功道路，通過變法實行君主立憲體制，建立國會，制定憲法。為此，康有為援引西方國家三權分立政體作為根據，提出“開制度局而定憲法”5，“制度局之設，尤為變法之原也”6。制度局下設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游歷、社會、武備等12個分支機構。

　　即使是這些十分溫和的設想和舉措，在腐朽的清王朝封建統治下也是不能容忍的，戊戌變法的結局只能是失敗。但它的意義和影響卻是深遠的。正如歷史學家范文瀾所說：“戊戌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主要表現在知識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知識分子從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資本主義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來，應該說，前進了一步。”7

　　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它提供給人們的機遇往往不容錯過。戊戌變法以失敗而告終，也就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向了前臺。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曾經說過：“沒有別的事件能比這更有效地證明：通過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辦法來使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希望的。1895年的戰敗和雄心勃勃的計劃在1898年的徹底破產，第一次大大地促進了革命變革。”8此后，無論清王朝提出新政改革，還是預備立憲，都不能挽回其被革命推翻的厄運。

　　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新起點。孫中山說過：“文，愛國若命。”愛國主義，是貫穿辛亥革命的一條主線。孫中山在1894年11月《興中會章程》中，第一次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標志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民族意識的覺醒。

　　孫中山先生不但領導了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且樹立起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進行革命的里程碑。他在創設資產階級共和國建國方案時，已經在從中國的現實需要出發思考一些問題。例如，他在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時，注意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同社會革命的關系，注意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弊端，提出“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思想9。又例如，他在西方國家“三權分立”政體基礎上，提出創設“五權分立”，即在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外，增加考選權和督察權，自詡為“破天荒的政體”，認為“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10還例如，他從中國“民智未開”的國情出發，提出民主共和要循序漸進的原則，并提出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建立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的設想。

　　當然，這些民主共和國方案在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沒有徹底完成以前，在中國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以前，是不可能實現的。民國初年，不僅國家陷入軍閥紛爭，而且出現政黨林立的混亂局面。據后人研究統計，民國初年的政治性黨派有312個，僅北京和上海就分別有82個和80個。11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長時間的苦悶與彷徨之后，最終作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正確選擇。這是中國歷史的必然，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

　　回顧這段歷史，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12

　　（三）中國共產黨鑄就近代百年尋夢的歷史新輝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真正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上實現“中國夢”的人間正道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之日起，就在華夏大地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這場前無古人的偉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從蹣跚學步的幼年迅速成長起來，經歷過一次又一次血與火的考驗。從大革命失敗的血雨腥風到井岡山的星火燎原，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經過萬里長征后在抗日烽火中再起，從奮起反擊國民黨軍的全面內戰到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正可謂“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隨著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國夢”演完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悲壯的第一樂章，掀開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而奮斗的新篇章。中國人飽受屈辱、任人擺布的歷史一去不復返，開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時代。

　　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和中華各族人民大團結的重要作用。在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的前夕，毛澤東同志說過：“孤立蔣介石的問題，過去在長時期內沒有得到解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比較孤立。進入抗戰時期，蔣介石逐漸失掉人心，我們逐漸得到人心，但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直到抗戰勝利以后這一兩年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13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同志也說過：“我們自己要有主張，但一定要和人家協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要發揮各民主階級各人民團體的作用。”“瑞金時代是最純潔、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時我們的事特別困難，結果是失敗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14這就說明，實現中國夢必須最大限度地凝聚中國力量，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從1840年起，中華民族為實現中國夢，整整走過了109年，才邁出了贏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第一步。在這一百余年的前80年間，中國人民始終在黑暗中探索。只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奮斗，才把中國從黑暗引向了光明。在整個中國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國夢”犧牲了數百萬優秀黨員，中華民族犧牲了上千萬英雄兒女，英烈們的鮮血染紅了五星紅旗。對于這段歷史、對于為這段歷史而獻身的先烈，我們要永遠銘記。

　　二、“中國夢”從新中國接力探索中走來

　　（一）“中國夢”新篇章的開啟

　　新中國的誕生，不僅掀開了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也掀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如果說，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祖國統一，那么，從新中國誕生直至建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則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此，中國共產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中國各族人民，又開始了新的探索、新的長征。

　　新中國成立伊始，就給人以強烈的震撼：新舊社會兩重天。中國共產黨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了一個擺脫了帝國主義侵略分割的獨立的中國，帶來了一個擺脫了封建主義剝削壓迫的解放了的中國，帶來了一個消除了四分五裂、軍閥割據局面的統一的中國。中國人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夢想正在成為現實。正如毛澤東同志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所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5

　　中國人民不僅站立起來了，還第一次有了當家作主的感覺。費孝通先生曾經這樣描寫他出席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觀感：“我踏進會場，就看見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還有位戴瓜皮帽的——這許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會在一個會場里一起討論問題，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 16

　　（二）為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艱辛探索與奮斗

　　舊社會留下來的是“一窮二白”的落后的中國。要徹底改變國家和民族的面貌，就必須完成兩大歷史任務。一是穩步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二是逐步地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前者是要解決道路與制度的選擇問題，后者則是要解決如何逐步實現現代化的問題。

　　我們先看社會主義道路與制度的選擇。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志還親自主持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主持起草這部憲法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既參考了蘇聯憲法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也研究參考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還研究過從清末到蔣介石時期的各種憲法。他曾經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17同時，他又強調：“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于資產階級類型。”“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18

　　通過這部憲法，建立起具有中國自己特點、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首先建立起來的，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紐帶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這一國體的建立，使新中國有可能在對極少數敵對勢力實行專政的同時，在人民內部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對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的探索并沒有結束。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時，毛澤東同志提出：“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制度在各國的具體發展過程和表現形式，只能有一個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19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產生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科學著作。

　　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暴露出來的經濟管理體制上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提出：“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20

　　1956年，毛澤東同志還提出要研究一個問題，就是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21這些都說明，當時在“以蘇為鑒”思想的指引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且許多思考已經接觸到問題的核心。

　　我們再看如何逐步實現現代化。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不僅親自指導制訂了一個又一個現代化的中長期規劃，還指導制訂了科技發展的兩個中長期規劃和農業發展綱要。這些規劃的實施盡管受到各種各樣的干擾，但主要任務都得以實現。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白手起家、勤儉建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建設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國防和高科技領域中以“兩彈一星”為標志取得了重要突破，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全面推進。

　　當年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卓越貢獻的錢學森回憶說：“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國成立，認為機會到了，應該回到祖國去。但是美國的統治階級與中國人民為敵，制造了種種麻煩，阻止我回國，使我多呆了五年。”“這一段歷史，我決不會忘記，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國主義，我也領教了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國的‘民主’是什么樣子，所以我對中國共產黨是懷有深厚感情的。”22這番話，道出了當時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渴望國家強盛的共同心聲。

　　說到這20多年的建設成就，就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問題：我國工業化的起點是怎樣的呢?以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完成時為例。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而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前的1928年，這兩個比重已經分別達到45.2%和39.5%。當時中國許多重要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落后于印度。如鋼產量，美國為538.3公斤，印度為4公斤，中國為2.37公斤;發電量，美國為2949度，印度為10.9度，中國為2.76度。當年毛澤東同志曾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23

　　從1953年“一五”時期開始到1976年的20多年，是國家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無到有”的時期，是為現代化建設后30年的跨越式發展打基礎的關鍵時期。盡管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仍然是比較快的。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4%。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679億元人民幣增加到1976年的2943.7億元。24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25

　　主要工業品的生產能力有了飛躍的發展。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26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13.52萬輛。27

　　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同樣得到較快的發展。舊中國在73年間修筑鐵路2.18萬公里、公路8.07萬公里。而到1976年，中國的鐵路達到4.63萬公里，公路達到82.34萬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國的路網骨架。28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具備了自主設計制造萬噸級遠洋輪船的能力。

　　糧食總產量從1949年的2263.6億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726.1億市斤，畝產量從1949年的137市斤提高到1976年的316市斤。棉花總產量從1949年的888.8萬擔增加到1976年的4110.9萬擔，畝產量從1949年的22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6市斤。29在當時主要靠天吃飯的條件下，農業取得的這些進步，靠的是興修水利、平整農田的結果，但長期滯后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

　　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同期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新增的4億人口，而且使全國人均占有的糧食增加近200市斤。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30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全國人口的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31人均預期壽命，1953年為40歲，1975年提高到63.8歲。32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1月，第一枚中遠程導彈發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衛星試驗成功。這些成就表明，中國在尖端科技領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然而，探索的道路并不平坦。歷史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搞革命取得勝利固然不易，搞現代化建設取得成功更難。“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就是在探索中付出的沉痛代價。“大躍進”的教訓告訴我們，不能違背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規律，更不能超越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搞所謂“提前建成社會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條件下盡管階級和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已不是社會主要矛盾;黨內和國家機關內部盡管還存在著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等陰暗面，但決不能用政治運動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搞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社會主義建設要始終堅持群眾路線，但不能脫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搞所謂“大民主”;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抵御剝削階級腐朽思想侵襲，進行必要的積極的思想斗爭，但必須擺事實、講道理、堅持“雙百”方針，決不能搞“無限上綱”式的政治批判，更不能以思想問題定罪。毛澤東同志探索中成功的方面，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對探索中的失誤，包括嚴重失誤，加以科學的正確的總結，同樣可以成為我們寶貴的財富。同歷次犯錯誤一樣，從失誤中警醒，并以對人民、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徹底糾正錯誤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共產黨自身。

　　總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探索為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三）改革開放創造出“中國奇跡”

　　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也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是怎樣開創的呢?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偉大歷史轉折中開創的，是在完整準確地理解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開創的，是在全面撥亂反正、實事求是地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深刻汲取取“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訓中開創的，同時也是在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不斷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的過程中開創的。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奏響了最為壯麗、最為輝煌的一個樂章——改革開放樂章。這一樂章的首席指揮家正是鄧小平同志。

　　改革開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在華夏大地再一次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創造出令世人驚嘆的中國奇跡。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國夢的真正實現。

　　30年前，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鄭重指出：“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33從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清晰地寫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上，成為一次又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主題，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中國夢”而進行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接力奮斗的偉大事業。在改革開放的尋夢歷程中，我們實現了三大轉變，即：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轉變，從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溫飽到總體小康的轉變。

　　改革開放新時期全部成就歸結到一點，就是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分別以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共同支撐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形成了最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經驗。有了道路、理論、制度支撐的“中國夢”距離我們不再遙遠，它是必定實現的美好未來。

　　站在改革開放30多年為我們創造的新的歷史起點上，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34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歷史新起點呢?一方面，經過30多年的積累，改革發展成就巨大。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社會生產力基礎雄厚，科技創新能力增強，人力資源豐富，生產要素綜合優勢明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不斷完善。另一方面，改革發展的任務艱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產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所加劇，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并存，金融領域存在潛在風險，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仍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問題引人關注。

　　對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啟動的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世界貿易組織前任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認為：“根據過去的經驗，我感覺中國新一輪改革一定會成功，而且它會讓整個中國受益，也會讓全世界都受益。”35

　　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認為：世界正在從以西方為中心轉變為多極化世界。新的世界權力格局正在形成，新興國家的力量越來越強大，西方國家衰落越來越明顯。但西方衰落需要一個過程，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對于中國和中國人來說，未來的機遇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大得多。36

　　種種跡象表明，實現“中國夢”，現在到了一個關節點上。我們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增進中國共識，增強對中國道路、中國話語、中國制度的民族自信心。

　　歷史是了解現實的一把鎖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4月1日在西班牙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所說：“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30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脫離了中國的歷史，脫離了中國的文化，脫離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脫離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是難以正確認識中國的。”

　　從中國的文明史以及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史都可以看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選擇可以證明這一點，就是從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深種著追求平等公正大同的種子。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等貴賤，均貧富”等，都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

　　從中國的文明史以及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史都可以看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現中國夢，只有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是遠遠不夠的。沒有中國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沒有公民道德高地和誠信平臺的構建，沒有中華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實現中國夢，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雙飛的發展過程。”37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傳的民族精神中來進行基因測序。”38實現中國夢，需要推動中華文明時代化傳承、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明是由民族血脈和歷史傳承造就的，更是由時代脈搏和創新精神凝聚的。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伴隨，必定會推動中華文明走向新輝煌。“民族自卑”和“歷史虛無”，是中華文明的腐蝕劑，在此基礎上不可能鑄就中華文明新輝煌。同樣，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孤芳自賞，也不可能有中華文明新輝煌。中國人民在實現中國夢的進程中，將緊緊把握時代和實踐發展的脈搏，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譜寫人類文明多元、平等、包容發展的新篇章。

　　三、怎樣繼續實現中國夢？

　　這就要全面深化改革，抓住改革總目標和六個“緊緊圍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征途上，我們黨還要繼續過好三個關口。這就是：市場經濟關、民主政治關、國家治理關。

　　第一，過好市場經濟關，做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與發展這篇大文章。

　　當年，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過市場經濟關的時候，走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結合的道路。這對它們是輕車熟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商品生產和資本流通高度市場化、高度社會化的產物。盡管如此，這些國家也經歷了多少次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調整，才建立起高度發達的國內統一市場和世界市場，才實現了區域一體化。

　　如今，過好市場經濟關的問題，客觀地擺在我們面前，關鍵看我們如何應對。我們的國情、社會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發展道路，都決定了不能走西方國家的市場化道路，而必須堅定不移地做好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篇大文章。

　　第二，過好民主政治關，做好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完善與發展這篇大文章。

　　當年，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過民主政治關的時候，走的是多黨競選、三權分立、代議制即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這對它們同樣是輕車熟路，因為這些正是處于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對付封建專制或封建王權的有效手段，由此形成了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傳統。

　　然而，資本主義民主在當今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利益》雙月刊今年1-2月號上發表題為《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的文章，認為美國政治文化的三個主要結構性特征當前都出了問題。第一，相對于其他自由民主國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門(也包括兩大政黨所發揮的作用)在美國政府中的影響力過大;第二，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的影響力在增加，這不僅扭曲了民主進程，也侵蝕了政府有效運作的能力;第三，由于聯邦政府管理結構在意識形態上出現兩極分化，美國的制衡制度也就變成了否決制。所有這些引發了一場代議制度危機。

　　同樣，我們也面臨著過好民主政治關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必須堅定不移地做好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篇大文章。

　　第三，過好國家治理關，做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與發展這篇大文章。

　　縱觀世界各國，各有各的治理體系，各有各的國家制度。這些治理體系和國家制度，都是經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才最終穩定下來，完備起來。就是到現在，也還需要不斷進行調整和改革。可以說，沒有一成不變的國家治理體系，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國家治理模式，更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標準。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中國長遠發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礎。這就說明，當前我們已經把國家治理問題放在統攬全局的核心地位，將社會主義制度文明建設提上了國家重大議事日程。堅定不移地做好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篇大文章，就一定能夠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問題上占領制高點，擁有這方面的國際話語權。

　　(作者系求是雜志社社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文章選編自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講座第十講講稿)

　　注釋：

　　1、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2014年3月27日。載《人民日報》2014年3月28日。

　　2、《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頁。

　　3、“三世說”認為人類社會是沿著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順次進化的過程。

　　4、《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8頁。

　　5、《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3頁。

　　6、《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4頁。

　　7、《范文瀾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439頁。

　　8、(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47頁。

　　9、孫中山：《<民報>發刊詞》，1905年10月20日。《孫中山選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頁。

　　10、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選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頁。

　　11、(臺北)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研究所2002年版，第42—46頁。

　　12、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頁。

　　13、毛澤東：《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頁。

　　14、毛澤東：《在同參加政協會議的部分黨內外人士座談時的講話》，1954年10月1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633頁注1。

　　15、毛澤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頁。

　　16、《費孝通文集》第6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頁。

　　17、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頁。

　　18、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328頁。

　　19、毛澤東：《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1956年8、9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頁。

　　20、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頁。

　　21、參見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22、錢學森：《一切成就歸功于黨歸功于集體》。載《人民日報》1989年8月8日。

　　23、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24、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82頁。

　　25、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頁。

　　2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3頁。

　　27、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五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54頁。

　　28、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五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559頁。

　　29、《中國農業年鑒(1980)》，農業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5、36頁。

　　30、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版，第81、167、454頁。

　　31、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版，第83、95頁。

　　32、路遇主編：《新中國人口五十年》上，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頁。

　　33、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82年9月1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34、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2012年11月29日。載《人民日報》2012年11月30日。

　　35、《文匯報》2014年3月11日。

　　36、新華網，2014年4月11日。

　　37、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2014年3月27日。載《人民日報》2014年3月28日。

　　38、習近平：《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2014年3月28日。載《人民日報》2014年3月30日。

　　原載于求是理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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