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建設承前啟后，既是經濟建設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黨的建設的基礎和鋪墊。把社會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夠解決迫在眉睫的民生問題，確保初戰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領經濟、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長動力，重構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建設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是中國后來居上的法寶，是共產黨凝聚人心的旗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間正道。

　　新中國實現了罕見的長期經濟增長，當前又面臨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長動力的任務。“中國經濟奇跡”的秘訣是什么?“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如何形成新的增長動力?目前看來，僅在經濟領域就事論事，無法作出滿意回答，必須綜合考慮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交互作用。

　　我們認為，“中國道路”與其說特殊在經濟發展道路，不如說特殊在社會發展道路。社會革命先于經濟革命、社會建設促進經濟建設，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共同經驗，是中國道路成功的特殊秘訣之一，是“中國特色”的特之所在，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長動力的著力點和突破口。

　　市場擴張和社會建設是相輔相成的兩大歷史運動

　　市場機制帶來了經濟快速發展。但是，市場經濟不能在真空中運行，經濟體制不能脫離人類社會而存在。市場經濟和社會建設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

　　一方面，市場經濟健康運行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包括：首先是以健康、教育為標志的人的自身全面發展，否則人們就沒有能力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其次是比較公平的社會，這是公平競爭的起點。一個貧富懸殊、階層分化的社會，市場機制只會被強勢利益集團所操縱，成為掠奪弱勢群體的工具，形成“壞的市場經濟”。社會公平還能夠擴大有效需求，而貧富懸殊的社會往往購買力不足。第三是一定水平的社會保障，以實現互助互濟，減輕自然和市場風險對人們的傷害。第四是完善的社會組織，以避免人們被市場沖擊成原子化的個體，使之參與社會協商等政治活動，通過集體協作維護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市場的擴張又會反過來侵蝕其社會基礎，導致對社會、對人自身發展的破壞，帶來貧富分化、傳統社會結構瓦解、公共事業市場化、基本權利不平等等后果。這不僅會降低人們的幸福感，而且破壞生產力，到一定程度會使市場經濟無法繼續運行。特別是，勞動力和土地進入自由市場，尤其會侵蝕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人和土地不僅僅是生產要素，而是具有多重屬性。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需要社會文化精神生活。土地是保障的網底、生態的屏障、文化的載體、鄉愁的寄托。純粹的自由市場，把人和土地的社會屬性統統忽略，變成單純的生產要素，引起生態破壞、土地兼并、農村流民、勞資矛盾、血汗工廠等社會問題。當社會成員忍受不了這些問題時，就會產生各種形式的“社會保護運動”，通過政府干預、福利慈善甚至暴力革命等方式，校正市場失靈，限制市場的力量無限發展，對基本民生、社會、文化、生態進行保護。社會保護運動又會為新一輪市場擴張創造條件。

　　因此，近代人類社會始終存在兩方面的運動。一方面是市場擴張，另一方面是市場擴張到一定階段后出現的“社會保護運動”。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大致有三次這樣的大周期。

　　第一個周期是工業革命到19世紀末。工業革命引起市場化高速發展，資產階級政府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和工人的社會救濟，強行把勞動力和土地變為商品，在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同時，給大眾帶來了深重災難。19世紀50年代起，大規模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各國政府相繼允許工人成立工會、出臺最低工資法、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等，緩和了社會矛盾。

　　第二個周期是19世紀末到二戰后。由于社會矛盾緩和，市場化、全球化又迎來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大危機，并爆發兩次世界大戰。這次危機也波及到中國，造成了民族工商業和小農經濟廣泛破產。二戰后，社會主義運動對全球產生巨大影響，凱恩斯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歐美普遍學習社會主義經驗和優勢，經歷了企業國有化、建設福利國家、社會改革、民權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緩和了社會矛盾。第三世界國家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新獨立國家強調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縮小了南北差距。

　　第三個周期是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削減社會保障成為政策主流，表面上帶來了20年經濟高速增長，但卻導致各國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相繼爆發亞洲金融危機、拉美債務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東歐和拉美國家接受一些國際組織推行的自由經濟理念，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經濟主權喪失，社會保障崩潰，許多執政多年的政黨下臺。(當時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要吸取拉美的教訓)。自21世紀以來，拉美開始“向左轉”，政策面向基層民眾傾斜，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包括巴西的盧拉、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等。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也開始“左轉”進程，新一輪社會保護運動正在興起。

　　縱觀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是一個市場擴張和“保護性運動”此消彼長的過程。市場經濟和社會建設互相促進，相輔相成。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發展歷史，也是這一世界趨勢的組成部分。

　　社會革命先于經濟建設，“中國道路”獨特的成功經驗

　　研究中國經濟有兩個難題：一是“李約瑟之謎”，即傳統中國GDP世界領先，但為什么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二是“中國奇跡之謎”，即新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動力是什么?目前的理論尚未作出滿意回答。我們認為，社會革命先于經濟建設，打破傳統社會結構對經濟起飛的束縛，是這兩個問題的共同答案。

　　舊中國的深重災難，本質上是全球自由市場對中國的沖擊所致，是廣義上的“市場失靈”。而新中國的社會建設，是全球“社會保護運動”的一部分。從發達國家來看，先搞工業革命，再搞社會建設，是一個普遍規律。中國也曾試圖走這條路，但是卻失敗了。從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特別是洋務運動和國民政府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技術、現代工業等要素在中國都已大規模出現，但是卻未能啟動現代化進程。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現代經濟的比例不到10%，仍是典型的農業國。而中國共產黨用20多年時間，就初步實現了工業化。舊中國未能啟動工業化，主要障礙不是經濟因素，而是社會因素：既沒有突破傳統社會結構對經濟起飛的束縛，也未能抵御全球自由市場對傳統社會結構的沖擊。

　　在一個農業國啟動工業化，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足夠的初始資本積累;二是技術和人力資源;三是保持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中國是人多地少的小農經濟國家，農業產量僅夠勉強糊口，清政府和國民黨分別依靠封建士紳、工商資本家和官僚資本推進工業化，造成農村劇烈的貧富分化。再加上外國資本和產品的沖擊，大量農戶和小工商業者破產，使現代化進程中斷，工業部門主要操縱在外國人手里，成為殖民地經濟，連國家安全都難以保證，談何發展。舊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文盲率80%以上，政府軟弱無力，無從改善人力資本。歷史證明，對外加入全球自由市場，對內依靠私人資本和自由市場，是無法啟動中國工業化的。這也是發展中大國的共同教訓。早期工業化國家之所以可以“先工業革命再社會建設”，是因為歐美的人地矛盾本來就比中國和緩，還可以通過海外殖民等方式轉移國內的社會矛盾，而后發展的大國已經沒有這些條件。

　　這一宿命終于由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新中國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那就是，在社會革命基礎上啟動經濟建設，通過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為實現現代化掃清障礙。

　　第一，把農村組織起來，打破小農經濟的低水平均衡，兼顧為工業化提供資源和保護農民利益兩大目標。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具有多方面的職能：一是通過糧食統購統銷，大規模而又相對平均地從農村提取剩余產品，為工業化提供資金來源。二是組織集體勞動，進行農田水利、開荒等基礎建設，在機械、化肥等要素尚不能大規模供給的情況下提高農業產量。三是組織農村救災救濟和醫療、教育、養老、治安等公共事業，保障農村基本民生。四是組織村民自治和社會管理。這些做法改變了幾千年來的小農經濟結構，避免了士紳、豪強、工商資本對農民的剝奪，在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的同時確保了農村穩定和民生改善。這一時期，農村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食不果腹、懶漢遍地，而是實現了灌溉面積增加兩倍，水庫總庫容量增加20倍，農業機械化普及率超過中等收入國家，糧食畝產翻一番多。這不僅為工業化提供了巨額的資本積累，并且避免了惡性土地兼并和小農破產，為工業化和改革開放創造了最重要的社會條件。如果不是把農村組織起來，小農經濟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

　　第二，建立“保基本、全覆蓋”的社會保障，使得“高積累、低消費”成為可能。百年中國夢首先是民族獨立的夢，這決定了中國工業化只能主要靠國內積累，依靠外援遲早要付出代價。為了在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同時不影響基本民生，新中國依托國有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公社，在城鄉均建立了包括醫療、養老、住房、工傷、喪葬、撫恤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人民不必為基本民生擔憂，使大規模集中積累發展重工業成為可能。這一時期，盡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這是“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地基，是“篳路藍縷啟山林”的創業。中國超越西方國家“先實現現代化、再搞社會保障”的發展模式，在工業化早期就建立社會保障，這是確保快速工業化的又一因素。

　　第三，實行人力資本優先發展。以健康、教育和性別平等為主要標志的人力資本發展水平滯后，使世界許多國家陷入貧困陷阱，呈現“窮、愚、病”的惡性循環。新中國把醫療、教育和婦女解放作為重大政治問題，在毛澤東“教育要革命”、“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下，優質資源向基層和農村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資本密集型的醫療模式。通過發揮集體協作的優勢，創造了以合作醫療、赤腳醫生和民辦教育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術路線，普及了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教育和國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躍升，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前35歲增加到70年代末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初級衛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廣。青壯年文盲率從1949年80%下降到1981年15%左右，1979年小學凈入學率達到93%，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30個百分點，接近發達國家。婦女解放走在世界前列，“婦女能頂半邊天”成為社會共識，婦女就業人數從1949年60萬增加到1977年2036萬。70年代中期婦女初婚年齡已達到22歲，比主要發展中國家提前20年，婦女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這些成就，使得昔日的“東亞病夫”，成長為一支有文化、守紀律、年紀輕、身體好的產業工人和新型農民隊伍，為后來的發展積累了長達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成為支撐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有生力量。

　　第四，通過組織集體協作，彌補了資本和技術的不足。發展中國家普遍遇到的一個問題是，“許多事沒人干，許多人沒事干”，資本技術短缺和失業并存。新中國打破了傳統的社會結構，建立了高度組織化、扁平化的社會，組織大規模集體協作，彌補資本和技術的不足。人民公社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組織起來，從事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組織大規模集體協作和攻關，突破技術瓶頸。兩彈一星、雜交水稻、運十大飛機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規模協作取得的，從而躍出了落后國家資本和技術短缺的陷阱。這一切，如果沒有社會結構的根本變化，是無法做到的。

　　第五，社會革命打破了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普及了平等文化，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激勵。正如韋伯認為新教運動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一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蕩滌了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是一次大規模的平民化運動。“人民創造歷史、勞動者最光榮”的理念，“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的經濟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的愿景，都從根本上改造了傳統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當然，打破幾千年的舊思想、舊文化，非朝夕之力，這方面成果也不徹底。但畢竟，這一時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平等，使勞動者獲得“為自己勞動”的主人翁心態，在經濟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勵作用。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數以千億方計的水利土方，是工人農民低工資甚至無償完成的，如果沒有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這樣強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過社會革命和建設，新中國建立了一個公平、有保障、有組織力的扁平化社會，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一盤散沙、貧富懸殊、脆弱和充滿風險的社會結構，讓千百年來被侮辱被損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嚴、有安全感、有希望，這是共產黨能夠啟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根本原因。1952年到1978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高于世界同期的3%;1978年我國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工業體系。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兩個時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內涵之一。

　　今天有人認為，共產黨搞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中斷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耽誤了現代化的時間。這話恰恰說反了。1840年以后，歷史給了中國一百多年時間走向資本主義，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從未發展起來，而是在封建束縛和外資壓迫下不斷夭折。反而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社會建設，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為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闡述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要無產階級來領導的道理。

　　前30年打下的社會基礎，助推后30年的經濟起飛

　　市場經濟促進了改革以來的快速增長，這一成就不容否定。但是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很多，其中增長緩慢甚至停滯的也為數不少。因此，還要進一步回答，中國的市場經濟特殊在哪里?

　　中國式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在于，在市場化改革之前就進行了幾十年的“社會保護運動”，建立了完善的社會基礎，從而使得中國在市場經濟初期比西方國家這一時期的發展要高速、平穩和公平。體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點和強勁的內需。19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只有0.18，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沒有任何強勢利益集團，市場經濟有公平的起點，是比較接近理想狀態的市場經濟，工人、農民、私營企業主都能從市場化改革中獲益。公平還有利于擴大內需，一結束前30年“高積累低消費”的國民分配格局，就表現出強大的國內需求，80年代消費品市場迅速擴張。直到90年代末，由于一般消費品消費接近飽和、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原因，才開始出現內需不足。

　　第二，健康和教育水平躍升，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產業后備軍。1980年代初，我國是一個“擁有第一世界人力資本的第三世界國家”，為“世界工廠”提供了一支幾乎取之不竭的產業后備軍，支撐了中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大規模擴張。印度裔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中國相對于印度的優勢是由其改革以前的基礎所產生的，而不是改革帶來的。隨著勞動密集型低端產業過剩，現在這一紅利已經耗盡，需要重新提升人力資本。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降低了勞動力成本。改革前，我國已經有了低成本、廣覆蓋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勞動保障制度仍然低成本地有效運行，而且覆蓋職工及其家屬，使得民營企業雇用工人可以“搭便車”，不需要支付勞動保障成本。公共服務部門的市場化尚未開始，醫療、教育、住房的成本較低，使得企業可以用較低的工資水平雇用工人，從而形成所謂“低勞動力成本”優勢。

　　第四，農村集體組織的遺產，支持了農村和城鎮化發展。1970年代依托集體組織開辦的社隊企業，是鄉鎮企業的前身。集體經濟時期興修的農田水利設施，在改革開放后一直持續發揮作用。這些因素加上包產到戶，使得80年代農村的農業和鄉鎮企業都獲得快速發展。農村集體土地和宅基地為農民提供了基本保障，成為大規模勞動力轉移的蓄水池和保障線。集體土地為城鎮化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廉價的土地來源。

　　第五，社會建設的成就為改革提供了政治資源和民意基礎。改革初期，公平的社會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改革的普惠性使黨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成為推進改革的政治資源和社會基礎。在計劃生育、國企改革等問題上，許多群眾懷著長期形成的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愿意主動犧牲自己，為國分憂。而一旦群眾感受到有的改革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就會形成對改革的懷疑甚至抵觸。

　　概言之，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之前，已經進行了規模廣泛的“社會保護運動”，從而能夠平穩引入市場機制，兼顧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改革開放初期成為人們記憶中“凱歌行進”的時代，離不開之前奠定的堅實的社會基礎。今天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越來越困難，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會基礎不斷耗散削弱。

　　新的社會建設不足，導致經濟社會發展日益不平衡

　　市場經濟和社會基礎的關系，猶如人和空氣、魚和水。當人生活在空氣中，感覺不到空氣存在，只有失去之后才感到痛苦。改革初期，人們只意識到市場的作用，而看不到社會基礎對市場經濟的反作用，概由于此。由于把改革成就一概歸結于市場經濟，導致把市場原則引入社會和民生領域，原有的社會基礎不斷耗散，新的社會建設力度不足，造成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最終制約經濟增長。對此，應當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反思：

　　第一，農村組織化程度下降，加重三農問題。包產到戶后，許多地方的集體組織功能已經名存實亡。當包產到戶的制度紅利發揮殆盡，小農經濟結構的弱點就顯現出來。單個農戶面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抗風險能力弱，谷賤傷農的情況在所難免。農村社會組織瓦解之后，公共事務荒廢，大量勞動力外出，農村空心化，基層治安和治理狀況惡化。新世紀以來反哺農業力度加大，但由于農村社會組織不健全，許多惠農政策無法真正落實到有急切需要的農戶身上。

　　第二，企業社會責任弱化，勞動收入過低，強化了對粗放發展方式的依賴。同改革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比，改革之后的勞資差距拉大，勞動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額不斷降低。地方政府實行親資本政策，靠壓低工資、社保標準招商引資;企業依靠壓低工資維持利潤率，看似在世界市場獲得“競爭優勢”，但卻限制了工人收入，壓抑了消費需求，更遑論投資于教育培訓，提高人力資源水平。在收入差異過大的情況下，為了保障基本民生，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擴大投資來確保就業和穩定，致使經濟日益依賴低水平重復投資和出口。據估計，2003-2009年私有企業社會欠賬超過4.1萬億元，占同一時期全國勞動報酬總額的6%，相當于2009年當年GDP的14%。如果承擔社會欠賬，提高工人收入和保障而擴大內需，每年可創造3%-5%的GDP增長。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公共服務市場化，壓抑了內需。80年代以來，政府衛生投入減少，醫療機構逐利行為增強，至今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僅有中低收入國家的一半。教育的不公平和以應試為目標的競爭愈演愈烈，也間接增加了家庭支出。投機性住房需求暴漲，保障性住房供給不足。這“三座大山”增加了家庭負擔和不確定性，導致大量預防性儲蓄，不但提高了勞動力成本，而且壓抑了國內需求。2013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7，瀕臨影響社會穩定的警戒線邊緣。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也導致內需不足。我國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儲蓄率高達66.5%，而45%的家庭當年沒有任何儲蓄，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障礙。

　　第四，社會領域欠賬，制約建設創新型國家。一方面，社會保障的瓦解不利于激勵企業和個人創新。只有在一個基本保障完善的社會，企業和個人才會去冒風險進行創新。在不確定性強的社會，則傾向于“掙快錢”。北歐國家是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最完善的國家，同時也是最具有創新活力的地區之一。另一方面，創新型國家還需要一支高技能的工人隊伍。目前我國工人隊伍以農民工為主，教育基礎薄弱，由于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企業過于依賴低成本勞動力，也窒息了創新活力。

　　第五，社會階層分化，影響人民對改革的信心。社會階層嚴重分化和對立之下，強勢利益集團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影響改革決策，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對改革的參與和話語權微弱。這既影響人民對改革的認同，也難以保證改革成果惠及大多數人。

　　隨著市場化的深入，我國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已經受到沖擊。社會組織瓦解、社會保障削弱、社會差距拉大，這些問題不僅是社會問題，而且日益使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走向“壞的市場經濟”，削弱經濟增長的潛力。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已經清楚地意識到社會建設的“欠賬”，并進行了有成效的“社會保護運動”，相繼實行西部大開發、低保、教育、醫療和養老改革等。以醫改為例，我國用不到三年的時間，完成全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與美國醫改舉步維艱形成鮮明對比。但是，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而且面臨重重阻力，社會建設滯后的狀況尚未根本扭轉，侵蝕社會基礎的力量仍然遠遠大于維護社會基礎的力量。

　　社會建設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想突破口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規劃了全面深化改革。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選擇什么作為突破口、切入點，關系到改革成敗。社會建設承前啟后，既是經濟建設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黨的建設的基礎和鋪墊。把社會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夠解決迫在眉睫的民生問題，確保初戰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領經濟、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長動力，重構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建設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建設是中國走出一條新路、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必然選擇。現有工業化國家走過的那種依靠建立殖民地輸出社會矛盾，先搞圈地運動和血汗工廠，再回過頭完善社會保障的道路，今天世界已經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發展中國家再走一遍。中國如果走這條路，就必然是死路一條。能不能跳出“歷史周期律”，避免把西方經歷過的血汗工廠、生態破壞、勞資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再走一遍，能不能在不損害社會公平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走出一條新路?中國的實踐表明，重視社會建設，特別是在社會矛盾尚未激化的情況下就搞好社會建設、避免自由市場對社會帶來的破壞性沖擊，是必由之路。

　　社會建設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基礎。穩定的社會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穩定居民預期，增加消費，化解產能過剩。據研究，醫保全覆蓋總體上使居民消費提高7%，相當于每年釋放1.3萬億元消費能力，遠超過政府財政投入。社會事業本身也是重要的經濟增長點。養老、護理、教育、心理咨詢、群眾文化、全民健身方面，都能夠容納大量就業。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有利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人才儲備。

　　社會建設是協商民主的基礎和抓手。建設民主政治，需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完善的公共服務、穩固的社會組織，這樣才能真正擴大全體人民的政治參與，培養理性、有序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從衛生、教育、社保這些人人都關心的領域入手，建立政府和普通群眾直接對話的機制，擴大人民群眾的直接政治參與，既便于操作，又能擴大影響、提高政府威信，還能培養群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精神和能力，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極為有益的。

　　社會建設有利于在短期內恢復人民對改革的信心。長期以來，由于社會領域“欠賬”，不少群眾未能充分感受到改革成果，對改革失去了認同感。社會建設的一系列措施，對象是最基層的群眾，保護的是最基層群眾的利益，是一種普惠性的改革。這樣的措施能增加群眾對改革的認同感，緩解社會矛盾，增強政府的公信力，為深水區改革提供政治基礎和民意基礎。這將有利于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使改革真正成為“為多數人的改革”，從而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

　　加強社會建設，做幾件人民關心的事情

　　上述分析可見，社會建設和市場經濟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當前我國社會建設滯后于經濟建設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轉，一些領域用經濟改革的思路指導社會改革，導致南轅北轍。社會建設有自身規律，必須擯棄唯經濟思維，加強頂層設計和推動，從人民關心的領域入手，深化社會建設，特別是在近期做幾件人民關心的事情。在此，我們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第一，扭轉忽視社會建設的思想。目前，少數地方和部門對社會建設僅僅理解為和滿足于“守住底線不出事”，這不足以達到社會建設的目標。社會領域的投入，不僅是保障性投入，也是生產性投入。社會建設不能“消極防御”，而要“積極進攻”，才能起到推動其他改革的作用。要讓各級干部都認識到“民生也是硬道理，公平就是生產力”，把社會建設同經濟建設一樣納入政績考核。

　　第二，把社會建設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設計。中央專門召開一次全會，對社會建設做出全局部署;每年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配套召開“中央社會建設工作會議”。在全面深化改革小組中成立社會建設工作小組，從領導配置、部門設置等方面，進一步提高對社會建設的重視程度。明確把“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范圍限制在經濟領域，避免用自由市場思維指導社會建設。

　　第三，以反腐敗行動為契機，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腐敗現象的一大根源是權力和資本合作，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利益。可以以當前反腐敗行動為契機，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調整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的比例，提高勞動者收入。

　　第四，下決心、出重手扭轉醫療領域市場化傾向。近年來雖然對醫療部門增加了財政投入，但其運行機制仍然是市場化、商業化的，醫療機構仍然以逐利為目標，過度診療、藥品回扣愈演愈烈。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在不增加(甚至節約)財政投入的情況下，大幅提高人民受益水平。可以開展一次藥品購銷領域商業賄賂整治活動，像當年禁止軍隊經商那樣，以壯士斷腕的魄力取消以藥補醫機制，加快公立醫院改革，實現較高水平的全民醫保，真正讓群眾感受到負擔下降。

　　第五，面向全體農民工大規模開展繼續教育。高素質產業工人隊伍短缺，是制約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大瓶頸。當前正處于結構調整的攻堅階段，應以舉辦“農民工大學”、開展遠程教育等方式，面向農民工開展大規模的繼續教育，以彌補多年來的教育“欠賬”，還可以解決結構調整中的暫時失業問題。同時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加強校企合作，加大職業教育投入，使教育和生產勞動深入融合。

　　第六，把重建農村基層組織作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戰略選擇。鄧小平1990年就曾提出農業改革與發展“兩個飛躍”的設想。當前，農村社會組織不健全是制約三農問題全局的瓶頸，沒有健全的農村社會組織和社會管理，國家的一切好政策都難以在基層真正落實。目前多數地方的農村合作組織，實際上還是先富起來的少數農戶和城鎮工商企業主導，無法達到讓大多數農民參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職能。建議在浙江等地實踐的基礎上，引導和支持農村建立具有經濟、金融、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監督等綜合性職能的新型農村合作組織，使之成為維護農民經濟和社會利益的平臺。

　　第七，走群眾路線，在社會建設中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政治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十分慎重。而從社會領域入手，既能得到群眾的積極參與，又風險可控。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領域的重大改革、公共服務部門的管理監督方面，應組織當地群眾代表參與，并通過大眾媒體和網絡擴大參與平臺，建立政府和普通群眾直接對話的機制，以培養群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精神，緩解社會上廣泛存在的對立情緒，為改革營造良好的氛圍。這其實就是實實在在的政治體制改革。

　　社會主義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

　　回顧歷史，孫中山早年游歷歐美，親眼目睹尖銳的社會矛盾，提出“社會革命先于經濟革命”的設想，并在晚年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毛澤東終生致力于走出一條公平與效率并重、實現現代化的同時避免兩極分化的道路，防止普通勞動者再次淪為社會底層。鄧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幾代人的努力奮斗，就是要讓中國跳出王朝興衰輪回的歷史周期律，避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巨大代價，走出一條新路，建立一個永遠屬于人民的國家。

　　從清政府到國民黨，都不缺資金、技術、市場和精英人才，但是他們沒有意識、能力和動力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因而不可能帶領中華民族走上現代化之路。中國共產黨能做到這一點，是由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質：對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遵循，20多年革命戰爭建立的群眾基礎、嚴格的組織紀律性，以及以群眾路線為代表的優良作風。中共之所以能創造奇跡，是因為這個黨相信人民創造歷史，要為盜跖莊屩正名，不做五帝三皇的無涯過客;是因為這個黨既不迷信美國專家，也不迷信蘇聯顧問，而是牢牢扎根于中華民族的堅實大地;是因為這個黨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這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始終是“社會保護運動”的思想和動力來源。馬克思主義誕生于1850年代的第一次“社會保護運動”，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誕生于20世紀上半葉第二次“社會保護運動”。20世紀后半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社會改革、建立社會福利體系，不是良心發現，而是受到兩大陣營制度競爭的推動。社會主義國家通過社會改革實現快速發展，顯示出新制度的優越性，推動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改良。2008年金融危機引起的第三次“社會保護運動”，也伴隨著西方思想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當代各國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各異，但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擴大勞動者的經濟和政治權利、限制資本特權、保障基本社會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導各國人民為爭取一個更加美好新世界而努力的旗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金融危機以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遇到了危機。中國提出“道路自信”，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確實是任何一條老路都走不通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大國沿襲西方模式實現現代化的先例。走一條新路，固然比照搬任何一種“普世模式”更加辛苦，難免會有曲折甚至犧牲。但中國的問題只能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只能用中國式的辦法來解決。集成傳統智慧、自身經驗和現代文明，升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中華民族對人類做出的更大貢獻。

　　當前，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形勢越復雜嚴峻，就越要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認識規律、看清方向。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是中國后來居上的法寶，是共產黨凝聚人心的旗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間正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歷史經驗和理論邏輯的統一。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更是解決現實問題的理性選擇。隨著對舊有發展模式的反思，新一輪“社會保護運動”的高潮在中國已經呼之欲出。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一定能在這條道路上書寫新的歷史。

　　“春回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伊始就堅持走群眾路線，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社會公平正義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些思想和舉措深得民心。這就是中國改革的正確方向，這就是中國人的道路自信，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