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贏得了獨立安全的國際地位，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以來迅速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接受產業轉移奠定了基礎。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礎教育普及率達到90%，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為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儲備了人力資源。我國基尼系數只有0.18⑥，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正是這個公平的起點，為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競爭和國內需求的迅速增加提供了前提。可見，我國的“經濟奇跡”，一方面得益于改革開放，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新中國前30年社會建設奠定的基礎。否則就無法解釋，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都實行市場經濟，卻沒有取得我國這樣長期的高速發展。當今中國，不能再把西方發達國家歷史上經歷過的血汗工廠、生態破壞、勞資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走一遍，社會建設、共同富裕是必由之路。

　　關鍵詞：社會建設;經濟建設;政策建議

　　過去三十年，中國改革的主要思路是發展，而發展又被簡單定義為GDP增長，導致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同時，不少地方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現有的執政思路并沒有能夠有效解決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同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當代中國面臨的國情、世情、民情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改革的難度加大，改革的領域延伸更廣，改革的阻力也更加多元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做好頂層設計，找到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進而引領全面改革對改革的成敗至關重要。十八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其中，社會建設在這五項改革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中心”作用，它直面當前改革的難點和重點，是經濟建設的延伸和深化，是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提和基礎，是文化繁榮的保障。社會建設，可以成為下一輪改革的突破口，從而引領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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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會建設、共同富裕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基石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不代表把一切交給市場。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ni)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談到，自19世紀現代市場經濟產生以來，人類社會始終存在兩方面相反的運動。一方面，自由放任的市場力量，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但同時也會帶來貧富分化、道德淪落、社會組織瓦解、生態破壞等;另一方面，社會、民眾以及政府針對自由市場的弊端，實施一系列社會建設運動，以校正市場失靈，限制市場力量的無限發展，對基本民生、社會、文化、生態進行保護。波蘭尼認為，一個“脫嵌”社會的、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最終證明只是一個烏托邦①。歷史清楚地表明：市場經濟與社會建設往往相伴而生，每當市場化、全球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的同時，都會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引起一個社會建設的高峰期。高質量的社會建設則會緩解社會矛盾、鞏固執政基礎，促進政治清明，進而促進經濟又一輪持續發展。

　　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除了依靠市場經濟之外，同樣也離不開社會建設。這種“從市場經濟到社會建設”的歷程經歷了三個周期。第一個周期是19世紀30年代到19世紀末，當時歐洲工業革命引起了市場化高速發展，特別是資產階級依靠政府的力量，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和工人的社會救濟，強行把工人和土地推向市場，這在推動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同時，給大眾帶來了深重災難。恩格斯曾經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里對英國做出預言：隨著小資產階級不斷分解，無產階級隊伍會越來越大;隨著財富分配不均現象越來越顯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革命必將到來。②從19世紀50年代起，大規模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各國政府被迫相繼允許工人成立工會、出臺最低工資法、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等。19世紀60年代，英國工會全國聯合會成立，英國議會通過廢除童工等法律。1883 年，德國為了緩和勞資關系，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保險制度。這些措施緩和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使得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第一次工人危機得以緩和。第二個周期是19世紀末到二戰后。由于社會矛盾緩和，市場化和全球化又迎來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空前迅速。但是隨著經濟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發生經濟危機，相繼引起兩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后，很多國家都推行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歐洲大量企業實行國有化，社會建設方面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如英國等國家仿效蘇聯建立了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全民免費醫療);美國約翰遜總統推行“偉大社會”計劃③，著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許多歐洲國家先后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自由資本主義逐步走向人道資本主義以及福利資本主義。第三個周期是80年代以來，社會建設雖然緩和了發達國家的內部矛盾，但同樣也帶來了滯漲、效率低下等社會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再次占據主導地位。經過不到20年的繁榮期，全球相繼爆發了東亞金融危機、拉美債務危機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引爆社會危機，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社會抗爭此起彼伏。并且，這些危機已經延伸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歐和拉美國家，由于推行自由經濟政策措施不當，許多執政多年的政黨下臺。自21世紀以來，從拉美開始，先后出現了一批重視社會建設的政黨上臺執政，這些政黨強調政策面向基層民眾傾斜，縮小收入差距。例如2003年巴西總統盧拉上臺，推行“零饑餓”計劃;墨西哥相繼推出了“進步”和“機遇”計劃，使超過500萬家庭受惠④。從以上三段歷史劃分中我們可以看出，人類社會始終存在兩方面相反的運動，社會建設是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經濟繼續騰飛的基礎。

　　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離不開新中國頭30年社會建設奠定的堅實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嚴重社會分化以及長期戰亂帶來的破壞，政府把社會建設置于了重要位置。新中國獨立自主地走出中國特色的社會建設道路，保障了全體百姓的基本民生需求。在城市和農村相繼建立了勞動保險制度、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推行義務教育，在收入分配上比較公平，推動工人、農民直接參與管理，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在社會管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這個時期，雖然大量資源被用于發展重工業，但正是由于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組織的完善，才使得基本民生得到了保障、社會保持穩定。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贏得了獨立安全的國際地位，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以來迅速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接受產業轉移奠定了基礎。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⑤，基礎教育普及率達到90%，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為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儲備了人力資源。我國基尼系數只有0.18⑥，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正是這個公平的起點，為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競爭和國內需求的迅速增加提供了前提。可見，我國的“經濟奇跡”，一方面得益于改革開放，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新中國前30年社會建設奠定的基礎。否則就無法解釋，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都實行市場經濟，卻沒有取得我國這樣長期的高速發展。

　　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西方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教育、醫療以及養老體制是吸引發展中國家精英移民的三大原因。它已經成為當代西方保護個人自由、尊重人權的文明標志，并且已經成為西方大多數國民的基本理念。它是西方社會文化“軟實力”的組成部分，即使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20世紀80年代，社會領域也對市場侵入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私有化在一些企業部門得以推行，例如鐵路，但在社會性很強的領域例如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私有化措施往往“雷聲大、雨點小”，甚至遭到完全的失敗。人人享有基本社會福利成為歐洲國家的共識。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NHS即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同工業革命、莎士比亞一起成為英國國家形象的象征，向全世界人民進行展示。可以說，“福利國家”的社會建設理論和政策已經從學者的學說轉變為政府的行動綱領，無論什么政黨執政，這一政策都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它幾乎已經成為所有資產階級政黨都贊同的主張。

　　重視社會建設有利于發展中國家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付出了巨大代價。對于今天的發展中國家，能不能跳出歷史的“周期律”，不再把西方發達國家歷史上經歷過的血汗工廠、生態破壞、勞資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走一遍，能不能在不損害社會公平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走出一條新的道路?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在摸索著回答這一問題，而重視社會建設、特別是在社會矛盾還不那么激化的情況下就搞好社會建設、避免自由市場對社會帶來的沖擊，是走出這條新路的一個途徑。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面對的自由資本主義已經為福利資本主義所代替，但是，這種進步并不是自發的，而是經過社會主義運動長期的斗爭才實現的。特別是當代世界各國，雖然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多種多樣，但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擴大勞動者的經濟和政治權利、限制資本特權、保障基本社會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導人們為爭取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世界進行努力的旗幟。

　　二、以社會建設、共同富裕為突破口，引領全面改革

　　長期繁榮的國家，無不是在經濟騰飛之后，及時把注意力轉到了社會建設和國家基本制度建設上。當前，我國單項改革的潛力已經比較充分地發揮出來，新的改革需要統籌兼顧，讓各項改革互相促進。在全面改革中，以社會建設為突破口，既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識，為深化改革提供民意基礎，又有利于促進經濟、政治、文化改革。

　　社會建設能夠凝聚改革共識，是共同富裕應有之義。長期以來，我國在社會建設領域重視不足，不少人民群眾未能充分感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部分群眾甚至認為，“改革就是漲價”、“改革就是政府推卸責任”，對改革失去了認同感。從短期來看，社會建設的一系列措施，對象是基層的群眾，保護的是基層群眾的利益，是一種普惠性的增量改革。它能增加群眾對改革的認同感，緩解社會矛盾，增強政府的公信力，為深化改革提供政治基礎和民意基礎。

　　社會建設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十八大強調走共同富裕道路。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一個缺乏基本社會保障的社會，一個社會關系緊張的社會，都不能稱之為共同富裕的社會。社會建設著力提高社會公平正義，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生產、生活和生命安全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是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各個階層之間收入差距很大，特別是有產者階層和普通勞動者階層之間的差距極大，這既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正常差別，也有分配上資本力量強、勞動者力量弱的原因，而且，城鄉、地區、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都和這個原因有關。開展社會建設，既能夠彌補由收入差距帶來的基本民生問題，為百姓提供基本民生保障，又能夠通過社會組織建設，擴大一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利益表達渠道，體現人民的主體地位。

　　社會建設有利于經濟改革的深化。一是解決內需不足問題。我國居民的消費模式已經發生了兩個轉變：一是從日用消費品向大額耐用消費品需求的轉變;二是從個人消費品向公共服務需求轉變。我國內需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社會保障薄弱，中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不足。為此，必須有穩定的社會保障制度，穩定居民預期，減少防御性儲蓄，增加消費，同時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如不做這些工作，通過擴大投資來拉動內需，仍會帶來進一步產能過剩，社會矛盾加大。最新的一項研究表明，農合、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三項醫保，分別使相應人群的消費提高5.4%、11%和10.2%，總體上使居民消費提高7%⑦，相當于每年釋放1.3萬億元消費能力，遠超過政府財政投入，實現了乘數效應。二是社會事業本身是重要的經濟增長點。養老、護理、教育、心理咨詢、群眾文化、全民健身方面，都能夠容納大量就業。政府把公益性的公共服務辦好之后，還能夠促進帶動高端服務業的發展。美國奧巴馬政府搞醫改，僅僅建立醫療衛生信息系統一項，就能創造20萬個工作崗位，并且需要的大多數是高端人才。我國現階段第三產業比重相對較低，加強社會建設本身能夠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三是社會建設有利于提高人力資源水平。人力資本水平提高，有利于節省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數量，提高生產效率;有利于吸引其他國家的資源、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進入本國;有利于推動科技進步。⑧社會建設包含教育、醫療衛生和人口等多個領域，這些都直接關系著人力資源水平。增強社會建設自然有利于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經濟發展。反過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又能夠促進社會建設，進一步提高人力資源水平，這就形成了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嚴重的資源和環境約束，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已經成為迫切需要。社會建設著眼于提高人力資源水平，為產業轉型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民主政治需要社會建設奠定良好基礎。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需要有比較健全的國家制度、比較公平的收入分配、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比較穩固的社會組織。如果沒有健全的國家制度，那么民主政治程序就很可能被外部勢力操縱;沒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特別是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收入、教育水平、利益訴求差距過大，民主政治必然變成強勢利益群體壓迫和剝奪弱勢群體的工具;沒有完善的公共服務，群眾就沒有意愿參加民主程序，因為選舉的結果和自己沒多大關系;沒有穩固的社會組織，社會上的各種利益集團，特別是中下層群眾，就很難團結起來，發出有利于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因此，社會建設要建設比較健全的國家制度、比較公平的收入分配、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比較穩固的社會組織，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長遠之計。二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需要公眾具有理性、有序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近幾年，泰國、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亂象，與公民民主參政素養不強、缺乏理性參政意識有著直接的關系。民主政治較為發達國家都往往經歷了政治參與逐步擴大化、固定化和法制化的階段。從衛生、教育、社保這些群眾人人都關心的領域入手，建立政府和普通群眾直接對話的機制，擴大人民群眾的直接政治參與，既便于操作，又能擴大影響、提高政府威信，還能培養群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精神和能力，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極為重要的。

　　社會建設是文化發展的保障。一是文化繁榮需要良好的社會條件。縱觀歷史，中華文化大繁榮的時期，都是社會信任度較高，話語環境相對寬松，個人的自由和基本權利得到了較大保障和擴展的時期。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觀點，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首先應該使個人免于饑餓，免于疾病、免于愚昧⑨。只有這樣，個人創造力才能得以激發、生命力才能得以申揚，文化大繁榮的盛世景象才能得以出現。二是重構道德體系需要社會建設。道德重建不在于疾風驟雨般的批判和譴責，在于實實在在建立起能夠保護個人的生命、財產、自由和安全的制度，在于將人的基本權利從經濟領域分離出來，為社會個體提供教育和醫療等有效的保護機制，從而避免社會過度分化⑩。三是社會建設能夠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文化“軟實力”是一國價值觀、道德準則以及感召力的綜合體現。加強社會建設，倡導公平正義，主張社會和諧，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核心，符合世界發展的潮流。

　　三、實施社會建設、共同富裕的兩點建議

　　加強社會建設需要轉變觀念。深化社會建設，必須從根本上轉變觀念。目前，一些干部的知識結構、政策環境和話語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經濟建設的環境中形成的。對社會建設規律認識不夠，許多社會建設措施照搬照抄經濟建設思路，不符合社會建設的規律。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有不同目標和規律，主要表現在：經濟建設以市場為基礎，社會建設以社會組織為基礎;經濟建設主要靠物質資源，社會建設主要靠組織資源;經濟建設的衡量是經濟效益，社會建設的衡量是社會效益;經濟建設主要靠個人選擇來規范，社會建設主要靠公共選擇來規范。因此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有以下不同：(1)在目標上，經濟領域追求增長速度，社會領域追求公平正義。(2)在資源配置方式上，經濟部門主要依靠價格機制，社會部門主要依據社會基本需要。(3)在激勵機制上，經濟部門主要依靠利潤刺激，社會部門主要依靠公共民主管理。(4)在主導力量上，經濟部門主要依靠企業和企業家，社會部門主要靠政府職責、非營利機構和群眾的廣泛參與。(5)在實施路徑上，經濟建設宜于自下而上，分權讓利，社會建設既要發揮基層的積極性，又要整體設計、統籌兼顧、合理約束。

　　加強社會建設，需要在理念上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事實上，社會建設既要靠投入，更要建機制;既要依靠物質資源，更要依靠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和精神資源。要發揮我們政治體制的優勢，發動廣大群眾、基層組織和志愿者來大辦社會事業，通過全民共建實現全民共享。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福利制度。近年來，全國社會建設進展很大，但許多做法尚未形成制度。在政策制訂中，社會政策往往從屬于經濟政策。實際上，正像我國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一樣，在社會領域也需要一個“基本社會政策體系”，包括基本收入分配制度、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基本教育制度、基本住房制度、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基層和群眾工作制度以及財政制度、政績考核制度等。建議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率先突破，提出建設“基本社會福利制度”。具體做法是：(1)成立中央社會建設工作委員會，統籌領導社會建設全面工作。每年召開中央社會建設工作會議。(2)從領導配置、部門設置等方面，進一步提高對社會建設的重視程度。在政策制訂和執行過程中，應明確把社會建設經濟建設的領域區分開，強調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并重。(3)對社會政策體系建設進行整體規劃，明確其指導思想、基本目標、主要內容，制定出社會建設和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福利制度，給人民群眾以鼓舞和信心。

　　注釋：

　　① [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16頁。

　　②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585頁。

　　③ 顧昕：《全球性醫療體制改革的大趨勢》，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6)。

　　④ 呂茵：《社會保護運動在全球的底線以及其作用評析》，載《世界縱橫》，2011(5)。

　　⑤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編：《中國衛生統計年鑒》，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1，第8頁。

　　⑥ 丁冰：《當前我國基尼系數過大的主要原因何在》，載《當代經濟研究》，2007(12)。

　　⑦ 甘犁：《基本醫療保險對促進家庭消費的影響》，載《經濟研究》，2010(S1)。

　　⑧ [美]R. 巴羅、X. 薩拉伊馬丁：《經濟增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⑨ [印]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第96-102頁。

　　⑩ 鄭永年：《公民社會建設是重建中國社會道德體系的前提》，載《聯合早報》，2011-12-06。

　　作者簡介：李玲，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衛生經濟學、公共財政學;陳秋霖，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江宇，經濟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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