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在時下的青年中，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中，普遍對愛情、婚姻存有華麗的、浪漫的想象。各種“小資”的情調鋪天蓋地，而愛情、婚姻真的要如此才算的上有“面子”嗎?去看看戀愛的高昂成本，去看看鋪張的婚禮，去看看高昂的“份子錢”。婚姻看似是兩個人的事，結婚看似是倫理道德范疇內的行為，而實際上早已被綁架。在從戀愛到婚姻乃至生育的過程中嗎，多少商家賺的盆滿缽滿。本文在透視逼婚問題背后的政治經濟學之外，更給我們提出了進一步的想象——生活什么時候能不這么累?

　　婚姻、家庭、生育是永恒的中國主題。

　　今年春晚一曲《時間都去哪兒了》擊中了許多人的淚點。是啊，時間都去哪兒了呢?歌詞是這樣說的：“時間都去哪兒了?還沒好好感受年輕就老了，生兒養女一輩子，滿腦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柴米油鹽半輩子。一生把愛交給他，只為那一聲爸媽……”做父母的一輩子都圍繞著孩子轉，沒有好好感受青春歲月，沒有活出自己，這真不由得人感慨萬千。然而，如此走過了一輩子的父母們卻很少就此進行反思，他們看不到人生本來存在另外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應尊重兒女對另一種可能的追求，如今還試圖把原有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兒女、晚輩。春節里許多人在父母、親戚逼婚、逼生孩子中經歷了情與理的抉擇、愛與恨的糾纏，許多人因此成了恐歸族、恐聚族。這些看似個人的困擾，卻反映了意識形態、經濟模式、家庭制度中的一系列問題，讓我們驚嘆的是，中國的文明，特別在婚姻、家庭和生育方面，幾千年來似乎沒有一點進步。

　　逼婚問題里的經濟利益

　　對逼婚問題的反思，首先讓我們看到的是商品社會對經濟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最近百合網一則廣告觸犯了眾怒：廣告中一個女孩的外婆問她什么時候結婚。“外婆的追問”持續不斷，從女孩讀研究生到她畢業工作，從外婆身體健朗到臥床不起。壓力之下，女孩決定立馬去百合網找對象結婚。終于，在外婆彌留之際，女孩穿起了婚紗挽上了老公的胳膊。廣告在此結束，畫外音稱：“因為愛不等待”。

　　廣告傳達的意思很明確，女孩不論學業、事業多么有成就，只要不結婚就是大逆不道，長輩死都不瞑目。傳統的父權文化和家庭生活的主流意識，被鋪天蓋地的廣告不斷地挪用、重演和轉移觀念;結果，一種落后的意識形態，當遇上商機時，竟然可以成為一項時尚。正所謂，死人決定活人的生活方式，只要搬出一套道德的父權意識，假手于貌似進步的商品文化，一個行將命絕的老人，就可以輕易地在一個年輕的生命身上，復制自己的苦難，上映時代的過去式。

　　這條廣告在春節期間激起了許多人的憤怒。網友們紛紛表示：“這種強加于人的價值觀的廣告怎么不去死，這樣做生意你們會有生意嗎”，“該廣告嚴重傷害了已婚和未婚的人，廣告制作過于驚悚，十分缺德，用陳舊的倫理道德綁架用戶，嚴重傷害了網友心靈”，并在微博上發起了“萬人抵制百合網”的活動，截止2月11日，支持這項活動的微博用戶已經達到了四萬五千余人。

　　婚戀網站制造催婚議題，它追求的可不是人的幸福，而是金錢和利潤。而事實上，制造催婚、催生育議題并從中獲取經濟利益，已經成為不少行業生存發展的重要途徑：房地產、婚紗影樓、珠寶店、酒店、旅游公司、婦產醫院、嬰幼兒用品。結婚、生孩子簡直就是經濟發展的永動機。這些行業的廣告出現在報刊雜志里、影視作品里，制造剩女剩男、不孕不育的話題，同時創造婚姻幸福、育兒美好的現世神話。我們一點也不用驚訝，商品社會比起傳統社會，更“關心”我們的性、婚姻和家庭生活。今天，不僅是父權，更是資本，更歇斯底里地要求人們過上婚姻和生子的“正常人”的生活。

　　房地產廣告常常是最露骨的，如網絡流傳的《婚戀網廣告中的性別、愛情與家庭》一文中作者引用的三則廣告就寫道：“丈母娘說了，婚房要三房!”，“你可以不買房，除非你搞定丈母娘”，“木有房子，就木有老婆!”。電視劇會植入婦產醫院的廣告，如最近熱播的《鄉村愛情圓舞曲》里一再提及不孕不育的問題，主人公四處檢查、求醫、找偏方，實在生不出孩子只得去領養，無論如何也要有人繼承家業。常年守在電視機前的長輩們內化這些觀念，在日常交往中互相攀比，由此生出的嫉妒、苦悶在過年時轉化成對返家兒女施加的壓力。在利益分化、價值多元的當下，似乎只有“孝”能擊中人心最柔軟的地方，在失去公共生活的目標下，“私人領域”已經成為一般人最后的情感堡壘。狡猾的商家也因此抓住了人們的軟肋，從中賺得盆滿缽滿。

　　婚姻與階級再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早就指出，婚姻、家庭私有制、父權制并非在人類的歷史上一直存在，而是和一定的生產制度聯系在一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夫一妻制是以私有財產和商品交換為基礎的。而且，財產關系對婚姻關系具有強有力的決定作用，以至于婚姻關系變成一種權衡利弊的買賣關系。《新周刊》2014年第二期就以有人只愛公務員、有人想娶京籍女、有人愿做土豪婦為例講述時代分泌的“荷爾蒙”如何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也改變了愛情。在婚姻的市場里，有人壟斷了優勢資源，在此基礎上選擇余地很多，可以達到各種資源的強強聯合，以此延續優勢地位，有人則處于缺乏選擇的位置，甚至無法承擔婚姻的成本。如今，以私有財產的父系延續為基礎的婚姻制度對男性、女性的解放都造成了巨大的阻礙，并且不斷生產著階級的不平等。

　　有網友發帖子講述自己大學畢業后獨自在北京打拼的故事，引起了很多網友的共鳴。帖子曬出了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工資10000元(這已經是看起來不錯的工資水平)，在扣除了個人社保、房租、水電、生活用品、網絡、交通、飲食、通訊、人情等費用后僅剩24元。帖子寫到：“只要是在北京混過的朋友，應該知道并體會我的計算。如果你買了房子、買了車子、有了孩子、社交活動多、旅游多、還要抽煙喝酒的話，那請你自己酌情計算吧，不過，多申請幾張信用卡就很有必要了，至于原因，呵呵。這就是北京，這就是最真實、最無奈也是最激勵人的現實生活成本!”這位網友沒有繼續描述一個外地來北京打拼的年輕人在北京結婚生子所要付出的代價，但從北京學區房上漲至十余萬一平米的樓盤、動輒幾千一個月的幼兒園費用、中學十幾萬的擇校費用就可見一斑。

　　北京不是特例，它透視的是所有大城市的現實。房地產的壟斷資本地位，教育、醫療的產業化，還有先到者對后到者的各種歧視性的政策，都加劇了階級地位的固化，不是僅僅靠所謂的公平競爭、個人拼搏就能改變的。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我們還要譴責未婚者不夠勤奮、努力、踏實，不想承擔婚姻、生育的責任，就是在譴責不平等的經濟政治制度中的受害者。哪怕是收入更多的中產階級，有條件成為“房奴”、“孩奴”，還是要更加兢兢業業的工作，他們不敢反抗超時加班、工作壓力。他們甚至將“為了家人”作為唯一的立場和原則，不惜在競爭權力高位、強大經濟利益的路途中相互傾軋。

　　而對于人數眾多的無產和半無產者，那散落于城市各個角落的2.6億農民工，家庭往往意味著壓力源，遠非安樂窩。為了在家鄉建房或者買房、結婚、養育孩子，甚至交超生罰款，他們在建筑工地、流水線上苦熬著歲月，被迫成為蟻族、鼠族、柜族、井居人。企業管理者也利用家庭負擔來迫使工人順從、勤勉，接受工作中的不平等，讓他們不敢為了自己的尊嚴反抗。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也無法保證孩子一個有希望的未來。經濟資源的缺乏、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許多農民工的孩子早早便被拋下了“讀書改變命運”的賽場，并且由于缺少父母的關愛而身心傷痕累累。工人們的早婚、多子，孩子的輟學，又源源不斷為資本壟斷者提供著廉價的勞動力。

　　改變的可能性?

　　在那則百合網的廣告中，女孩說：“我不能再挑了”，這句臺詞也往往被家長用來告誡還未找到合適結婚對象的女孩。在婚姻市場，女性的外貌條件、生育能力常常是男性擇偶時的重要參數，所以同齡的女性會比男性受到更大的壓力。“世紀佳緣網站”的廣告就傳達了這一信息：一個男人在網站注冊后即輸入他的擇偶條件，“二十出頭-鵝蛋臉-眉眼帶笑-鼻子挺直-嘴角上揚-唇紅齒白”，而屏幕根據輸入的文字不斷閃現女性的照片，最后確定了一位符合他所有要求的女性照片。這讓人想起了之前微博上關于美女博士被征婚的話題。一位女博士的照片被盜用為征婚帖子，即便當事人后來做出了澄清，還是成為網絡上的一個話題，即“你愿意娶美女博士嗎?”網上調查結果顯示，6000多名參與話題討論者中，約1700人表示不愿意娶美女博士。好像女博士只是被揀選的對象，似乎只要有人愿意娶，女博士就愿意嫁一樣。華南農大教授、廣東政協委員羅必良更是將女性物化、商品化，說女孩子是一個產品，賣了二十幾年，還沒把自己賣出去，“從戀愛角度講，讀博士是貶值的事。”羅的這種觀念盡管遭到了很多女權主義者的抗議與批判，但其同情者其實不在少數。

　　網易針對15萬網友的調查顯示，65.9%的女性和47.6%的男性怕被問到何時結婚，女性被催婚的頻率和壓力都比男性更大。廣州市婦聯某領導就曾經似乎浪漫地說，女人，該開花時就開花，該結果時就結果。然而，婚姻于女性而言真的有那么美好嗎?在婚姻關系中，女性承擔了更多的義務：懷胎十月的不便、一朝分娩的劇痛、哺乳的職責，還有傳統思想中認為女性應該負擔更多的家內勞動的要求。同樣是網易的調查顯示：過年對中國大部分老媽、老婆而言，意味著幾乎50%的時間都在廚房里忙碌，超過一半的中國家庭年夜飯，男人不沾灶臺不進廚房;而在年夜飯的重要時刻，有四成家庭的女人無法坐主桌或主位;女人在忙碌時，七成男人在喝酒;而覺得老媽老婆太辛苦，會主動幫忙或希望改善的人，甚至不到三成。無酬的家務勞動，與升職的玻璃天花板，就業機會、薪酬水平的不平等互為因果，蠶食著已婚女性的事業追求、獨立自主和自我效能感。如果婚姻是這樣的，試問，有多少女性真正需要它?

　　所以，對于許多選擇不婚或延遲結婚的女性，抗婚就理所當然具有了合理性。然而面對如此嚴酷的現實，女性不僅應該反思、自強，更應該團結和爭取變革，以推動對女性友善的社會氛圍和制度安排的形成。在歐洲，男女平權的運動給初為人母人父者雙方贏得三月至三年不等的帶薪、獲補助的育兒假。在北歐的一些國家，工作安穩、待遇較好的公職部門會優先向女性開放，加上社會保障制度的相對完善，改善了職場的性別歧視以及由此造成的女性、獨身者、單身母親等群體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低下的問題。

　　或許有人說，在中國，連養老保險都要延長繳費時間，怎么能有那么好的制度安排來顧及性別平等的問題?對此，只能說真的沒有救世主和神仙皇帝，只能靠反思現有經濟和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在工作場所和公共領域去爭取更合理的資源分配方式，去推動良性的政策制度變革。道路雖然漫長，但是在團結和爭取之下還是可能充滿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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