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0日，“北京開國元勛文化促進會”合唱團在北京動物園附近酒吧排練，成員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級干部與將軍的子女。

　　“文革”結束，新的時代大幕開啟，“紅二代”中的絕大部分逐漸遠離聚光燈的中心，“就像擇菜一樣，他們被時代篩選下來了”。

　　無論世界怎么變化，他們是“國家之子”，更在意于表達自己與往昔歲月的淵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門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瑯滿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燈和船形霓虹Logo環繞著，卻把一首《盼紅軍》唱得嘹亮。

　　他們來自“北京開國元勛文化促進會”，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級干部與將軍的子女，正為一個大日子準備著——下個月在遠望樓賓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1個多月的排練，老人們已經唱熟了10首紅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為標題開頭。

　　“我們是‘紅二代’，沒有理由唱不好!”排練間隙，身穿一身紅衣的會長徐文惠從長凳上站起，為團員鼓勁。她是徐海東大將的女兒。

　　74歲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幾乎自費支撐著所有的活動。“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練間隙她說，“我們要將紅色文化代代傳下去，永不變色。”變色的危險來自哪里呢?——“美國不是要讓我們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變顏色嗎?”

　　這個群體自視為革命傳統的繼承者。歷史研究者米鶴都認為，“紅二代”這個詞，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國成立后，行政級別達到13級以上的被稱為高級干部。

　　2013年，“紅二代”再次躍入公眾視野。“陳小魯道歉”、“秦曉孔丹之爭”、“任志強出書”等事件賦予了這個群體更豐富的色彩和內涵。

　　時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變為今天的“紅二代”。時間讓他們衰老，也讓他們分道而行。與依然站在聚光燈下的那些同輩人不一樣，更多的則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門、西山，對于這群特殊的紅二代來說如今只存在于回憶之中，但他們仍以自己的方式高舉父輩的旗幟。他們集體行動、積極發聲，各式各樣的聯誼會與合唱團是他們延續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載體。他們缺乏隨時占據媒體版面吸引公眾目光的能量，卻更在意于表達自己與往昔歲月的淵源。

　　文革后，陳小魯等校友在北京八中的校慶活動中與老師握手

　　父輩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開國元勛文化促進會，成員平均年齡60歲，年邁者已近80歲。他們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副部級以上官員的子女。老人們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為了排練，每次往返要坐4個多小時車。

　　每首歌唱完，64歲的指揮李曉津都會反復強調：“要像當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樣，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們都很認真，不停自我糾正。排練一個配樂詩朗誦的節目時，一名團員仍琢磨著文字——他不太滿意“把勝利旗幟插在蔣總府的大樓門上”這句話，想把“蔣總府”改成“蔣匪府”，他覺得這樣更有氣勢。

　　在北京，活躍著許多類似團體。3年前，徐文惠還在另一個“紅二代”組織——“將軍后代合唱團”。在這個2008年成立、擁有兩百余名成員的團體里，徐文惠擔任副政委，隨團“唱遍”了中國。

　　“力圖辦成一個將革命理想傳幫帶的大家庭。”她說。

　　合唱更多的是抒發理想、表達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講究。李曉津記得，“將軍后代合唱團”曾赴重慶演出。演出結束后大家被薄熙來叫去談話，批評表演“不夠專業”。后來，合唱團為此砍掉了一個節目。

　　在徐文惠看來，即使歷經磨難，紅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受父親株連，她被關押數年，此后背負著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潰。直到1987年，在父親昔日戰友王震的幫助下遷居香港。自小習慣了軍隊生活的徐文惠，卻始終無法適應“資產階級的生活”。

　　1997年，母親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決定回到北京，這才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事業——花了4年時間，沿著父親戰斗的地方走訪了19個省市，完成了一部父親的文獻資料片。

　　徐文惠總會反復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黨，爸爸給其改名“徐紅”，意思就是“要女兒做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親的意志穿越半個多世紀，內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團的基因。

　　與徐文惠抱有同樣信念的，還有開國上將陳士榘之子陳人康。

　　對于陳人康而言父親更像是個上級，小時候每次見到父親都被要求敬軍禮。陳世榘對子女說：“我首先是你們的首長，然后才是你們的父親。”

　　父親對毛主席的崇拜，也細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歲時，陳人康曾用4個毛主席像章，換了一套軍服，陳世榘知曉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當商品賣!”父親給妹妹洗衣服時，也總不忘叮囑：“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領子和袖子。”

　　“文革”來了，僅僅因為講了一些江青的壞話，陳人康的母親被抓進監獄，父親沒敢說一句話。陳士榘對子女說：“要聽毛主席的話，你們不能選擇母親，但可以選擇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滲透至這個家庭的肌理，陳人康早早認識到：自己不是某個個人的后代，本質上是國家之子。在那個年代，這其實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識。

　　在歷史學者米鶴都看來，父輩所埋下的種子，讓高干子弟的“國家之子意識”非常強。對國家事務的表達與參與，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內生的需求。他舉例說，紅衛兵運動之所以發端于北京的中學，與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著重要關系，不少“紅二代”正是那個年代的闖將。

　　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個當時的北京八中學生領袖，憑著特殊的身份和從小培養的良好組織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會主任，并在隨后擔任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曉、黃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風云一時的學生領袖。一位受訪者對米鶴都回憶，北京四中的一群高干子弟，認為老師領導爛透了，學校被資產階級把持了，直接把信寫到中央。據陳小魯回憶，四中、八中等校的學潮，甚至獲得了個別高層領導的默許。

　　區分線

　　“文革”結束，新的時代大幕開啟，“紅二代”群體開始分野，絕大部分逐漸遠離聚光燈的中心。米鶴都形容說：“就像擇菜一樣，他們被時代篩選下來了。”

　　2009年以來，口述歷史研究者周海濱陸續訪問了三十余名“紅二代”。周海濱發現，正是由于時代篩選下的現實機遇，使“紅二代”經過一系列分野，演變成了不同的團體。

　　子女命運與父輩的命運依然聯系緊密，論及現實與往事，一些“紅二代”會對周海濱說：“為什么父親去世那么早?”

　　這個群體的大部分都漸趨“平民化”——“不過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濱記得，很多家世顯赫的老人，騎著破舊單車前來接受采訪，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幫忙介紹我親戚去電視臺實習呀?”

　　陳人康也記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學校上學，這是一座典型的軍隊干部子弟學校，全班四十多位學生，只有兩個同學的父親是大校，其他都是將軍子弟。

　　如今，同學們老了。陳人康數了數，同學中做到局級以上干部或企業老總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崗，還有的在傳達室看門。1984年，陳人康從軍隊轉業，進入對外經貿大學。干了二十多年，以副處級工會干部退休。

　　陳毅之子陳小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及，為什么很多“紅二代”愿意參加外地的紀念活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沒有自己旅游的錢。

　　周海濱曾拜訪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這位劉少奇的長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養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蘇聯，歷經衛國戰爭，甚至因父親反對，結束了與外國愛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劉允斌、弟弟劉允若，也因父親的意見，結束了原有的婚姻。

　　聊天時，劉愛琴說：“我們這代被認為都是享受革命果實的，其實不然。”

　　在周海濱看來，林彪的女兒林曉霖則是“小心翼翼的活著”，她的狀態也代表了一個群體。周海濱給林曉霖打電話，林拒絕了采訪。周海濱很理解她的難處：“她不能評價自己的父親。”

　　米鶴都也曾采訪黃永勝的長子黃春光。1981年，黃永勝因被控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活動，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

　　伴隨著父親的跌落，黃春光被關押審查多年;妻子離開了他，轉業無法回到廣州，國營單位也拒絕接收他。

　　回憶往事，黃春光說：“對我而言，過去是一只看不見摸不著的手，它罩著你，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紅二代”其實指代的是一個相當寬泛的群體，歷史和現實均在這個群體中劃下了無形的區分線。

　　陳人康在井岡山講課時，聽說過一件讓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紅三代”到井岡山，非要住總統套間。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爺爺住過的地方多好，年輕人不干。

　　“我們聽了都搖頭。”陳人康說。

　　2012年5月，陳人康的母親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勛后代來家吊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里分了個房子，怎么是個毛坯房?裝修費用還得160多萬。陳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脫離人民。”這話他沒好當面說。

　　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慣常組織聚會，有的“發小”不會露面，卻是非常重要的成員;活動需要經費時，胡木英就會求助于他們。

　　延安兒女聯誼會曾想拍一部名為《延安兒女故事》的文獻資料片，沒有錢，只能四處求。胡木英最終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萬，這個項目得以啟動。

　　聯誼會的成員們很注意保持尊嚴。歷史學者金汕回憶，“將軍后代合唱團”紀律嚴明，其中有一條最嚴格的禁忌：不允許給身在高位的“發小兒”遞條子。團員們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兒時的朋友，但團內規定只敘舊情，不談其它。

　　“何必強求呢”

　　使命感與生俱來，是這群人身上最顯著的特征。2012年6月，胡木英參與了一個“口述黨史”的訪談，駁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喬木之手”的傳聞，稱要“維護毛主席的名譽”。

　　二十多年來，李曉津擔任北京市公安局新聞影視中心監審，負責公安題材影視劇的審查。他也將這份工作視為紅色事業的延續——“審查的目的，就是給國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為止，他最滿意的一次審查，是電影《卡拉是條狗》。葛優養的狗被抓走了，辦證需要5000塊，葛優想盡辦法找關系救狗——這樣的情節，被李曉津視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電影結尾增加了一個情節：葛優最終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給卡拉上了戶口。延安兒女聯誼會則通過不同渠道持續發聲，建議憲法中增加懲罰漢奸的條款、建議國家加大足壇反賭打黑力度，抗議日本人在黑龍江方正縣修碑……

　　米鶴都曾用“權威型人格”，來歸納他近距離觀察過的這個人群：“崇拜權威并屈從權威，與此同時希望自己成為權威。”

　　群體內部也鬧矛盾。李曉津回憶，開國元勛后代合唱團成立不久，就發生了“內部爭斗”。一名合唱團成員因為不滿級別太低，率領一批成員離開，成立了一個新的合唱團。

　　一名開國元勛后代合唱團成員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將軍后代合唱團的成員使用“不純”這個詞，來諷刺開國元勛后代合唱團的成員構成——“言外之意就是我們團的成員有不是‘后代’的。”

　　在看待歷史與現實的態度上，老人們更非“鐵板一塊”，彼此之間甚至會發生摩擦與碰撞。

　　這些年，父親的忠誠，一直銘刻在陳人康腦海里，他始終對毛主席抱有崇敬。但與一些高級將領的子女聊天，他發覺另一些“紅二代”們，對父輩則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將的兒子曾對陳人康說：“我的父親讀報紙都費勁，“文革”中他們被打倒其實因禍得福，若讓他們參與“文革”，他們也會努力。讓他們領導經濟建設，干勁會很足，但真是勉為其難。”

　　還有一位上將的兒子，看完陳人康描寫陳世榘的《一生緊隨毛澤東》后表示，我要是寫我們老頭子，絕不用這個書名。他這樣解釋理由：陳錫聯上將曾告訴父親，說確實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這讓父親很失望。這位“紅二代”卻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將級別的人被抓，毛主席不會是受蒙蔽。”

　　這樣的觀點碰撞同樣會發生在聚光燈下的那一群。陳小魯在2013年10月公開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師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訴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強烈地表達了對陳的不滿，“陳小魯不像話”!

　　11月初，原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對媒體，否認了曾傳播一時的“孔丹秦曉爭吵事件”。但他同時承認，確實與秦曉出現了觀念的分歧，有時甚至沖突。此前，兩人在“信仰”和“中國道路”問題上的爭論，成為備受關注的網絡事件。

　　“他比較固化地堅持西方的理念信條，”孔丹對媒體說，“我則把自己稱為‘實事求是派’，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中國應該走中國特色的道路，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對于兩位昔日“西糾”老戰友之爭，陳小魯感嘆：“何必強求呢?”“他們出身一樣，有共同的經歷，如果觀點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還怎么尋求共識?”陳小魯說。他自稱“中間派”，主張在現有體制下進行改革，樹立憲法權威，實現公民參與治理。

　　這些年，彭真的兒子傅洋也常會感觸于同輩人之間的論爭。他的父親彭真主持修訂了1982年憲法。這些年，他做律師，覺得自己的事業與父親彭真一樣，都是“維護憲法的尊嚴”。

　　有時在網上看見一些同輩人批判維護憲法尊嚴，傅洋會感覺憤怒：“要講道理呀，就是個詞，最后被污染了。”

　　他早就不太喜歡參加“紅二代”聚會。彼此都認識，但他感覺這些年“思想觀念都變得太不一樣”。如果參加，他總是默默吃飯，吃完就走了。

　　不要訴革命的苦

　　周海濱回憶，2009年是采訪紅二代們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眾多，老人們有迫切的欲望出來講話。

　　“他們不希望被遺忘。”周海濱說。他們是“國家之子”，但步入現實，卻發覺父輩所遺留的話語力量逐漸減弱，自己也逐漸脫節于時代。

　　延安兒女聯誼會副會長張亞南曾這樣述說自己的遭遇：一次大會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詩——《一個共產黨員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輕人的嘲笑;2013年春節，一個團拜會上，他為老一輩鼓與呼的講話，被人形容為神經病。

　　這樣的境遇并非孤例，越發現與現實的距離，回頭向往昔尋求支撐就越成為習慣。3年來，周海濱在訪問中發現，如果問他們：回想父親，眼前出現的畫面是什么?如果有個時間按鈕，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

　　對于這個問題，大多數人會沉入往事，甚至情緒崩潰。

　　向往昔尋找支撐，也不可避免地逐漸觸碰到歷史的迷霧。多年前，胥曉琦曾動員父親胥治中少將寫回憶錄，父親總是搖頭拒絕。直到父親去世，胥曉琦查閱父親的資料，才知道父親原來做過黨內特派員，——“往事太復雜，父親不能談”。

　　2002年，徐文惠將父親徐海東大將的文獻片拍完后，審查時卻遇到問題——不讓提父親在肅反和“文革”中的經歷。直到八年后，2010年，這部文獻片才得見天日。

　　羅箭也一樣。在給父親羅瑞卿立傳時，許多檔案尚未解密。編撰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資料，另一部分的資料則被人用手擋著，禁止觀看。

　　這讓羅箭困惑：“沒有正史，謠言才會漫天飛。為什么對我們自己人也這么警惕?”

　　紅軍授課團上，最讓陳人康頭疼的，是如何評價一些黨的錯誤。一些在肅反中被錯殺干部的后代，講課之余為父輩鳴冤，讓授課團領導最難應付。

　　最終，授課團設定了“三個不講，六項注意”：不講歷史糾葛，不講沒有定論的敏感問題，不講個人觀點。

　　陳人康說：“我們必須不能訴苦，不能訴革命的苦。”

　　陳人康一直記得，父親去世前，兩人會爭論起“文革”。幾番爭論，父親最終承認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也有錯誤和責任。

　　但在向兒子的觀點屈服后，陳世榘總會說起某個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慘的高級將領：“他的確被整得好苦，但他過去整人也是很兇的!你們年輕人要更全面看問題，不是幾個人在整人。”

　　在經歷了四年的采訪后，周海濱則決定不再打算繼續紅二代的采訪了。“采訪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顯。”他認為自己的口述史，未來都得出修訂本。

　　“往回看”　　

         多年來，作為國家工商總局的退休職工，胡木英仍活躍在各種社會活動中。

　　胡木英的父親胡喬木曾任毛澤東秘書，如今，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的會長胡木英則被視作了“紅二代”的精神領袖。

　　2013年2月，聯誼會舉辦了一場新春團拜會，胡木英在會上的發言廣為流傳：“我們不能沉湎在父輩光環里……在貪污腐敗等社會毒瘤到處可見的時候，我們能對這些無動于衷嗎?不能!”

　　據一些當事人回憶，胡木英的話道出了“現場紅二代們共同的心聲”，現場一片掌聲。

　　胡木英今年72歲，她一直試圖留存往日革命的榮耀——她組織聚會，拍紀錄片，辦紅色畫展，敦促更多的紅二代積極“參與國家事務”。

　　多年前，胡木英常會到沿海的工廠去考察。廠房干凈明亮，工人一月掙幾百塊，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上廁所卻只能3分鐘解決。下崗風潮里，也常有人站在單位外告狀，哭訴自己“像毛巾一樣被擰干”的命運。

　　“工人怎么沒人管?”這個曾在工廠里待了許多年、堅信“工農聯盟是基礎”的老人，憤怒地向領導提意見，得到的回答是：“沒法管”。

　　胡木英也去農村考察——她去了父輩住過的窯洞，門被鐵鎖鎖著，村里都空了。回城后，她又專門跑去打工子弟小學，對孩子說：“你們的父輩很了不起，我們對不起你們。”

　　2006年，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子羅箭重走長征路，穿越11個省110多個縣，一路見聞也讓老人驚訝：多少年過去，老區還是那么窮。

　　這讓羅箭心里愧疚，他和同伴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學和100座圖書館，“我想為父輩還債”。

　　老人們還經常痛斥某地搞紅色旅游：“怎么拿革命來搞商業?”一些將軍后代則對抗日劇表示憤怒，“全是胡編亂造!”

　　腐敗則是批評最激烈的部分。這些年，陳人康前往各地講課，驚訝于地方政府大院里大樓聳立、豪車擁擠。有一次，他去某省講課，被安排參觀名勝，一路上警車護送，警笛轟鳴，他心里挺不是滋味。一些人會對周海濱發牢騷：“我爸到底為誰犧牲了?”

　　2009年，陳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學院組建的“紅軍后代授課團”。課堂上，陳人康試圖通過講述老一輩人的傳統，來教育“下面的黨員干部”。

　　與陳人康一同加入的三百余名授課者，幾乎都是老紅軍的子女，平均年齡64歲，90%以上是退休人員。據江西干部學院副院長汪光華回憶，許多老同志上山時，箱子里三分之一裝的都是藥品。

　　在“教育黨員干部”的課堂上，陳人康反復講述著老一輩革命者的故事。他發覺有些學員聽了父輩們的事跡掉眼淚。

　　但陳人康并不抱太大希望，“我們不求管他一輩子，哪怕能管他一陣子也行。”

　　陳人康和同伴們還開發了如《井岡山管理之道》等特色課程，研究如何運用井岡山斗爭經驗管理企業，以及如何在公司建立黨支部;同時，授課團也接收香港、澳門的學員，還會特別安排父輩具有地下黨工作經驗的教師來授課。

　　為什么要上山講課教育黨員干部?陳人康最終這樣總結：“我們確實有一種擔憂，怕有朝一日父輩們打下來的江山變色。”

　　他們都耳熟能詳一段歷史，那是在1957年，他們中的很多人剛剛步入少年時代，開始將國家的命運與自己的未來聯系在一起。在莫斯科大學的禮堂里，毛主席風趣而慈祥地對留學生們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無論世界怎樣變化，他們是“國家之子”。在胡木英看來，是這種與生俱來的責任讓他們“不能不關注，不能不行動”。解決方案呢?他們希望能更多地“往回看”。但往昔與現實的區別正是他們的心結所在，如何界定在父輩羽翼下的過去呢?在他們的腦海里，那個年代的完整面目卻在隨時間流逝而風化模糊。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