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大學，借鑒國外容易，堅守自家特點反而更難。去年春天，清華大學轟轟烈烈地慶祝百年華誕，我未能免俗，應邀撰寫了一則小文，不過，唱的基本上是反調。此文大意是：“走向國際”，并不一定就是“邁向一流”。二者之間，確實有某種聯系，但絕非同步，有時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若講獨立性與自信心，中國學界不但沒有進步，還在倒退。

　　我們是否過于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

　　依我淺見，大學的一大特點，在于需要“接地氣”，無法像工廠那樣，引進整套設備;即便順利引進，組裝起來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對眼下鋪天蓋地、不容置疑的“國際化”論述，我頗為擔憂。比如，以下幾個口號，在我看來屬于認識上的“誤區”，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與國際接軌”。可國外著名的大學并非只有一個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個“軌”，怎么“接”?認真學習當然可以，也很應該;但“接軌說”誤盡蒼生。某大學校長主持漢學家大會，說“我們也要辦一流的漢學系”。初聽此言，啼笑皆非——本國語言文學研究和外國語言文學研究，豈能同日而語!不過，這位校長并不美麗的“誤會”，倒是說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今天的中國大學，正亦步亦趨地復制美國大學的模樣。舉個例子，幾乎所有中國大學都在獎勵用英文發表論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時，格外看好歐美名牌大學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員，更是開口哈佛，閉口耶魯。

　　第二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強強聯手”。據說要建“世界一流大學”，最佳途徑就是強強聯手;因為，各種數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虧還沒把北大、清華合起來。大學合并，有好有壞，但“強強”很難“聯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遺癥。過多的內耗，導致合并后的“大大學”需要10年、20年的時間來調整、消化。需要的話，強弱合并還可行。因為，大學需要有主導風格，若強強合并，凡事都爭搶固然不好，凡事都謙讓也不行。

　　第三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取長補短”。辦大學，確實不能關起門來稱大王，要努力開拓視野，多方取經，既借鑒國外著名大學，也學習國內兄弟院校。只是因為有各種評估及排名，這個“取長補短”的過程，不知不覺中演變成缺什么(專業)補什么(專業)，最終導致自家特色的泯滅。不要說異彩紛呈的國外名校，比起上世紀30年代的北大、師大、清華、燕京、輔仁、協和(僅以北京地區為例)，今天的中國大學，大都過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間的差別，僅僅在于“級別”、“規模”及“經費”。讓人擔憂的是，這個“整合”的大趨勢還在繼續。

　　第四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努力“適應市場需要”。學生選擇專業，有其盲目性，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遠見。在我看來，無論請進來還是送出去，都應該考慮國家需要——凡市場能解決的，不要再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學生拿中國政府的獎學金，進就業前景好的商學院或法學院。這實在不應該。歐美也是這樣，政府或大學的獎學金，不是獎勵選擇熱門專業，而是用來調節社會需求的。你學古希臘的哲學或文學，就業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個人類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獎勵你。同樣道理，用國家經費送出去的留學生，也應該有專業方面的要求。

　　第五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多跟國外名校簽合作協議。恕我直言，很多協議屬于空頭支票，簽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閣。所有的“合作”，必須落實到院系才比較可靠;而其中最為實惠的是“互派學生”。但這有個前提，得有經濟實力支撐。北大中文系頗為“矜持”，不輕易簽此類雙邊協議：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歡那些故意自貶以討好外國教授的說法;二是若無獎學金，讓學生自費到國外游學一年半載，貧窮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學間的攀比。

　　作為中文系教授，面對浩浩蕩蕩的留學大潮，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辯解：不同學科的“國際化”，其方向、途徑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語。自然科學全世界的評價標準接近，學者們都在追求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趨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系，很難截然割舍。而人文學里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應該是最難“接軌”的了。

　　所以，文學研究者的“不接軌”、“有隔閡”，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問題。非要向美國大學看齊，用人家的語言及評價標準來規范自家行為，即便經過一番勵精圖治，收獲若干掌聲，也得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過于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

　　“留學之目的，在于為己國造新文明”

　　講幾個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當下中國的情勢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臺灣大學教書，推薦一臺大中文系畢業生到北大念研究院。這學生興沖沖來了，可一個月后“打道回府”;問她為什么，回答是：“剛到北大很興奮，清晨散步，未名湖邊書聲瑯瑯;不過仔細聽，怎么都是英語?要學英語，我干脆到美國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學下決心奮起直追，希望我幫助物色一外國教授，據說待遇很優厚。開始我很在意，覺得這是好事，應該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囑，讓我心都涼了——“最好不是華裔，要一看就是外國學者。”這哪里是挑學者，分明是選演員，才這么看重“鏡頭感”。

　　兩年前，我指導的博士申請某名校教職，得到的答復是：學校統一規定，只有在外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者可直接入職，本國大學培養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當博士后。今年畢業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學進修過3個月，求職時，總被問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學到了什么“真經”。學生很誠實，說僅僅談了兩次話，合起來不到3個小時。為什么不關心在北大的4年苦讀，而專注于那蜻蜓點水般的“訪學”?

　　這不是三五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風氣使然。記得我們曾嘲笑臺灣的高等教育是：“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曾幾何時，我們也變得如此不自尊、不自愛?

　　為了配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培養各行各業拔尖的創新人才，國家留學基金于2007年設立了“國家公派研究生項目”。每年選派5000人，“攻讀學位”與“聯合培養”各占一半。選派的對象，雖以理工科為主，人文及社會科學也占了15%。這當然是大好事，我舉雙手贊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實力雄厚，每年也能爭取到八九個名額。

　　但說實話，作為中文系主任，我內心很糾結，也很困惑——既為我們的學生很有競爭力而自豪，也擔心此乃“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補償辦法”，即選派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后，有關學校/院系可補充相應數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額。問題在于，優秀的生源就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豈不十分可惜?經多次協商，教育部答應給北大、清華特殊政策，沒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學生中，“聯合培養”遠高于“攻讀學位”。

　　我必須考慮學生的立場，不敢像年少氣盛的胡適那樣，撰寫《非留學篇》(1914年1月)，說什么“留學之政策，乃以不留學為目的”。因我深知，國家派遣大批留學生，此舉對于中國科技、教育、學術、文化的前景，影響十分深遠。但青年胡適的說法，也并非毫無道理：“留學之目的，在于為己國造新文明”，故關鍵還是在于如何辦好本國的大學。

　　讓愿意在國內好大學念書的好學生感覺大有奔頭

　　《非留學篇》發表三十多年后，當年的留美學生，終于出任北大校長;躊躇滿志、意氣風發的胡校長，不失時機地發表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報》)：“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1.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2.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和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作專門的科學研究。3.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如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解決。4.對于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胡適設想中的“十年計劃”，分為兩段：第一個5年，全力幫助北大、清華、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學)，限期成為國內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學;第二個5年，轉而支持另外5所學校。可惜的是，胡校長并不掌握實權，且過于“內舉不避親”，理所當然受到了南開大學陳序經、北洋大學李書田，以及國民黨元老、原中山大學創辦人鄒魯等的強烈質疑。更重要的是，國民政府財政吃緊，正花大價錢“剿共”，根本沒心思顧及此。

　　又過了半個世紀，具體說，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后，985計劃迅速展開且逐漸落實，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辦好若干所著名大學。最初是重點支持北大、清華“爭創世界一流大學”;接下來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希望其成為“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雖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學日后擴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這構成了中國的常春藤大學聯盟——校長們每年聚會，輪流做東，探討“大學之道”。

　　中國人講究十全十美，為何不是圓圓滿滿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這故事太有戲劇性了，不說也罷(有興趣的朋友，請參閱陳平原《解讀“當代中國大學”》一文)。

　　兩相比較，胡適的“十年計劃”，與半個世紀后真正實施的985工程，還是有很大差異。在胡適眼中，關鍵是“爭取學術獨立”，具體說，就是中國大學能自己培養各專業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學不可：“今日為了要提倡獨立的科學研究，為了要提高各大學研究的尊嚴，為了要減少出洋鍍金的社會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學位授予法，讓國內有資格的大學自己擔負授予博士學位的責任。”

　　表面上，這個夢想我們早已實現了，如今每年中國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世界第一——質量有無保證、是否“過度開發”，則另當別論。但在我看來，胡適的“十年計劃”依舊有魅力。當下中國大學嚴重受制于權力、金錢與傳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馬首是瞻，所謂“學術獨立”，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以前，每當有人攻擊北大、清華變成“留美預備學校”，學生畢業后都到國外去時，我都會如此辯解——專業不一樣，中文系就不是這種狀態。現在，我再也不敢這么挺直腰桿說話了，只能寄希望于還有部分好學生自覺自愿留下來，不把北大當跳板——有時甚至小心眼，喜歡那些英語不太好的高才生。我問過日本的教授，你們也會面臨這種困境嗎?回答是：我們最好的學生在國內;當然，大學會創造條件，讓他/她們不斷出去進修或考察。

　　說實話，留住好學生，以下兩個條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國的大學很爭氣;二是申請教職時洋文憑不占優勢。而如今的中國大學，大都做出一副非國外名牌大學博士不要的高姿態——不管你學什么專業，反正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圓。

　　若大家都這么盲目崇拜“洋文憑”(我說的不是假文憑，是國外名牌大學的真文憑)，再過5年、10年，連中文系學生也都如過江之鯽，紛紛放洋去，這實在讓人傷心。看看近年各大學招聘“領軍人物”或“講席教授”的廣告，你就明白，這年頭，不出國念書拿學位，日后想在中國學界“拼搏”，實在很難。

　　正因此，我才感嘆：如何建立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讓愿意在國內好大學念書的好學生感覺大有奔頭，值得為之焚膏繼晷，這是個大問題。(陳平原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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