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你為什么不抗爭？

　　作者：馬永紅

　　2012年5月31日

　　大學生，你為什么不抗爭?

　　我看到在發生巨大的自然災害的時候，你都可以以義工之名，不畏艱難、不怕路遠，沖到了抗震搶險的第一線。我看到在發生突然的意外危險的時候，你都可以以同學之名，不怕天寒、不怕水深，沖到了舍己救人的第一線。但是，在面對公權力的莫名侵害時，你竟然失聲到啞然，你竟然能夠忍辱去求全，你竟然最后選擇了坦然。

　　提出的問題實質是如何處理官民矛盾。

　　2005年11月10日，我曾為選舉權而抗爭。當年的7月份，我休學回家鄉支農，參加了村委會主任選舉并且被推舉為候選人。但村選舉委員會在請示鎮政府后，宣布撤銷我的候選人資格。隨即我開始找村選舉委員會主任和鎮政府理論，并張貼聲明書表達我的看法和不滿，但是所有這些抗爭均無效。緊接著我把村選舉委員會告上法庭，11月10日縣法院判我勝訴。盡管該判決在實際選舉中并未得到執行，而我也曾到民政部和國務院上訪，雖然均無效，但是最起碼我曾經得到過那僅存的“紙上正義”。

　　村民選舉權的問題實質是基層腐敗問題。

　　2006年7月17日，我曾為公益而抗爭。我在學校組織了一個自費的大學生支農志愿者活動，當我提前墊付了車費到學校接人時，學校的團委和保安將志愿者們團團圍住，然后帶到一個大教室給做思想工作，說個人組織志愿者活動是非法的，經學校勸解而不聽命者將來可能受處分甚至拿不到畢業證。然后大部分人都嚇傻了，帶隊者是個小女生，眼淚就刷刷下來了，并且要我退賠他們已經交的隊服錢等等，我后來照辦了，自己則借錢承擔了兩輛大轎車的空座費。那一刻作為一個在校生，我和團委書記爭執過，也對罵過。我說：我從心底鄙視學校團委這些老師，你們這些人真讓人惡心。我也懶得和你們解釋，讓你們誤解去，我覺得你們的所做的阻撓我們志愿者出校事件簡單而又粗暴，你們所說的我們的志愿者活動非法也是對我們志愿者的一種侮辱，所以對于你們我一個都不原諒，我會忌恨你們很久，不原諒不原諒，你們從內心深處傷害了我的心，我在這里已經很難做了，我幾乎在拿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支農，而你們連最起碼的理解和寬容也沒有，如果你們自認為是所謂君子和權威，那么我甘愿做一個將死的判神，總之我會從心底與你們劃清界限，因為在你們眼里，根本就沒有什么三個代表榮辱觀，你們只關注自己的權利和地位。對方說，你算什么東西?我回復，你算什么東西?該團委書記臉色霎時變化，還把我發的短信拿給同車的領導看。當然，我很慶幸還有十幾個人不畏強權的學生，硬是翻墻跟著我出來繼續了我們的活動。但是我同樣可以理解中途退出者的懦弱，畢竟他們多數才大一，還把團委這些領導當高中老師一樣敬畏，而這些領導號稱掌握著學生的生殺大權，學生們初到高校容易被唬住，所以把在課堂里剛給教的“法無明文規定禁止即自由”給忘了，而覺得老師嘴里的說法才是“法”，對于那些冒險繼續參加志愿者活動的學生，在開學后也沒有老師找過他們，更沒有誰因此而不能畢業。

　　校團委與民間志愿隊矛盾實質是校園維穩壓制了創造性工作。

　　2007年3月11日，我曾為種子而抗爭。當時我們在村上組織了個農民協會，在經濟方面主要開展統購統銷的活動，作為志愿者的我們并不從中提取一分錢的利潤。但是因為我們的統購量特別大，致使原來控制該片區域銷售的鎮農技站幾乎在這里沒有生意可做。隨即他們向縣工商局舉報我們非法經營，工商局來人把我們的種子進行了查扣，并且說要帶走我人。后來我跟他們下去理論什么是“經營”，但是該局局長根本就不聽，最后我將他們訴至法院，緊接著法院和縣工商局電話協商，工商局向我們道了歉，并給我們把種子退了回來。

　　種子事件背后實際是官與民爭利。

　　2007年5月初，為調查報告而抗爭。為完成大學實習任務，我在某縣公安局呆了有一個月，期間接觸到一個叫做“門徒會”的邪教組織，獲取了其34份內部資料，并撰寫了一個調查報告上交，但是該縣公安局相關負責人根本就沒有在意這個報告，我就把這個報告發到了網上。沒有想到最后西安市雁塔分局和西安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幾次通過學院領導打電話叫我回校說有事情談，我說我還還忙著呢沒有時間，要是有急事你們可以來我老家。但是內心想的是，憑什么你叫老子回去老子就得回去。后來這個事情拖了個把月，終于和他們在學院的會議室見面了。一開始他們嚇唬我，說我泄露了國家秘密，我說憑什么你說那是國家秘密，那就是國家秘密。然后他們就威脅我，說不要因為這個事情影響到你將來當警察，我說我將來就不想當警察。他們又說，你要是今天不配合就帶你回到公安局審查，我說你想帶我走就帶我走，我先問問你這個警察是真的還是假的。就這樣瞎扯淡扯了幾個小時僵持不下來，最后一個警官說那你先把你搜集的材料拿出來一份咱們鑒定一下看是不是國家秘密，當時我覺得扯談也扯困了，就拿出來一份，沒有想到這幫警察竟然拿去就直接走人了，然后我在后面幾天一直給其中一個叫劉歌的警察打電話要我的材料，他接了一次電話之后再也不敢接我電話。

　　門徒會事件處理經過展示的問題實質是公安系統不作為和胡作為。

　　2008年5月15日，我曾為募捐權而抗爭。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學校里面出現了兩個募捐隊，其中一個是學生會組織的，一個是志愿者社團組織的，這本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霸道的學生會竟然貼出了這樣一張海報，聲明自己才是學校唯一指定的合法募捐單位，我看后內心一陣悲涼，在舉國災難面前我們本應該有力出力有錢出錢，而學生會竟然做出如此齷齪之事，隨即我貼了一張質疑海報，提出以下幾點質疑：1、學生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它是我們學生選出來的嗎?它本身是合法的嗎?2、團委有什么資格確認學生會是唯一合法募捐單位?誰授權的?所依據的法規和校規何在?3、團委曾經指定過唯一合法募捐單位嗎?團委那個老師指定的?有什么證據?請出示。然后我在海報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聯系電話，要求電話或者海報回復。然后就有學生會的人要去撕海報，但是被圍觀的同學阻擋，然后學生會的一個女負責人，給我打電話，竟然氣勢逼人到要我出來把質疑海報撕掉，并且威脅我說如果不自己撕掉她就會告訴團委老師，我當時就笑了，我告訴她我已經不是大一小孩了，請給一個讓我自己撕的理由。最后對方掛了電話，又貼了些募捐海報把“質疑”層層貼住，但是“質疑”依然在人群中傳播，第二天兩個募捐點合并成一個，不再分彼此，而我也沒有等到來找我的領導。

　　募捐事件實質是官(團委)壓制民(學生)自發獻愛心，連獻愛心都要統一。展現是官的霸道與專制。

　　2008年12月24日，我曾為公開權而抗爭。大學畢業后，我再次回村競選村委會主任，第一輪海選即被原村委會一幫人操作，我被他們人為地排除在了侯旋人之外，于是我開始申請鎮政府徹查選舉違規情況，申請公開現任村委會代為履行的低保發放等情況，這些要求當然遭到了他們的拒絕。于是我又將他們告上了法庭，最后法院居中斡旋，此陜西省第一例信息不公開案以調解結案，使村里人看到了鎮村兩級的勾當，那就是低保和救濟物資大多數都落入了村干部的手中，而鎮政府卻裝作沒有看見。盡管最后我仍然沒有競選成功，但是最起碼我迫使鎮政府公開了他們本應公開但是卻不想公開的資料。

　　公開權抗爭事件實際是讓基層腐敗有效曝光，說明少數人暗箱操作的政治是人民極其反感的東西，應該破除。

　　2010年10月下旬，我曾為自由而抗爭。10月16日西安爆發了大學生反日大游行，隨即西安各高校被迅速封閉。但是兩周過去了，校方還是不開門。只是貼了一張簡單的通知，說是接到上級通知，現在予以封校。學生們在校園里面出不來，于是就開始翻圍墻進出買東西。于是我就在學校貼了張海報，內容大致如下：1、我們是人不是罪犯，我們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將我們軟禁起來?2、接到上級通知所指的是哪一個上級?這個上級是經過哪一條法律授權的?3、封校請給個封閉時間?什么時候可以結束?4、學校有人跳樓，是被軟禁著出不來逼瘋了嗎?請解釋。最后該海報只是被圍觀，但是更多的人卻是漠然。

　　游行示威自由被限制再次說明我們的憲法被踐踏，但卻是以上級名義公開違背憲法的。

　　大學生，我為你的這種漠然無言。面對權力和利益被剝奪，你們依然沒有感覺，更多的只是怯懦，更何談抗爭。

　　2011年國慶，我們的志愿者組織了一次大學生游學活動，當志愿者都已經招募結束正準備出發時。兩個核心志愿者被約去談話，學院領導給他們講不能夠參加社會上的人和機構組織的志愿者活動，也不能自己搞志愿者活動，要參加就參加學校組織的志愿者活動。該領導還曉之以情，說只要好好表現，就可以入黨評優，還讓他們寫下了保證書。我們的志愿者骨干在第一時間當然害怕了，當時因為整個活動就是他們自己組織的，所以他們也在老師面前做了解釋，但最后他們還是害怕了，所以選擇了暫時退出，而由另外的志愿者繼續接手這個活動。至今也沒有一個領導再找過他們，也沒有找過接手國慶活動的志愿者。盡管這兩個志愿者事后又繼續介入到我們的志愿者活動中來，但是無論他們后面的活動搞得再好再出彩，那一刻畢竟他們沒有能夠堅守住，曾經的失守從此成為他們內心揮之不去的印記。

　　志愿者活動本身是自愿行為，但往往被官方搞成是政府計劃行為，而變成被自愿行為。這是違背自愿精神的官方表達，卻堂而皇之當做合情合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2012年5月30日，我們的兩個志愿者，一個是西北政法大學的男生，一個西北工業大學的女生，他們的手機雖然沒有欠費但是卻被莫名的停機了。這個男生打電話到移動客服，移動客服告知他們接到長安區市容園林局的投訴，說你們非法張貼野廣告因此被暫停服務，如果想要恢復則必須要去找投訴方協商，我們接到投訴方的撤銷暫停服務通知后電話就可以開通，于是這個男生和我們的一個志愿者負責人前往市容園林局協商，對方提出他們在西北政法大學東門撿到了三張海報，上面留有你們的聯系電話，因此認定你們是野廣告，想要我們給移動客服打撤銷申請電話，必須給每張海報繳納500元罰款，即一共1500元罰款。我們這個還算是久經志愿者活動磨練的負責人向對方解釋，說我們這不是廣告，而是在校園里的志愿者招募海報，你們從內容上一看便知，而且我們也從來沒有在校園外面張貼。但是對方不容解釋，一心只要交罰款，在志愿者拿不出這些錢后對方直接罵道你們給我滾。于是我們的志愿者負責人就慌了，不知道該怎么辦?覺得自己犯錯了，而全然沒有意識到對方的辱罵是在侵犯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更沒有追問一句我們到底犯了哪一條法規?處罰所依據的事實是否確鑿等等。

　　當這個志愿者負責人驚恐地將此事經過告訴我時，我對他說，你也算是獨自組織了多次活動的人，相較其他同學而言當然有更多歷練，但是你的應變能力幾乎沒有長進，無論是工作中還是在社會上。一般情況下，遇到權益受損害尤其是被公權力損害時，作為尚在政法校園的學生，腦子中應當有法與非法的概念，且權益受損害有多種途徑可以救濟，而你卻是慌張和傻愣，甚至被侮辱。我實在都懶得說，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政法學生應該自己想到和做到的。首先，行政處罰是否有法律依據、事實證據、合乎程序?你們當然要質詢依據何法哪條、具體證據、處罰決定，辦事人員說不清楚可以找其領導和上級領導投訴，甚至訴諸法律、網絡、媒體。你們貼的本身就不是盈利性的廣告，而是面向校園的志愿者活動，他們也沒有你們在外張貼的證據(貼在哪里?貼了幾張才算“野”廣告)，你們就心虛的覺得自己不對，在被人罵道讓你們滾的時候你們竟然沒有應有的血性，這是公職人員對人民的公然侮辱，僅此一點就可以讓他們道歉，和他們爭執并錄像和錄音存證據。退一萬步講，即便打官司有如何，行政訴訟費用才50元，你不覺得這是上天賜給你們的機會嗎?再退兩萬步，即便敗訴又如何，不就是換個手機號嗎?而這些于你而言，都是無緣的，因為你們在公權力面前只有顫抖的份，沒有應變的心理準備。

　　而那個作為當事人的男大學生，在從市容園林局出來后就立刻辦了一張新卡，并給我發來信息說，我已經辦了新卡，不用理他們了。我直接回了兩個字：懦夫。

　　自愿者海報被廣告化,也就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行為，被官方認定為是經營性行為，應該繳納廣告版面費。把群眾的愛心行為變成為地下組織行為。真不知道要我們這些管理部門干什么。不干活還添亂，并認為干活的是給自己添亂。

　　大學生，你為什么不抗爭?像你們現在這樣，完全沒有獨立意識。如同懦夫一般活著，這個社會如何成長?別人代替不了你們，你們就這樣逐漸萎縮，我都懷疑像你們這樣的大學生將來怎么去適應和改造社會。社會的進步正是需要無數的大學生站出來，與侵害自己切身利益的行為做抗爭，那么更多的人才能夠享受到一個更加開放、公平、民主的社會。

　　應該質問是什么壓制了大學生的獨立性?恰恰是專制而非民主的管理機關才是問題癥結.當個體的學生沒有組織起來為正義而戰的時候，個體也很難獨立起來，因為獨立就意味著被傷害!

　　回想2006年12月15日，西北政法大學學生方學勇從學校對面的西崔村巷子口路過，發現韋曲街辦工作人員將一位賣水果的老漢圍在中間，老漢的橘子被工作人員打翻在地，他見工作人員行為粗暴就上前勸說，工作人員未理睬，他便拿出手機拍照取證。結果工作人員強行將他的雙手按住拖進車里，并將手機搶走，并在車里對他進行恐嚇。方學勇隨后被帶回韋曲街辦一辦公室，非法拘禁達1小時之久，期間一名中年男子對方學勇的腦袋進行猛擊，然后強行將其手機內的照片全部刪除，并搜出其各種證件并記下證件號碼。方學勇向西安市長安區法院提交訴狀，請求法院依法確認韋曲街辦非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及侵犯他行使監督權的行為違法，請求法院判令韋曲街辦向他公開書面賠禮道歉，并依據《國家賠償法》請求1元錢的國家賠償。方學勇表示，起訴街辦并不是為了得到錢，只是想通過這次訴訟，讓執法機關更加規范行為，依法行政，并主動接受公民監督。該事件迅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引起轟動，這是因為雖然我國《憲法》規定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公民依法享有對國家機關的監督權。但是長期以來，政府的工作人員已形成了工作上只對上級負責，對民眾并不十分負責的習慣。許多人通過這名大學生，看到了許多民眾的法律意識和監督意識的覺醒。

　　方學勇事件說明個體應該為憲法和法律及人的尊嚴而戰。

　　剛剛過去的十八大代表推選過程中，有個別民間競選者站了出來，這其中有上訪者，也有大學生，無論成功或者失敗，他們都是勇敢者。而絕大多數的大學生們，卻依然“被代表”，在選舉投票之前，輔導員都已經接到逐級的“口令”，要求統一填寫某某某，于是有的學校的學生就不干了，既然作為被管理一方的大學生們不能夠公開表達對自己所扮演的“木偶”角色的不滿，于是他們在選票上鄭重的劃掉了原定的候選人，再鄭重的填上了“蒼井空、陳冠希、豬八戒”類似這樣戲劇性的名字，于是選舉因為原候選人未過半而無效，在第二次重新選舉中，主持人改變了投票方法，即不再現場計票唱票，而是采取擇日公布，于是原候選人“光榮當選”。

　　此刻，我在燈下，在一遍又一遍的追問，大學生，你為什么不抗爭，而且許多時候這種抗爭并不會使你們失去什么，你們只需要輕點一下鼠標，只需要打一個投訴電話，只需要發送一封舉報信，而這些都可以是匿名的，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而這些又能夠使你們失去什么呢?再進一步講，你們只需要和公權力的行使者當面對質，只需要他們出示依法行政的依據，只需要和他們在法庭內外展開辯論，即便你們在此過程中真的有所失去，那么在這種抗爭中你們所得到的甚至比你們失去的要多得多，但是你們不敢。當作為未來社會接班人的你們，當正在學習法律甚至將來都要從事法律職業的你們都在骨子里對公權力充滿畏懼，任憑他人非法剝奪你們本應當享有的公民權利時，我在想，中國的希望在哪里?

　　這么多年來，作為一個大學生我曾經抗爭過，有過成功，更有過失敗，但是我知道沒有抗爭永遠都是失敗。也許我們現在還不能夠在一場民族救亡運動中改變整個社會的格局，也許我們現在還不能夠在一場關于“人生的路啊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討論中改變整個社會的風氣，但是最起碼我們可以從關注自己的小課堂開始，從關注自己的小食堂開始，從關注自己的校園開始，從關注身邊的工人和農民開始，也許你的成長就在這一點點的關注和行動當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天安門的喧囂過后，大學生們不再關心政治，轉而投身到追名逐利的洪流當中，甚至都不知道建國以來幾次重要的社會變革交鋒，但是每逢五月和六月，全國大學生教育戰線總是高度緊張，甚至已經發展到在學生中培養信息員以及時掌握每一個學生的思想動態的地步，但是在這“風聲鶴唳”背后，當權者顯然高估了大學生抗爭的意識和能力。現在的大學生們已經發展到甚至連自己最基本的合法權益都不敢守護，更何談虛無縹緲的本是“少數人游戲”的黨國政治。

　　我在想，大學生，你為什么不抗爭?

　　首先，教師缺少真學問。放眼現在的新校區一個比一個豪華氣派，甚至自豪到在建筑形式上要和歐美建筑媲美，但是卻早已經忘卻了“大學之大，不在大樓而在大師”的至理名言。現在的大學校園里面以各種名山大川命名的學者一個比一個“聽起來悅耳”，但是卻早已經忘卻了“師者，所以傳道授業”的千古遺訓，而在閉門制造論文以追求所謂的“教授”名號，上課時昏昏然傳授的都是“自己也不相信”的以各種名字命名的主義或者理論，且容不得學生有一點點自我反思的精神。如有一二獨立學者在校園講課，就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視之為洪水猛獸而橫加阻撓。試問，這樣的老師能夠培養出來敢于抗爭的學生嗎?不，只能夠培養出來一大批沒有思想的奴才。

　　其次，學生缺少真個性。大學沒有真大師也罷，學生們可以通過閱讀優秀著作與遠去的大師對話，可以通過參加社會實踐與真實的人物對話，但是問題在于現在的大學生表面上看起來個性十足，有人穿著窟窿服，有人染著黃頭發，有人說著網絡語，但是他們卻已經失去了與大師對話的興趣和到底層實踐的能力。大學生美好的青春卻在被窩里度過，在情人懷里度過，在網游世界里度過，在考證過級中度過，漸漸地他們對社會本應有的敏感度會隨之降低，視不正常的事情為正常，并且在心底說服了自己，告訴自己隨大流而走，不管題目是什么，也不管解答過程如何，視主流答案為唯一正確答案，于是整個群體便慢慢地沉淪下去，如同在睡夢中而不自知。

　　最后，社會缺少真包容。蟻族、蝸居和裸婚，這些流行在高校大學生群體中的詞語正是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未來，作為經濟建設大潮中的高校所生產出來的一個產品，他們只有被別人挑揀的份。社會給他們一種無力感，他們如同一個個瘦弱的螞蟻正在被拋向泛著惡浪的大海。現實是殘酷的，它不能包容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也不能包容如此多的庸碌無為者，于是每一只螞蟻隨時都可以被陸地上的鳥用翅膀卷入大海，于是螞蟻們都開始噤聲，但是不管他們如何表示對鳥的尊敬，他們僅有的一點面包屑還是會被鳥搶走。這一切使你們感覺到反抗是徒勞和無力的，于是慢慢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不被包容的現狀，開始在海邊茍且地活著，而不敢正視一眼如鳥一般的人。

　　2011年底，有學校領導找我在大學工作的妻子談話，希望她不要再參與這些大學生在校外私自搞的志愿者活動，并要求她與作為志愿者核心骨干的我劃清界限。我就在想，這些領導腦子是進水了嗎?一個完完全全自費堅持了八年的志愿者活動，一個完完全全和學校沒有任何利益沖突的志愿者活動，一個完完全全公開所有經費和計劃沒有絲毫隱瞞的志愿者活動，就讓你們這幫傻逼這么擔憂嗎?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們的生活中還缺少一點快樂，所以上帝派你們在我們休息的時候逗我們玩一玩。你都不想想，這都什么年代了，還說要“劃清界限”，我們之所以能夠走到一起來，多虧了你們這些人設置的阻礙而讓我們在克服阻礙的過程中相互愛上了對方。現在我們已然結婚，都睡在一張床上那么長時間，還生了一個孩子，你讓我們倆怎么劃清界限?是在睡覺的時候在炕上砌一堵矮墻嗎?說到此處，不禁發出一句秦罵：額日尼瑪。

　　人到憤怒處，何止是張其口啊。

　　大學生們，你為什么不抗爭?

　　(完)2012年5月31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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