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愛恨交織的農村情懷

罵自己的同胞從來都不是很容易開口的事情，即便是善意批評幾句素不相識的無關者也會遭到暴雨般的反擊。若論權力，我真不夠資格去數落任何一個人。人生不一樣，活法各不同，理想不一樣，行為當有別。如果認定我屬于那種帶有偏執性格群體的話，暫且以這種理由原諒我對農民的認識錯誤吧，雖然邏輯上并不是通順的。

20多年前，我剛從農村走出來讀大學的時候，雖然不算是什么出色的成績，但卻得到了村民給予我的超越于我自身成績更多的掌聲，鄉親們對我的未來寄托了太大的期望——升官發財、造福村民。我自己當時對于那些掌聲也并沒有排斥感，幼稚地認為當官發財不正是讀書進學的目的嗎，以后混個什么位置并非沒有可能。

然而，從來沒有走出過山村的我一進大學便開始對自己產生了懷疑，第一次大學班會就讓我見識了什么叫“井底之蛙”。說實話，我以一種窮人習慣性的自悲感開始了大學生涯，從來都沒有再回頭想過鄉親們對我的期待，因為，我內心已篤定自己不會有那樣的人生。

實事上，社會發展的方向也基本符合我自己的預期，90年代初，市場經濟的苗頭已經開始露頭，賺錢逐步滲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思想當中，農村自然也不例外。

由于我選擇了留校工作，既不能賺錢，也沒辦法當官，當然也就沒有辦法給鄉親們做些光宗耀祖的事了。那年的春節，回到家鄉，第一次享受了什么叫“冷遇”：

“你留在學校有什么用啊？能給村里修條路嗎？能給村里搞到錢嗎？你不知道回到縣里來找個政府部門工作啊？”這是村民的共同聲音。

最冷的是，村長春節里就開始要求我歸還家里欠村里的債務。

不能說我對村民的看法沒有思想準備，但沒有想得那么復雜，我自認為，我干什么事走什么路，哪需要考慮別人怎么想。然而，當看到鄉親們如此表現時，我還真的表現出了非常強烈的抵制和不滿，我并不會去考慮村民樸素思維的良性出發點，我當時認定這是村民文化落后和經濟落后的真實反映，只有通過社會發展才能取得進步，自己并不需要展開與他們的溝通，之后，我選擇較少回家以避免思想意識上的強烈碰撞。

20多年以后，我還是原來的我，鄉村也還是那個鄉村，鄉親也多數是那些鄉親，我與他們的隔閡表面看明顯減少，因為我不再在乎村民對我的批評，我更多的是想通過傾聽，以了解鄉親們的進步與分享他們的幸福感。今年春節回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圍繞著我的話題還是如此的令人痛苦與失望：

“你為什么只生一個女兒？不生個兒子，還回村里干什么？”

“不能生，違反國家政策的”

“別以為在外面就了不起，我們縣里哪個干部不都是要生兒子，沒兒子的都在外面雇人生兒子”。

“那違法，我不會干的”

“你少在我面前法法法的，大不了下崗，有本事到哪里打工都有飯吃，一定要吃共產黨的飯嗎？

真是無語．．．．．．

“你一年能撈多少外塊（灰色收入）？”。

“我沒有外塊，就只有正常收入”。

“那你還搞個屁啊，在外面混了20多年，連點外塊都搞不到，說明你一點權力都沒有”。

“有權力就一定會搞到外塊嗎？”。

“你傻呀，哪個有權的人不搞錢，村里修路不往交通局干部和鎮干部送錢嗎？修水渠不向水利局干部送錢嗎？吃低保不給民政局干部送錢嗎？你還混個鬼，幾十年了，還靠死工資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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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村干部說，村里有個家里小孩患上了白血病，于是，我詢問能不能利用春節人多的時候，給他組織捐點錢。結果周圍的人一聽便打斷我的話：“你錢有多啊，人家當年就愛欺負你父親，你還捐款。”我說那是兩碼事，我父親已經不在世了，用不著計較那么多。

“什么兩碼事，你捐得過來嗎？村里要捐的還多呢，老二（俗名）和老六腦溢血走了，先恩沒兒女在身邊死活沒人管了，象午家里兩個殘廢，本法的兒子坐牢十幾年都沒回，祖建家的房子垮了，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村里怎么捐啊？哪個愿意捐？捐款還不如多割幾斤肉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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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空我又再了解一下地方醬油廠（其實是個作坊），一堆臟得惡心的瓶子被擱置外頭，十幾個工人不停地在一個浴盤里灌瓶子，浴盤里裝的全是“醬油”，工人有小孩，也有村里干不了重活的老人，還有身體有問題的殘疾人。老板也是要做事的，他負責挑水，水從哪里來呢？村前的池塘。村里是沒有自來水的，別奢望自來水配醬油，把池塘水挑回去以后便往浴盤里倒，然后加一些“醬料”（他是這么說的，不知道準確不），攪動幾下便是醬油。我詢問這樣的醬油能吃嗎？這樣的瓶子干凈嗎？回答是很有水平的：“醬油是黑的，瓶子再臟都沒人知道，水再臟，有了醬油味也沒有人聞得出來，5毛錢一瓶的批發價，送貨都送不贏，但不會賣給本村的人，人要有良心。”真佩服他的“良心”！！！我又問：沒有人來查處嗎？他很有心得地說：經常會來查，走過場，拿錢走人，都是幾個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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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村子里的事，還得再說說“農民工”的事，這是我多年來最寄予厚望的群體，他們雖然文化水平都不算高，但是，他們走出了農村，來到了城市，學會了各行各業的技術，有城市文化的熏陶，理當可以算作農村中的精英群體，理當為農村進步帶回大量的先進文化和先進觀念，然而，我仍然沒有從中享受到快樂。

帶著辛苦的勞動收入回到闊別一年甚至是幾年的老家，“炫富”之風絲毫也不比“富二代”遜色，有的是拼命建設房子，看誰的房子多，比誰的房子高，即便沒有人住，也得要蓋上幾棟。這還算是不錯的，錢都用在了房子上，頂多只是一個合理性不足的問題。最為可怕的是農村賭博現象的泛濫成災，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血汗錢都輸在了賭場，春節期間，有些賭場是賭得昏天黑地，多少家庭搞得妻離子散，甚至有家破人亡的。

小的時候，我對農村的印象是婚姻家庭特別牢固，現在得改變觀念了，因為農民工的流動性強，農村婚姻也面臨著非常可怕的隱形危機，省際之間的婚姻本屬正常，城里人可異地通婚，農村當然也可以，但是，農村青年的隨意性嚴重損害雙方的幸福感，有些農民工，流動到哪里，女友找到哪里，家里的配偶視若無物，“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非法同居在他們眼里不過是“玩玩而已”的鬧劇！婚外戀不是城里人的專利，農村出現也算正常，然而，我必須說，農民工組合家庭對于婚姻問題的控制能力和處理能力相對要差很多，離婚后所造成的后果也嚴重得多，下一代的困難和危險性也大得多，尤其是女性權益所受到的侵害也深得多，這是未來農村社會的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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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會會多年不見的高中同學，我們組織了一次小范圍集會，飯桌上，我首先請教原來高中的班主任有關地方教育的情況（現在當地教育局工作），他直接告訴我：現在，中央就知道拔錢，根本不管地方上錢是怎么用的，做了很多形象工程，做了很多浪費工程，吃空餉的人員大把大把的，真正搞教育的人得不到多少實惠。然后，我又問一位在本地工作的公務員同學，問他為什么這么些年來沒有混上去，仍象我一樣清貧的工作。他說：“我也想上去，但是，必須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有錢鋪路，上什么檔位，就拿什么錢修路；二是要作好坐牢的心理準備，花錢修了路得要收回成本，并且要賺錢，賺錢就不是靠工資，命好的能當太平官，命背的就得等著坐牢。安穩一點好，不當官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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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過來，思緒萬千，我絲毫也沒有看到近20多年社會進步的影子，高樓和豬肉的豐盛豈能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呢？住在高樓、吃著大豬肉的人，如果只有低俗的思想和被污染的靈魂，那我寧可選擇平房中的溫暖與不含毒性的蘿卜白菜，我向往小時候村民的純樸實在和集體主義的互愛互助。

今天，農民的落后既有自己的責任，更有社會的責任，基層政權的無序顯然更多源自體制的問題，這些都不是作為“人”個體能夠解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誰能對這些負責？

我不敢堅定地說自己仍然有多么的熱愛農村，更不敢說自己心里還能裝下多少農村的父老鄉親，但我可以毫不掩飾地講：我的心永遠離不開那片土地，我會盡力改變那片土地上的人，我會乞求父母官永遠有一種深愛土地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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