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件頻發拷問政府監管
中新網 2011年05月13日 09:41 來源：光明日報
編者按
4月29日至5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天津視察時指出，食品安全是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他在視察天津市產品質量監督檢測技術研究院時，要求監管部門和技術機構以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精神嚴把食品安全關。
5月5日至5月13日，由中組部、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國家行政學院共同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專題研討班”匯集了各省區市政府、新疆建設兵團、副省級城市分管負責人以及各地食品安全辦主任，就切實增強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切實理順當前我國食品安全監管機制問題進行深入研討。
在案例教學課上，由國家行政學院專家組講解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反思”、“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機制的反思——以雙匯‘瘦肉精’事件為例”、“食品安全監管的法律與標準問題——以‘染色饅頭’為例”等內容引起了學員們的熱烈討論，成為研討班的一大特點。
來自全國的92位省部級領導和主管者們對食品安全的深入思考、對案例的尖銳剖析和完善體制機制的各種設想，無不體現了國家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高度關注和破解難題的堅定信心。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
從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摻加三聚氰胺事件,到近期出現的“瘦肉精”事件以及“染色饅頭”事件,一次次食品質量安全事件讓消費者變成受害者,很多消費者正遭受著所謂品牌食品的“侵蝕”。因食品質量引發的事故正給我們敲響警鐘:中國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了。
食品安全是人民群眾最直接、最根本的民生。今年1月,《小康》雜志發布的年度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報告顯示,半數以上公眾對食品“沒有安全感”,近期頻發的食品質量安全事件,也在不斷拷問著我們:食品安全事件的癥結究竟何在?
事件頻發:
信任危機已來臨?
5月8日一早,重慶涪陵區市民唐建華開車來到了涪陵區龍橋街道麻磊村的菜地。一下車,小唐就直奔一塊綠綠的菜地前,她彎下腰,順手摘了一棵瓢兒白,“真新鮮,今天帶回去嘗嘗。”
唐建華家住在渝北花卉園黃金堡小區。今年3月初,小唐在涪陵區龍橋街道麻磊村的一個農場,花了約4000元租下了一塊地種菜。
雖然享受著種菜的快樂,但是小唐告訴記者,她最初想下鄉包地種菜,實屬無奈。這幾年,食品安全的問題連續不斷,毒豇豆、“瘦肉精”……一次次挑戰著她的心理底線。為保證兒子的飲食安全,她決定自己種菜。
其實,有著像唐建華這樣擔憂的母親并不是少數。
“2008年醫院曾開出了證明,表示孩子已經痊愈了,但今年2月的檢查結果卻顯示,我的孩子還有雙腎結石。”電話中,河南鄭州市民王琳的聲音因為激動而略顯得有點顫抖:“毒奶粉事件讓整個家庭蒙上了一層陰影。”
王琳的痛苦讓我們回到2008年,那場突如其來的“三聚氰胺”事件讓30萬患兒承受了巨大痛苦,也影響了整個乳品行業的聲譽,將市場份額拱手讓給國外品牌。統計顯示,三鹿事件后的2009年,我國乳制品進口由12.06萬噸猛增到59.7萬噸;高端嬰幼兒進口奶粉所占份額接近90%。
“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從國家層面建立了食品安全管理委員會。然而“瘦肉精”風波未平,“染色饅頭”風聲又起,食品安全領域頻頻拉響警報,企業的道德底線、政府的監管力度和制度的執行力都成為拷問的對象。
生產企業:
主體責任為何難當?
5月5日,上海市質量協會用戶評價中心發布的《關于上海食品工業企業誠信管理體系建設現狀調查的報告》顯示:46.9%的被訪企業不認為應該履行食品質量安全的主體責任,而僅停留在加強自律的層面上。由此可見,食品企業責任意識薄弱是導致當前食品安全事件頻發的一大因素。
在國家行政學院專題研討班上，有關專家認為,食品添加劑是現代食品工業不可或缺的,依法合規使用,有利于豐富食品種類、品相和味道等,并且也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但如果企業受利益驅使,為降低成本,不按國家標準規定,超范圍、超劑量使用食品添加劑,甚至為牟取暴利在食品生產經營和農產品養殖種植、收購運輸中使用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非食用物質,必然產生嚴重后果。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教授孫曉莉指出,現在多個部門都承擔了監管職責,為什么還會出現問題？我們需要反思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機制。也應看到,目前,我國食品生產企業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企業主體責任落實不夠,行業誠信道德體系建設滯后。食品行業市場競爭異常激烈,無序競爭、惡意競爭現象比較普遍,許多企業特別是小作坊等安全投入不足、管理能力薄弱,少數從業人員道德缺失、不講誠信,這些是食品安全事件多發的重要原因。
“食品安全危機背后是信任危機,信任危機背后實際上是食品的生產模式帶來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周立分析說。
生產模式：
“小”、“散”問題怎破解?
一個國家的食品安全水平與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密切相關。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一個人口大國、食品生產消費大國,但食品產業的規模化、組織化、規范化水平和行業誠信道德體系完善程度還都較低。食品工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小作坊、小攤販、小餐飲數量巨大。種植養殖環節也是小、散問題突出。
“目前,我國食品產業組織化、標準化、規范化、法制化程度低,食品產業技術、工藝水平、產業鏈條和管理水平落后,有關食品質量安全的制度和機制設置也遠落后于實際問題出現的速度。”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連輯指出。
僅以生豬養殖為例,美國養豬戶數僅有7萬,我國則有6700多萬;美國養殖規模在500頭以上養殖戶提供的生豬出欄量占全國的96.6%,我國養殖規模在500頭以上養殖戶提供的生豬出欄量僅占全國的31.5% ;美國4家大型肉類企業所占市場份額超過90%,我國排名在前10位的企業所占份額不到10%。生產經營者規模偏小、數量龐大、高度分散,給食品生產質量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監管帶來了很大困難。
“小、散、亂不僅僅存在于農業領域。”中國食品工業協會秘書長馬勇認為,中國食品工業的現狀是企業分散、技術薄弱、裝備落后。這種現狀的直接結果是市場競爭激烈,為了生存,降低直接的生產經營成本,在利益的驅動下,非常容易出現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各種引發食品安全問題的行為。
專題研討班上，一些主管部門的負責人指出，要解決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就要強化源頭治理,促進食品產業優化升級。要做好“加減法”,以“減”促“加”,淘汰落后生產,整合企業數量,發展優質企業,淘汰落后企業,促進產業集聚。要發展農產品基地化生產、場區化養殖,培育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實施農業現代化標準化。
規制體系：
監管軟肋緣何頻現?
按照我國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的監管涉及衛生行政、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等部門。這些部門是按照從原材料到產品、市場、餐桌的順序進行分段監管。從田間地頭到餐桌,每個階段都有相應的監管部門把關,為公眾的食品安全構筑屏障。
食品質量安全事件發生后,人們都在質問,我們的監管體系存在哪些問題,為何不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前“未雨綢繆”。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云波指出,目前,我國的食品質量安全監管面臨多種因素的制約,首先是行政監管力量不足,其次是職能分散交叉,權責不清,三是行業協會、第三方檢驗機構等中介組織發育不完善,四是監管工作量大、成本高,很容易出現監管的漏洞和死角。
與此同時,監管依然面臨立法和執法的制約,由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規還有待完善,現行法律威懾力不夠,守法成本高,而違法成本低,使得很多企業為了追逐利益鋌而走險。因此他建議,應明確“預防為主、源頭治理”的工作思路,建立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進一步明確各部門的職責范圍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工作機制。
在國外,食品安全的政府管理模式主要有單一部門管理和多部門管理兩種,德國、加拿大等國采取單一部門監管模式,美國、日本、法國采用多部門監管模式。實行多部門管理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建立了食品安全綜合協調機構,強化了責任監督。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因多頭管理可能出現的職責不清和監管空白。羅云波認為,堅持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實施從農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以農業標準化作為食品安全的基礎,建立以預防為主的管理機制是國外食品安全監管給我們的具體啟示。
羅云波說,此外,在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第三方食品安全檢驗機構普遍存在,并發揮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國,第三方食品安全檢驗機構不完善,檢驗機構分屬不同部門,缺乏服務社會的意識和積極性。
約束乏力：
地方保護如何消除?
食品質量安全問題表面看是一個經濟問題,實質上涉及管理、監督、服務、保障各環節的系統工程,食品質量安全事件已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它既是當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也關乎市場經濟下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重建。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王健分析說,目前,政府管理“有形的手”長于“宏觀調控”,短于“微觀規制”。王健認為,當前我國食品質量安全事件頻發暴露了目前社會誠信生態危機、政府規制機制薄弱和規制軟約束等問題。
專題研討班上,許多地方官員、專家學者都建議,當前還是要切實創新社會管理,真正建立起全社會食品質量安全監管長效機制,建立法律、中介組織、社會力量等多個要素連環運行的管理系統,形成制約合力。
此外,食品安全問題除了多部門管理帶來的“九龍治水水不治”外,地方保護主義也是問題根源之一。專家指出,一些大型食品企業是納稅大戶,也是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但不能因此而包容或縱容企業本身存在的問題。
恩格斯曾說過:“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今天,當我們面對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種種缺失、困境和危機時,各級政府、社會組織和公民應當從付出的代價中更快地成長、成熟起來。
(本報記者李慧 馮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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