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央行超發43萬億人民幣引發通脹 推農產品上漲》
央行超發貨幣當然不對，但央行超發貨幣不是百姓收入低下無法忍受通脹的根本原因。問題在于，在私有化的市場經濟體系下，中國社會的生產資料被人數極少的資本家階級壟斷，利潤被資本家們攫取，工人工資低下，生活貧困消費不足，財富分配已經兩極分化。--這是憲法規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問題。
央行發行的貨幣大多是用來刺激資本投資（注：如寬松貸款利率，房地產貸款，刺激了房地產投機猖獗。90年代以后，金融業主要為大資本家服務，普通民眾如工人農民甚至中小企業主要貸款融資，何其困難？），因此央行發行的貨幣大多流入資本家階級手中，資本家階級吃喝玩樂過皇帝生活都消費不完這些貨幣資本，于是這些剩余資本投機炒作綠豆等副食品，引發了通脹。
如果央行發行的貨幣通過計劃經濟體系（如80年代給工人普遍加工資）流入普通百姓手中，如果沒有資本家投機，即便是貨幣增發使物價有所上漲，也不會對老百姓生活產生根本性影響，因為百姓的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在私有化市場經濟資本炒作下，物價上漲了，但是百姓工資收入沒提高，這才是最危險的事。所以，通脹的原因在于經濟所有制的結構，在于在私有化與市場化經濟環境下，央行發行的貨幣大多都流入資本家手中，被資本家階級控制。
周其仁、謝國忠、吳曉靈等人不去追究私有化市場經濟的病根，不想辦法增加對大資本家的稅收增強政府財力建設福利社會，甚至不主張限制資本家對食品的投機行為，卻借通脹說事，鼓動央行進一步市場化與獨立權，鼓動國企進一步私有化市場化。
周其仁們認為：因此投機資本存在，因此要將石油、電力、鐵路進一步私有化，讓資本家投機資本進入。這就是改革出了問題要靠深化改革解決的白癡邏輯：投機資本出了問題，不去限制資本投機、限制市場經濟副作用，反而要進一步放縱擴大資本投機來解決。
這些新自由主義學者試圖讓國內外的資本家的投機資本進入石油、煤炭、電力等領域，其結局最終只能是進一步的兩極分化與更超級、更全面的通貨大膨脹。
周其仁、謝國忠、吳曉靈等人充分暴露出了資本家走狗的本質，其用心何其陰險，其智商又是何其低下。
簡評《劉鶴：改革必須有頂層設計 不能走民粹主義道路》
眾所周知，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是我黨的宗旨。建設五有社會，消除兩極分化，是黨中央近期的重要主張。而劉鶴，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十二五”規劃《建議》的主要執筆人之一，卻通過批判民粹主義，試圖阻擊破壞五有社會的建設。“十二五”規劃繼續讓新自由主義分子主導和實施，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必然被架空。
劉鶴文章中說：
“處理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國際上有很多經驗和教訓，特別是拉美國家的教訓。拉美國家發展戰略一度出現失誤。首先是堅持內向型經濟和重化工業的發展戰略，使得普通勞動者失去了就業機會，沒有收入，大企業高度壟斷。此外，在處理增長和分配的問題上，走上了民粹主義道路，對窮人承諾不切實際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實際上沒有足夠財力支持。政策重點沒有放在擴大就業、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務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態度來呼應短期的社會輿論，致使兩極分化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惡性的政治周期。從軍政府到民選政府的不斷動蕩，不停地印鈔票，引起超級通貨膨脹(super inflation)，導致資本外逃，經濟長期大起大落，教訓非常深刻。”
劉鶴所言真是顛三倒四驢唇不對馬嘴。其實拉美問題的癥結恰恰是劉鶴所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外資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
詳見：
拉美的國企被私有化，國家財富生產資料甚至銀行都被跨國壟斷資本控制，政府哪來的財力搞社會福利？由于社會兩極分化，很多拉美政客想搞政治投機，給民眾許諾要解決社會福利問題，但是這些政客又不敢像委內瑞拉查韋斯那樣把外國資本收歸國有，因此沒辦法解決社會福利問題。
劉鶴之所以反對所謂民粹主義、之所以曲解拉美教訓，認為拉美之問題是民粹主義，連基本邏輯都沒有，其目的是進一步在中國搞新自由主義，進一步維護新生資產階級暴富階層的利益。劉鶴之類歹毒意圖就是：通過攻擊所謂民粹主義來阻擊阻擾黨中央建設五有社會福利社會、扭轉兩極分化趨勢的努力。因為要搞社會福利，必須消滅新生暴富階層即新生大資本家，最起碼也得加大對他們的稅收，否則福利社會無從建起。劉鶴為了替暴富階層服務，可謂絞盡腦汁，赤裸上陣，連基本邏輯都不顧了，連黨章、憲法都要拋棄。
看看劉鶴的介紹：劉鶴，58歲，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他是《建議》的主要執筆人之一。因工作關系，參與過從“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個五年計劃的籌備工作，對國家制定長期規劃的工作可謂知之甚深。劉鶴本人是經濟學家，是“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的發起人。眾所周知，“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組織，這個論壇網絡了中國全部新自由主義學者，如吳敬璉、樊綱、周其仁、張維迎、樓繼偉、易綱等人就是其中的骨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全面私有化、兩極分化嚴重，外資控制了大部分產業，中國社會中國經濟逐漸面臨崩潰，“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對此“功”不可沒。
劉鶴之類新自由主義學者主導中國改革開放究竟到何時？
附文1：
央行超發43萬億人民幣引發通脹 推農產品上漲
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_sdzx/2010-11/02/content_21293442.htm
央行超發43萬億人民幣引發通脹 推農產品上漲
談佳隆
中國經濟周刊
央行超發43萬億人民幣引發通脹 推農產品上漲
10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作出了令外界頗感意外的加息之舉。
為什么中國貨幣政策轉向來的那么突然？
近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中歐陸家嘴(19.21,0.05,0.26%)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靈在上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坦言：“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央行存在貨幣超發的問題，特別是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采用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在我看來，此次央行希望通過加息向市場釋放中央決心調控通貨膨脹預期的意圖，以及貨幣政策回歸穩健的信號。”吳曉靈說。
有學者評論認為，此次央行加息不僅是“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終結，更是對過去10年，甚至30年過度依靠貨幣推動經濟的一次重要的貨幣政策轉向。
貨幣超發43萬億元
“央行加息其實來的太晚了，貨幣超發已經那么嚴重，早就應該實施收緊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告訴記者： “我們看到包括綠豆、姜、蒜、辣椒在內的農副產品輪番上漲其實都是央行貨幣超發的結果，多余的錢在市場中亂竄，多年累計起來的過量貨幣已經給中國經濟實體帶來了巨大的通脹風險。”
根據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顯示，今年9月我國CPI同比上漲3.6%漲幅創下23個月新高；當月食品價格更是同比漲幅高達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長是否是由貨幣超發引起的呢？
“通脹無論何時何地皆為貨幣現象”——這是貨幣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經典名言。按照貨幣學基本原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每增長出1元價值，作為貨幣發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也應該供給貨幣1元，超出1元的貨幣供應則視為超發。而在新興市場國家由于市場化改革等原因，資源商品化過程加劇，廣義貨幣供應量適度高于經濟發展GDP增長也是合理的。但過高的貨幣供給卻極易帶來通脹。
通貨膨脹與貨幣超發之間存在的關系也得到眾多中國學者的認同。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經濟學家周其仁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貨幣老虎越養越大”。
據統計，2009年底，我國33.54萬億元的GDP規模，是1978年3645.2億元GDP規模的92倍。但同期，廣義貨幣供應量(M2，廣義貨幣=流通中現金+銀行活定期存款+儲蓄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卻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09年底的60.62萬億元，為705 倍。
吳曉靈直言：“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根據官方數據，2000年，我國GDP總量為8.9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為13.5萬億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萬億元，而到了2009年，我國GDP總量為33.5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為60.6萬億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萬億元。
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廣義貨幣供應量與GDP之間的比例在進一步加大。根據央行數據顯示，今年9月末，廣義貨幣余額已經達到了69.64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前三季度GDP達26.866萬億元計算，超發貨幣將近42.774萬億元。
央行操作獨立性不足？
有學者認為，近年來的貨幣超發，其最大的誘因，是金融危機爆發后帶給中國的通貨緊縮之憂。
2008年12月，時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經濟學家樊綱在上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曾暗示稱：“央行掌握貨幣發行權的時代，要出現通貨緊縮的情況也并不容易。”
這意味著在經濟危機之后，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即有通過超量的貨幣發行來托住經濟增長的想法。
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的“爭取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7%左右”目標，最終卻是以增長27.7%表現出來的，高出10個百分點。
有學者認為，正是央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將過去30年(特別是近10年)央行“積極”推動貨幣超發的情況推向了極致。吳曉靈在解釋原因時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過去那么多年出現貨幣超發的情況，存在央行調控不到位的問題，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個成熟的過程，調控技術逐漸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國的央行操作獨立性還有待與提高。”
但吳曉靈也表示，中國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貨幣政策的時候有獨立性。“中國的央行是內閣成員，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強的獨立性，我認為調控起來可能會更好一些。”
雖然吳曉靈認為過去30年相當超量的貨幣都被新增商品(資源、土地等等)的市場化吸納，但她仍然無法接受目前央行實行的超高的貨幣供給是“理所應當”、是“合理”的。
吳曉靈建議，如果中國政府將“十二五”規劃期間GDP增速下調到7.5%～8%之間，未來幾年的CPI控制目標上調到4%，那么未來幾年廣義貨幣增長率應該控制在13%～14%以下來應對流動性泛濫。從未來兩年的央行貨幣政策來看，逐步收緊貨幣供應增幅并消化過多貨幣供應是當務之急。
如何消化超量貨幣
如何消化超量貨幣？這是一個極為復雜而難解的問題。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人民幣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勢必會形成從跨境貿易結算的結算貨幣進而成為各國的儲備貨幣，如果這樣的話，從長期來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擔心超量人民幣的出路問題了呢？
此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曾擔心人民幣國際化之后會對央行控制國內信貸規模產生影響。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境外人民幣增多的話，對于央行調控廣義貨幣會產生影響，考驗央行調控能力。”
但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來化解貨幣超發既不現實也不可行。吳曉靈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要計算貨幣供應量只能以國內的通貨膨脹目標為主，調控該國的貨幣供應量要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如果要加入國際流通因素來衡量或調控貨幣供應量則難以做到。
周其仁則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據中國改革的早年經驗——“水多了加面”，比較合理的政策組合似乎應當是：或動員更多的資源進入市場，以消化源源不斷超發的貨幣；或減慢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須嚴格控制貨幣的超發。
“最糟糕的組合呢？就是既聽任貨幣被動超發，又在市場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寫到。
劉鶴：改革必須有頂層設計 不能走民粹主義道路
時間:2010-11-01 08:35 作者:劉鶴 記者 胡舒立 朱長征 楊哲
劉鶴在北京城一家普通賓館和我們見面。他臉上略帶連續工作之后的疲憊，但隨著交談的深入，便又興奮起來，說到緊要處，更是雙目炯炯。
這是《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公布的次晨。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在10月18日發表，九天后的27日晚，《建議》全文公之于世，立即成為輿論焦點。
中國從1953年推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其間有蹉跎曲折，但是，“五年制”的經濟規劃模式一直延續至今。2005年中央決定由“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時段不變而內容更著眼于治國方略。“十一五”規劃將在2010年結束，將于2011年啟動的“十二五”規劃必然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關系重大。
當然，更重要的背景還在于“十二五”《建議》的出臺時機。無論從哪個角度說，中國都處在歷史發展的關節點上。后金融危機時代復雜的國際環境，人均GDP將達4000美元的發展關鍵期，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矛盾，改革膠著期的期待與焦慮，各種因素相互影響之中，“十二五”規劃的問世顯得格外重大，其透露的改革路向、政策方針和政府工作重點必然引來八方關注。
“十二五”規劃《建議》制定工作正式啟動于今年4月2日，整個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推進。起草組組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組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建議》的籌備工作則早從2009年初即已開始，中財辦和國家發改委組織國內67個部門，上萬名專家參與，有針對性地對相關30個重大課題開展了研究。此外，前世界銀行高級官員、第一任駐華首席代表林重庚還接受委托，Spence、Diamond、Romer等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國際著名的重量級經濟學家與籌備規劃《建議》的中國官員、學者舉行多次面對面交流，并就中國向知識型經濟轉型、城鎮化道路、服務業發展、社保體制建立等議題展開深入研究，于去年12月形成初步書面建議。《建議》起草工作啟動后，起草組深入省區市調研，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使得起草過程本身成為一個充分吸收民意、逐步凝聚共識的過程。
最終形成的《建議》近兩萬字，12部分共56條。宏文重心何在，思路如何解讀？在細讀文獻之后，我們采訪了劉鶴。此時，他已經從起草《建議》的駐地“下山進城”，轉至北京某賓館，投入即將于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工作。
劉鶴，58歲，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他是《建議》的主要執筆人之一。因工作關系，參與過從“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個五年計劃的籌備工作，對國家制定長期規劃的工作可謂知之甚深。劉鶴本人是經濟學家，是“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的發起人。或因此背景，與之交談，更多地感覺是在與一位學者交流，思考的愉悅中充溢著真誠。現將采訪實錄摘要如下——
轉變到了臨界點
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形成倒逼機制，不轉不行
財新-《新世紀》：此次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在起草時，與以往有何不同的重要背景？
劉鶴：首先是國際背景不同。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制定了從“六五”到“十一五”六個五年計劃。如果說“十二五”和以往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碰上了國際金融危機，而且國際市場總需求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前，國際間存在東亞出口模式、美國高消費模式，還有資源供給國的經濟模式，形成三角循環，世界經濟處于黃金期。金融危機基本打破了這些模式。“十二五”規劃最明顯、最突出的思考是，未來的全球市場在哪里？為前幾個五年計劃提供了供給的經濟增長點在哪里？更重大的問題是，怎么創造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
從國內來看，按世界銀行標準，中國已經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今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會超過4000美元。中國將呈現很多新的發展階段性特征，面臨很多可以預見的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我們關注怎么避免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從全球范圍來看，“二戰”以后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順利跨越這道坎，而大部分國家只能至此徘徊不前。中國如何邁過這一陷阱向更高水平邁進？這就要求國家制定非常明確的發展戰略，實現小康目標。
財新-《新世紀》：這次的規劃《建議》的關鍵詞是什么？
劉鶴：前面已談到，“十二五”規劃建議特別強調主題、主線，明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貫穿“十二五”規劃建議的關鍵詞。
財新-《新世紀》：轉變發展方式已經提出多年了，《建議》將此提升到“主線”的位置，該如何理解？
劉鶴：過去提的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這涉及羅默(Paul M. Romer)的新增長理論(new growth theory)，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這次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的認識又有所深化：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這是《建議》的基本邏輯。
財新-《新世紀》：外界注意到，中國的理念已經提出很久了，但現實中推進不太理想。這次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認為是“動真的”？
劉鶴：一個月以前，中美經濟學家舉行了第二屆頤和園對話。其中有一位勞拉？泰森女士，是美國奧巴馬總統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委員。她認為我們轉變發展方式是十分認真的，也是可信的。美方經濟學家認識到，在全球經濟中，中國已經擴大消費，美國儲蓄雖然有變化，卻是波動的，而中國擴大消費則有成效。我們深切認識到，外部經濟形勢變化，是真變了，不是假變，是長期變，不是短期變。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中央立即做出判斷，這次危機表面上是對增長速度的沖擊，實際上是對發展方式的沖擊。所以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09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這一點。2010年初，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等四位領導人均強調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可以說，這是中央領導層的戰略決策。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形成倒逼機制，不轉不行。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城市化加快，服務業發展，存在著巨大的內需空間，老百姓有過上好日子的強烈愿望，我們必須滿足人民群眾的期待，這是轉方式的內部客觀動力。所以，這一轉變是能夠見實效的。
財新-《新世紀》：過去推進不盡如人愿，一方面是認識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這一轉變的難度使然。現在有了深刻的認識，那么，有什么可以克服困難的方略呢？
劉鶴：從中國長期歷史的進程來看，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如果沒有壓力，中國的事情認識再好也做不成。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所以，現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天時、地利、人和俱備，可以說到了一個臨界點。
財新-《新世紀》：如何處理“保增長”與“調結構”的關系？
劉鶴：在轉變中促發展，在發展中促轉變。保增長是保就業，因為沒有就業就沒有民生。但是，僅有速度的路子已經走不下去了，因此要調結構。從某種意義上，兩者是統一的，增長的內涵是調結構。調結構并不是過去說的調整三個產業的比例關系，其首要內容是擴內需。如果不調結構，產品賣不出去，市場交換實現不了，就無法獲得增長。
在調結構的過程中，需求結構變了，產業結構需隨之調整，供給結構要相應跟進。《建議》提出要改造制造業，創建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服務業，就是希望供給結構能夠跟進需求變化，增強供給體系的效率和彈性。
財新-《新世紀》：強調“轉方式”或“調結構”，是不是意味著要犧牲一些增長速度？有沒有這個承受力？
劉鶴：這次《建議》沒有提具體的增長速度指標，具體指標要留待有關部門制定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來定，最終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雖然這次沒有提到數字，但是在提到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目標的時候，提到了四大宏觀指標，里面特別強調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我們認為，適度的增長是必要的，但對中國來說，經濟長期平穩健康協調發展更是至關重要。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擴大，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相對低于“十一五”時期，因為基數大了，不可能總保持11.4%那樣的高速度，會呈現自然遞減。
新發展方式的基本邏輯
三點格外重要：創造世界前列的大市場，穩步推進城鎮化，高度關注民生
財新-《新世紀》：這次規劃《建議》的基本邏輯是什么？有哪些亮點？
劉鶴：如前面所提到的，這次《建議》的基本邏輯是，適應內外條件變化，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擴大內需和加快改革。擴大國內需求的重點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的實質性問題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轉方式、擴內需、改善民生，最根本的東西是要創造新的體制機制條件予以支撐，這是高度強調改革的原因。通過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創造一個新的環境，使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能夠在“十二五”期間取得實質性進展。
從內容上看，有三點格外重要。
第一，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定位。中國經濟要把握好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新定位，創造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合作的新優勢。我們既要保持制造大國的地位，這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又要成為居全球前列的大規模的市場。《建議》提出，要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這是核心、關鍵的一句話。對國內來說，是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實現共同富裕。對國際社會來說，我們要應對全球經濟市場總需求不足的新挑戰，因此，要創造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內大市場。面對1929年大危機，凱恩斯學派的主張是創造總需求。這次金融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存在著怎么創造總需求的問題。世界缺乏一個新興的中等收入群體作為一個巨大需求方。目前，中國GDP總量占全球的8.5%，消費約占世界的5.4%，我們希望通過實施“十二五”規劃，在全球GDP份額比重上升的同時，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也能位于全球前列。
第二，擴大內需必須穩步推進城鎮化。城鎮化意味著更多的就業和服務業比重的提高，意味著更大規模的中等收入階層，意味著規模效益提高，意味著現代公民理念的形成，其深層的意義非常豐富。《建議》強調了城鎮化的形態和模式問題。中國歷來有“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之爭。有的認為應該多發展大城市，或者巨大城市、國際大都市，而且認為這是世界潮流；另外一派認為中國應以小城鎮為主。現實問題是，一些大城市堵車、擁擠、地價上漲、房價上漲，雖然有工作機會，但是，農民工生活成本太高。小城鎮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前提是要有國際市場。市場是決定城市化模式的重要因素，但國際市場出現了明顯變化。這次《建議》特別強調，要把大中小城市網絡化，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大城市提供市場，中等城市界定產業分工，小城市、小城鎮增強居住功能，形成合理的經濟圈和生活半徑，既能夠轉移農業人口，又能避免某種城市過大過小的弊端。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是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同時，要保護農民工的權益，建立相應的制度，包括醫療、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務。
第三，高度關注民生，特別要處理好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既能創造社會財富，又能公平分配社會財富。這是《建議》闡述的重點問題，雖然這個內容沒有在同一章節表述。
處理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國際上有很多經驗和教訓，特別是拉美國家的教訓。拉美國家發展戰略一度出現失誤。首先是堅持內向型經濟和重化工業的發展戰略，使得普通勞動者失去了就業機會，沒有收入，大企業高度壟斷。此外，在處理增長和分配的問題上，走上了民粹主義道路，對窮人承諾不切實際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實際上沒有足夠財力支持。政策重點沒有放在擴大就業、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務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態度來呼應短期的社會輿論，致使兩極分化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惡性的政治周期。從軍政府到民選政府的不斷動蕩，不停地印鈔票，引起超級通貨膨脹(super inflation)，導致資本外逃，經濟長期大起大落，教訓非常深刻。再一個教訓就是金融危機。對于其起因，國內外一個共識是美國采用寬松貨幣政策，但我們要看到，盲目提高沒有支付能力階層的住房產權率是金融危機的重要起因。
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必須有長期、冷靜的戰略眼光，真正關心人民的利益，非常負責地處理這個問題。所以，這次《建議》特別強調幾條，第一，強調就業。特別強調發展小企業和微型企業來創造就業，創造各種制度環境改善就業條件；第二，強調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第三，強調教育。勞動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終取決于是否具備市場適應能力。《建議》高度重視教育質量和公平；第四，強調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強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強調機會公平，同時要調節高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違法收入。最后，強調要引導社會輿論和社會心態，鼓勵大家共同奮斗。
財新-《新世紀》：“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提法，和以前“讓一部分先富起來”也不一樣。
劉鶴：小平同志早就講了這兩句話。我國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以后，必然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但是，究竟庫茲涅茲曲線（注：收入分配狀況隨經濟發展過程而變化的曲線——編者注）會以什么形態在未來的十年內逐步伸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成效。
財新-《新世紀》：你個人認為“劉易斯拐點”會在“十二五”期間出現嗎？
劉鶴：劉易斯的理論存在很大爭議。“二元結構”會不會趨同，最終取決于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能。所以，“劉易斯拐點”的內涵和定義首先需要明確。現在的問題是，有技能的勞動力明顯短缺，不適應市場需求的依然過剩，呈現結構性特點，我們很難用是不是出現拐點來判斷。但我傾向于認為，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的談判能力發生了明顯變化。
財新-《新世紀》：聯系到城鎮化進程，你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工資成本會較快增長嗎？
劉鶴：我不認為會急劇增加，而是穩步提高。一部分市場適應能力強、知識背景扎實的人，工資上升速度會比較快。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會明顯增強，這將有利于收入增長。
改革必須有頂層設計
改革到了一個新階段。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和面臨各種各樣新的重大改革議題條件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
財新-《新世紀》：在談到推進各方面改革時，《建議》用了“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這個表述，這個新詞有何意義？另外，說到改革的優先順序，匯率、費改稅和資源稅、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等等，會有一個什么樣的順序？
劉鶴：“頂層設計”指的是主體結構和主要模式。有了這個設計之后，才談得上其他。提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改革30多年，現在到了一個新階段。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和面臨各種各樣新的重大改革議題條件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一個頂層設計，包括主要目標以及先后順序。具體的順序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安排。
財新-《新世紀》：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改革，《建議》列得較細。這些年，改革呼吁不斷，但一直是走走停停，可能與政府權力較大，又擔心通脹影響增長有關。這次的決心如何，會不會在考慮實施的時候又因擔心波動而停頓？
劉鶴：最近油價調整了，資源稅也在一些地方試驗，我們會從實際出發加快推進改革。以什么機制調整價格，存在很多技術性環節的問題。我想指出，對“供求決定價格”的理解需要深化。最近，我與美國同行討論時了解到，同樣是電價，同樣說供求，我們和美國人的理解是不一樣。美國涉及公共產品價格的決定需要通過模型(model)精細測算，通過聽證，然后再到州政府批準。消費者、生產者收益或損失算得非常細，不是我們理解的那么簡單。現實往往與微觀經濟學理論不一樣。理論是靜態的，沒有限定具體利益關系。這種經濟體只存在于虛擬的孤島，在現代社會中不存在。逐步理順資源產品價格關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務、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關系國計民生，需要非常科學和審慎。
財新-《新世紀》：我們注意到，對匯率改革，《建議》中加了一個定語，“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確認了今年6月以來的匯改。
劉鶴：這個表述已有共識，就是漸進式改革。我們希望國際社會能理解幾個基本問題：首先，美國失業不是中國匯率造成的，因為美國現在的失業主要在建筑業，而不是制造業，失業群體缺乏市場技能，他們的失業與人民幣匯率無關。
另外，“十二五”期間，中國有自己的改革議程，既包括匯改，也包括資源稅、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和工資調整，這有一個順序問題。逼迫人民幣迅速大幅升值的想法是對中國情況不了解。最后，我們反對“匯率戰”，希望通過合作實現共贏。
財新-《新世紀》：在對外開放方面，過去的重點在于對外出口及吸引投資，現在是對外出口和進口并重，引資和“走出去”并重，是不是意味著對外經貿政策的轉變？
劉鶴：與其說是政策改變，不如說是環境和條件變化。中國現在已經成為第一出口國，我們不希望貿易順差過大。從出口來說，主要是改善品種、提高質量、調整結構。
來源:財新-《新世紀》201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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