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洋自重的政改沖動與失語草根的內心期待　　

——云山霧罩說“政改”　　

近期“政改”話題成為熱點。稍加諦視不難發現，對這一話題的反應，是左右相悖、強弱異趣：熱心者，改革的既得利益強勢階層也，弱勢草根，則心里嘀咕，冷眼旁觀。右翼除借助喉舌造勢外，還利用各種機會向海外頻送秋波——倚洋自重的天平，重心一直在不停右移。多年來，右翼精英一直靠倚洋自重。開始時，不過是為在“體制”前增加分量，后來隨著身價日高，便不怎么把“體制”放在眼里，漸露奴大欺主之勢，《南方周末》策劃被奧巴馬接見就是如此，《炎黃春秋》從來也沒有把“保持一致”放在眼里，有洋老板仗腰子，“中央”似乎也無可奈何。這次“政改”的沖動，上下呼應，海內外齊鳴。薛寶釵有個名句，叫“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這波“政改”的推動，很有點“借力”洋大人的“好風”，青云直上之意。

“政改”話題，云山霧罩。

過去，人們經歷過“指鹿為馬”到“指鹿為鹿”，現在，是否會再上演一遍？

一，30年政改回視：只見強弱易位，何來得而復失。　　

30改革一直是經政并舉，政改或為經改鳴鑼開道，或為經改保駕護航，或為經改斬關奪隘后樹標立柱，將成果肯定下來——它何嘗一日停頓過。

這“改”的結果如何呢？

作社會分析，難免想到涉及“階級”，然階級論乃“斗爭哲學”，為馬克思蠱惑暴民的極左萬惡之源。再批一百年流毒也消除不盡，于是取而代之的語匯就換成“弱勢強勢”。

借用這一普世概念，回首一瞥不難發現：改革的最大成果，是社會階層強弱易位：強勢變成了弱勢，弱勢變成了強勢。　　

經濟上是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

經濟上被剝奪的“階層”，政治上能不“失語”變成弱勢嗎？

經濟改革，起步時曰“完善”，撥改貸利改稅、廠長經理負責制、優化勞動組合砸三鐵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優化資本結構鼓勵兼并規范破產抓大放小管理層收購， 一“包”就靈過，也一“股”就靈過，花樣翻新與時俱進，“完善”來“完善”去，越“完善”越是嘴歪眼斜腦梗心塞，最后不得不舍將出家“遁入空門”——“產權明晰”給人家，一“賣”就靈了事。

據說，要是不政改，改革成果就有“得而復失”的危險。

過去30年，“政改”何嘗一日暫停，“民主化進程”不也是逐步“完善”嗎？

簡單回顧一下。

1，簡政放權，既是經改也是政改，“放”的結果是“公”和“工”“失”，“私”大“得”一把，廠長經理“轉型”成了老板。通鋼工人是前者的代表，大大小小的馬明哲是后者的代表。

2，黨政分開。權之所在，利之所存。縣長市長一定比書記好？胡長清一定比陳良宇好？現行體制，部門局長部長是“一把手”，地方則書記為“一把手”——二者能見出優劣嗎？

3，司法獨立。司法腐敗一點也不比黨政遜色。“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大蓋帽，兩頭翹，吃完原告吃被告”，喝人奶的院長，最高院長官。文強模式，與“獨立”不“獨立”有何關系！

4，集體領導、廢除終身制、干部年輕化、等等。

廢除終身制，咱們一起下，我自己垂簾聽政。挑選HUZHAO，先鋒開路，年輕闖關，取舍由我。高標法制，一句話終止憲法條文，廢除“四大”。

年輕化云云，吃過糠扛過槍者，雖對文革感冒，但畢竟跟共產黨和毛澤東熏泡多年，“思想解放”調教不易，步子很難“再大一點”，不能與沐改革春風成長起來的一代相提并論。干部隊伍要盡快大換血，哈佛學歷歐風美雨親炙，看似年齡，其實還是“政治標準第一”。君不見，貪賄膽大包天和賣國無所顧忌，越來越趨向“年輕化”，不也在與時俱進嗎？到后來，就成“官二代”世襲的依據。再后來，隨著買官賣官的普世化而“潛規則”成為官場通行的事實標準之后，年齡也就“轉型”成為官場權力分配唯一可行的“硬道理”。

5，村民自治，普世民主選舉迷信政改的一個得意之作，“實踐”結出的碩果，不過是基層政權富豪化，幾千年鄉紳政權的資本化轉型。因為是初級階段，所以還帶著濃厚的“黑”與“封”的特色。它給鄉村已經取得各種優勢的階級，提供了通過選舉掌控政權的合法途徑，在村級政權實現了權錢黑的完美結合。競選一個村官，“能人”可以花到3百萬。

6，言論結社自由。富豪可以這樣成立各式協會，工人動輒違法。《炎黃春秋》可以肆無忌憚大放厥詞，無視黨章憲法，《中流》則非封不可。錢與權可以“不爭論”“大膽的干”，暢所欲言為所欲為，草民即使在網絡上稍有不敬，就會被“法制”追究，甚至追捕。

趙東民事件就是這“自由”也包括“法制”的一個樣板。

不勝枚舉，茲不一一。

30年政改的過程，就是人民民主不斷消解的過程，也是資本民主膨脹并一步步取而代之的過程，兩大階級地位此消彼長的過程。勞動由領導階級變成弱勢，由領導階級變成被壓迫階級，資本暴發變成強勢成為統治階級的過程，經濟剝奪與政治剝奪同時并舉，交錯進行。　　

二，右翼精英鼓吹政改的底蘊　　

過去時。　　

擺脫“原罪”，使盜竊合法化。做賊三年，不打自招，無論政治家、理論家和文學家怎樣給他們包裝，他們自己心里明白，自己是怎樣“靠勤勞致富”來的，他們永遠擺脫不了“赦免原罪”情結和達摩克利斯劍恐懼。而“改旗易幟”，則是他們治療原罪恐懼強迫癥的最佳良藥。即使在徹底轉型的俄羅斯，那些富可敵國的寡頭們，也未曾擺脫了原罪恐懼，即此可以想見他們中國兄弟的心理狀態。

現在時。　　

對于他們的最終目標，鄧小平當年曾經一語中的：“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制共和國”。　　

誠哉斯言，良有已矣，良有已矣。

1，西方崇拜的天生迷信。　　

如果說在過去時上他們有原罪恐懼，那么，在現在時上，他們則有著強烈的認祖歸宗情結。搞資本主義，西方是正宗品牌，其他一切招牌都是假冒偽劣，初級階段造假販假原始積累勢所難免，既已長成總要 “圖窮匕見” “名至實歸”，“共”和“社”與“資”世仇天生，權宜之計可以委屈一時，但絕不容忍“一百年不動搖”！

2，“弒父娶母情結”。　　

轉型社會出現的暴發買辦資本，是歷史造就的20世紀俄狄浦斯，天生的懷著“弒父娶母”情結。母國，其母也，“體制”，其父也。靠母國乳汁和人民血汗，在“體制”無微不至的呵護下飛速茁壯地成長，羽翼豐滿之后，歷史注定他要認賊作父——跨國壟斷資本是他的教父——弒父娶母，取而代之。與俄狄浦斯不同，他的作孽不是出于誤會，而是出于經濟人的算計和奴才的卑劣天性。

黃紀蘇有段話講的很精彩：

“而九十年代浮出水面搶注自由主義商標的精英，他們對資本的信仰，純粹出于勢利上的盤算，無非是看明白掃蕩天下的已是美國，主宰中國的勢必為富人，于是極力迎合，爭相依偎，在中國，資本和國家的關系有些微妙，自由主義者往來其間，冷暖自知。正版資本主義屬將來時，而唯親資本主義或官商勾結則為現在時，精英們內部的一些分歧也由此而起：比如有的主張完全投資期貨，有的認為還是先做現貨生意。現貨派和大官的秘書、甥侄們打得火熱，為書記向大亨的順利轉型把英法的近代史、印尼南韓政治咨詢遍了，弄出不少模式、公式和主義來開導百姓。期貨派挾將來自重，仗著洋人看不起官，認為在一體化的全球，洋人才是祖師，官不過是收編的邪派，要矮著一輩兒，自己雖然更矮，但與祖師最親，是精神上的嫡系。他們和官不大融洽，雖然官那里的好處他們諸項逐月領取一文不差，但就是不肯打收條，而且時不時還要玩回反集權蹦極跳，引得中外觀眾大呼小叫。官沒有辦法，只好請最頭疼的幾位到他們最想去的國度去做活烈士……”　　

有奶便是娘，拳大就是爺，既是市場原則，也是黑道行規。與其當二等奴才，不如僭越一下，直接進入一等。

3，直接執政沖動。　　

讓人家“保駕護航”，盡管是“超國民待遇”，但畢竟是賓從，不是主公。旗號一天不換，等于“訓政”，那如“憲政”，自己直接當家，既是老板，也是州長。什么政協人大，委員常委，哪有杜馬、內閣、議員、總統風光！

在他們心目中，只有到這步，“改革”才算實現，到了天津。

輾轉反側，夢寐以求——誰說經濟人就沒有理想！

未來時。　　

買辦精英所標榜的 “政改” 以實現“憲政”為目標，這一“憲政”是以徹底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憲法為基本特征。它如同經改中的“產權明晰”，是最終顛覆“特色社會主義”的利劍。

政改，不過是為憲政、為顏色革命、為分裂中國做鋪墊。

美國老板最關心中國改革，他們設計的最終目標，一是要“姓資”，二是要四分五裂。

一定要實行憲政，“中華聯邦”靠“憲政”，“藏獨治藏”、“疆獨治疆”、“臺獨治臺”靠“憲政”……核子裂變“持續發展”靠“憲政”。

劉曉波們的“和平獎”可不是白給的。

中國的買辦精英滿口“崛起”，其實他們從無與母國命運相關的預期和自信。《中國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嗎？》從課本中撤出了，話題的現實意義卻與日俱增了。 “斷了脊梁”的階層，他們只相信迷信美國。什么“小康大康”，狂賣瘋撈，撈了就跑，到美加澳“先富幫后富”，才是他們“開放’的最終目標。懷里揣著綠卡，老婆財產國外，嘴上吆喝政改——政場的假冒偽劣，比商場更為厲害。

欲知 “政改”前景如何，看看南斯拉夫，看看俄羅斯，看看中亞各國實行憲政的結果，便知分曉。

俄羅斯的“政改”也算很徹底了。中國買辦精英對普京頗有微詞，據說是有點專制主義回歸，但人家一點也沒有“走回頭路”——資本主義私有制，議會制、總統制、多黨政治和軍隊國家化等等，一點也未“動搖”。他的遭到買辦奴才詬病，那是因為人家吸取教訓，看被戈葉賣的太苦，四分五裂民窮財盡，民族意識開始回歸，開始抗衡美國，美國老板不高興了，中國奴才自然跟著起哄。

俄羅斯國家財富的一半“產權明晰”到七大寡頭腰包里，普京雖然對個別寡頭罰點稅，但總體上一如既往，并未改弦更張。國有化加強了，但那是國家資本主義，于國家固然有利，于整個資產階級也并無不好，可謂名副其實的“雙贏”。當年“攻關改制”在“快賣賣光”中花點小錢拿去，現在按市場規則高價賣回，大賺一把——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他們談不上“得而復失”。

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失去了就一去不復返，絲毫未曾“失而復得”。

“得而復失”是個偽命題。物質不滅，沒有人“失而復得”，哪來的“得而復失”！　　

反映的不過是劫掠者的“原罪恐懼情結”，過去所謂“心有余悸”也。　　

三“憲政”也“是把雙刃劍”。　　

憲政實現的結果，俄羅斯為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國勢一落千丈，國家分裂，生靈涂炭。

對于資本難道都是福祺嗎？

未必。

以普世民主顛覆馬列階級論和國家學說，是掌控話語霸權的買辦精英鼓吹“思想解放”的基本方略。他們抹殺上層建筑的階級性，將無產階級國家一律打成“專制”，給資產階級國家貼上普世民主的標簽，魚目混珠以售其奸。歷史上，任何階級的政權都有多種形式，政體的區別沒有本質意義，政權的階級性質才是根本的。

英國的女王制、日本的天皇制與沙特王國、科威特王國和阿拉伯酋長國，法國歷史上的幾個共和國與波拿巴王朝和路易菲利普王朝，國民黨蔣介石的“訓政”和“憲政”，美利堅和菲律賓的典范共和國，他們之間并無本質區別，至多是發展程度不同而已，都屬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議會制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典范形式和理想形式。

那么，資產階級為什么又會選擇一些“保守形式”，諸如君主立憲或希特勒和皮諾切特式的獨裁專制形式呢？

那是由階級斗爭情勢決定的，所謂與時俱進也。

對于法蘭西的王權復辟，馬克思講得極為精彩：

本能告訴他們，共和制雖然完成了他們的政治統治，同時卻破壞著這一統治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現在必須面對各個被奴役的階級并且直接和它們斗爭，沒有人調解，沒有王冠作掩護，也不能用相互之間以及和王權之間的次要斗爭來轉移全國的視線了。由于感覺到自己軟弱無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備的條件面前退縮下來，力圖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備、不大發達、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憲政”固然使中國的資產階級最終實現“資本對其他階級的無限專政”，更肆無忌憚地投靠美國主子，但同時，它的統治也就失去了特色的擋箭牌和糊弄人的遮羞布，要自己直接面對勞動群眾的憤怒和反抗。　　

也如馬克思所說：　　

當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還沒有獲得自己的純粹的政治表現時，其它各個階級的對抗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出現，而在出現這一對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實現那種使一切反對國家政權的斗爭轉化為反對資本的斗爭的危險轉變。　　

過去，他們躲在“保駕護航”的盾牌下，由“看得見的手”幫助，借改開搞的名義瘋狂掠奪，可以將一切憤怒怨尤推給“體制”和腐敗。改旗易幟之后，資本可以為所欲為了，可以深化對國際霸權資本的投靠了，從倚洋自重到投入懷抱，明確主奴關系，使“中美國”名至實歸。這樣一來，他們也將直接面對勞工，使階級對立明朗化。“先富幫后富”、“勞模”、 “民營企業家”、“為改開做貢獻階層”之類曾經呵護他們茁壯成長的光環也將統統煙消云散了，只剩下一個赤裸裸的資本暴發戶的角色形象。那時，“破壞安定團結”、“維穩壓倒一切”、“反對改革”等等緊箍咒，對于無產階級也將不復存在，他們再也不必要像通鋼工人和趙東民那樣，躲躲閃閃動輒得咎，可以輕裝上陣，像老歐洲的工人階級一樣，開展反抗資本的斗爭。

是的，有一利就有一弊，魚和熊掌不能兼得。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對于資產階級是如此，對無產階級也是如此。

四，核心問題是執政黨的政治路線。　　

（一）改革，無論經改政改，根本問題還是“姓社姓資”問題。　　

如前所述，“黨政分開”、“司法獨立”之類改革，結果無非是強弱異勢，使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變成“弱勢群體”，即被壓迫階級。

加強人大立法機關的權力，是否能夠制約行政，約束腐敗？

多年的政改，人大已成權貴富豪的議事堂，政協不過是精英沙龍，人大擴權之后又當如何？看看多年來“民主化進程”中的立法吧。人民法院去“人民”的聲音，不也是來自人大政協嗎？　　

（二）核心問題是執政黨的路線。　　

關鍵在執政黨執行什么樣的路線。

繼續“保駕護航”不動搖，只能加速“轉型”，最終也必然改旗易幟。

如果執政黨改弦更張，“失而復得”也不是沒有可能。

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雖然不是解決“姓社姓資”問題，但卻顯現出執政黨執政路線的巨大影響力量。

右翼買辦的擔心，不全是危言聳聽。

對“體制”，左右雙方都表現出一種矛盾的態度：右翼背倚“體制”，是寵兒，又念念不忘顛覆“體制”；左翼反對資改，似另類，又與右翼針鋒相對維護“體制”。

這說明，“體制”一天不顛覆，中國社會的發展就不能最終排除兩種可能。

政改的核心問題是執政黨的路線問題，其他都是細微末節，且云山霧罩。

 “資改”“社改”云云，不如“走社”“走資”清爽。縱觀當代共運，從南斯拉夫模式，到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到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所謂“民主人道社會主義”，到葉利欽的“休克療法”，直到中亞各國轉型后的“顏色革命”，形形色色的“改革”，可有 “完善”社會主義的么？

氣壯山河的改革之歌，“回頭路”云云，才是詩眼。　　

（三）草根視角的可行性政改舉例。　　

剝奪大眾民主的普世“政改”，使特權惡性膨脹，天怒人怨。“深化”這種“政改”，只能是災難。

維持“體制”框架，重慶模式的政改，也不是沒有可行性。

比如：

“加快民主化進程”，首先要恢復人民的“四大權利”，至少可以減量回復，“群體上訪”之類的惡法必須立即廢除。

勞資矛盾日益尖銳，執政不能只為資本“保駕護航”，必須立法明確保證工人建立工會和罷工的自由。趙東民事件必須依法追究當事者的政治責任，這類違憲現象必須受到嚴懲。

各級執政的持續不斷的“招商引資”狂熱，為 “大膽的干”張目的“不爭論”，招商引資中給洋人和富豪權貴的“超國民待遇”之類，都必須有相應立法立即叫停。

根據憲法和黨章清理黨政干部，發改委、外事和金融不能為買辦勢力掌控。

保障言論自由，媒體應改變右翼一元獨霸現象，媒體多少給左翼一點言論空間，改開鼓吹買辦賣國言論的媒體不能放任，堅持社會主義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應予恢復。

……

俱為弱勢大眾內心的默默期待。雖然不是根本，但為政改切實的“辦實事”也。真正執政為民，真心民主政改，就辦一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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