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生前身后絕然不同的兩種“政改”　　

 “政改”問題，熱門話題，舉國關注。然立場不同，感受迥異：弱勢百姓，與操“改”之牛耳的強勢階層，是同床異夢，沒有共同語言。強勢階層，就像當年劉文彩在收租院笑瞇瞇地看著自己的收獲正要顆粒歸倉一樣，雖還期待，卻志得意滿，信心十足。而弱勢草民心里在嘀咕：難道中國的一切，就永遠歸他們了？

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改：毛澤東時代的政改，后毛澤東時代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政改。

一，毛澤東是最富創新精神、前無古人的偉大革命家和改革家?！　?/p>

勞動大眾革命掌權，開天辟地第一次，本身就決定它是史無前例的創新。有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國可以“以俄為師”了，孫中山看到這點了不起，中國共產黨人早期的革命，連工農政權的名字都襲用“蘇維?！?，所以，“一省數省”與第五次反“圍剿”時的幼稚，歷史地看并不奇怪。雖是借鑒，依然是偉大的歷史創舉。

而毛澤東就不同，他從搞農民運動時嶄露頭角，就表現出從中國實際出發與眾不同的創新精神。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包括以弱勝強的游擊戰的戰略戰術，都是史無前例的創造。一開始大家還不承認，在付出血的教訓之后，才為全黨接受。其后，從國共合作抗戰、論持久戰、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二五減租、三三制政權，到建國后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協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公社等等，無不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創造。

不是王明式的照搬蘇聯，更不是不是西化買辦式的二道販子，這一切，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的實際，經過反復實踐，創造出來的。

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毛澤東都是中國共產黨最富獨創精神的、前無古人的革命家和改革家。

革命勝利，毛澤東把進城掌權稱為“進京趕考”，如何跳出黃炎培提出的“周期律”，就成為他的主要思考點。三反五反、整黨整風、社會主義教育，都是“政改”的創新。蘇聯的變質，更把這一歷史課題嚴峻地擺到中國黨的面前，促成毛澤東思考的升華。與黃炎培談話的當年，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主要的還是堅持抗戰和反對以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所以毛黃談話，也只能一般化地強調民主，加之彼時共產黨還沒有建立全國性政權的實踐，也無從做深入的回答。自然，從后來的實踐看，當年的回答，有點顯得空泛。但“讓人民監督政府”的大方向沒錯。

如果滿足于和諧安定，他完全可以按照“老大哥”和“兄弟黨”的模式，搞社會主義建設，那樣四平八穩，他個人也可以養尊處優安度晚年，以他的崇高威望，中國黨還沒有人能夠非分挑戰取代的。然而，毛澤東就是毛澤東，他沒有停下腳步，為了人民，他不顧許多戰友的反對，一刻不停地繼續向前進。

這就是毛澤東后半生不為多數戰友理解支持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

在“人民民主”探索中，毛澤東發現“三反”“五反”不行，“四清”運動也不行，“最后找到一條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發我們的陰暗面的途徑，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避免修正主義和腐敗現象，避免“公仆變成主人”，保證黨和國家的顏色不變。否定顛覆文革，是腐敗脫韁膨脹的根本政治原因。

二，后毛澤東時代，反其道而行之?！　?/p>

“教改”“醫改”和“房改”就是樣子?！　?/p>

30年的“思想解放”精英打造出一個霸權思維定勢：毛澤東時代都是“陳舊”和“傳統”，顛覆毛澤東就叫 “改革”和進步。這是天然的合理的，不容置辯的原道。馬列經典和革命年代的一切都可以置疑顛覆，沒有禁區，“不爭論”；唯獨這“原道”，絕對不允許“爭論”。

于是教醫房的市場化“改革”，就是這樣洪水滔天的。

毛澤東時代打碎了千百年來剝削階級對教育的壟斷，給大多數勞動者提供受教育機會，中國中小學教育的普及率曾令世界羨煞。當年，只要你能考上大學，不存在上不起的事。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是人民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質的國民教育。毛澤東時代教育方針是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勞動者，而不是升學教育和貴族教育。當年叫“教育革命”和“教學改革”。

如今的“教改”，先是將人民教育變成了“學歷教育”， 市場化之后更將教育投入資本的融金爐，提高國民素質的公益事業教育變成了賺錢的工具。過去，為保證勞動大眾子女能夠上學，中學大學都設置助學金；現在，各地不擇手段設置幾萬幾十萬獎金爭奪高材生和高考狀元，名牌大學全成了美國大學的預科，劣勢學校不得不以回扣保證招生……這都叫“改革”！如今，教育“改”得只剩下學歷教育、產業教育、精英教育和買辦教育。

毛澤東時代的“醫改”，顛覆的是“城市老爺衛生部”，“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創造出“赤腳醫生”“合作醫療”的形式，以解決廣大農村缺醫少藥問題。如今，醫改的市場化，是貴族化 、富人金卡化和窮人看不起病的改革，醫院和醫生“與效益掛鉤” 使醫德喪盡、醫院變成了宰客的屠場，醫風之惡劣古今中外罕見。

“房改”將社會資源變成暴發戶掠奪國民的資本，將原先分配住房變成勒索房奴的絞索，以扭曲經濟危害安全的代價制造了房地產支柱和土地財政。

30年，“改”得老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

雖不是“政改”，但卻是“政改”的產物，是“改”的理念路線的必然結果。進一步“深化”，亦不過是用“政改”鞏固“三改”取得的“成果”耳。　　

三，兩種不同政改的六大區別　　

（一）毛澤東的政改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顛覆毛澤東的政改，指導思想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普世”觀念。　　

馬列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理論，是基本原則，不是權宜之計，背離中國實際是教條主義，背離原則變成修正主義。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論述，關于“資產階級法權”和“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論述，都見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理論的嚴謹性。

后毛時代政改的指導思想：由“堅持體系”到 “不問姓社姓資”，由“完善”到“快賣賣光”， 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 “國退民進”、國企“攻關改制”，“公有制為主體”名存實亡，以西方代企業制度”“產權明晰”代表“先進生產力”， “轉型接軌”“融入世界”……真正的指導思想，執著改革牛耳的，是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和新權威主義。

因此，這才有“看的見的手” 與“看不見的手” “兩手都硬”的現象。招商引資、給政策、超國民待遇、限期攻關改制、快賣賣光時，“看的見的手”令行禁止，長官號令不受法律憲法限制，“仇賣光”是是鐵腕。面對“傳統”質疑和“大眾”的抗爭時，保安特警隨時出動“保駕護航”，是“大政府”。而面對資本鯨吞國資、買辦賣國、操縱股市、瘋抬房價、克剝勞工、劫掠大眾時，它又“不爭論”， “大膽的干”，則變成了“小政府”。哄抬房價，是“小政府”；野蠻拆遷，是“大政府”。恣意享受改開成果玩“三陪二奶”，是“小政府”；出現鄧玉嬌式“謀殺”，維持法制是“大政府”……

什么 “小政府大社會”，原始積累的初級階段，資本以超經濟掠奪為特征。販賣黑奴起家的老祖宗，靠著炮艦“外向型” 掠奪而崛起；“補課”的子孫們，癡迷認祖歸宗，然而強弱異勢，只好用“內向型掠奪”和“外向型奉獻” 以“接軌轉型”。明乎此，對“招商引資”和“保駕護航”中的 “大政府”“小政府”爭論，你就不會困惑了。

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許多問題就一頭霧水。私有化剝奪了工農大眾，主人公變成弱勢群體、失去話語權，不談所有制的根本，僅僅在人大中加幾個農民工的代表做花瓶，“民主化”又如何“進程”！30年的政改，勞模、入黨、進人大政協，早成獎酬資本家的籌碼，人大已成官僚與富豪的議事堂和俱樂部，政協早是精英沙龍，隨著自己的成長，政改云云，不過反映了他們進一步參政并直接執政的政治要求罷了?！　?/p>

（二）毛澤東的政改從中國實際出發，顛覆毛澤東的政改，靠海歸精英從哈佛劍橋躉來，在翰院幕府閉門造車?！　?/p>

搞社會主義，史無憑借，只有一個蘇聯老大哥可資借鑒。革命年代，中國吃了教條主義的大虧，毛澤東因為從中國實際出發，多年被譏為“山溝溝里的馬列主義”，受盡排斥打擊。以致斯大林對中國黨是否馬列都心存疑慮。建國之后，是毛澤東最早從盲目學習蘇聯的傾向中跳出來，《論十大關系》就是他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中國模式大膽創新的出色代表。要說“特色”那才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960年，毛澤東時代總結推廣的企業管理制度，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毛澤東把這“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就是揚棄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科學總結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創新的產物，要說“先進生產力”，那才是最先進的“現代企業制度”。

后來，取代“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是從西方躉來的、亦步亦趨的所謂“現代企業制度”。

于是，人們看到的是，一切往昔管理奴隸的方法，從豐田模式、福特模式、富士康模式，到周扒皮模式、包身工和黑窯奴工模式，都打著改革的旗號、舉著“不爭論”的詔旨，在各級政權的保駕護航下，粉墨登場卷土重來，而且還閃耀著反“傳統”的“先進”和“現代”的光輝。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雇傭奴隸血汗工廠。

這一改革過程，在實踐上是“不爭論”，“大膽的干”；在理念上，則以西方“普世”為核心，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從斯密、李嘉圖、哈耶克、羅斯福到當代的張五常，從盧梭、孟德斯鳩到亨廷頓、撒切爾，都被請進改革的奧林帕斯神殿供奉起來，在這諸神面前，中國的先鋒和大師們，統統得了陽痿不育癥，頂禮膜拜、誠恐誠惶、亦步亦趨，甘當食人余唾的二道販子，失去任何思考能力——他們才是極端無出息的“現代迷信”和“凡是派”。

一位網友將這種沒出息的普世教條主義者概括為“三洋四舊”：“洋教條、洋八股、洋經驗和舊體系、舊內容、舊語言、舊體例?！蟆煞譃椤笕蟆汀∪蟆?。‘大三洋’是洋教條、洋八股、洋經驗，‘小三洋’是洋語錄、洋句式、洋段子?！?/p>

（三）毛澤東政改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而不是為富豪權貴保駕護航?！　?/p>

全國勝利之前，毛澤東即用警惕“糖衣炮彈”著重提醒全黨，從“三反五反”起，特別是蘇共20大之后，反修防變逐漸成為他思考的主要著眼點。發動文革，他自知“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見下決心之難。這是一個空前艱難的抉擇，是抗美援朝之類決策所不能相提并論的，他最終還是選擇了人民，為了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他責無旁貸，毅然前行。　　

因為“重點走資”分歧，毛劉分道揚鑣?！　?/p>

王震同志晚年講，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是的，30年后重溫毛澤東主席的話，只要不懷偏見，誰都會產生醍醐灌頂般的感受。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與張平化的談話，如今重溫真如醍醐灌頂：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嗎！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侯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從“包產到戶”到“融入世界”， 身后幾十年間事，毛澤東一語囊括，不幸言中。

高瞻遠矚，簡直像玄機天書！

共產黨人不講迷信，但不否認偉人預見。

根本問題，還是為什么人的問題。

毛澤東身后，“民主進程” 30年，社會階級構成強弱易位：靠改革“先富起來”的“新社會階層”居支配地位成“強勢群體”；原先的“領導階級”連其“同盟軍”，占人民多數的工農大眾，變成了“弱勢群體”。

強弱云云，不惟經濟，亦包括政治、思想文化也，也就是民主和話語權。

難道“民主化進程”深化，“殺開一條血路”云云，是想改變這一“強弱易位”現象么？

人大立法“民主化進程”， 人們看到的是：

加強“法制建設”的過程，也是顛覆憲法的過程——以促進私有化、蠶食公有制為宗旨，與西方“接軌” 亦步亦趨，與社會主義憲法背道而馳。

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財產申報制度、等等的難產，或者顛倒。

劫掠赦免原罪、貪官廢除死刑、富豪慎用刑拘、開胸驗肺、嫖宿幼女張揚封建特權的一輪輪沖擊波，以及各地五花八門的招商引資“超國民待遇”。

貪官、飚車、醉駕與小偷量刑標準的厚此薄彼，天差地別。

為了資本統治的長治久安，許多約束富豪權貴的必要立法，在多數資產階級國家，也多是“普世”的，然而在特色中國，卻難而又難。

“法制建設”有過一個新聞。多年前文強還在臺上時，媒體著力宣傳過的重慶市的改革：為強化保駕護航，市公安局長與富豪設熱線電話，可以隨時出動，以確保其安全云。

 “民主化進程”，首先得問：誰的民主？誰有權民主？　　

（四）毛澤東實施民主的根本，是依靠群眾，給“主人”充分監督“公仆”的權利，保障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全心全意依靠精英保護富豪，害怕與防范群眾。　　

毛澤東為政，始終堅持一條，為群眾就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充分相信群眾，發動群眾參與監督干部的施政。

三反五反、整黨整風、社會主義教育，都是發動群眾實行民主監督。

后來的改革，精英們愛講“制度建設”和“法制”，可“建設”了30年，卻“建設”出世所罕見的吏治腐敗來，以致郎咸平說出“中國公務員是世界上最無恥的群體”的激憤之言。

近年仇毛頌蔣，精英們在妖魔化大陸的土改運動的同時，大講臺灣的贖買式“土改”。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反對“恩賜主義”，搞土改發動不發動群眾是路線問題。三反、社教和文革中“整干部”，也是如此。發動群眾不光是為了有效地開展斗爭，同時也是為了教育鍛煉群眾，樹立群眾的主人公意識。“永遠不搞群眾運動”之后，吏治腐敗就像接種了轉基因一樣瘋長，愈演愈烈，失去控制。不幸撞上槍口的，“按照法律程序”調查取證，就像當年搞地下工作，異地審訊，落水后當地媒體諱莫如深，前腐后繼，等等千奇百怪現象眼花繚亂——這是剝奪群眾的民主監督權的必然結果！何嘗不是“求仁得仁”的初衷。

“國家機關的改革，根本的一條，那就是聯系群眾?！薄　?/p>

毛澤東一貫反對脫離群眾的專業辦案路線。

如今，老百姓的呻吟，唯有“上訪”一途，“上訪”成功萬不及一這且不說，就連這僅留的一個透氣小孔，都讓各級政府的用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截訪”執政給堵死了，三人以上就算“群體”，可以“法制”解決！

毛澤東的“四大”，是史無前例的人民民主形式，一切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三權分立”之類，是不能與之相提并論的。

對“四大”咬牙切齒者，無不在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面前頂禮膜拜誠恐誠惶。

近日的湖北省委門前的“誤打門”，就是“截訪”政改結出的一枚苦果。“誤打”者，為其不是百姓也，否則何“誤”之有！

不禁使人想起“十年浩劫”。

當年“天下大亂”，小百姓不僅可以“炮轟火燒”而且可以“奪權”，真是無法無天！可是在這看似無政府亂象之中，刑事不軌卻十分罕見，一旦出現，“群眾組織”誰讀能管。“三結合”未成，暫時軍管，解放軍在政府機關門口站崗，與群眾發生沖突，軍隊有個“五不”原則——“ 吵不動氣，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打傷不開槍，出入不帶槍”。典出196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解決銅川問題的指示.，后來遂成定法，即使搶槍，也不許開槍。

 “由蘭空工程部隊抽調一個團（二千人）加強銅川支左力量，協同原駐銅川的部隊，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堅決貫徹九·五命令，制止武斗，封存收交武器。在執行上述指示時，部隊一律徒手，堅持五不（吵不動氣，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打傷不開槍，出入不帶槍），向群眾宣傳毛澤東思想，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宣傳九·五命令收繳武器，實行革命大聯合等。由軍管會召集兩派進一步協商，貫徹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搞革命的聯合，抓革命，促生產，盡快把煤炭生產抓上去?！薄　　?/p>

古今中外，槍桿子對百姓，可曾有過這樣的執政氣魄？　　

也只有毛澤東敢！　　

看今朝，工人護廠只要風吹草動，馬上萬千武警云集，戒備森嚴如臨大敵以維持“和安定團結”。廣州街頭的武警演習，就名正言順以防止勞工索薪為主題　　

敢問 高唱“民主”的諸君，可有膽量像毛澤東那樣“無政府”一下不？　　

(五)毛澤東制訂政策，遵循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路線，堅持從群眾中來的到群眾中去，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反復過程，而不是貓論實用主義哲學?！　?/p>

以《人民公社六十條》的制定為例。　　

1958年出現人民公社，毛澤東經過認真考察，認為“人民公社好”。后來出現了左的傾向，大刮“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對此，黨內上下、一二線看法各異，通過多方面深入調查研究，毛澤東最先冷靜下來，最早糾左。然而阻力重重。一直到1962年9月27日八屆十中全會，才制定出這個適合中國實際的重要政策。

這一過程，在辛子陵嘴里，是所謂的在饑荒萬里、伏尸百萬、窮水盡的日子里，“毛澤東束手無策，退居二線，混跡于春藕齋的輕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放開手腳，挽救已經崩潰的國民經濟”?！　?/p>

被遮蔽歪曲的歷史真相是怎樣的呢？ 　　

從1958年10月開始，毛主席到天津、河北、山東等地調查研究，先后與天津、保定地委、唐縣、安國、正定縣委負責人談話，了解情況。同時，派吳冷西、田家英、陳伯達、張春橋到河南調查。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針對黨內“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毛澤東強調區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強調現階段不能廢除商品經濟，發出《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號召認真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　　

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問題和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著重討論了浮夸風和高指標問題。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反對高指標。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稿指標問題。

會后毛澤東帶著這個問題南下繼續調研，一路同河北、天津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泰、張明河、萬曉塘、李耕濤、山東負責人舒同、秘書長吳建談話，和山東歷城縣委第一書記、一個公社黨委書記、一個管理處總支書記、一個生產隊長和幾個基層干部談話。2月27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28日，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的，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薄傲腥珪浆F在，兩個半月，基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決議，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睍?，毛澤東找柯慶施、陶鑄、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王任重、李井泉談話，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感到“主席談話象丟了一個炸彈”。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強調尊重價值法則，三級所有間要“算賬”，會議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

4月29日毛澤東寫《黨內通信》，發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干部，在信中，他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工作做出科學安排。會議結束時，出現了“上書”事件，遂有了反右傾的8屆8中全會的著名歷史公案。

1960年底，毛澤東讓陳伯達執筆，起草一份類似“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東西，以總結“大躍進”的失誤。1961年初，《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起草完畢，1961年1月，毛澤東曾指示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帶一個調查組下鄉進行調查。4月25日由中央發出通知，提出了關于當時農村工作中若干關鍵問題的調查題目，進一步調研。 1961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將草案進一步修改成“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討論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六十條”明確了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所有制體制，以生產隊實行獨立核算，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農民可以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從事小規模家庭副業，從而健全了人民公社化體制。

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堅持西化、私化、市場化、殖民化大方向，卑躬屈膝喁喁仰望祈求美國人承認“市場國家”。其實，中國的改革幾乎是將一切都交給市場支配，如果說 “實際”，也僅僅是考慮大眾承受能力的“實際”，與時俱進地增加溫水煮鱉的溫度。

一個教育產業化，不僅剝奪了窮人的受教育權，而且毀滅了教育。全球化的世界雖然絕大多數都“姓資”，但執政的資產階級，頭腦里還是有一點國家民族觀念，唯獨中國，教育是按照最鄙俗短視的資本暴發戶的“理念”，放手讓“看不見的手”作踐。因此，“連續30年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第三”之后，教育和醫療衛生投入占GDP的比率，居然全球化排名倒數前十名，還不如黑非洲的窮國！

日前新聞出版署長柳斌談出版改革，“力爭三年建立起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完成重塑市場主體和培育戰略投資者、實現科學發展的任務。”他所說的“深化文化改革，既有明確的路線圖，也有具體的時間表”無非是將出版社送進錢眼，深化也就是企業化，報紙也將照此辦理——改革的方向和政策的制定即此可見一斑。

（六）毛澤東搞改革襟懷坦蕩旗幟鮮明，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而不是 “從北京到天津先說到通縣”， “打左燈向右轉”，“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　?/p>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從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嘴里說出來，真是石破天驚之論。

“運動的重點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60年代社教時就明確提出。

毛澤東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坦坦蕩蕩，旗幟鮮明。

“資改”“政改”，風格迥異。

“從北京到天津先說到通縣”曰“漸進”，論功行賞這發明權屬于趙紫陽。鮑彤在《改革歷程導言》里說趙的“擴大自主權”“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一步”，也是“走上改革之路的起點”。“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劃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獎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了。你說所有權、計劃權，自居正統的人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就不懂得所有權只姓‘公’，計劃權只姓‘國’，領導權只姓‘黨’嗎？但自主權不硬不軟，明確穩當，從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穩當”，“當時胡在平反的實踐中創造了‘冤假錯案’等一組詞匯，趙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了‘松綁、放權、讓利、搞活’等一組詞匯”……“過了三十多年，終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鮑彤：趙紫陽《改革歷程》“導言”）　　

極右派講的坦率： “打左燈向右轉”，‘“溫水煮鱉”，“指鹿為馬”，等等，是他們的夫子自道。

難怪毛澤東“比較喜歡右派”。

所以，老人家將“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列為 “三要三不要”之一。

四，同床異夢左右為難的“政改”?！　?/p>

（一）“政改”會不會重復“經改”的過程？　　

經濟改革從打著“完善”的旗號起步，30年間改革的星空曾劃過多少耀眼的新星啊：簡政放權、撥改貸、利改稅、廠長經理負責制、優化勞動組合、砸三鐵、承包責任制、國營變國有、優化資本結構、抓大放小、現代企業制度、鼓勵兼并規范破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MBO攻關……到頭來還得一個“快賣賣光”才算“產權明晰”！　　

 “從北京到天津先說到通縣”、 先“指鹿為馬”，“圖窮匕見”再“指鹿為鹿”——這一模式，會不會再在政改中重演？

政改無非是將經改的成果用政治的形式鞏固下來，政改是經改的繼續，他們所取的形式具有先天的繼承性。

（二）弱勢民主權利缺失亟需“政改”，不是“走回頭路”?！　?/p>

在中國富豪權貴不過不缺民主，而且有點民主過?！麄冊诟鞣矫嫦碛兄鵀槲鞣劫Y本所望塵莫及的特權，帶有濃厚封建性，在他們自己的話語里叫超國民待遇。

一個七品芝麻官就可以大言不慚地宣稱“將手里的官賣光，把財政的錢花光，將看中的女人搞光”！

“民主化進程”30年，大大小小的文強橫行霸道、恣意揮霍、為所欲為，螻蟻草民連“擊鼓鳴冤”的呻吟權利都被“截訪”法制掉——無視這些，進一步用“深化”產生文強現象的政改來解決文強現象，行么？

不是“深化”，而是“反思”“回頭”“改弦更張”，國民的大多數，弱勢階層，他們希望叫停無限擴張的富豪權貴民主，叫停資產階級民主。呼吁草根民主，勞動者的民主，也即無產階級民主、人民民主。

如果這叫“走回頭路”，那這個“頭”“回”得值！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要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　　

胡錦濤同志深圳特區30年的紀念的這段講話，也包含著草根民主的吁求的反映。

不過，如何才能與強勢階層的民主吁求“和諧”，是個不好解決歷史難題。

（三）強勢言說中的“政改”，反映的是資本現階段的政治訴求。　　

西山會議，8憲章，《炎黃春秋》，“南方”報系，大小袁騰飛們，他們是“政改”最積極的鼓吹者。

官僚買辦暴發階級，在經濟轉型中崛起，他們的經濟成果已到用政治形式肯定下來的時候了。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p>

在30年“經濟體制改革”中，人民到底有多大的成果”害怕“得而復失”？　　

恐怕老天爺也講不清。

中央黨校黃葦町2001年曾寫過一本有影響的書：《蘇共亡黨十年祭》，但其中有一句話卻講得極佳：

“導致蘇聯劇變的原因很多,但有一個當時被我們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黨的領導層中的腐敗,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即他們所攫取的財富和利益之多,使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已經成為束縛,不便于他們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鯨吞更多的社會財富.他們已不滿足于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的事實制度,而要通過國家政治制度的公開變更來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所攫取的東西,并能名正言順地傳子傳孫.”　　

黃先生并非左翼，他的這個觀點用來詮釋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政改”沖動，應該說是頗為準確、公平的。

中國改革的既得利益階層，也就是官僚買辦階級。正是他們害怕“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得而復失”，及其渴望尋求“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工人階級變成了“打工仔”，農民的“承包地”本來就有，目前，劉文彩黃世仁們正虎視眈眈地盯著，期待政改出“流轉”和“產權明晰”來——他們也快一無所有了，又有何“得”可“失”！

在國外，美國人更關心中國的政改。中國大陸出現點的微調，國媒體馬上眾口洶洶——又要從“民主化改革”“倒退”了！《炎黃春秋》和“南方”報系以及袁騰飛們，就是靠著這個仗腰子飛揚跋扈。

一面不遺余力地包圍、分裂中國，一面又如此熱心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這年頭事情就這么怪！　　

也難怪，“中美國”嘛，利益一致，和諧雙贏。中國領導人榮登“2000年以來改變美國經濟的10名人物”金榜，美國則關心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天經地義，一點也不奇怪。

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谳Y這話說的倒不錯。　　

（四）左右為難進退維谷中的尷尬和清醒　　

民主有階級性，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因此改革也是有階級性的。掌握政權和占有生產資料，是追求民主的根本前提。哪里有超越階級的普世改革！

要么是毛澤東式的改革，為人民大眾永遠享有民主。

要么是戈爾巴喬夫式的、趙紫陽式的改革，保證為資產階級奪取的成果不致“得而復失”。

趙紫陽雖是罷免了曾經的總書記，但趙的路線和班底對中國改革的進程都不可小覷。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改革歷程》的英文版《序》里，認定趙是“改革的設計師”，說“真正打造改革的人不是鄧小平，是趙”。麥氏的論斷絕不是溢美對于政改，趙氏是一桿子戳到“天津”：

 “二十一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里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磥磉@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F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翱傊?，西方議會制是現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體制、民主形式”，“所以在中國目前條件下，首先必須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行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氨仨毲袑嵾M行政治體制改革，并且朝著這個目標進行改革”。“執政黨必須過兩個關：一是開放黨禁、報禁，當然這種政治開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這一關必須過；二是黨內的民主關。在共產黨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對我們黨進行改造?！薄?當然，還有軍隊國家化”。 “還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實行的司法獨立等問題，都是必須解決的?！薄　?/p>

（趙紫陽：《改革歷程》）　　

有著深厚階級基礎的《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在其為《改革歷程》寫的《序》中，就旗幟鮮明地宣示：要 “繼承趙紫陽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最近，又同“內地知名政、商、學界人士聯合呼吁”，“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成鄧小平未竟事業”。

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毛澤東路，是“回頭路”。此路不通。

趙紫陽、杜導正、辛子陵、袁騰飛和美國設計的路，走下去必然“改旗易幟”，重蹈蘇聯的覆轍。

所以“政改”話題在主流媒體也視為“敏感話題”。

同床異夢，左右為難的“政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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