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4月25日，茅于軾沈陽聲稱剝削創造財富，遭到王新年當場質疑;5月4日，茅于軾原定長沙講座因各地紅色網友聲勢浩大的反對陣容而取消。茅于軾的本質早已被人民群眾識破，而就在5月8日，南方系媒體《南方都市報》“專訪”茅于軾，公然為其做正面宣傳。(原文鏈接：《茅于軾：很多糊涂的人，還想走過去的路》，http://news.nfdaily.cn/content/2013-05/08/content_68425635.htm)今天的烏有日刊，重發幾篇老文章，用茅于軾自己的言論再揭其嘴臉。

　　茅于軾先生真的為窮人說話了嗎?

　　——評《中國經濟新階段不能再犧牲任何人了》

　　眾所周知，茅于軾先生因自稱“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被中國主流媒體給予了“中國的良心”、“知識分子的道德楷模” 、“經濟學界的魯迅”等諸多美譽，茅于軾先生也不孚眾望經常發出“勞動不創造財富”、“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開發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錢”等高論。然而近日來茅于軾先生的新作《中國經濟新階段不能再犧牲任何人了》(附一)大談工人農民遭受的犧牲，并鄭重提出“中國要從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改變成保護每個人的利益”。這篇文章也讓很多朋友費解：茅于軾先生怎么突然為窮人說起話來了?然而筆者看來，茅于軾先生并未違背自己“為富人說話”的宗旨，那些認為這篇文章是為窮人說話的朋友是誤解了茅于軾先生的原意。

　　為什么這么說呢?請跟著筆者分析一下茅于軾先生的這篇《中國經濟新階段不能再犧牲任何人了》：

　　⒈“過去30年”是“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嗎?

　　茅于軾先生提出了一個“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市場可以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的高論，并舉了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來證明“犧牲少數人”的成功。

　　其實，茅于軾先生的高論是不值一駁的：

　　一方面，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又稱工人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如果說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是無產階級專政造成的，豈不成了工人階級自己讓自己下崗?試問，這世上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嗎?

　　另一方面，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哪是什么“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不僅徹底砸碎了工人的“鐵飯碗”，廣大大學生也“畢業即失業”，城市變成了貧民窟，國企本身的經營狀況也更加惡化。受益者僅僅是借“改制”迅速暴富的極個別有“門路”的人，像北京建龍重工集團張志祥，在不到10年里就從一個倒賣鋼鐵的小商人變成總資產319.81億元的巨型企業董事長。這難道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

　　對于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究竟應該怎樣認識呢?其實馬克思早已論述的很清楚了(當然大力宣傳“勞動不創造財富”、批判“剩余價值論導出的剝削理論”的茅于軾先生或許不明白)：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是資本原始積累，即通過暴力等非正當手段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使生產資料聚集在少數人手里的過程。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實質就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剝奪廣大工人階級生產資料，讓廣大工人重新由有產者變為無產者，從而提供資本主義需要的一無所有的廉價勞動力，并把國企等生產資料由廣大人民共同所有變成一小撮資本家所有的過程。這個過程“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只有“喪失了最后一絲良心和羞恥心的人”才能完成。順便說一句，特別有意思的是，那位表示要以“鐵腕”砸“三鐵”(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的“經濟沙皇”和直到今天仍然宣傳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是“成功”的茅于軾先生同屬1957年劃定的右派，再次證明了鄧小平同志“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這一論斷。至少茅于軾先生和那位“經濟沙皇”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茅于軾語)。(說一點題外話，前幾天白巖松公開宣稱自己反對共產主義信仰，反對革命，認為新中國成立是進入了一個“荒唐的年代”，“毀掉了中國的信仰”。看來文化大革命至少在打倒白巖松父母的問題上很可能沒有錯。)我就不明白了，茅于軾先生莫非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右派專政?當然，按照“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的高論，很可能茅于軾先生就是這么理解的。

　　茅于軾先生提到的另一個問題，即農民工在改革開始的時候處“只能出賣勞動力”問題，也絕不是“沒有享受勞動成果的自由，產品最終都必須交公”造成的。新中國從沒有農民“產品最終都必須交公”的時候，試問如果“產品最終都必須交公”，農民吃什么?當然，我也理解茅于軾先生“沒有享受勞動成果的自由，產品最終都必須交公”指的就是集體農業。可是，農民工大批出現不正是分田單干以后嗎?一直到現在分田單干三十多年了，農民工還不是越來越多嗎?其實，和國企改革一樣，分田單干也是資本原始積累一個方面。和分田單干前農村有可能通過國家計劃的力量逐步消除農業的弱勢，還可以通過集體的力量興辦一些集體所有的工業來逐步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同，分田單干選擇的是過度市場化的資本主義道路。在資本主義過度市場化的條件下，農業是天然的弱勢產業，需要的勞動力多，勞動強度較大，產出相對較少，人均產值必然是比較低的。激烈的市場競爭必然導致農民貧困化，種地不賺錢，又失去了國家和集體的保障，才不得不涌入城市打工。這和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及英國的圈地運動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是少數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大多數人，而絕不是什么“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

　　至于茅于軾先生提到的三峽移民問題，和前兩者的確不是一回事，說“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不能說沒有道理。(奇怪的是茅于軾先生偏偏只在三峽移民問題上認為“建三峽的效果好壞還有待確認”，而不像對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那樣斬釘截鐵的宣稱“中國成功了”。)然而，是不是沒有更好的辦法呢?也不是。可以參考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

　　總之，“過去30年”不僅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恰恰是少數茅于軾先生之類的右派“精英”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大多數人。茅于軾先生“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市場可以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的理論實質是為這種行為辯護，同時把責任推到無產階級專政和廣大人民身上，仍然是“為富人說話”。

　　⒉“中國經濟新階段”可能“不再犧牲任何人”嗎?

　　顯然不可能。從理論上說，茅于軾先生推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以追求利潤為目標，自由競爭為基礎的經濟。讓一無所有的工人和家財萬貫的資本家自由競爭只能導致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在一小撮人日益暴富的同時絕大多數人不斷貧困化，不停的“被犧牲”。

　　從實踐上看，絕大多數人“被犧牲”的過程仍然在變本加厲的進行，包括：

　　——近一個多月對小崗村持續不斷的報道中大力宣傳“土地流轉”。如不出意外，下一步以“土地流轉”為名的土地私有化。最終，土地將“流轉”到少數新生地主、農業資本家、開發商手中，廣大農民將繼續“被犧牲”。

　　——去年年底，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于上海召開的第八屆中國公司治理論壇上向媒體表示，未來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我們(國企)。也就是說，國企改革讓幾千萬人下崗的“壯舉”尚在持續進行中，廣大工人將繼續“被犧牲”。

　　——去年下半年，一位“大領導”力推“績效工資”，把“砸飯碗”的對象指向了教師、醫生等普通知識分子。廣大人民不會忘記，國有企業改革也是以“績效工資”開始的，結果以工人下崗失業結束，誰能保證事業單位改革不會走國有企業改革的老路?在人民網等重要網站，反對“績效工資”的達到90%。然而這位“大領導”卻頂風而上，在連續不斷的“聽課”、“考察”中言必稱“績效”。。如不出意外，將很快“積極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在“績效工資”基礎上徹底把教師等普通知識分子的“鐵飯碗”砸碎，教師、醫生等普通知識分子將“被犧牲”。

　　——今年2月3日，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詳細公布了深圳市公務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內容，繼大部制改革后，深圳市行政機關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邁進了“快車道”。 據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新聞發布會介紹：深圳公務員將細分為綜合管理類、行政執法類、專業技術類三個類別，約七成的公務員將被劃入行政執法類和專業技術類中。通過職位分類和聘任制實施，將打破鐵飯碗。頓時，中國主流媒體一片歡騰：“力挺深圳砸公務員鐵飯碗” 、“深圳帶了個好頭”。如不出意外，下一步砸公務員的“鐵飯碗”推廣已經不可避免，基層小公務員也將“被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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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不說這些下一步的“被犧牲”者，難道“過去30年”的“被犧牲”者就不用補償了?讓他們在被用暴力等非正當手段剝奪了生產資料后被迫繼續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掙扎求生，難道不是讓這些人繼續“被犧牲”?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茅于軾先生對于這些讓廣大人民繼續“被犧牲”的行為不僅是完全贊同的，而且認為做的還遠遠不夠。例如，茅于軾先生不僅支持以“土地流轉”為名的土地私有化，而且還主張更徹底的土地私有化并取消耕地紅線，讓土地更快的“流轉”到少數新生地主、農業資本家、開發商手中。再如，茅于軾先生不僅反對補償“過去30年”的“被犧牲”者乃至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且還主張更徹底的取消社會保障，宣傳“在沒有福利照顧時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多賺錢，努力去創造財富。有了福利時大家想的是如何逃避交稅，同時多占些福利照顧，因為的確有空子可鉆。所以福利國家會培養懶漢，整體上的生產下降，國家陷入福利陷阱”。

　　當然，廣大人民“被犧牲”的過程也不是沒有辦法結束。辦法就是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重新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領導廣大人民恢復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沒收官僚買辦資本，引導并逐步改造民族資本，恢復和發展毛主席時代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養老、福利分房和全民就業制度。而這恰恰是茅于軾先生極力反對的。

　　既然如此，茅于軾先生為什么還宣稱“不能再犧牲任何一個人”了。這是因為我國的憲法仍然規定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過去30年”“精英”通過種種卑劣手段獲利的行為仍然是非法的。茅于軾先生宣傳“中國要從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改變成保護每個人的利益，保護每個人的人權，人們的生存權，人們自由的權利，市場的選擇權，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權利”，實質上就是要求廢除人民民主專政，把“過去30年”“精英”通過種種卑劣手段獲利的行為合法化，防止人民依據憲法等方面的規定奪回“過去30年”“被犧牲”的損失。否則，在茅于軾先生看來，就是犧牲了“精英”。

　　因此，茅于軾先生的“任何人”是不包括廣大人民(工人、農民、普通知識分子、基層小公務員等)的，僅僅指的是“過去30年”通過種種卑劣手段獲利的“精英”(貪官、奸商、學閥等)罷了。“中國經濟新階段不能再犧牲任何人了”絕不是說不能讓廣大人民繼續“被犧牲”，更不是要補償“過去30年”的“被犧牲”者。認為茅于軾先生違背了自己“為富人說話”的宗旨轉為“為窮人說話”是天大的誤會。

　　⒊茅于軾的“不能再犧牲任何人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經過了以上分析，茅于軾先生的“不能再犧牲任何人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很清楚了：

　　第一，“過去30年”“犧牲”廣大人民的“砸飯碗”行為完全是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造成的，和茅于軾先生等力主“砸飯碗”的右派“精英”毫無關系，要恨就恨中國共產黨，恨無產階級專政吧!

　　第二，“過去30年”“犧牲”廣大人民的“砸飯碗”行為“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而且是成功的，是歷史的必然。“被犧牲”的廣大人民就不要想著補償了，政府也千萬不要給“被犧牲”的廣大人民任何補償。

　　第三，“中國經濟新階段”要“保護每個人的人權，人們的生存權，人們自由的權利，市場的選擇權，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權利”，換句話說，就是要把私有化、市場化進行到底，最好在此基礎上修改憲法黨章，正式廢除人民民主專政，讓廣大人民繼續“被犧牲”。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中國經濟新階段”，政府萬萬不可受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而具有很大的“破壞性”的廣大人民左右，乃至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恢復廣大人民事實上被剝奪的領導權。這樣“精英”會被犧牲的。“精英”中任何一個都不能被犧牲，社會改革、社會轉型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呢!

　　或者用更簡單明了的話說：廣大人民可以而且應該被犧牲，“精英”中任何一個都不能被犧牲。這就是茅于軾先生《中國經濟新階段不能再犧牲任何人了》的中心思想。

　　俗話說“七十不打，八十不罵”。茅于軾先生已經年過八十，時日不多了。我也不想說什么不禮貌的話了。最后勸茅于軾先生幾句吧：作為一個“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的人，您老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是，您老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剝奪者被剝奪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精英”們把廣大人民都“犧牲”了的時候，也就是“精英”們滅亡的時候了。

　　附一：中國經濟新階段不能再犧牲任何人了

　　茅于軾

　　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過去30年是一個老階段，現在要進入新階段。中國的改革成功是以中國的市場為基礎的，但是中國的市場和全世界別的國家的市場有一個根本的區別。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市場，和別的市場不一樣，人類有幾千年的歷史，最近二三百年才有市場，才有市場經濟，因此人身權得到保護，財產權得到保護，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人的商業交換合同不會受欺騙，有一個公正的司法，在這種背景下，市場制度才能夠逐漸產生。但是中國的市場制度的起點是文化革命的結果，完全沒有上述理念。但是成功了，比別的國家都成功，原因有兩個：

　　第一，中國有一個占全國總人口80%的農民勞動力。他們在改革開始的時候處于無地位的狀態，吃都吃不飽，要進城市是不可以的，沒有享受勞動成果的自由，產品最終都必須交公，也沒有選擇生產什么的自由，更沒有創業的機會，只能出賣勞動力。建高樓、挖地鐵、修高速公路等等，其中挖200多億的煤代價就是死了20多萬人。出口加工的車間、賺取的2萬多億外匯儲備都是他們貢獻的。他們待遇很低，沒有任何保障，而且他們還覺得自己不可憐，因為獲得了溫飽，還能賺錢回家蓋房子。但是這樣任勞任怨的勞動群體已經慢慢改變，現在的打工者年齡都在二三十歲，沒有經歷過吃不飽的年代，80后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再讓他們毫無怨言的出賣勞動力是不可能的。所以說改革面臨新階段就是指：以往的一代打工者是世界上最聽話、最勤勞的打工者，他們一天干10個小時，老板不拖欠工資就很滿意，欠工資也只能用跳樓這種最軟弱的方式來抗議;新的一代打工者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所有人都需要認知到這一點。

　　第二，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市場可以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這個好不好很難說清楚，就中國實際的結果來看這是好的。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可以犧牲少數人，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叫“心想事成”，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當皇帝就當皇帝，想搞市場就搞成功。舉個例子，中國要蓋三峽，移民一百萬也成功了，這一百萬移民里肯定是有釘子戶的，但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了，盡管建三峽的效果好壞還有待確認。還有一個例子，如國企改革，這么多企業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個大難題，中國就成功完成了，方法就是把企業賣掉，讓幾千萬人下崗、換工作，這在一個民主國家是根本做不成的，中國成功了，代價是傷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國企改革，很多的事都是以傷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而完成的。這也是社會矛盾多的根本原因。所以說中國現在為了一個新階段，就不能再犧牲任何一個人了，中國要從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改變成保護每個人的利益，保護每個人的人權，人們的生存權，人們自由的權利，市場的選擇權，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權利，這些都是中國非常缺乏的。如果中國不能回到保護人權、逐漸消滅特權這條軌道上來，中國的改革將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附二：“中國的良心”茅于軾近年來的主要觀點(部分)

　　⒈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

　　⒉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⒊由大眾來搞社會改革、社會轉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

　　⒋共產黨改名字，有不少人響應。這是名正言順的。改稱為和諧黨也比共產黨好。我們改革三十年，并沒有改變仇富的社會。它的理論基礎就是從剩余價值論導出的剝削理論。

　　⒌勞動創造財富嗎?否。……這個世界上誰勞動得最多?應該是工人和農民。如果說勞動創造了財富，那么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現實不是這樣。

　　⒍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

　　⒎在沒有福利照顧時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多賺錢，努力去創造財富。有了福利時大家想的是如何逃避交稅，同時多占些福利照顧，因為的確有空子可鉆。所以福利國家會培養懶漢，整體上的生產下降，國家陷入福利陷阱。

　　⒏認為窮人亦應享受高質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見，不能鼓吹不分貧富大家都要上好學校。

　　⒐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開發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錢。

　　⒑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五千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五千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⒒憑什么理由要凍結農業用地?難道我們的糧食不夠吃，發生了饑荒?既然糧食多得吃不完，糧庫裝不下，不得不賠錢出口，為什么我們對糧食如此神經過敏?

　　⒓人家糧食禁運怎么辦。老實說，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糧食吃，中國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⒔關閉不安全煤礦未必能減少礦難。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礦可以停產整頓，但政府無權關閉它。

　　⒕希望鐵路春運票價上漲。鐵道部春運不漲價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受到了大家的歡迎，但實際上對窮人和富人都沒有好處。

　　⒖我不贊成抵制日貨，抵制日貨是很愚蠢的辦法。

　　⒗我不贊成為了大家犧牲自己，因為這不是快樂的帕累托改進。“犧牲自己為別人”的極端，就是走向恐怖主義。

　　附3：茅于軾自比胡適 真敢說!

　　文章來源：發展論壇

　　“南方”們有一個優點，就是善于炒作話題人物，管它香臭，有動靜就要炒，這很有傳媒商業化的特質，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本期《南方人物周刊》又炒了一位“人物”，就是經常“語不驚死人不休”的茅于軾，最近茅于軾很“熱門”，緣起茅于軾自己的“事業單位”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主持了一個《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該“課題”有三大“發明”：一、現代中國，基本上不會發生糧食安全問題;二、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沒有必然關系;三、18億畝耕地紅線沒有必要。特別是第三大“發明”，此言一出，眾人嘩然，據說在所謂“研討會”上，國家發改委的糧食問題專家因憤怒拂袖而去。網絡輿論更是一片熱烈，90%以上是駁斥聲，當然，還夾雜了有失文明的罵聲，好不熱鬧。

　　應該說，喜歡到處游說、不甘寂寞的茅于軾成功的策劃了一出鬧劇，動靜大，曝光率高，《南方人物周刊》當然也實時跟進，做了一個專訪“茅于軾回應耕地紅線言論爭議：罵人者可哀”，《南方人物周刊》找“罵人”作為由頭，似乎想先茅于軾為搶占一個“道德高地”，然后居高臨下地說“罵人者可哀”。茅于軾一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架勢，已經端了30年了，可憐的是，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網絡平臺活躍，平民話語日見銳利的今日，茅于軾還放不下身段，如果90%以上的發言者都不同意你的說法(包括罵)，那是不是應該找一下原因，是自己說錯了呢，還是“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如果是后者，就更應該反省一下，“真理”被你說出來卻多數人在“罵”，是不是自己的說話語言、方法有問題?是應該“哀”別人，還是應該“哀”自己。

　　其實，號稱“《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這么一個大話題，從《南方人物周刊》的訪談內容來看，茅于軾們做“課題”是很沒有學術素養的。比如：

　　記者問【有人批評你們的報告太粗糙，不夠嚴謹，包括同意您這一觀點的人士。比如，吳向宏說，您這個研究，實際上立場已經預設了，即“自由市場最有效率，政府干預必須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軾：不錯，是這樣的。我們首先看到了保護耕地紅線是錯誤的，我們再研究有關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對研究的批評，我們接受，一個研究可以做得淺，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資源。】

　　茅于軾還沒有“研究”，就已經“首先看到了保護耕地紅線是錯誤的”，那么，茅于軾怎么一口咬定“看到了保護耕地紅線是錯誤的”的呢，草民想起了茅于軾指中央政府關于保護耕地紅線的決策是“拍腦袋”，那么，不做預先的研究，就咬定“保護耕地紅線是錯誤的”，不也是“拍腦袋”嗎?茅于軾為什么要用“拍腦袋”的方式作出一個事關中國糧食安全和耕地安全的結論來呢，草民以為是巴普洛夫原理定義的“條件反射”所致。

　　茅于軾在訪談中告白【我是自由派，沒問題，但中國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國改革的成功，當然自由派也有失敗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導的。】，而“自由派”最反感的就是“干預”，“自由”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誰“干預”都不行，劃定保護耕地紅線，就是對“自由”的大不敬，就要首先“拍腦袋”反對了再說。就像對一個看不順眼的人，先定了罪名，再找找據來證明此人“活該”，用這樣的模式做“課題”，還有什么學術價值?

　　但草民最關心的是，茅于軾的“經濟學家”的頭銜，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憑什么依據，給了茅于軾一個“經濟學家”的稱謂，如果是“山寨版”的，那也還將就了，但是，茅于軾自己偏要說自己是“主流”，因為他是“自由派主導”的隊伍中的一員。草民有一次與幾個正在學經濟的大學生聊天，問“你們認為茅于軾是經濟學家嗎?”，異口同聲地答“不是!”

　　但是，關于茅于軾的“經濟學背景”，在一些主流媒體上被說得神乎其神，最常見的是叫做“著名微觀經濟學家”，“南方”們每次拿茅于軾做文章的時候，大都是用這一稱謂。而《人民畫報》2007年的一期中發表的訪談更為嚇人，標題就叫做“茅于軾：‘經濟學界的胡適’”，而且是茅于軾自己說的。引述如下：

　　【他的“頭銜”很多。有人說，他是經濟學界的魯迅;有人說，他是中國的亞當·斯密;也有人說，他是帶有浪漫主義思想色彩的經濟學家。他卻微笑著告訴我，“經濟學界的胡適，可能更貼切些吧。”】

　　胡適是何許人也，在學術界，公認其在哲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考證方面具有頗為深厚的學術研究歷練和成就，胡適著作等身，政治因素不談，胡適也可算是其涉及領域的泰斗級人物了。那么，茅于軾自比胡適，根據何在呢?《人物》雜志2004年發表過一篇署名“張帆”的報道“茅于軾 十年風雨天則人生”，其中說“1979年，他在十分艱苦的情況下，獨自推導出非線性規劃方面的‘擇優分配原理’。‘擇優分配原理’是經濟學的支柱性原理之一，用茅老的話說就是‘經濟學的脊梁骨’，因為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源配置的，茅老的這個原理直接解決的也正是資源配置問題，所以等于說，茅老用自己推導出的這個原理把經濟學重新又改造了一遍。”，不知道這位張先生憑什么“等于說”?而同時，為了證明茅于軾的學術高度成就，又說“1975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康特羅維奇因提出了線性規劃的‘擇優分配原理’曾被授予過諾貝爾經濟學獎”，那么，前蘇聯是搞計劃經濟的，把計劃經濟經濟學家的學術成果，與自稱“自由派”的茅于軾的“自學成材”結果類比，豈不是侮辱了茅于軾?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經濟學界，對這個所謂的“1985年，他寫出《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這部被稱為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的著述奠定了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的駭人聽聞的結論，有何證據呢?按照茅于軾在自己的博客中的說法【我認為，主流經濟學就是自亞當?斯密開始的以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西方經濟學，后來不斷繼承發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大學里已經是主流經濟學的天下了。】

　　那么，按圖索驥，看自稱“主流”的、而且“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的“經濟學界的胡適”，在“主流經濟學的天下”中有何位置罷。在當今大學的微觀經濟學教材和參考書中，初級階段一般為：曼昆《經濟學原理》、薩繆爾森《經濟學》、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國內高鴻業、歷以寧、宋承先、梁小民、朱錫慶、尹伯成、司春林等所變的教材…;中級階段一般為：哈耶克的、莫瑞斯的《管理經濟學》、平狄克《微觀經濟學》、曼斯非爾特《微觀經濟學》、范里安《〈微觀經濟學: 現代觀點》…;高級階段一般為：平新喬《微觀經濟學18講》、張定勝《高級微觀經濟學》、蔣殿春《高級微觀經濟學》、武康平《高級微觀經濟學》、andrew.mas-colell Green《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 theory》…

　　瞧瞧，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林林種種的著述中，竟然看不到茅于軾的那本《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大概是大學生、研究生們的老師“有眼無珠”，連“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的著述”這樣宏偉的東西都看不見。既然如是，“經濟學界的胡適”又從何說起?茅于軾可真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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