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要駕馭好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陳  武  明　　

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是黨在新世紀自信、清醒和不懈奮斗的行動綱領，也必將成為我們黨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的歷史里程碑。從現階段看，我們要全面貫徹落實《決定》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要駕馭好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是新世紀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必須跨越的一個關口。　　

一、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要么黨駕馭非公有制經濟，要么非公有制經濟影響黨，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非公有制經濟的迅猛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最深刻的變化之一。到2003年底，全國私營企業已達300萬家，注冊資本金3.5萬億元；全國個體工商戶2300萬戶，從業人員4600萬人；加上外商投資企業等，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已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1/3以上，創造增加值占整個GDP的1/3以上（《瞭望新聞周刊》2004年10月11日第41期）。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深刻地改變了我國的經濟社會結構，也深刻地影響著人民的思想。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大大提高，在有些地方已占優勢地位。如浙江省，2001年全省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就達到了51.4%，從業人員占全省城鎮從業人員63.1%（《縱論浙江》第148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另一方面，造就了一支強大的新生社會力量。到2002年，全國登記的私營企業主已達到622.82萬人（《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313頁）。而且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的人想加入這個行列。有調查說，我國18歲以上的居民中，有70.9%的人想自主創業當老板，有80%以上的年輕人想當老板（《十六大以后的中國》第109頁，中國言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在可以預料的時間里，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發展的步伐肯定會更快，范圍會更廣，比重會更高，隊伍會更大。早在1999年12月，對50位不同領域專家的調查中，有90%的專家認為，在新世紀的最初10年里，非公有制經濟將有更大的發展，形成與國有經濟平分秋色的局面（《200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122頁）。當前，使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主要有二個：一是非公有制經濟的自我發展能力增強。當非公有制經濟擁有一定實力后，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強烈的擴張沖動，并不斷地去實現，從而在內部形成自我發展的張力，推動自身向前發展。二是國有、集體企業改制中的私有化傾向。一些地方一些部門把國有、集體企業私有化當成改革的主要方向，公開或變相的“賣光”、“送光”事件不斷出現。這種私有化傾向所產生的推動力，遠遠超過非公有制經濟自身具有的發展能力，它能使非公有制經濟在極短的時間里以幾何級數擴張，甚至讓有些人一夜之間變成億萬富翁。據《民主與法制時報》2004年11月2日報道，武漢一家注冊資金只有30萬、成立僅10天的私人公司，竟然吞并了2億多國有資產。這種“蛇吞象”的離奇神話，在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改制中，絕不是個案。　　

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存在和發展，具有客觀必然性。它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滿足社會需求、增加就業機會、改善人民生活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這已被實踐所證明。但是，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私營經濟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有著自己的特點。如私營經濟，它在政治上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改革和發展的最大得益者，因此它擁護和支持黨的改革發展政策；另一方面，私營經濟是以私利最大化為目的，以雇傭剝削和占有剩余勞動為主要手段，受此決定，它的思想理念、價值追求和政治選擇，與黨的性質和社會主義本質是存在矛盾的。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它的政治要求會不斷上升，與黨和社會主義的矛盾也會逐步變得明顯，到一定時候，就可能與現行的政治結構發生沖突。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么黨駕馭好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積極作用，造福于民；要么讓非公有制經濟影響我們的黨，改變我們的政治，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有些人不愿意談論或者根本看不到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傾向，更不愿意直面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祈求上升后可能與黨和社會主義產生的矛盾，怕因此會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性，或者動搖我們自己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決心。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祈求，是一種客觀存在，它不是“愿意不愿意”、“承認不承認”的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非公有制經濟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必然邏輯。如果說非公有制經濟一開始主要關心的是物質經濟利益的話，那么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開始關心政治，像渴望獲得物質財富一樣，渴望獲得相應的政治社會地位。有個關于個體私營經濟的調查證明了這一點，該調查說，55.3%的個體私營企業主希望被選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12%的個體私營企業主想成為當地政府的領導人，有些甚至表示“做夢都想”參政議政（《中國有產者報告》第353頁，中華聯合工商出版社1999年7月版）。非公有制經濟的這種政治要求，不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錯， 也不是其他人的錯，它是由經濟發展決定的。面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這種政治要求，我們不必驚慌，更不必害怕，只要認真對待，積極引導，就能趨利避害。如果看不到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要求，或者采取“鴕鳥政策”視而不見，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上，萬一方向不明、把握不準，那么走得越快，就會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彼岸越遠。因此，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深刻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特點和要求，做到審時度勢，未雨綢繆，牢牢掌握主動權，這不僅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真誠期待，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一個緊迫要求。　　

二、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祈求正隨經濟實力的增強不斷上升，并在積極尋求機會運用各種方法逐步表達。　　

（一）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參政的自身條件日益成熟。　　

一是參政的積極性日益高漲。在現階段，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尤其是私營企業主比一般群眾更關心政治。一方面，私營企業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地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在“一大二公”的經濟結構中，私營企業的政治地位微不足道。隨著私營企業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社會作用的擴大，就會自然地產生改變政治生活中弱勢地位的要求。另一方面，私營企業主有更多的私人財富需要政治保護。政治沒有經濟后盾不行，經濟沒有政治保證也不行；政治沒有相應的經濟基礎是短命的，經濟沒有相應的政治保證也是脆弱的。私營企業主已經逐步認識到了政治在促進經濟利益和保護私人財富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必然會在政治上、在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中爭取更大的權力。一些地方出現的“老板爭當村官”現象就是最好的證明。一些老板通過爭當村官來為自己經商辦企業獲得更好的條件，有些老板甚至利用村官的職權來謀取非法利益，如浙江省臺州市紀委2003年查處的近50起挪用公款案中，“老板村官”占了一半。　　

二是私營企業主的政治素質和參政能力在不斷提高，主要有三個表現：第一，私營企業主的文化程度不斷提高。據調查，1992年以后開業的私營企業主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的占61.1%，比1988年以前開業的48.3%高出了12.8個百分點（《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第1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版）。在私營企業中，科技型企業不斷增多。有調查說，到2000年止，全國私營科技企業已發展到20萬戶。在私營科技企業中，私營企業主和從業人員的文化水平都相對較高。如2002年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內，有6100余家私營高新技術企業，有留學回國人員近2000人，有博士學位的人員近4000人，有碩士學位的人員近2萬人（《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316頁）。　　

第二，私營企業主中的共產黨員比例不斷提高。據調查，共產黨員所占的比例，1993年為13.1%，1995年為17.1%， 2000年為19.8%，2001年為29.9%（《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318—319頁）。　　

第三，私營企業主中間的原干部構成不斷提高，與現職干部的聯系不斷加強。據全國第四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說，48%的私營企業主曾是公有企業承租或承包人、國家干部和鄉村干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22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版）。有相當數量的私營企業主有一張以干部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有調查說，在私營企業主關系最密切的親戚中，科級以上的干部占23.3%，企業負責人占12.5%；在私營企業主交往最多的朋友中，科級以上的干部占28.2%，企業負責人占23.4%（《中國有產者報告》第139）。有不少私營企業主是中高級干部的子女和家屬，“老子當官，兒子經商，曲線發財，”已成社會上的一個普遍現象。特別是隨著“下海”官員的增多，私營企業主隊伍中的政治含量迅速提高。近年來，由于價值多元化、政治上的挫折、豐厚經濟待遇的吸引、曲線從政或信念動搖、“下海”洗錢、期權兌付、逃避打擊等多種原因，官員“下海”呈逐年上升趨勢。據中央組織部的調查，從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國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屬單位）共有10304名科級以上黨政領導干部辭職“下海”，占現有科級以上干部總數的0.37%； 在“下海”官員中，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占23.35%，地廳級干部占0.91%；“下海”官員絕大多數到了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這些“下海”官員，不僅有一定的政治素質和參政能力，而且與在職干部有廣泛的聯系，熟知權力運作規則，因此很容易對我們的政治發生影響和作用。“下海”官員具有的這種政治優勢，對目前社會政治地位不高的私營企業主來說，正是最欠缺也是最需要的資源。所以，私營企業主對“下海”官員是爭相聘用，吉林省通化市一位“下海”官員說：“我‘下海’時，有7個企業老板來找我，爭相邀我去當總經理。”出現這種情況，對私營企業主們來說，絕不僅僅是簡單的知恩圖報，更重要的在于“下海”官員的政治社會資源，對他們保護和促進經濟利益、提升和實現政治祈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重新分配政治權力是私營經濟政治祈求的核心。　　

私營經濟的政治訴求是隨其經濟實力的增強，從無到有，從低到高，逐步發展的，核心是重新分配政治權力。從私營經濟政治祈求的發展過程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接近政治。這是私營經濟政治祈求的萌芽階段。在這一階段，私營經濟剛剛起步，經濟實力不強，因此政治祈求也不明顯。從參政的自覺性看，缺乏理論指導，大多是自發的；從祈求的內容看，主要是一些保護性的經濟要求，如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存在，保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政策不變等；從參政的方式看，主要是安排性參與，通過黨和政府提供的參政機會來表達呼聲和要求；從組織程度看，基本上是分散的個人行為，尚未形成統一的政治主張，組織程度低；從對黨的態度看，完全接受黨的領導。　　

第二階段，參與政治。這是私營經濟政治祈求的發展階段。我國私營經濟目前的政治祈求大致處在這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私營經濟的實力快速增強，社會影響明顯擴大，已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相適應，私營經濟的政治祈求也大大提高。　　

從參政的自覺性看，積極主動的參政行為越來越多，指導行動的思想理論也不斷發展。從祈求內容看，主要是發展性的要求。如經濟上，要求在市場準入、土地使用、財政支持、金融服務和人才保證等方面享有與公有制經濟一樣的權利。又如政治上，要求直接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要求修改憲法和法律，更好地保護私營經濟的權益；要求改革政治體制，使私營經濟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權利，獲得與經濟實力相應的政治地位等。有調查說，受訪的私營企業主100%要求“享受與國有企業家同等的社會政治地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120頁）。從參政方式看，是安排性參與和非安排性參與相結合。一方面，積極爭取安排性參與，利用在人大、政協和群眾性團體中的合法地位，表達私營經濟的政治主張，實現私營經濟的政治經濟目的。另一方面，在安排性參與之外，還尋找各種機會運用各種手段，甚至通過收買官員、收買專家學者、培育政治代理人等非法手段，或明或暗地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謀取政治經濟利益。從組織程度看，私營企業主的群體意識明顯提高，私營經濟的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逐步上升為有組織的集體行為。2003年，房地產商們對央行《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所作的集體反應，就是一個例證。在全國第四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中，80.2%的受訪者認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55.3%的人認為這樣可以提高私營企業的社會地位，44.3%的人認為這樣可以協調私營企業的經營活動，42.9%的人認為這樣可以保護私營企業的利益，42.2%的人認為這樣可以向黨和政府更好地反映意見和要求（《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221—222頁）。一些地方的私營企業主已經開始自行建立各種各樣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如浙江省溫州市，自1988年起已陸續建立了130多家行業商會（《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319頁）。這些經濟和社會組織，具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和自我服務的功能，在相互協調、一致行動，更好地保護和促進私營經濟的共同利益上，表現出了很重要的作用。盡管這些組織主要是經濟和社會性質的，但已經具有政治組織的雛形，進一步發展的話，就很容易成為私營經濟的政治性組織。從對黨的態度看，具有兩重性，既接受黨的領導，又不斷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　　

第三階段，主導政治。這是私營經濟政治祈求的最高階段。在這一階段，私營經濟已發展成為社會經濟的主體，在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中占優勢地位，它的政治祈求也有了質的飛躍。從參政的自覺性看，私營經濟有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有完備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綱領，它的全部政治活動都會在理論的指導下自覺進行。從祈求內容看，要求左右和主導政治發展進程，把政治變成私營經濟的政治。從參政方式看，以非安排性參與為主，私營經濟會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方法和手段，向黨和政府施加壓力，逼黨讓步，滿足它們的政治要求。從組織程度看，私營經濟會成立自己的政黨，協調利益，組織力量，一致行動。從對黨的態度看，不再接受黨的領導，與黨爭奪領導權。　　

（三）私營經濟在現階段參政的十種主要方法。　　

私營經濟的政治祈求一旦產生，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表達。在現階段，私營經濟參與政治主要有兩大類十種方法。　　

第一類，制度內參與，即通過黨和政府提供的平臺參與政治。這類參與主要有：　　

1、積極爭取安排性參與。現在，私營企業主進入人大、政協和群眾團體的人數，獲得勞動模范等社會政治榮譽的人數，都在不斷增加。有材料說，目前全國私營企業主中被選為縣以上人民代表的有9000多人，被推薦為縣以上政協委員的有30000多人，被推薦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有100多人，擔任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的有233人（占其總數的56%），其中擔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的有8人，擔任省（市）政協副主席、工商聯會長的有3人（《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318頁）。　　

2、積極加入各種政治社會組織。如加入共產黨、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等。　　

3、積極參加基層政權組織的競選。最典型的是私營企業主爭當“村官”。現在，社會上“老板村官”現象相當普遍。浙江省2003年新當選的13.32萬名村委會成員中，“先富起來的群體”約占30%，有些市（縣）富人當選比例高達60%以上（《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306頁）。　　

第二類，非制度性參與。隨著私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制度內參與已無法滿足它日益增長的政治祈求。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私營經濟還會以資本作后盾，從制度外去尋找出路。目前，私營經濟的一部分資本已經進入了政治和思想領域，非制度性政治參與明顯增多。這類參與主要有：　　

4、收買官員。這是私營企業主目前非制度性參與的主要方法。有材料說，收買官員的賄金大部分來自私營企業，在向官員行賄的人員中有一半以上是私營企業主。如1998年至2003年查處的省部級官員經濟類違紀違法案件中，涉及私營企業的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涉及私營企業的占85.2%，其他級別官員的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經濟類案件中也存在大體相同的情況（《瞭望新聞周刊》　2004年6月14日　第24期）。有研究說，在私營經濟最發達的溫州，權錢交易、官商結合的現象相當嚴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溫州模式研究》第277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在現實條件下，收買官員有很大的市場。一方面，一些私營企業主能夠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因此對收買官員是不遺余力，不僅方法眾多，而且手段高明。另一方面，一些官員也可以從中獲得很多好處，因此也樂意接受私營企業主的“招安”，有的是一打就倒，有的是主動投懷送抱。一旦官員被收買，就會形成官商勾結的“錢權同盟”，問題嚴重的地方或部門甚至出現“黑金政治”的傾向，官員不是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富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為私營企業主辦事效力上，政治性質發生根本的變化。　　

5、影響社會輿論。一是通過媒體或自辦報刊網站，大力宣傳私營經濟的經濟社會作用和政治主張。二是收買專家學者，通過他們把私營經濟的主張要求巧妙地變成改革語言，變成理論創新，變成社會輿論，影響政治。一些專家學者受自身利益的驅動，全然不顧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被廉價收買，臣服于資本腳下，借解放思想之名，借改革發展之名，借開拓創新之名，想資本之所想，急資本之所急，全力為資本代言吶喊。由于某些專家學者在各級政府咨詢部門中身居要職，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名氣，因此他們的言論對領導決策，對社會思想輿論，都產生著不小的影響。　　

6、培育政治代理人。私營經濟作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必然會千方百計培育自己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一方面，通過合法的途徑把自己的人送入政界。另一方面，對我們的黨員干部采取區別對待的分化策略，支持一批，反對一批，重點拉攏年輕的、握有實權的、留過洋的或有自由化傾向的黨政干部，幫助他們在黨和政府中掌握重要權力。培育政治代理人，將成為私營經濟今后非制度性參與的重點，因為一旦成功，“我們的政權”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變成“他們的政權”。　　

7、制造危機。在市場經濟中，資本的魔力是巨大的，它可以有多種方法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廣泛地發生影響。當私營經濟擁有一定的資本實力后，就有制造經濟和社會危機的能力，有時候，它會借這個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如關閉企業，讓更多的工人失業，破壞生產和消費的平衡，使經濟和社會出現緊張局勢等，向黨和政府施加壓力；如積極鼓動和支持一些社會抗議活動，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一些私營企業主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給非法組織大量的錢物支持，就是最好的證明。　　

8、憑借經濟實力影響基層政權的選舉。在新一屆的村委會選舉和鄉級人大代表選舉中，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私營企業主以非法手段操縱和左右選舉的現象。　　

9、自行成立組織。私營經濟為了改變力量分散、各自為戰的狀況，正在通過各種努力，把自己組織起來。如自行召開私營企業主的座談會、討論會和其它聯誼活動，以有形或無形、固定或不固定的形式，加強聯系，交流意見，協調行動。在一些地方，私營企業主已經以行業或地區為紐帶，建立了成員相對固定的經濟中介組織。這些組織有目標，有章程，定期或不定期地開展活動。可以推想，發展下去，私營經濟就會出現跨地區跨行業的經濟社會組織，并從經濟上的聯合變成政治上的聯合，以整體的力量發生作用。　　

10、迂回走向政治前臺。一些私營企業主正在利用各種機會，先易后難，先近后遠，突破制度限制，逐步走向政治前臺。如加入各種民主黨派，按規定私營企業主只能加入民主建國會組織，但實際上八大民主黨派都有他們的加入，而且呈繼續增加的趨勢（《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319頁）。又如通過社會捐贈、興辦學校等公益活動，通過擔任政府或官員的“顧問”“參謀”等途徑，來擴大社會影響，創造政治優勢，積累政治資源。　　

三、駕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是黨治國理政的一個嶄新課題，也是黨在新世紀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應該看到，在駕馭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問題上，我們還缺乏準備。那么，要提高駕馭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能力，使非公有制經濟更好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我們該做些什么呢？　　

（一）在政治上，既要給非公有制經濟充分的政治表達機會，又要鞏固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政治中的主導地位，堅決反對富人政治。　　

任何社會的政治，都是由該社會的經濟社會結構決定的。“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665頁）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多樣化，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并存，既有社會主義因素，也有非社會主義因素。這種經濟社會結構，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應當是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諧相處的聯合政治。這種政治不是由哪個社會政治力量獨占的，它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愛國者，都提供了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廣泛機會。黨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中駕馭非公有制經濟，必須牢牢把握三條基本原則。　　

1、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參與創造廣泛的機會。　　

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不僅不能拒絕他們，而且要給他們創造廣泛的參政機會，使他們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這一點已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共識。在中國社科院2002年的一個調查中，有60.2%的下崗職工都認為，應該讓私營企業家享受與國有企業家同等的社會政治地位（《200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168頁）。這不是政治上的退步，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內在要求。　　

首先，只有這樣，才能使政治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只要有利于改革和發展，只要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只要不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不論什么樣的社會政治力量，我們都要在政治上加以尊重和聯合。毛澤東說過：“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3卷第1062頁）如果不這樣做，我們的政治就不能客觀地反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和社會要求，就會脫離實際，喪失生機和活力。　　

其次，只有這樣，才能掌握主動權，把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力量納入我們的制度軌道。非公有制經濟追求政治權利是必然的，當正常途徑得不到滿足，就會用非常途徑去滿足；當制度內得不到滿足，就會從制度外去滿足。經濟和政治是統一的，那種只想讓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上發展，而在政治上不給相應權利的想法和努力是徒勞的。如果我們能為非公有制經濟提供廣泛的參政機會，讓它的政治祈求在制度內得到表達，我們就能掌握主動權，使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追求服從和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我們所用。如果我們不能在制度內給非公有制經濟提供政治表達的機會，它就會從制度外去尋找出路，變成強大的異己力量，沖擊政局，沖擊制度秩序，甚至成為動亂因素。　　

第三，只有這樣，才能充分激發非公有制經濟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積極性。　　

由于歷史的原因，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參與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他們的政治地位不高，政治參與的空間很小。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在提升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地位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不僅從法律上使非公有制經濟從“有益的補充”上升為“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使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參政范圍不斷擴大，參政機會和參政人數不斷增多。但總的說來，在現行政治體制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參與渠道和手段還是有限的，一些私營企業主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政治需求，已經采取了不少制度外的手段和方法，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的特點和要求，積極改革，建立一個生動活潑、團結和諧的民主政治體制，讓非公有制經濟合法的政治祈求能充分表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2、確保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勞動者是黨執政的主要依靠對象。一方面，社會主義勞動者是黨執政的階級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的中堅力量。包括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在內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不僅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是人民群眾的主體，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而且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追求與黨和社會主主義是完全一致的，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已經與黨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聯系，是黨最堅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勞動者對黨的擁護和支持，是黨獲得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其他群眾支持的基本前提。前面已經說過，其他群眾尤其是私營企業主，他們有著自己的價值標準和政治追求。現在，其他群眾之所以擁護和支持黨，主要是因為黨居于執政地位，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如果黨得不到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支持，就必然會喪失執政地位，一旦黨失去了執政地位，其他群眾就沒有理由再擁護和支持黨，相反，會跟黨積極爭奪政治生活中的領導權。因此，能否保證社會主義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中的主導地位，直接關系到黨的執政和領導地位。　　

應該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勞動者中間的相當一部人的經濟社會地位在下降。據中國社科院調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人階級中產業工人階層的經濟社會地位持續下降，農民尤其是農業勞動者階層也呈現經濟社會地位下降的趨勢（《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第201頁，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04年9月版）。經濟和社會地位決定著政治地位。隨著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經濟社會地位的下降，他們的政治地位也在逐步下降。因此，采取切實措施確保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政治主導地位，已成為黨加強執政建設的一個緊迫任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要保證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不能憑市場經濟的自發作用，必須依靠法律制度、政權力量和具體的方針政策來實現。因為在市場經濟中，資本比勞動的權力和自由大得多，私營企業主的個體物質能量比勞動者的個體物質能量大得多。市場經濟的規律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這不僅表現在經濟上，而且也表現在政治和社會作用上。如果讓市場經濟自發作用，那么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就很難鞏固。　　

3、堅決反對和防止富人政治。　　

黨要鞏固自己的執政和領導地位，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祈求一定要心中有數。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祈求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從目前的情況看，它已經從接近政治的第一階段發展到參與政治的第二階段，如果我們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引導，它就必然會向主導政治的第三階段發展，與黨爭奪政治上的領導權。政權是政治的核心，爭取政權，是一切社會政治力量努力的目標。在現階段，想與共產黨爭奪政權的政治力量不少，只是條件缺乏，它們不敢要、要不去罷了。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明顯缺乏這種警覺性，要么對私營企業主言聽計從，百般遷就；要么是不聞不問，任其表現；有的甚至把財富作為參政的必備條件，如某縣要求“當村干部須年收入10萬元”以上（《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307頁）。如果長此下去，政治就有可能被金錢所支配，慢慢地變成富人政治。因此，在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祈求上，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幻想，必須頭腦清醒，立場堅定，早作防范，對非公有制經濟合法的政治參與要積極滿足，對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的政治參與要規范引導，對非法的政治參與要堅決打擊，決不讓人民的政治變成極少數富人的政治。　　

（二）在經濟上，既要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又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決反對私有化傾向。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經濟是由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兩大部分組成。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需要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因為公有制經濟掌握著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關鍵領域，決定著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水平，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力量。同時，也需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我國生產力水平不高且多層次不平衡的條件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著廣闊的天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有三個問題必須認真對待。　　

1、牢固樹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思想。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有許多不同，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們是可以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現在，有不少人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對立起來，用此消彼長的思維來看待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種思維，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我們要糾正這種片面的認識，樹立起共同發展的思想，關鍵是要對公有制經濟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有深刻的理解。因為，目前一些人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對立起來，主要是認為公有制經濟的存在不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要求限制公有制經濟，為非公有制經濟讓出更多的地盤。其實，這種認識是膚淺的，它缺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真正了解。在我國，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為非公有制經濟創造了良好的運行環境和發展基礎。　　

一是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歷史地選擇了社會主義后，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與公有制經濟緊緊聯在一起了。如果沒有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搞私有化，那么絕大多數人會陷入貧困狀態，整個社會將因此變得動蕩不安。　　

二是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中國的市場需求，靠少數富人是無法支撐的，他們的消費力有限，只有公有制經濟發展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使社會擁有強大的購買力，形成一個廣闊的需求市場。　　

三是為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際競爭贏得了平等的資格。國際市場，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利益屠宰場，要獲得平等的競爭資格，必須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作后盾。如果沒有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我們要在強大的國際壟斷資本面前爭取國家獨立、主權完整是不可能的，最多也只能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在這樣的情況下，弱小的非公有制經濟就會處處受到國際壟斷資本的歧視和打壓，不要說挺直腰板獲得平等的競爭資格，就連爬行都很困難。　　

四是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動力機制良性運作提供了保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動力來自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但是，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只有在合適的制度環境中，才能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如果中國現在搞私有制，那么市場主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會變成血淋淋的戰斗，產生一系列嚴重的后果。它會使市場變成戰場，你搶我奪，大家的力量會在利益的搏殺中被相互抵消、瓦解，各自的積極性越高，沖突就越嚴重，造成的破壞也越大。它會使盲目競爭惡性發展，不僅增加競爭成本，降低利潤率，而且會導致社會資源的大量浪費，嚴重時引發經濟危機。它會使一些人不擇手段地追逐私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這些情況的存在，不僅妨礙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也給社會生產力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只有在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積極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因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使人們的團結和協作有了一個共同的利益基礎，在共同利益的引導和制約下，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不僅不會出現你死我活的嚴重沖突，相反會互利合作，表現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這一方面能讓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能積極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　　

2、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動搖。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我們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必須把自己的經濟基礎搞好。有人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了，黨執政和領導的經濟基礎就自然強大了。這種認識是相當幼稚的。稍懂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經濟基礎是有特定性質的，有什么性質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性質的上層建筑，這個道理，就像羊的身上只會長出羊毛一樣簡單。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有制的性質直接決定著社會的性質、政權的性質。在私有制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起共產黨的政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要加強執政建設，鞏固執政和領導地位，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　　

第一，只有公有制主體地位，才能保證社會生產力健康快速發展。公有制主體地位，是中國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歷史選擇。從許多國家的發展歷史看，選擇所有制形式，生產力狀況不是唯一的依據，它往往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種特定的歷史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國在選擇所有制形式時也體現了這個特點。中國解放后，通過對當時的生產力狀況、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中國共產黨的茁壯成長和中國人民要求獨立解放的強烈愿望等歷史因素通盤考慮后，最終選擇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新中國55年來的歷史成就充分證明，這個歷史選擇是正確的。有人說，中國當時如果選擇私有制，走資本主義道路，社會生產力也會獲得發展。這是可能的，也不奇怪。馬克思說：“發展社會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形式創造物質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8頁）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對中國來說，選擇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主要區別不在于社會生產力會不會發展，而在于社會生產力發展快還是慢？在于能否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于人民能否獲得真正的解放？如果當時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那么生產力的發展肯定沒有現在這么快，國家肯定不能獨立自主，人民肯定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一科學論斷，是對歷史選擇公有制主體地位、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再次肯定。毫無疑問，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仍然應該嚴格遵循生產力發展的這個歷史選擇，任何探索，都必須以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為前提。　　

第二，只有公有制主體地位，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從制度上保證了勞動者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使勞動不僅能得到它該得的勞動報酬，而且還有權與資本和其它生產要素一起平等地參與利潤的分配，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在私有制條件下，情況則完全相反，資本至高無上，幾乎獨占了全部利潤，勞動處于被支配被奴役的地位，不僅無權參與利潤的分配，甚至連該得的勞動報酬都無法完整地得到。這個殘酷的事實，不僅在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而且在我國的非公有制企業中也已經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利益問題，是個大問題，它影響著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也影響著廣大勞動者同黨和政府的關系。遺憾的是，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部分勞動者的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證。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的改革發展中，資本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勞動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資本參與收益的分配很徹底很到位，勞動在收益分配中的地位卻很脆弱。特別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情況更為嚴重。據調查，非公有制企業中普遍存在著下列問題：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報酬低、勞動保護差；管理野蠻、生活條件苦；做工風險大、權益無保障等（《半月談》2004年10月10日第19期）。另據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的一位教授估算，目前社會上包括國企下崗職工、城鎮失業人員、城鎮低保人員、進城務工人員、失地農民、農村貧困人口和溫飽不穩定人口在內的利益沒有得到很好保證甚至受損的人數，總計達到3億左右。這些問題不解決，黨很難得到廣大勞動者的擁護和支持。現在，部分勞動群眾因為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已經產生了較大的不滿情緒，有些甚至提出了改革發展代表誰、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因此，強化勞動的地位，保障勞動者的權益，讓廣大勞動群眾成為改革和發展成果的主要得益者，已成為黨加強執政建設的緊迫要求。　　

第三，只有公有制主體地位，才能實現共同富裕，保證社會穩定。共同富裕是我們的目標。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如果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搞私有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極少數人富，更多的人窮。對此，鄧小平在1987年就指出：“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7—208頁）1993年他在一次談話中再次強調：“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第1364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已比較突出。據專家測算，我國1990年基尼系數為0.343，2000年為0.417，2003年為0.457；我國目前最貧窮的1/5家庭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1/5占50.13%；據美國1990年的數據，美國最貧窮的1/5家庭占全部收入的4.6%，最富有的1/5占44.3%（《瞭望新聞周刊》2004年10月11日第41期）。之所以出現這種“危險”的現象，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和部門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堅定，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方針貫徹不到位，導致了大量的下崗失業工人，導致了農民收入的滑坡。如果再繼續下去，社會就會出現兩極分化。　　

總之，公有制主體地位，是我們全部事業的根基。沒有這一條，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會改變性質，黨就會喪失執政和領導地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沒有希望。正因為這樣，鄧小平才反復強調：“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　　

3、堅決防止國有企業改制中的私有化傾向。　　

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核心和關鍵部分，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起著主導作用。沒有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壯大，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一句空話。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保持生機和活力，國有企業必須進行改革，這是沒有疑義的。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嶄新課題，可以而且應當進行廣泛的探索和創新。但是有一點必須明確，國有企業的任何改革，包括局部的退讓或轉制，最終都必須有利于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有利于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發揮。　　

令人憂慮的是，現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最值得關注的是改革中的私有化傾向。一些地方或部門把國有企業視作包袱，主張國退民進，把國有經濟的份額無限地降下來；一些地方甚至把“無國有企業”當作改革目標，賣光送光，實現經濟的非國有化。這種私有化傾向，對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政局的穩定，對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都是極端不利的。它不僅使大批工人下崗失業，使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且還引發大量的腐敗，加劇社會的貧富差距。我們已經能夠看到，在國有企業的改制中，一些官員與不法分子相互勾結，把國有、集體資產當成“唐僧肉”，當成腐敗的最后晚餐，巧取豪奪，化為自己的囊中之物，有些人因此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激起了勞動群眾的強烈不滿。盡管這在全國還不是普遍現象，但性質極其嚴重，千萬不能大意。有些事情往往始于青蘋之末，由于放松警惕，最后釀成大禍。因此，在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這一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認識再深化，頭腦再清醒，立場再堅定，善于和敢于劃清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與私有化的界限，按照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要求，牢牢把握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　　

（三）在策略上，要切實加強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領導。　　

現在，非公有制經濟已在我國有很大的地盤，不僅占有較高的經濟比重，有一支很大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而且還有大量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工作。據中組部《黨建研究》資料說，目前全國在職職工中有一半左右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因此，加強對非公制經濟的領導，在政治上占領這個廣闊的陣地，已成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的緊迫需要。如果能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領導，把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引導好、團結好，把非公有制經濟領域中的社會主義勞動者教育好、組織好、關心好，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全面貫徹，我們就能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使它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如果我們不能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領導，那么非公有制經濟就可能被其它政治力量所利用，從而對黨和社會主義產生嚴重的沖擊。退一萬步說，即使非公有制經濟不被其它政治力量所利用，如果任它自發進行的話，那么它與生俱來的消極作用也會對黨的事業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一句話，如果不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領導，對黨來說實際上就等于自動放棄了半壁江山。　　

那么，怎樣才能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領導呢？從目前看，至少應該在三個方面作出努力：第一，要強化思想教育。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如果思想上不把好關口，行動上就勢必會出現差錯。因此，不能讓非公有制經濟領域成為黨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空白點。要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特點，通過各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領域中的廣大勞動者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強理論灌輸，使他們清楚地認識到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必須遵守國家法律和黨的方針政策，必須正確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必須自覺地服從和支持黨的領導，決不能在政治上另起爐灶。第二，要加強組織建設。要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廣泛建立黨的組織、勞動群眾的組織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組織。通過這些組織，把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廣大勞動群眾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緊緊團結在黨和社會主義周圍。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已經向全黨提出了“加大在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建立黨組織的工作力度，探索黨組織和黨員發揮作用的方法和途徑”的重大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重點應做好三項工作： 一是加大成立組織的力度。現在，非公有制經濟中的黨組織、工會和勞動群眾的其它組織還很少。如全國僅有7%左右的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建立了黨組織。工會組織也建立得不多，有材料說，到2003年底，全國大約有8500萬人在300萬家私營企業工作，其中只有3000萬人加入了工會組織（《參考消息》2004年11月10日）。外資企業中的工會則更少，如上海僅有25%的外資企業組建了工會（《解放日報》2004年11月12日），有一些外資企業甚至不允許建立工會組織。沒有組織，就沒有陣地，就無法有效地開展工作。這種狀況必須盡快改變。二是積極探索黨組織和各種群眾組織發揮作用的方法途徑。如在非公有制領域，黨組織如何開展工作？如何發展黨員？工會組織如何保障職工權益等等，都需要認真探索。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閉門造車，要依靠實踐，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集中全黨全社會的智慧。三是依法對黨組織和勞動群眾的組織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在非公有制經濟中，黨組織和其他群眾組織的自身力量，與資本的力量是不對稱的，資本占有絕對的優勢，一切與資本利益不符的東西都會遭到資本的反對。如工會組織為了捍衛工人的利益與資本利益發生沖突時，工會組織的負責人就可能遭到解雇，組織就被架空了。在這個時候，如果工會組織沒有得到依法的支持，工會組織就沒有足夠的力量同資本進行有效抗爭，甚至出現誰抗爭誰的利益就受到損害的局面。久而久之，這些組織就會慢慢變成仰資本鼻息的馴服工具。因此，必須從法律上保證非公有制經濟中黨組織和其他勞動者組織的合法權利，為他們依法提供強大的力量支持。如果讓非公有制經濟中的黨組織和各種群眾組織孤軍奮戰、自生自滅，那么這些組織就很難正常開展工作、發揮積極作用。第三，要健全制度保證。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從非公有制經濟的實際出發，及時制定《非公有制經濟管理條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職責，對非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的權利，對非公有制經濟中各類組織的地位作用等，都要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應制定《私營企業法》，為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領導，為政府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監管，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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