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曾在陰云密布的門廳中顯現？
而耶路撒冷
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來？
――威廉.布萊克
2002年4月，《資本主義黑皮書――市場經濟的終曲》的主要翻譯者錢敏汝以冷靜得讓人窒息的語氣寫道：“20世紀末，正當資本主義的繽紛色彩跨越了世界地圖上越來越多的疆域的時候，德國的現代化和危機理論研究者羅伯特.庫爾茨以《資本主義黑皮書――市場經濟的終曲》這一著述提供了一個高倍數顯微鏡，讓我們看到深嵌在五顏六色之中的霉點和黑斑。在羅伯特.庫爾茨的筆下，這些霉點和黑斑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在過去幾個世紀里殘酷發跡的血腥陰影的殘余，而且也是其不可治愈的隱患的活性病源。”
我馬上想作進一步的補充：羅伯特.庫爾茨所提供的高倍數顯微鏡不僅讓我們穿過“國有社會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表面對立的假象而看到密布在資本主義機體里的病菌，而且以不同時空的事物在不變的資本內在法則的整合下都將被納入一個共同結構而暴露出它們共同的內在本質的奇特方式將中國權力資本的無恥、野蠻、骯臟和卑劣拉進了我們的視野。羅伯特.庫爾茨對幾百年資本主義發跡史和罪惡史的生動描述濃縮成了我們所置身的這個無比墮落的世界。發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變成了對我們這個世界的血淚控訴。
似乎一些令人從夢中驚醒的聲音都來自德國的那一片曾經以思想的密集而令世界震驚的土地。卡爾.馬克思令腦滿腸肥的資本家老爺肝膽俱裂的力量直到今天即使因東歐的“國有社會主義”的失敗仍然沒有從這個世界中消失，因為這個名字并不活在歷史，而是活在資本主義機器的暴虐之中。
一個叫海因里希·伯爾的德國人在一篇名叫《假如沒有馬克思》的著名文章中寫道：“一部進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負義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撈取和享用好處，至于曾為好處所付出的代價連想也沒去想……沒有工人運動，沒有社會主義者，沒有他們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爾馬克思，當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還生活在半奴隸制的陰郁的狀態之中。”
曾經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活躍，并在美國留下他們足跡的那群被稱之為“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德國人以其無比深刻的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綜合批判幾乎破譯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而其最初的動力則是被那個罪惡世界刺痛的良知。
今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以遠遠超出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當初所看到的現象的廣度和深度蔓延。對森林的砍伐、對河流的污染、對威脅到人類生存的糧食的染指、對發展中國家資源的掠奪、因掠奪世界上的稀缺資源而發動的野蠻的戰爭、在中國虎跳峽上導演的對環境和文化遺產進行破壞和對當地村民進行驅趕的密謀……這一切就像錢敏汝所講的，都再次將資本的內在法則以只要人類的良知不滅便無法阻擋的形式送上了“歷史的法庭”。
在西方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的聲音正如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一個叫“黑豹”的搖滾樂隊所發出的“別去糟蹋”的強烈抗議。“我要張開臂膀，擋住無知瘋狂”的吼聲則以超越時空的形式在整個世界回響，并通過特定事件聚焦在中國一群為保護虎跳峽而簽名、并在2004年第六期《天涯》雜志上公開表明他們的態度的人的行動之中。在世界各地借助于強大的權力與資本的合謀而輾碎一切的資本主義機器的內在指令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規范權力只因政治經濟權力的保護才能夠避免人類的人性內在法則的消解。但是，它的滾雪球式的體系擴張注定會在它的不可避免的雪崩到來之前就同時無情地遭受到良知和理論的鞭撻。
與馬克思、伯爾、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一樣是德國人的羅伯特.庫爾茨的批判正象是我們站在這個文明與野蠻已經交融而無法涇渭分明地作出判斷的世界上對于現實無奈的審視和對于歷史沉痛的回眸。他從資本主義的發跡史到現在資本主義在全球深入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全面審視使他的歷史分析變成了一本資本主義對自己的罪行無法抵賴的控訴狀。
這個以抨擊在全世界所向披靡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而聞名并一直在資本主義的心臟戰斗的人物挖出了由“國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所共享的現代性背后所隱含的建立在抽象的勞動法則和資本的內在邏輯基礎之上的禍根，并將它們的分析變成了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的瘋狂和“國有社會主義”失敗的證據。正如馬爾庫塞運用精神分析方法所提出的“本能革命”那樣，他對資本的內在邏輯對于人的無意識指令的重新編碼并以一種固定的模式變成人們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所有可能性選擇的揭露打開了一個進入資本主義成功的密室的入口。這種深刻的洞察使其批判超越于意識形態之上而達至峰巔。
《資本主義黑皮書――市場經濟的終曲》1999年由德國艾.希博恩出版社出版，2003年7月被翻譯成中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但是，這本70萬字，穿行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人類學、生物學等多種學科之中，將康德、斯密、邊沁、葛蘭西、哈貝馬斯、達爾文等人不為人所知或重視的一些言論都作了批判性審視的著作一出版即已被人們遺忘。處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中國所獨具的資本法則的洗腦功能使權力與資本的歇斯底里變成了一個不適合于任何一種反抗聲音存在的場景。笨拙而野蠻的原始積累的模仿在社會斷層中變成了掌握稀缺資源的權力、資本、知識精英對于掠奪的合謀，這種“精英聯盟”正試圖扼殺任何一種真相并將所有的否定性力量驅逐出他們所建構的那個掠奪系統之中。
但是，也恰恰如此，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都沒有逃脫庫爾茨的深刻洞察：“市場與國家、私有資本與國家經濟、經濟要人與政治精英，無論從歷史或是社會結構的角度而言，這些對立面所體現的始終只是同一社會場域的兩極之間的緊張關系，這方面隨時有發生突變的可能。” 他再次強調：“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場意識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純粹表面性的對立上，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歷史性的圈套以及極權主義――自由主義利用自身的兩面性而做的一種變形游戲而已。”
問題已經在于，“私有資本與國家經濟、經濟要人與政治精英”之間的表面上的緊張關系已不僅僅是存在它們之間發生突變的可能，而是這種突變已經發生，并且正在模糊它們之間的界限。在中國，通往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赤裸裸地變成了一條權力所保證的搶劫之路，它在2004年的“郎旋風”事件中得到了最為生動的說明，從而使“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發出了絕望的怒吼的公眾眼中終于變成了一種最為無恥的搶劫理論。
庫爾茨以翔實的資料證明：不管“自由主義者”如何地美化西方的資本主義史，私有經濟背后都站著霍布斯語境中的那個巨形怪獸。在中國，簡直無法想像，沒有這個怪獸，沒有“經濟自由主義”故意制造的它與怪獸對立的幻覺以及它將底層民眾對于公正、平等、民主的渴求污蔑成要搞“平均主義”以及是“多數人暴政”的卑鄙伎倆，連右派諾齊克的“獲得正義”底線都不要的一系列搶劫又如何能在權力的主導中疾迅地推進。
按照既定社會經濟和制度模式思考的人永遠沒有超越于這個世界所給定的材料而發現另一個世界的可能。庫爾茨以一種并不令任何一個沒有被各種假象弄得頭暈目眩的人吃驚的方式說道：“作為偏離正統思想脫胎于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從根本上說受到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利益范疇的高度感染”，因此，“東方當初從一開始就不是另一種歷史選擇，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個更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半途而廢的版本而已。”
如今，這個版本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不得不向那個高級的版本回歸――而且是以最野蠻的方式向高級版本的低級形態回歸。不是另一種歷史選擇的歷史選擇所帶來的失敗抹殺了其他歷史選擇的可能性，全球因此沉浸在資本主義的狂歡中，從衣冠楚楚的紳士、腦滿腸肥的官員、陰險狡詐的政客，到派頭十足的白領、奴性十足的吹鼓手、斤斤計較的小市民，每個人都像被洗了腦一樣條件反射地一致將一種被強加的選擇模式當成了唯一的選擇。因此，拙劣版本改邪歸正而向高級版本的低級形態回歸的“唯一歷史選擇”的認定使中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對于西方的“羊吃人”時期的拙劣模仿所帶來的一切罪惡變成了一個似乎可以獲得合法性支持的歷史進程。
幾乎再沒有人敢否認像庫爾茨一樣可以由任何一個了解歷史和現實的人所發出的這種憤怒而絕望的聲音所表達的歷史真實：至少是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那架美妙的據說能奏出動聽的“自由”催眠曲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運轉離不開普遍的“大眾貧困”。庫爾茨引用瓦勒斯泰因（Wallerstein）對13－19世紀英國木匠的實際日工資的數據對比時發現：在19世紀的光輝燦爛的工業化時代，人們的生活水準剛好再次達到中世紀的鼎盛水平。當然，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終于再次幸運地達到“中世紀的生活水準”的人們沒有包括資本家和官員等社會強勢群體在內。
今天，在中國，這種對貧困的制造由體制內“改革”名義下的羞羞答答的（干部與職員）“拉開差距”到沿海地區的血汗工廠雇主與員工以幾十倍以上的收入差距，正一步一步地登峰造極。幾乎所有建立在扎實而可信的調查基礎上的統計都證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以上，并且幾乎沒有人不相信這種令人絕望的貧富懸殊已經埋下了社會危機的地雷。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4年一份關于民工短缺調查的資料：廣東等地發生民工荒的工廠工人每天勞動時間至少10－12小時，而每月工資僅有600－700元。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12年來，物價不知長了多少倍，但珠三角地區12年來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而這些處于奴隸狀態的勞動力所獲的微薄收入背后是由這些血汗工廠所支撐的城市的繁華和資本家與官員的一擲千金。像一本叫《中國農民調查》的書所揭露的農村的普遍赤貧一樣，血汗工廠的工人正以他們令人無法忍受的貧窮向這架野蠻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器注入他們的斑斑血淚。
資本所具有的自律運轉的機制決定了它為了自身可以冒一切風險，在權力的支撐下它更是勇氣倍增。它絞盡腦汁也要將勞動力作為原料投入到自己的運行中，并榨干他們最后的一點能量。為此，它可以將那些轟鳴的工廠變成“魔鬼的磨坊”。庫爾茨引用英國早期浪漫主義者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詩句將這種“工廠噩夢”形象地昭白于光天化日之下：“上帝的容顏/是否曾在陰云密布的門廳中顯現？/而耶路撒冷/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來？” [7]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不僅孩子，連殘疾人都被送入了這個人間地獄并進行永無盡頭的勞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所痛斥的那些罪惡和野蠻使這個“魔鬼的磨坊”所具有的魔鬼特征成為后世有良知的人一個痛苦的回憶，但它所具有的噩夢性質仍然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轟鳴進入了我們的時代。如今，這個“魔鬼的磨坊”搬到了中國，并開大馬力加速運轉。
魔鬼的存在若構成對自身的反諷，即意味著一種自我否定的心虛。因此，被視為沒有“與時俱進”的《包身工》雖然已經被官方從語文教材中撤下，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保證這個時代“包身工”的出現不是對這種無恥掩蓋的一記耳光。在中國大大小小的“魔鬼的磨坊”里被魔鬼拿皮鞭抽打給魔鬼推磨的人像他們中一個叫李昌明的貴州民工一樣一次次地發出了絕望的哀鳴：“這里的工作實在太苦了，每天拉著滿滿一車磚，一干就是十二三個小時。平時就吃熬白菜、米飯。我們實在撐不住了，可工頭不讓走。我親眼看見一個工人逃跑后被抓回來，被工頭拿鐵锨打得跪在地上直求饒。”（《北京娛樂信報》，2004年4月）
“跪地求饒”的最初動力逐漸被植入并與其它東西一起構成了資本統治的隱秘的暴政。因此，如果他們撐得住的話，只能像是庫爾茨所說的：完全失去了根基的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變賣自己，屈從于糟糕得難以形容的工作方式。只是，生活在我們時代的庫爾茨沒有想到，在中國，一個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即使不惜一切代價變賣自己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變賣自己的收入。中國建設部在2004年8月召開的一次“拖欠民工工資問題新聞發布會”承認：僅僅在建筑領域，2003年底以前所發生的已峻工工程的工資拖欠數額就達1756億。
這種明火執杖的拖欠已近乎搶劫，以致出現國家總理為民婦討工錢的怪事。而這些向魔鬼討回變賣自己的收入的人無一例外地都要付出大小不同的代價。2005年1月25日，一群民工在河南鄭州一個叫“紫東苑”的小區討要工錢被一百多暴徒毆打。2005年3月28日，《法制日報》以醒目的標題報道：“河南民工血案驚動國務院，百人揮刀砍向討薪民工”。
“魔鬼的磨坊”里的魔鬼永遠無法消除掉自己魔鬼的特征，但它要裝扮成天使。不管怎樣它都要以一種精巧的形式讓人們的被動屈服變成一種習慣性的屈服，最后變成人們的自發反應。在庫爾茨筆下，盧梭的“教育”思想和拉.梅特里的“人是機器”都具有培養資本主義法則的順民的功能。包括康德在內的啟蒙思想家，其思考都無法離開他所置身的現實所培養出的“現實主義”。
但是，在一開始只能將那些在“魔鬼的磨坊”里永無休止地推磨的人像裝進籠子一樣地進行監視。邊沁由此發明出了那個臭名昭著、并在米歇爾.福柯的《規訓與懲罰》里出現的“圓形監獄”。邊沁認為，他的“圓形監獄”“適用于將任何一類人置于監督之下的機構，特別是教養所、監獄、工場、手工作坊和工廠、貧民院、瘋人院、醫院和學校”（Bentham 1995/1791）。
在邊沁這位被德沃金稱為“只能給自由主義蒙羞”的“自由主義者”的偉大發明中，不僅瘋子，連貧民院里的窮人和工廠里的工人都像監獄里的犯人一樣成了囚犯。工廠成了監獄，工人成了被監視者，而監視者甚至可以躲在暗處進行監視。這個發明的“功利性”在于，它慢慢地在工人的被監視中通過內化而變成了他們的自我監視，這其中所節約的“成本”是難以計算的。只可惜，中國的資本家對于他們的偉大先驅的這項發明最多只是在進行拙劣的模仿，完全沒有學到它的精邃。他們的野蠻本性還未能領會具有紳士風度的、由真正的虛偽無恥所創造的“文明”！
“我用孩子的目光朝媽媽看去，她的腳長滿血泡，終日地站立著，我知道，她的雙腳永遠不會治愈”，美國著名的好萊塢導演弗蘭克.卡普拉對曾經給他以巨大心靈創傷的童年時代回憶道，“整天在橄欖油廠難聞的霧氣中站立著――每天10小時為每個星期10美元――用飛快的雙手把標簽貼到她從無盡無休的流水線上機械地拿起的罐頭上：罐頭，罐頭，罐頭，隨著咣當作響的鏈式傳動帶發出的女巫般的格格獰笑聲，丁零當郎、搖搖晃晃地駛過來……”（Capra，1992/1971）
庫爾茨在此仰天長嘆：“他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他母親在流水線旁被剝奪掉人的尊嚴”。但人的尊嚴早就被剝奪了，在暗無天日的血汗工廠中，在邊沁的“圓形監獄”中，在人已經被馴化成動物或變成機器的現代化工廠中。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歷史已經足夠將它的內在邏輯的指令植入人的無意識結構中，將人馴化成一只由它用香蕉引誘并進行控制的猴子。
不管怎樣，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已經通過它所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而讓普通人也分享到了一些他們付出巨大的代價并且通過長期不懈的斗爭才得到的甜頭。幾百年的時間已經夠久遠了，它早期的野蠻和罪惡在那些不夠敏感的心靈中已經激不起任何震蕩。但是，當罪惡以并不令人感到深深的刺激并且似乎可以在它所產生的那個體制內解決的時候，已經用社會所強加的那套思維模式思考而無法想像出另一種生活可能性的人仍然沒有忘記歷史的資格，因為正是決定自己的生活和命運的那套已泛化成社會政治機器的資本法則決定了歷史上的罪惡，以一些不同的形式將它帶進現在，并且還要融入未來。而且，資本主義的野蠻本性并不因它掠奪對象的變化、擴大或轉移而真的向人們叩響了天堂的大門，它的掠奪對象只不過是從本國的底層民眾更多地轉向了那些仍然有待發展，甚至極為貧窮的國家和地區。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摧枯拉朽背后不僅可以看到資本邏輯解構一切的魔力，更可以看到強大的政治和軍事機器所決定的強者說了算的叢林法則的無比靈活的發揮。因此，羅伯特. 庫爾茨對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跡史和罪惡史的全面考察與批判即使不能向人們提供一條擺脫罪惡的途徑，但也足以警示那些“沉溺于玩世不恭的現實主義的‘市場人’”不要在思維的“黑白不分”中導致心靈的“黑白不分”。人類的集體性記憶的沉寂只能讓人類在某個野蠻體系的自律擴張中無奈地迎來生存基礎的崩潰。
而在中國，我們還生活在羅伯特. 庫爾茨筆下似乎已經遙遠到只能記住一些碎片的年代，在這個年代，權力和資本勾結在一起不斷地表現出種種歇斯底里的癥狀。因此，一個“現實主義者”只能像羅伯特. 庫爾茨筆下的“市場人”那樣因“黑白不分”而任憑擺布。不任憑擺布的人或許更多的只能在行動中表現出馬爾庫塞式的悲壯和悲觀。但是，正如瓦爾特.本雅明以無比平靜的語氣說出的“正因為有了那些沒有希望的人，希望才給了我們”，當這個世界向黑暗飛速奔進時，我們需要向它的機體中注入越來越多的否定性力量。無論怎樣，羅伯特. 庫爾茨說的這句話都是一句至理名言：
“不因自身的力不從心而甘受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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