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管家？

孔誥烽 著 吳萬偉 譯

本文探討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中的兩難困境。

次貸危機和隨后出現的全球經濟衰退使得許多人在思考是否可能出現新的挑戰者來替代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主要玩家。[1] 因為美國和全球北方的金融危機根源于高債務負擔、低生產率和過度消費，人們很自然地把目光轉向它的對立面---東亞出口國家擁有的巨額美國外匯、高生產能力、高儲蓄率---來確定可能的候選對象。去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不久掀開了全球經濟衰退的序幕，已經有人宣稱東亞尤其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后勝利，美國評論家得出結論說2008年的大危機將是全球資本主義中心從美國轉向中國的催化劑。[2]

但是到了2009年春天，許多人已經認識到東亞經濟并不像外表那樣堅不可摧。雖然全球北方進口需求的大幅度萎縮導致亞洲出口國家的緊急迫降,美國證券市場的前景或者美元走出低谷的可能使得他們陷入兩難的尷尬處境，要么賣掉美元資產從而引發美元貶值，要么購買更多美元防止即刻的危機，但增加未來面臨危機的風險。去年中國四萬億刺激計劃推出的國家投資促進了中國以及亞洲貿易伙伴的經濟恢復，但引發的增長不大可能長久。中國經濟學家和政策顧問已經在擔心一旦經濟刺激的影響消退，中國將再次陷入衰退，因為美國消費者不可能短期內恢復消費需求。盡管一直有人談論中國有能力摧毀美元的儲蓄貨幣地位，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但中國及其鄰國在短期內除了增加美國債券，維持美國經濟的主導地位之外實在沒有多少其他選擇。

筆者在本文中將追蹤中國和東亞日益嚴重地依靠全球北方消費市場作為其經濟增長的來源，以及依靠美國金融工具作為其財富積累方式的歷史和社會根源。接著，筆者將評價未來終結這種依賴性的可能性，指出要創造更加自主的亞洲經濟秩序，中國將不得不把主要給沿海出口領域帶來利益并被既得利益者長久保持的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轉變為通過大規模的收入重新分配給農村和農業領域，依靠國內消費推動的增長模式。但是，如果不打破沿海都市精英對權力的控制，這種轉變是不可能的。

老虎和大雁

戰后日本和四小虎---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迅速崛起的故事是眾所周知的，這里不需要重復。但是如果他們充滿活力的崛起可以歸功于中央政府在指導寶貴資源流向戰略性工業領域的作用的話，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東亞的冷戰地緣政治是這些國家發展的前提條件。在冷戰時期東亞的冷戰實際上是熱戰。共產主義中國支持游擊隊、卷入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使得這個地區陷入永久的緊急狀態，華盛頓把東亞看作遏制共產主義擴張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考慮到其重要的亞洲盟友---日本和四小虎---太重要了不能失敗，美國為它們提供了大量金融和軍事援助來啟動和指導其工業增長，同時讓美國和歐洲市場對亞洲產品開放。這種銷往西方市場的條件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并沒有享有的優勢，如果沒有這些，亞洲經濟取得如此成功是不可思議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東亞的經濟快速增長遠不是什么“奇跡”。美國創造了它，作為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修筑對抗共產主義的既聽話又繁榮的防波堤的努力的一部分。這些經濟體決不是用來挑戰美國地緣政治利益和地緣經濟利益的，相反是幫助華盛頓實現其在該地區企圖的順從的小兄弟。

以日本為中心的生產網絡通過多層次的外包組織起來，亞洲出口商在價值鏈條中占據不同的位置，每個專門生產某級利潤程度和某級技術復雜性的產品。日本集中在附加值最高的商品，四小虎在中間產品，東南亞新興國家則專門生產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商品。這種著名的“雁行模式”形成了一個可靠的供應商的網絡，為第一世界提供范圍廣泛的消費品。

當1980年代冷戰的緊張關系開始松動后，美國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減稅措施和冷戰最后階段的軍事開支的暴漲，其經常項目賬戶和財政赤字已經大幅上升。然而，亞洲經濟不是掙脫美國霸權的軌道，反而通過為其飛漲的財政赤字提供金融支持加緊了和美國的聯系。東亞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一直伴隨著很低的國內消費水平。因此造成的貿易盈余和高儲蓄率使得這些國家能夠積累以大量外匯盈余的形式的金融資產。考慮到美國債券是全球金融市場上最安全的投資，大部分東亞出口者心甘情愿地用積累的現金購買獲利很低的美國債券，把自己變成美國的主要債權人。他們對美國經常性賬戶赤字提供金融支持刺激了美國對亞洲商品的胃口，進一步增加亞洲的貿易盈余，從而導致購買更多美國債券。這種相互增強的過程擴大了東亞市場和金融對美國的依賴，在美國霸權的逐漸衰落時幫助延長了其脆弱的繁榮。

從1980年代開始在90年代逐漸加速，中國的市場改革把它變成了后來的亞洲虎。許多人預測，因為其地緣政治獨立性和特別大的人口和經濟總量，中國將具有獨特的能力擺脫亞洲對美國的雙依賴。但是到現在為止，中國并沒有擺脫為美國提供廉價借貸和低成本商品的受制于人的命運。更糟糕的是，中國出口導向的壓抑私人消費的增長模式使得其市場和金融比從前的亞洲虎更加厲害地依靠美國。如果我們比較中國政治經濟的最重要方面和類似發展階段的鄰居的情況，就會發現中國模式基本上是早期東亞增長模式最極端形式的翻版。圖1顯示中國經濟的貿易依賴程度（通過出口總價值占GDP的百分比來計算）一直在增長中，達到了其他東亞經濟體從來沒有過的新高度。另一方面，中國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在經濟起飛時期的比例（見圖2）。正如表1顯示的，對中國來說，像從前的日本和東亞虎一樣，美國是唯一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出口導向的壓制私人消費的增長模式只是在最近才被作為整體的歐盟所超過。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首要亞洲供應商。

中國出口工業的急速擴張不僅解釋了驚人的經濟增長，而且通過擴大貿易盈余也增強了它的金融力量。正如圖3顯示的，中國外匯儲備現在遠遠超過了東亞鄰居。到現在為止，中國像其他出口者一樣把大部分儲蓄投資美國債券。到次貸危機前夕，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最大出口商，同時也是最大的債權人。為美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買單，維持其購買出口品的能力。（見圖4）。而中國的低成本出口品幫助美國降低了通貨膨脹，其大量購買美國債券幫助減少了其收益，也因此降低了美國利率。在這么做的時候，中國在最近一些年成為美國經濟活力的主要支持者。

農村危機

中國在過去30年形成東亞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的能力取決于全球形勢以及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首先，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經濟起飛剛好吻合1980年代以來開始的全球自由貿易的空前擴張。如果不是因為全球北方工業外包和后者持續對低成本制造品的渴求，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通過出口達到繁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如果和其他亞洲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的情況相比的話，中國特別的競爭力大部分是建立在制造業工資長期停滯的基礎上的。

許多人可能說中國的工資競爭力來源于其固定的匯率機制，它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貨幣的價值。其他人則認為中國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大軍使得它能夠比其他亞洲國家更長久地供應“無限的”勞動力。但是仔細考察后發現這兩種解釋都是不充分的。首先，正如圖5（下）顯示的，中國工資水平和鄰居的差別遠遠大于貨幣貶值所能給予的解釋。即使對照美元，人民幣元升值20-30%，中國工資依然遠遠低于其他國家。第二，人們普遍認為無限的勞動力供應是中國人口結構的天然現象，其實它是政府農業和農村政策的結果，有意或無意地讓農村破產，所以造成了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外出打工。

這些政策和低工資水平的關系可以通過對比中國和日本、韓國、臺灣的農村發展來顯示出來，這些地方在經濟起飛時期也擁有大量的農村人口和農業經濟。在戰后日本，執政的自民黨積極指導資源到農村，通過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農業發展金融，農業補貼和外國農產品關稅等措施。在韓國，樸正熙政權在1970年代初期發起“新村運動”(Saemaul Undong)，把大量財政資源投入農村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支持農業機械化，開辦農村教育機構和合作社。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把農村家庭收入從1970年代占城市人口67%提高到1974年的95%，基本上消除了城鄉差別。[3] 在臺灣，國民黨政府1960年代1970年代采取了類似的政策，特別努力地推動農業的工業化。結果造成的臺灣工業的分散化為農民提供了農閑時期在附近工廠做工，農忙時回家種地的機會，不需要完全拋棄農田移民到大城市。這幫助農村保留了相當數量的勞動力資源，促成更加平衡的城鄉經濟增長，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農村人均收入總是高于城市人均收入60%。在這樣的政策下，毫不奇怪的是，多余的農村人口迅速減少，制造業工資在這些國家迅速提高。

采取這些不同道路的原因是多樣的。在日本，農村選民對自民黨選舉成功的重要性解釋了它對農業發展的關注。對于韓國和臺灣右翼獨裁政權來說，推動農業和農村發展是把伴隨工業化而產生的社會動蕩降到最低的一個方法，也是消除左派勢力在農村的影響壯大的方法。同時也是在冷戰緊張狀態下確保糧食安全的關鍵措施。相反，中國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工業發展和日本韓國和臺灣相比更加不平衡。在過去20年，中國政府把投資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工業領域，尤其是沿海地區，農村和農業投資落自后面。國有銀行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工業發展上，農村金融基本上被忽略了。在過去20年，農村人均收入從啦沒有超過城市人均收入的40%。

這種向城市傾斜的做法至少部分是因為東南沿海地區城市工業精英占主導地位，在中國最初和全球經濟融合的時候出現的地區，因為出口增長使得金融資源和政治影響力進一步擴張，他們能更加熟練地影響中央的政策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傾斜。根據最近的評價，中共的“精英派”---主要由在沿海地區和貿易金融領域成長起來的高級干部組成---控制了中央政治局比對立的與內陸省份關系密切的“民粹派”更多的席位。雖然現在的國家元首胡錦濤是民粹派的首領，但一直是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任職的精英派首領習近平則超越胡的意中人當選為2012年接替胡的新領袖。[4] 他們的更大影響力確保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提高中國出口競爭力和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上而不是農村的發展上。根源于超級通貨膨脹和大城市生活水平下降的1989年城市動亂只能使得黨國在1990年代決心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確保城市地區的經濟繁榮。

這種城市偏見的結果和農村經濟相對停滯以及共存的農村地方政府財政緊缺有關。從1990年代以來，農業收入的惡化和農村集體工業的崩潰---在市場改革初期吸引大量勞動力的紅火的鄉鎮企業---迫使農村大量青年離開家鄉到城市打工，造成了導致農村嚴重社會危機的惡性循環。但是，中國的農業領域不僅被忽略，而且為了支持城市發展，它還遭到掠奪。最近的研究顯示在1978年到2000年，存在持久的從農業農村領域到城市工業領域的資源凈轉移，既通過財政政策（稅收和政府開支）和金融體制（通過儲蓄和貸款） [5] 這個趨勢的例外是城市經濟遭受暫時衰落比如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那幾年。（見下圖6）

中國偏向都市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持久的“無限”勞動力供應的根源，因此，工資長期停滯是其經濟奇跡的特征。這個模式也解釋了中國不斷增加的貿易盈余，不斷增長的全球金融力量。但這種發展戰略造成的低工資和農村生活水平限制了中國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加深了它對全球北方消費需求的依賴，使得發達國家越來越多地依靠從中國和其他亞洲出口者的大量借貸。因為亞洲其他出口商通過工業生產網絡的地方化已經融合進中國的出口引擎，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已經變成了整個東亞地區的弱點。

以中國為中心的依賴性

在1990年代，中國逐漸確立了生產各種技術層次出口商品的亞洲最具競爭力的出口商的地位。結果，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和最初的四小虎，連同馬來西亞和泰國等東南亞新興國家都面臨調整戰略的強大壓力。中國的競爭力誘惑許多出口商從亞洲其他地方遷移到中國。2001年的《經濟學家》報道了中國的鄰居對于其崛起產生的“警惕和絕望”：

日本、韓國、臺灣擔心其工業的“空洞化”，隨著工廠遷往成本低的中國。東南亞國家擔心貿易和投資流向的“轉移”，中國不是“飛”雁，因為它在同時生產簡單商品和復雜商品，既生產紙尿褲又生產微型芯片。它以能夠決定世界價格的規模生產涵蓋整個價值鏈的所有商品，因此東亞國家感到焦慮。如果中國在任何東西上都更有效率，還能給鄰居剩下什么來做呢？ [6]

理所當然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中國的鄰居竭力重新調整出口領域的結構以盡量減少和中國的正面競爭，并從其經濟增長中獲利。在從前東亞工業秩序下，每個經濟體出口某種特別的最終消費品。現在這些國家開始在往中國出口的商品中增加高附加值成分的比例（韓國和臺灣）和資本商品（日本）。

正如表2（下）顯示的，在過去10年，韓國、香港、臺灣對中國的出口已經超過他們對美國的出口，而來自日本新加坡對中國的出口迅速接近了他們向美國的出口比例。到2005年，亞洲區域主義以日本為中心的“雁行模式”已經被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網絡所取代，中國代表亞洲鄰居向全球北方出口最終消費品，其他國家為中國提供組裝所需的部件和機器。這個結構可以被看作以中國為頭目的一群仆人。中國帶領其他小兄弟為美國提供廉價的出口品，用辛辛苦苦賺來了積蓄資助美國購買這些商品。

東亞的區域融合比較好地反映在中國出口數據和鄰居數據起伏漲落的相關關系上。比如，亞洲從1997-98年金融危機中復蘇，日本在2000年后的重新增長至少部分歸功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吸收了他們的制造品部件和資本商品。當現有全球經濟危機開始出現，美國消費需求在2008年秋開始大幅度萎縮后，亞洲出口馬上下滑，而中國的出口在三個月后下滑到同樣的程度。這個時間差的起因是這樣一個事實，亞洲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中國預料到幾個月后美國和其他地方對于制成品的訂單下降而對部件和資本商品的訂單減少的應變量。中國發展模式的局限性---過份依靠西方消費和國內市場的疲軟的增長---不可避免地轉變成亞洲伙伴的弱點，使得所有這些經濟體都暴露在全球北方消費需求大幅度萎縮的危險面前。因此，重新平衡中國的發展不僅是維持其經濟增長持續性的需要，也是東亞作為融合的經濟聯盟的集體未來的需要。

重新平衡的障礙

中國和東亞政府使用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債券不僅是尋求所謂穩定和安全的回報，而且是資助美國加速的經常性賬戶赤字的有意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獲得美國對其出口品需求的持久增長。但赤字不能無限期擴張，最終將導致美元或者證券市場的崩潰或者利率的飆升，終結美國的消費狂歡。這不僅是對中國出口引擎的致命打擊，而且也通過使得其從前積蓄的投資大幅度貶值而削弱其全球金融力量。

在現有危機之前，中國政府已經實驗不同的方法將資產多樣化和增加外匯儲備的回報率。中國試圖投資外國股票和資助國有企業收購跨國公司，但幾乎所有的嘗試都令人尷尬地失敗了。這些與其說是投資決策失誤倒不如說是中國外匯儲備的超大規模的限制，這使得北京很難在不驚動全球市場的情況下購買或者出售其金融資產。與此同時，中國購買外國大公司仍然可能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引起民族主義的反彈。結果，中國的海外收購大部分是生意下滑迫切尋求購買者的公司。把持有的資產多樣化的障礙非常明顯地體現在屬于中國政府的電腦公司聯想集團2005年購買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個人電腦業務的沒有利潤的行動，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公司2007年投資黑石財團造成的巨額損失，2009年中國大型國有能源公司中國鋁業公司試圖大幅度增加澳大利亞最大的礦石公司力拓（Rio Tinto）的股票引起反華情緒的大爆發。中國儲備進口石油和其他商品來應對原材料價格上漲帶來的風險，當全球經濟下滑造成價格暴跌后也帶來巨大的損失。

除了把國家暴露在全球市場的變化無常外，中國的出口為主的模式也大幅度限制了消費。正如上文指出的，中國的出口競爭力是建立在工資的長期停滯基礎上的，這又是因為國家偏向城市的政策下農村危機的結果。不是和雇工分享大部分利潤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繁榮的出口領域把它的大部分盈余變成了企業的積累，現在成為國家儲蓄的大幅度增長。正如圖7（下）顯示的，從1990年代末期以來，總體工資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伴隨而來的是私有消費的下降。這些下降趨勢與公司利潤的上漲規模形成鮮明對比。雖然消費在絕對數上在上漲，但是其增長幅度遠遠低于投資增長。（見圖8，下）

私人消費的限制不僅讓也國內為主的企業難以消化庫存，而且讓許多外資企業感到失望，他們本來對中國龐大的市場潛力抱有很高的期望。雖然作為從日本、東南亞、巴西等地購買資本產品、工業品部件和自然資源的龐大購買者的地位已經建立起來，中國還沒有實現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的主要進口者的巨大潛力。《經濟學家》代表這些沮喪的外國投資者抱怨說“中國市場比預料的要小，培養起來所花費的時間更長，因為這么多外資企業加入進來，競爭可能更加激烈，外資如何在中國獲得可以接受的利潤呢？” [7] 同樣的，在談到中國人的汽車需求遠遠低于該領域的生產能力，《福布斯》雜志認識到“中國的競爭的加劇導致汽車生產商的生產能力過剩和利潤率的快速下降，大概在4-6%之間，和世界其他地方基本一致。” [8]

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總結中國發展是“不協調、不平衡、不穩定、不可持續的”， 重新平衡中國發展模式的嘗試早就開始了，胡錦濤及其民粹派盟友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從2005年就嘗試通過提高農民和城市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國內消費。這些嘗試的第一波包括了取消農業稅，提高政府采購農產品的價格。雖然這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措施決不是朝著正確方向的小步驟，但是它們的影響是短暫的。農業農村地區的稍微改善的條件減少了民工向城市的流動，隨后出現的沿海出口加工區的突然的用工荒和工資上漲，誘使許多經濟學家宣稱“劉易斯拐點”—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終結---終于到來了。 [9]

 
正如中國“無限的”勞動力供應更多是政策的后果而不是其發展的自然前提，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實際上是國家嘗試扭轉從前的偏向城市的嘗試的結果而不是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推動的過程。農民收入和工業工資同步增加是前所未有的，刺激了零售銷售額，甚至控制了通貨膨脹。（見圖9）但是政府剛一邁出朝向國內消費增長的第一步，沿海地區出口領域的既得利益者就大聲抱怨其惡化的前景了。他們要求補償性的政策來確保其競爭力，企圖遏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新措施的出臺，比如將提高工人賠償金，使得辭退變得更加困難的新勞動合同法以及人民幣管理下的升值。

當全球危機出現，中國的出口引擎熄火,中國2008年11月迅速啟動了四萬億的財政刺激一攬子方案（包括政府開支和國有銀行的目標貸款）。許多人最初稱贊這種大型干預做法作為加速重新平衡中國經濟朝向國內消費的寶貴機會，期待刺激方案將主要是社會開支---如資助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賬戶的---本來能進一步提高國民可支配收入，因而提高勞動階級購買力的。但實際上，刺激方案中只有不足20%被分配給社會開支，大部分資金進入本來已經受到產能過剩困擾的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如鋼鐵和水泥，國家最快速增長的鐵路系統的建設，而它的利潤率和利用率都是非常不確定的。[10] 沒有為社會福利機構或者中小企業提供多大幫助，這個刺激計劃只能產生非常有限的可支配收入和就業率的提高。更糟糕的是，中央政府似乎對出口領域的可能突然崩潰恐慌不已，從最初重新平衡努力上退卻，重新恢復了一些刺激出口的措施，如對出口企業的增值稅退稅，終止人民幣的升值。這些領域的生產企業甚至使用這個危機呼吁推遲2007年的新勞動合同法以維持其生存。 [11]

盡管其規模巨大，財政刺激方案很少能推動國內消費，因而也無法減少中國的出口依賴。雖然大量資金投向中國的西部省份來糾正沿海和內地的發展差距，但是刺激方案推動的大部分資本密集型、以都市為中心的增長實際上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和城市的兩極化（見表3）。盡管嚴重偏向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繼續，在2005年后縮小的城鄉收入增長的差距在刺激方案下將再次拉大。這等于約束了自2005年以來曾經幫助推動了國內消費微弱增長的相對提高農村生活水平的努力。

 
大量開支實際上做的是讓經濟在短期內因為政府領導的投資增加而繼續增長，同時等待出口市場的好轉。到了2009年夏天，數據顯示刺激方案已經成功地阻止了中國經濟的自由落體，形成了相當的反彈。但與此同時，2009年前7個月將近90%的GDP增長主要是貸款爆發和政府開支增加造成的固定資產投資推動的。[12] 這些投資的大部分是無效的和沒有利潤的（見表3）。如果出口市場的轉折點沒有及時到來，財政赤字、沒有效率的貸款和產能過剩的加劇將造成經濟在中期的更深層的下滑。用中國著名經濟學家的話說，這種超級刺激方案就像“飲鴆止渴”。[13]

前景

在過去20多年里，中國作為東亞生產網絡中的最后組裝者和出口商確定下來。它也獲得了美國最大債權人和擁有外匯最多的國家的地位，表現出成為世界工廠而且成為世界市場的潛力。因此，中國處于很好的地位來通過幫助亞洲和全球南方開辟新的區域，確立全球經濟秩序，擺脫對北方尤其是美國市場及其金融的依賴。

但是，中國的領導潛力遠遠沒有變成現實。迄今為止，中國借錢給美國推動它購買中國出口品的戰略只能加劇中國及其供應商對美國消費者及美國證券市場的依賴，使得它們在面對全球經濟的動蕩時變得更加脆弱。中國長期的出口競爭力扎根于讓農村破產，延長為沿海出口工業提供低成本勞動力無限供應時間的發展途徑。造成的不斷增加的貿易盈余可能提升中國的全球金融力量，體現在美國債券擁有量的擴張，但長期壓制工資增長限制中國消費能力的增長。現有的金融危機破壞了全球北方消費要求，增加了美國證券市場和美元崩潰的可能性，它已經是來遲了的驚醒呼叫，中國需要趕緊改弦易轍。

北京很清楚進一步積累外匯儲備是起反作用的。因為它增加了中國已經擁有的資產的風險或者促成轉變為風險更大的資產。政府也非常清楚需要減少國家的出口依賴，通過提高勞動階級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國內需求的增長。這樣的優先選擇的重新調整涉及到資源和政策傾向從沿海城市向農村內地的轉變，那里曠日持久的社會邊緣化和消費不足的現狀留下很多改進的空間。但是過去幾十年出口導向的發展扎根的既得利益集團使得這個轉變成為艱巨的任務。已經成為能夠影響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實施的強大利益集團的沿海省份官員和企業家迄今為止堅決反對任何這樣的變革。這個派別的中國精英集團是世界經濟的出口者和債權人，已經建立起與美國統治階級的象征性關系，美國集團則試圖確保美國公民作為世界消費者和債務人的生活水平，竭力維持其國內霸權地位。雖然太平洋兩岸的兩個精英團體偶爾爭吵，但是他們擁有共同的利益維持各自國內現狀以及當今世界經濟的不平等現狀。

除非存在根本性的政治變革改變沿海都市精英和代表農村草根利益的力量的權力平衡，中國將可能繼續勤勤懇懇地帶領其他亞洲出口者為美國服務，做美國的人質。盎格魯撒克遜權勢集團最近對亞洲伙伴表現出了更多的尊重，邀請中國成為“中美國”世界秩序或者“兩大國”的“利益相關者”。他們的意思是中國不要把船搖翻了，而是應該繼續幫助維持美國的經濟主宰（作為回報，美國或許更多考慮北京關于西藏和臺灣的擔憂）。這將使得華盛頓贏得寶貴的時間，通過債務資助的政府投資在綠色技術和其他方面的革新獲得對世界經濟新領域的控制，從而重新使它在綠色經濟中獲得霸權地位。這似乎恰恰是奧巴馬政府進行的賭博，作為其對全球危機和美國霸權衰落的長期反應。

如果中國要重新定位其發展模式，在國內消費和出口之間獲得更大的平衡，它就不能僅僅擺脫對美國崩潰的消費市場的依賴，增加風險極大的美國債券，而且有利于同樣渴望擺脫這種危險的亞洲其他經濟體。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他新興經濟體采取類似的重新定位和南南貿易進一步加深，他們就可能成為相互的消費者，推動全球南方獨立和平等的增長的新時代。但是，除非這個情況出現，否則在全球危機后，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從西方轉到東方，從北方轉到南方仍然是一廂情愿的愿望而已。

[1] 本文的初稿曾在2009年5月25-29日在馬德里大學（the Universidad Nómada）和雷納索菲婭藝術中心（the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舉辦的紀念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會議上宣讀。筆者感謝其他參加者的評論。

[2] See Roger Altman, ‘The Great Crash, 2008: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3] John Lie, ‘The St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Sufficiency: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9, no. 1, 1991, pp. 37–51.

[4] Cheng Li, ‘One Party, Two Coalitions in China’s Politics’, Brookings Institute, 16 August 2009.

[5] Huang Jikun, Scott Rozelle and Wang Honglin, ‘Fostering or Stripping Rural China: Moderniz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 Urban Capital Flow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44, no. 1, 2006, pp. 1–26.

[6] ‘A panda breaks the formation’, Economist, 25 August 2001.

[7] ‘A billion three, but not for me’, Economist, 18 March 2004.

[8] ‘Speed Bumps for Automakers in China, India’, Forbes, 26 March 2007.

[9] Cai Fang and Du Yang, eds, The China Population and Labor Yearbook, vol. 1, Leiden 2009.

[10] ‘四萬億內外’，《財經》2009年3月16日。

[11] 見‘就業形勢嚴峻，勞動合同法處境尷尬’,《財經》2009年1月4日。

[12] ‘中國gdp增長近90%由投資拉動’,《財經》2009年7月16日。

[13] 上海中歐國際商學院的許曉南（Xu Xiaonian），引自“中國經濟刺激計劃在“夏季達沃斯”上受到攻擊”, China Post, 13 September 2009.

作者簡介：

孔誥烽（hung ho-fung），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譯自：AMERICA’S HEAD SERVANT? hung ho-fung

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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