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晁晁
按：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此人最近連續發表文章，污蔑和抵毀社會主義公有制度，極力鼓吹所謂市場化改革的新體制，為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和造成中國社會危機的私有化改革開脫罪責。現本主對之一《中國問題目前的癥結》進行評論和批駁。如有不當之處，望大家批評指正。
吳敬璉說：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一步改革。
評論：何為新體制舊體制。勿庸置疑，新中國的建立就是新體制的建立，舊中國的滅亡就是舊體制的滅亡。新體制和舊體制的根本區別在于其先進性和沒落性上。社會主義新體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人民當家做主，這種體制符合并順應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代表先進。舊中國的舊體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地主資本家官僚買辦當家做主，人民是奴隸，這種體制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代表腐朽和沒落。在舊中國，中國人民曾在這種體制下受盡了剝削和壓迫，所以，資本主義私有制在中國不得民心，人民痛恨和反對這種剝削制度。對此問題吳敬璉竟然信口胡言，說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是舊體制，由他鼓吹和現行推行的市場化改革是新體制。吳敬璉的市場化改革的是什么呢？市場化改革就是取消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私有制。請問敬璉，所謂市場化改革就是全面私有化，恢復被新中國消滅了的舊中國的私有制，它究竟是新還是舊呢？是徹頭徹尾的舊體制。吳敬璉所標榜的新體制玩的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的鬼把戲，貼上改革的標簽搞的是復辟和倒退。
改革到底是什么，鄧小平對此說得很清楚：改革就是社會主義體制的一種完善。完善即是修整和補充，使體制更完整、更充實和更具有活力。吳敬璉把建國60年攔腰一斷分成前后30年新舊體制的說法違背了客觀現實和改革的含義，是極端錯誤的。改革是原事物基礎之上的東西，不能先于事物存在，沒有原事物原基礎便無從改革。然而這個原事物原基礎則就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化體制。30年來的改革開放正是在這個根基上開展起來的。對此鄧小平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一百年不動搖”，并將它寫進憲法，目的就是要保護社會主義公有化根基，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化制度不變。因此，凡脫離“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或把社會主義公有化體制作為舊體制的看法、認識和做法，都是錯誤的，是違背國家憲法的。既是改革，其完善和補充也必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事物是發展變化的，因此，改革從發展變化上說總需要對事物進行不斷的修整、完善和補充；事物發展變化不停止，改革就不能停止。所以總體上說這里并不存什么時間長和短的問題。而且改革也一定是一個局部的完善和補充過程，不能是全部的全面的，全部的全面就不叫改革，是徹底的推倒和推翻。這樣必然從根本上改變了原事物的性質。當然當今中國改革就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和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化體制不變這個總方針。公有制企業目前已不到30%就是實例。即使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也應占有50%，不能低于50%，低于50%就不該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叫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才對，才更合適（所有制決定社會性質）。然而中國目前情況正是這樣。而吳敬璉還是嫌這步子太慢了邁的太小了，時間拖得太長了，恨不一下子飛過去才好，把余下不足30%的國有企業也要統統改掉，一個不留，從而徹底走向資本主義。
改革既然是對原有體制的完善和補充，所以不管怎么說改革后其矛盾應該是越來越少，不能越來越多。如果說改革時間拖長了，也只能對應說，時間更充裕了而矛盾解決的更多和更徹底了，而不會矛盾越積累越多。除非改革沒有解決矛盾而是在制造矛盾，又制造了許多矛盾，否則不會出現矛盾越積累越多這種怪現象。然而事實上，社會矛盾也真的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大有對抗動蕩之勢。其一就是“既得利益者”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即兩極分化。要問吳敬璉，兩極分化這一矛盾是因改革速度造成的，還是因改革方向造成的。如要是速度造成的，速度為什么讓改革的利益在極少數人一邊，不在人民大眾一邊，它的原理性是什么？難道說兩極分化不是社會問題，不是階級利益問題，而是由改革速度引起的物理現象和物理問題嗎？如果說改革就是發展私有化（這些年除了搞私有化也沒干別的），而私有化就是變賣國有資產，變賣國有資產使極少數人成為“既得利益者”——0。4%的人占居了社會70%的財富，如此兩極分化程度遠高于有上百年資本主義歷史的國家，請問吳敬璉這個速度是慢了還是太快了。顯然是太快了。由此可見，吳敬璉所說的“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一步改革，”其實是個借口，是騙人的。事實上從這些年改革中看到，私有化改革的速度越快而產生的“既得利益者”也就越多，“既得利益者”所得的利益也就越多，而人民大眾失去的也就越多。沒有私有化改革他們什么利益都沒有。這一點人民現在已看得清清楚楚。
吳敬璉說：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這一點在中央決策層已經明確，并指出“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但要將改革深化推進，還需要有更切實、有力的措施。
評論：要說的還是前面說過的那句話：即使改革不徹底它也是改革，也是在解決矛盾，因此矛盾只能越來越少而不會越來越多。這和打仗一樣，即使我們沒有完全徹底全部干凈地消滅敵人，敵人也必然是越來越少，而絕不會越消滅越多。而吳敬璉對此的邏輯就是：就打仗而言，誰被消滅的人越多反過來誰的人就越來越多；就炒股票而言，誰賠的錢越多到后來誰的錢就越來越多。而且又在于速度和時間，速度快時間短則不會這樣，速度慢時間長就會這樣。吳敬璉所說的社會存在種種矛盾的根源在于改革不徹底和改革時間拖的太長，就如同此理。地道的鬼話。改革不徹底不是社會種種矛盾產生和越來越多的理由。
改革本身并無問題，社會也需要改革，中國人民和社會左翼力量堅定不移地支持改革。但問題是怎么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們改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應在哪里。這是改革問題的性質所在。因此，改革徹底和不徹底它只能立足于改革的目的和方向上進行考量：偏離改革目的和方向的“不徹底”是好事不是壞事。這個“不徹底”是應該的，需要的，并越“不徹底”越好。反之偏離改革目的和方向的“徹底的”是壞事不是好事。這個“徹底的”是不應該的，不需要的，并越“徹底的”越壞。現在需要審視的正是這個改革方向問題。鄧小平曾經明確說過，改革如果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出現了兩極分化，就走了邪路，改革就失去了意義，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此話精練，即可成為檢驗改革成功與失敗的標準。按此標準，在當今中國社會兩極分化、道德淪喪、信仰丟失、環境污染、資源枯竭、官商勾結、黑社會橫行、黃賭毒泛濫成災等事實面前，有誰能說有誰敢說這個改革是成功的。面對這些種種惡劣問題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改革和糾正錯誤嗎？我們希望改革成功，但改革成功不是說出來吹出來的，它需要實實在在的好的成果和事實，這些好的成果和事實必須要讓人民得到。這才是改革的成功，反之就是失敗，承認和不承認事實上都是失敗。是站在最廣大人民一邊，還是站在極少數既得利益者一邊，決定我們的看法和認識。吳敬璉的立場和觀點是錯的，他沒有站在人民大眾一邊，所以他說改革是成功的，并要堅定不移地把私有化改革進行到底。反問吳敬璉，改革的成功即是這等模樣，那改革不成功又是何等模樣，請給我們勾畫出一個改革不成功的圖樣來，讓人民有所比較，然后再喊你的私有化改革和成功萬歲不遲。然而事實牢牢擺在這里，還用得著去畫嗎？
不管中央作出什么樣的決策，它都應該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這話沒錯，但它一定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我們現在走的路是不是正確的。如果我們走的路不正確，是錯的，那“停頓和倒退”就是出路。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社會出現了種種矛盾，這不能不讓我們冷靜下來反思改革和糾正錯誤，反思改革和糾正錯誤不是“停頓和倒退”而是進步，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工作。在此不妨讓我們重溫一下著名的“摸論”，或許能從中受到新的感悟和啟發。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論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如不是一句俗語會有人把它寫進憲法和黨章，但此論的原理性和實效性究竟在哪里呢？“摸著石頭過河”是告戒中國改革要趟著來，趟著來就是摸摸走走，走走摸摸，摸對了就走一步，摸不對就停下，走錯了就回來。這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是“搬著石頭過河”，也不是扎猛子。搬著石頭過河是“笨蛋”，不知好
資改派現已在水下發出警報：目前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大阻力和壓力，步履蹣跚行進艱難，但要咬牙挺住，打“攻堅戰”，深化改革。說到了“深水區”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那令人恐怖的“深水炸彈”，資改派要玩命了，跟誰玩命，跟人民玩命。“通鋼事件”就是一例。但不幸，那個總經理被人民一陣拳腳的“深水炸彈”炸死了。死就死了，以身試“彈”炸死活該。吳大官人也想伸手一試吧，當回“西門慶”，莫不是“王婆”出馬一個頂倆？但結果想必也同樣是一個“血濺獅子樓”。告訴吳敬璉，忽悠人民是罪過，忽悠自己的同類也是罪過，定要明知。其實，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本身就犯了大忌，祖師爺“摸著石頭過河”的偉大現實意義就在于它禁止勿入“深水區”，勿入了“深水區”就意味著偏離了“過河”的正確方向和初衷。是戰略和戰術上的錯誤。所以，中國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就意味著它已偏離了正確方向。進入“深水區”就如同把整個部隊帶入了“敵人”的雷區，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錯誤導向。對危險此地要繞道而行，切莫勿入，這是一個聰明的帶路人。然而中國資改派“軍事家的不是，戰略戰術的不懂。”他們是以自己撈取好處為戰略，以如何能撈取最大的好處為戰術；淺灘資源已撈取一空，要想吃到更大的魚他們必須向深海進發。這就是他們不顧風險進入“深水區”作戰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因此，目前中國改革的出路就在于反省改革和糾正錯誤，退出“深水區”。只要從改革的泥潭中走出來，哪怕是連滾帶爬，哪怕是“停頓和倒退”都是正確的。對此資改派不會反省，吳敬璉不會反省，但是人民已經開始反省了，人民已經不再相信他們的了，不然這里哪來的“深水區”和令人恐怖的“深水炸彈”呢？！——“深水區”就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深水炸彈”就是人民保護國家資源的銳利武器。告訴吳敬璉，“深水區”深不可測，“深水炸彈”當量極大，數量是供大于求，請好自為之。
吳敬璉說：由于實行“雙軌制”的社會存在法治的市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發展前途，于是，近年來就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例如，當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放開，商品市場尋租的可能性大幅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占有支配地位。
評論：“商品價格放開”可以抑制腐敗，說明腐敗與商品價格有著必然關聯，如此中國社會腐敗的原因是因為商品價格沒有放開。這是吳敬璉的一大發現。問吳敬璉，現在商品價格放開沒有，哪些商品價格還沒有放開，為什么腐敗現在愈演愈烈，莫不是腐敗只存在于商品價格沒有放開的經濟領域，“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占有支配地位”的依據是什么？問吳敬璉，教育、司法、軍隊等部門與商品價格和價格放不放開有什么關系，為什么這些地方也出現腐敗，也是徹底腐敗。告訴吳敬璉，中國社會腐敗或是說中國社會的大腐敗、全面腐敗正是從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的。正是由你所說的”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后開始的。這是事實。道理是：私有化是腐敗之源。快速私有化必然導致快速腐敗，全面私有化必然導致全面腐敗。固然中國社會腐敗的原因很多，但私有化是它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這上點從現在或從舊中國的蔣介石那都已證明的了。
吳敬璉說：又如，當世紀之交包括大量“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在內的中小企業實現“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時，雖然出現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為，滿意的聲音仍然占有優勢。反之，當進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礙，比如說國有壟斷企業的改革停頓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說推行了所謂“斯托雷平式”的權貴私有化時，就會造成腐敗活動猖獗，貧富差別進一步擴大的態勢。
評論：在之前本主從心敬重吳老先生，他是經濟學家，學術方面有所建樹。但看了他的幾篇文章后便改變了先前看法：在經濟方面吳先生不僅沒有悟性而且文風也是極差。上面的論述他只顧硬說而沒有跟隨一條讓人信服的依據。那個年代中國沿海地區主要城市本主都曾去過，對此有所了解，可以說當初這些地區經濟的大發展不是靠什么正經合法生意，主要靠走私和制造假冒商品發展起來的。由于當地政策極為寬松，使這些地區成為全國走私和假冒商品的集散地，由此又帶動了當地“黃賭毒”相關產業的興旺發達。這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而且這些地區不當的經濟發展對內地企業造成了極大的惡性沖擊。要說這與“放小”改制有什么關系，就是那些被私有化的企業在當時成為了走私和制造假冒商品的骨干力量和急先鋒。再說“促成了沿海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時。。。。。。滿意的聲音仍然占有優勢，”它不能代表全國。即是當地也代表不了。當地兩極分化現象也是極其嚴重，鄉下農村經濟沒有什么發展，農民沒有富裕。“斯托雷平式”的權貴私有化是一個什么概念？弄得神兮兮的，顯得高深？是文風極差的一種表現。
對此網友江西李建軍說：又在說謊！所謂的“蘇南模式”，是集體經濟為主體的模式，而“溫州模式”才是私有經濟為主體的模式。人民對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為代表的“蘇南模式”滿意，是對公有公正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滿意，不是對“放小”、開門納竊賊、飼養更多的腐敗分子的竊賊式私有化改革的滿意。。。。。。吉林通鋼，無產階級反抗官商勾結化公為私的“改革”“停頓”了，腐敗更猖獗了嗎？人民回答是腐敗被制止了、人民的公有財富被保護了，竊賊沒有得逞，資產階級沒有暴富，貧富差距沒有擴大。相反，吳某人盼望的公有企業全面私有化改革后，竊賊權貴、竊賊資本家將進一步暴富，人民將進一步遭難！制止腐敗的根本的措施是狙擊竊賊式私有化、創建公有公正、恢復底層無產階級獨享的監督當權派和剝削階級的四大自由！
吳敬璉說：面對這種形勢，提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
評論：把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歸為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造成的。但怎樣才能使市場化經濟改革完全到位，吳敬璉沒有指出要點和方向，他有意含糊著，含蓄著，不便太露骨，按其理念就是實行全面私有化——全面私有化“市場化經濟改革”就完全到位了。如此“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就可以消失，可以解決。我們知道，現階段中國當務之急是反思改革和糾正錯誤，平衡社會各種矛盾關系，防止矛盾進一步尖銳化，以免出現社會大的動蕩。如不這樣矛盾問題就得不到解決，會隨時引爆“深水炸彈”，于此“通鋼事件”、“林鋼事件”、“翁安事件”、“新疆75事件”就會層出不窮。什么安定團結，什么和諧社會，什么保民生保穩定通通成了空話。由改革所引起的社會種種矛盾在沒有解決之前，改革每深入一步矛盾激化程度就會加深一步，惡化一步，直至暴發，這一點沒有疑義。吳敬璉提到政治改革問題。其實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與當年紅軍長征路上“遵義會議”一樣，在黨和紅軍生死存亡面前，軍事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解決軍事問題就解決政治問題。現在無論從國際政治和經濟上看還是從國內矛盾上看，黨和國家無疑又面臨著一次生死決擇。因此，我們現在應該首先解決的就是中國改革的方向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就會重新渙發出青春，沖出險關，蓬勃向上。這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目前中國老百姓所看到所體驗到和所擔憂的也正是這個問題。
資改派把中國改革領進了不該勿入的“深水區”，當不當正不正地把它掛在那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除了苦苦掙扎而別無它法。在大腦極度缺氧下資改派想出了兩招：一是“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不然美國死中國也死，美國先死中國后死，是腳前腳后的問題不是死不死的問題。此觀點一出立即遭到中國左翼力量的猛烈抨擊，但無濟于事。資改派心向美國。就在拱手送去美鈔和簽署大筆訂單后，隨之腦門子上迎來了美國掄下的“輪胎特保案”大棒，錘得兩眼“金星閃爍”，不知南北。二是呼吁緊急輸入政治氧氣，要求“政治改革”。鬼知道當下中國怎么樣進行政治改革，吳敬璉知道但他就是不說，是不好說，是要求全面西化，多黨執政，如不是這些東西政體究竟如何去改。對此網友江西李建軍說：“由于吳某人的市場化，是去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定語的市場化，繼續搞私有化改革，將把中國引向災難！如果全面私有化，無產階級經濟基礎將全面崩潰，無產階級不僅在經濟上全面退出，政治上也全面讓位于資產階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上全面被剝削，政治上就全面被專政。”原來如此，吳敬璉所要求全面私有化下的政治改革是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是與私有化經濟基礎全面配套的政體改革，這種改革只能是共產黨讓出權力，在政治上實行全面西化。就是這點破事《08憲章》已早有宣言，吳敬璉卻羞羞答答的繞來繞去不敢直說，有失大家風范。
吳敬璉說：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決方法，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極“左”路線支配下的舊體制去。一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諉過于市場化改革，將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極現象的正當不滿，南轅北轍地引向反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輪改革大辨論。改革開放30年來，類似的爭論已經有過多次。例如，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進行過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又進行過一次，2004年－2006年已經是第三次。這次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究竟是一條應當堅持的正確路線，還是一條應當否定的錯誤路線？
評論：真理怕辯論嗎？真理不怕辯論，真理越辯越明。當改革出現了種種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反而變得越加猖獗的時，對于改革者來說本身應該對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方式、方法等問題進行認真的反省和思考，從中找出病根并著手解決。你不思考反省人民就要提醒你思考反省，你不會思考反省人民就要幫助你思考反省，只要你思考反省了人民就高興了，這是多么好的人民呵，難道這有什么不對嗎？中國改革是中國人民之事，不能把人民拋出在外而想咋改就咋改。改革的目的是國富民強，讓大多數人受益共同富裕，不能只讓你們精英少數人受益。為了辯明真理沒有什么東西不可以探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人民有權力在實踐的基礎上探討真理，人民有權力對改革的方方面面提出種種置疑，人民有權力指出和指責你們的無能和錯誤，人民有權力和你們進行評理和辯論。不是口口聲聲的要民主嗎？這不就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嗎？真正的民主到來了你們反而害怕了，搞什么不爭論不辯論，莫不是心里有鬼，心里沒鬼為什么不敢把問題擺在桌面上進行爭論和探討呢。難道你們害怕人民不成？
你們確實害怕人民，因為從改革一開始你們就沒有為人民著想，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傷害了人民的感情。吳敬璉例舉了改革以來的幾次大辯論，說是左翼人士挑起的，意為沒事找事，辯論的不必要也不應該。吳老先生你太霸道了，哪怕你們判了人民死罪，人民在法庭上還有申訴權力和機會，況且改革是打著人民的旗號。不是辯論多了，而是辯論少了，現在到了人民說話的時候了，以前辯論是黨內少數人，人民沒有參與，現在人民參與了，是人民和你們辯論，你們辯也得辯，不辯也得辯，如果膽敢硬來人民會用鐵拳回應。通鋼工人就是這么干的，干得好極了。人民從不反對改革，人民支持改革，人民寧愿買斷下崗失業也支持改革。中國幾千萬下崗失業工人就是鐵證。他們現在是怎樣的生活，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養不起老、結不起婚的正是他們。在殘酷的現實生活面前人民開始清楚了，覺醒了，人民反對和不再支持損害人民和國家利益的竊賊式私有化改革，人民不希望為了極少數人利益和所謂GDP而付出社會兩極分化、道德淪喪、信仰丟失、環境污染、資源枯竭、官商勾結、黑社會橫行、黃賭毒泛濫成災等這樣要花幾代人都無法挽回的沉重代價。
吳敬璉說：在這場爭論中，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發表講演，印發書刊，組織“學習”，重彈他們在1989年--1991年大爭論中唱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舊調，指責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他們把中國改革說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責改革的領導人是“背叛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走資派”和“資改派”； “一是經濟上繼續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繼續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沒有階級性和革命性的口號和主張，例如什么‘以人為本’‘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等”；“三是在外交上繼續實行投降妥協的路線”；“根本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了”，“反而跟著帝國主義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是什么‘恐怖主義組織’‘破壞穩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開放在制度上肯定下來，培養了一些親美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還攻擊說，當前醫療、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兩極分化乃至礦難頻發等問題，都是由這種市場化的“資改路線”造成的。”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極力鼓吹，目前我們遇到的種種社會經濟問題，從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等都是由市場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動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重舉“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來一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實現“對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對中國現狀所作的這些主張，不論就他們的“診斷”，還是就他們的“處方”來說，都是不正確的。
評論：吳敬璉哭訴著人民對他們的揭露和批判，顯得很冤屈，并象告狀似例出了條條“罪狀”。然而這些條條“罪狀”大都是對的，說到了問題的要害。下面我們例舉一些事實，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所謂市場化改革給中國社會所帶來的種種危害。
1，中國醫療公平性全球倒數第四。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對成員國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性的評估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88位，在191個成員國中排倒數第4位。有數據還顯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應該到門診看病、30%的人應該住院，但他們卻因各種原因得不到救治。
2，中國現階段大學學費是世界最高。英國《觀察家報》的報道，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為學費開支最昂貴的國家，學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為8930英鎊。從絕對數字上看，日本的學費是世界最高。但以人均gdp算，中國僅在1000美元上下，日本超過3.1萬美元，是我們31倍。從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萬元僅相當于我國居民支付3550元！我國現階段大學費用支出，包含學費、住宿費等所有開支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有的光學費每年就超過1萬元。也就是說從支付能力看，中國現階段大學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還應該考慮到，從人均數萬美元收入里支付11萬元人民幣跟從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綽綽有余，后者可能連養命錢都不保。更何況我們現在 8億農民每年人均年純收入遠不到3000元。
3，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報告指出，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實物補貼，比如城鎮居民很多享受公費醫療，而農村居民卻沒有這種待遇。城鎮的中小學能夠獲得國家大量財政補貼，而農村學校得到的補貼非常少，農民還要集資辦學。城鎮居民享受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救濟，這些對于農村居民來說卻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估計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4，中國稅務負擔全球第二。在2005年《福布斯》發布的“全球2005稅務負擔指數報告”中，中國被列為第二位。
5，中國“清廉指數”排名全球第71位。總部位于德國柏林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internationa
6，中國環境可持續指數144個國家地區中僅排名133位。2005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正式對外發布的評估世界各國(地區)環境質量的“環境可持續指數”(esi)顯示，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位列第133位。
7，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在向人大常委會作“關于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的說明”時公開披露，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去年公布的報告，在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排名中，中國有包括北京在內的七個，山西省的太原市名列第一，是世界上空氣污染最重的城市。當前中國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去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高達2100萬噸，煙塵排放量1400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1300萬噸，是世界上大氣污染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實行環境統計的300個中國城市當中，70%處于或超過大氣環境質量三級標準，目前中國已有七成城市不適合居住。
8，中國的礦難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作為世界最大的產煤國，2004年，我國共產煤16.6億噸，占世界33.2%，但是全國的礦難死亡人數是6027人，占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
9，中國為全球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殺人數則占世界自殺人數的四分之一，為全球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根據衛生部2003年發布的統計數字，我國每年至少有25萬人死于自殺，有200萬人自殺未遂。而專業研究機構根據文獻和調查結果推算出來的數字比這還要高。在中國，自殺是人口死亡的第五大死因；而在15-34歲的人群中，自殺是首位死因。
10，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政治和行政問題專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剛建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說，行政審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使政府機構設置臃腫，人員增加，不僅直接導致政府行政成本最高。
11，中國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有數量最龐大的剩余勞動力，人口負擔是將長期困繞中國的社會問題和沉重負擔。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數量最多的國家，我國15歲以上人口中，有1.8億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15.88。
篇幅有限只例舉這些，象這樣在世界上“出類拔翠”的實例還有很多很多，如“黃賭毒黑”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高房價也是世界無人能比的。對照一下吳敬璉哭訴的這些條條“罪狀”，哪一條和市場化改革沒有直接關系呢？
關于“對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是個敏感話題，既然吳敬璉把它擺到了桌面，也不妨說上幾句。首先說吳敬璉是承認有階級的，因他提出了中國有“權貴資本主義”這一問題，無疑這就是階級。因此，至于誰對誰專政以及該不該專政則是第二問題。問吳敬璉，大部原國企工人下崗失業這是誰對誰的專政？人民又重新受到資本家和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壓迫這是誰對誰的專政？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沒有了工人和農民這是誰對誰的專政？老百姓利益受到損害而上告無門這是誰對誰的專政？不讓老百姓說話、對資改派所做所為不許提出置疑和批評這是誰對誰的專政？剝奪左翼進步力量話語權這是誰對誰的專政？可以任意攻擊和污蔑黨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是誰對誰的專政？等等。現在不是吳敬璉承認不承認有什么專政問題，而是黨內外資產階級已經對人民進行了全面專政。經濟上實施的剝削和壓迫就是專政，政治上剝奪話語權就是專政，精英治國文匪當道就是專政。所以，吳敬璉反對和不允許“對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但他不反對黨內外資產階級對人民進行專政。現在人民大眾所處境地和現狀不正是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反面嗎？上述事實如不代表資產階級對人民大眾的專政，難道那是黨內外資階級對人民大眾的大恩大德和菩薩般心腸的關心和愛護嗎？莫不是讓人民大眾當了鬼也不要放過他們，感謝他們的八輩祖宗？
吳敬璉說：以貧富分化為例。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宣傳說，贊成市場取向改革的人們主張擴大貧富差距，而市場化改革也正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中國收入差距過大，正是一批主張改革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漸引起社會注意的。問題的焦點在于，中國社會中的貧富分化加劇的原因何在，解決這一問題的著力點又應當在哪里。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斷言，這是由市場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們主張把矛頭對準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勤于勞動、善于經營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們，以便拉平他們和低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主張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的人們則認為，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會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級黨政機關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力，能夠接近這種權力的人就可以憑借這種權力靠尋租活動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業的行業壟斷所造成。根據這種分析，縮小貧富差距的著力點應當是通過推進市場化改革，挖掉尋租活動的基礎，打破對競爭性領域的行業壟斷，堅決打擊“權力攪買賣”的腐敗行為。
評論：笑話。改革的主張者即應是改革的主導者，事實也是，不是非改革主張者主導改革。中國改革就是在它的主張者和主導者推動下進行和發展的。事實上“主張改革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無一不是改革主導者之成員，并是重要成員。如吳敬璉，厲以寧，成思危等人就是。因此中國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與市場化改革有關，與這些重要成員和干將的錯誤主張及錯誤做法也是有關。鄧小平主張改革，是中國改革主張者和主導者之領袖。動聽浪漫的中國改革之“春天的故事”就源于此。在20世紀90年代他開始擔憂中國的兩極分化問題。他曾說：改革如果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出現了兩極分化，就走了邪路，改革失去了意義，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近20年過去了，中國現在怎么樣，兩極分化問題解決了嗎，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要比那時嚴重的多得多。為什么會這樣，根本的一條就是路線錯了。路線錯了一切皆錯。為了既得利益“開左燈向右轉”是資改派貫用的伎倆和拿手好戲。鄧小平他老人家現在要是能從大海中走來，看到當前社會如此情景他又會怎么說？對照上面的話他會說：出現了資產階級，出現了兩極分化，沒有了公有制主體，走了邪路子嘍，是啥子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嘛！鄧小平理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指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一百年不動搖”是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然而中國資改派的所做所為完全違背了“四項基本原則”，違背了國家憲法。中國資改派連自己祖師爺的教誨也敢公然違背，真太流氓了，不孝子孫，大逆不道。
私有化就是剝削，剝削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吳老先生不要再狡辯了，狡辯也沒用，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就是市場化改革即私有化造成的，改革前30年中國社會沒有出現兩極分化是因為沒有搞私有化，毛主席不讓搞，如果搞了中國社會也早就出現兩極分化了，不用等到現在。這就是原理。
說吳敬璉的文風極差一點不過，文風最差的表現莫過于造謠。問吳敬璉，“主張把矛頭對準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勤于勞動、善于經營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們”這話的根據是什么，它是誰說的，在何時何地說的，哪些人是“勤于勞動、善于經營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們”，這樣的人在目前中國有多少。吳敬璉在造謠。中國人民歷來是敬富愛富而不恨富仇富，中國人民恨的仇的是那些欺壓百姓的貪官污吏。中國左翼力量始終力舉“勤于勞動、善于經營”發家致富這一主張。但在精英文匪貪官污吏當道之下，靠“勤于勞動、善于經營”發家致富比蹬天都難。僅當道者的“同盟軍”黑社會這只非正規部隊就可以致勤勞致富者于死地。中國有少勤勞致富者最終被黑社會逼得企業破產倒閉，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目前中國早已失去安居樂業的生態環境了。國慶期間北京超市菜刀全部下架就是說明。再說，中國貪官和買辦官僚遍地皆是，那個“權貴資本主義”里面還要有大批大批的成員，這些人的不義之財只要少了那么一點而回歸到人民手里，中國貧富差距就會小了許多，犯得上對準連鬼都不知道的“勤于勞動、善于經營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們”嗎？現在重慶那邊已公開打倒了一批，里面好象沒有這樣人材。如果全國都能象重慶那樣，問題也就好解決了。人民是勞動者，所以人民不反對的勞動者，人民反對是那些不勞而獲的剝削者，象資改派這樣的“既得利益者”。吳敬璉作為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和國務院官員，竟然如此無中生有，造謠蠱眾，實屬不該。其實他所說的“勤于勞動、善于經營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們”是意指他們自己，但他們不是。
吳敬璉從開始的速度問題現在又說到了機會問題：“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會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級黨政機關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力，能夠接近這種權力的人就可以憑借這種權力靠尋租活動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業的行業壟斷所造成。”笑話，有私有化在，有人吃人的剝削制度在，機會怎能平等。他所說的各級黨政機關有支配資源的權力的人，其實正是黨內走資派和資改派。大權力者是大走資派，大資改派；小權力者是小走資派，小資改派，其它是嘍嘍。一個個團伙，一個個山頭，一個個幫派，這種大大小小的群帶體系帶著罪惡高效的運轉，通吃天下。“有錢大家賺”，它們之間尋求利益和機會的平等，在利益上永遠不會有老百姓的機會。有了老百姓的機會他們吃啥喝啥貪啥占啥偷啥搶啥。道理就是如此簡單。總之，有走資派在，有資改派在，有漢奸在，就永遠也不會有中國老百姓發家致富的機會，中國老百姓永遠擺脫不掉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的歷史命運。
吳敬璉說：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于經濟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強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強政府及其官員不受約束的“專政”權力，不正是強化腐敗的制度基礎，和他們所宣稱的目標南其轅而北其轍嗎？這樣，雖然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和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某種優勢。在對醫療、教育、住房以及國企改革等具體問題的討論中，通過蒙蔽蠱惑大眾，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一當他們亮明底牌，即扭轉歷史車輪，回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災難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的時候，那些雖然對于改革開放的某些具體做法和中國社會的現狀懷有意見，但能夠理性思考問題、并不反對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們，也就離他們而去了。
評論：對此要說：一、中國左翼力量強調國有企業的地位，是強調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從中也是強調人民大眾當家做主的權力和地位。這完全符合國家憲法。二、“意識形態領域的某種優勢”，即是國家憲法和黨章以及毛澤東思想，這是人民大眾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有力武器。三、不是“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是因為你們對外賣國對內剝削，所以，人民開始反對你們。四、不是“蒙蔽蠱惑大眾，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是因為你們做的太次，哪怕做的好一點點，人民就不會如此痛恨你們。五、人民創造歷史，歷史車輪由人民推動，所以，歷史車輪前進的方向由人民選擇。六、現在中國左翼力量越來越大，這是人民開始覺醒的標志，中國左翼力量始終站人民大眾一邊。七、附：“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災難的舊路線和舊體制”部分成果表。改革30年來，象這樣的成果一件也沒搞出來。為了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中國需要這樣的“災難”。
新中國于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顆原子彈
1967年爆炸成功第一顆氫彈
1970年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
1975年發射成功了第一枚洲際導彈“二彈一星”
1965年研制成功人工合牛胰島素
1971年研制成功復方蒿甲醚
1975年研制成功雜交水稻
1978年研制成功漢字激光照排－－四大新發明
以上八大成果完成時間：1960-1978年，共計18年
此外，1959成功發現并開采了我國第一個世界級大油田-大慶油田
1971年，第一艘萬噸巨輪下水
1975年中國人90％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教育
1975年中國人均壽命達到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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