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認為，不是人們的觀念支配著現實生活，而是現實生活歸根到底制約著觀念及其變化。人們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東西，因此，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人類必須的資源的資料，即生產物質本身。為了從事這些活動，人們還需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確立人的類生產（即繁衍后代）的關系。只有在這些活動的基礎上，人們才有條件來探討意義和觀念的問題。據此，只有先了解當代中國工人階級以衣、食、住及其他東西為主要內容的現實生存狀況，才有可能進而了解工人階級內部關系狀況及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或階層的關系，也才能進而科學分析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價值取向、思想狀況、文化心態等一切有意義和觀念方面的問題。
近20余年來，我國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水平確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這是無庸置疑的客觀事實，但對之又不宜估價過高，而應實事求是地看到，當代中國有相當部分工人群眾處于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狀況，其現實生存處境實在令人堪憂。而與普通工人勞動群眾的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20余年來現實社會生活中驟然形成了一個暴富群體。當普通工人勞動群眾不僅為自身生存，而且還要為其家庭購房、子女就學、購房等問題而憂愁的時候，在上海，紫園以最高單套售價高達1.3億元而名列世界地產研究院評先的2004年《中國超級豪宅排行榜》的榜首；在北京，一位27歲的富豪以92美元的價格購買了世界頂級賽車。……可以說，貧富差距的急劇拉大構成了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現實背景。所以，我們有必要先從背景角度談起。
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是社會矛盾一的個重要方面，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黨和政府如何正確評估和處理這個問題？至關重要。而貧富差距擴大的現實，不僅與廣大工人群眾的生存現狀息息相關，而且成為了當代工人生存處境的重要社會背景。經濟學家黃如桐同志根據近年來各方面發表的研究成果和一些報道分析，對此問題撰成了一篇綜述性文章，現特將之節錄于下：
1、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擴大。基尼系數是測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定量指標。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為絕對平均；0.2—0.3為相對平均，或屬于平均狀態；0.3.—0.4為比較合理，屬于正常狀態；0.4為警戒線，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0.4—0.5為差距偏大，0.5—0.6為差距懸殊，達到0.6則屬于社會***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狀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85年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341，1990年為0.348，1995年為0.389，1999年為0.397，2000年為0.417。另據有的學者估計，我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自1994年以來就已經超過0.4這個警戒線，為0.434；此后，逐年攀升，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每年遞增一個百分點。這種狀況，致使專家驚呼：“我國的基尼系數已嚴重超過國際警戒線，收入差距比美國（0.434）還要大！”如果按照這種遞增速度測算，2001年我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59，2002年已達到0.46。
2、按五等分法測算的貧富差距擴大。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1990年我國收入最高的20%居民在全部居民收入或消費中所占的份額是收入最低的20%居民所占份額的6.53倍，明顯大于發展中資本主義人口大國印度和印尼同年的同一差距（4.19倍和4.86倍）。該年，我國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額為48.1%，幾乎與發達資本主義大國美國1985年的情況（41.9%）相等。又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1994年抽樣調查，城鄉合計，我國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國全部家庭收入的50.14%，最貧窮的家庭則僅占有4.27%；前者為后者的11.74倍，大大高于上述世界銀行統計的我國貧富差距1990年6.53倍的數據。社會學者許欣欣的調查表明，城鎮居民中，從1990—1997年，20%最高收入戶與20%最低收入戶每年收入的差距由4.2倍擴大到17.5倍；若將10%最高收入戶與10%最低收入戶比較，差距顯然會更大。20%最低收入戶的收入占城鎮居民總收入的比重由9%下至到了3%，而20%最高收入戶的收入占城鎮居民總收入的比重則從38.1.%上升到53.7%、10%最高收入戶的收入占城鎮居民總收入的比重達到了37%。許欣欣對此評道：“這種收入差距從國際比較來看也是很大的，更何況我們這樣一個以‘公平’過渡作為改革起點的社會主義國家！”進入21世紀，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總所進行的城市居財產調查，占總數10%的最低收入的貧困家庭財產總額只占全部城市居民財產的45%，另外80%的家庭占有全部居民財產總額的53.6%。又據國家統計局、勞動保障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這三個部門對1.5萬戶擁有金融資產的家庭所進行的調查，有1.3%的家庭擁有54萬元以上的金融資產，占全部家庭擁有金融資產的31.43%；7.3%的家庭擁有5—20萬的金融資產，占全部家庭擁有金融資產的29.04%；再向下一個層次，即47.54%的家庭擁有5000—5萬的金融資產，占全部家庭擁有金融資產的36.53%；最后一個層次，即擁有5000元以下金融資產的家庭占家庭總數的43.73%，卻只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2. 99%。這就是說，最富裕的家庭擁有金融資產的60.47%，而91.2%的家庭擁有金融資產的39.12%；其中，最富有家庭占全部家庭總數的比重過大，達43.7%，并且，最富裕家庭戶幸免占有金融資產是最貧窮家庭的359倍。可見，財富已向少數家庭集中。
3、富人與窮人的狀況。1999年，學者弋云樞撰文稱：十多年來，從總體水平和平均數看，我國城鄉居民確實逐步擺脫貧困，步入溫飽，奔向小康。但是，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由于按資分配的領域和力度不斷擴展、加大，而按勞分配的范圍卻相應縮小，并且漸受按資分配的滲透和影響，在逐年遞增的居民平均數下，掩蓋著日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目前，我國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的有500多萬戶，個人家庭財產在百萬元以上的約有100萬戶；而年收入在300元以下的有幾千萬人，個人家庭財產不足千元的也有上千萬戶。少數人富有與大多數人不富乃至貧困，已經形成非常強烈的反差。一方面，截至1996年底，我國農村還有5800萬人沒有脫貧，初步脫貧的也不斷有因病、因災、因市場行情變化而返貧的，平均返貧率在10—20%，而且，貧困線（按人均年純收入）每提高100元，就會使貧困人口按幾何級數翻倍。在城鎮，隨著近幾年虧損停產或半停產企業以及下崗、失業工人的不斷增多，也浮現出大約2000多萬新增貧困人口；另據估計，1989年貧困人口為3480萬人，1995年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費標準的城鎮困難職工比重已達8%，這比1992年增加了三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減少面則已達41%，比1990年增加了11.2個百分點。另一方面，百萬、千萬、億萬富翁也在普遍增多。1988年的相關報道披露，中國大陸有百萬富翁5000多人；1995年的信息則稱，據統計，目前我國的百萬富翁已超過400萬人。在大中城市中，16%的私營企業主年收入在60萬元以上。1996年國內有關報刊載文報道，據近年來的估算，大陸億元以上的富翁至少有500個以上；又有消息稱，1996年我國億萬富翁已超過1000人。2000年，學者吳波撰文說：有人測算，中國目前百萬富翁有300萬人、億萬富翁已超過1000人。暴富階層中，除一部分私營企業主和其他通過不同途徑暴富的社會群體餐，還包括黨和政府的一部分官員以及國有集體企業的一部分經營管理者，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搞權錢交易和化公為私，在極短的時間里驟然集大量財富。以權錢交易和化公為私為主要特征的暴富者，已經成為現階段中國社會暴富階層中十分顯著的組成部分。與之相應的，則是貧困階層同暴富階層所形成的鮮明反差：截至1998年底，我國農村還有4200萬人沒有脫離絕對貧困狀態；據國家統計局城鎮調查隊的調查顯示，全國城鎮貧困居民占全部城鎮非農業居民人口的比例為8.6%，約為2428萬人；全國城鎮貧困人口和貧困家庭已分別達到1242萬人和3329萬戶。到1996年底，全國城鎮低收入人口約為3200萬人。由此不難看出，改革開放20余年來，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化最為本質的特征乃是在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時，中國社會已明顯分化出資產者和無產者兩大群體。
黃如桐同志綜合有關學者文章及資料而得出的結論，絕非危言聳聽，當今中國，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確已從溫飽向小康水平邁進了，從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來看，城鎮居民家庭從1978年的57. 5%降為37.7%，但與此同時，城鎮職工和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迅速擴大，貧富差距急劇拉開。2004年第5期《中國國情國力》發表了孫學文的長篇文章《從城市人貧富差距有多大》，以大量數據從三個方面較為詳盡地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一）關于職工平均貨幣工資的差別。（1）從國有單位行業平均貨幣工資來看，最高與最低行業貨幣工資差距越拉越大，2002年與1978年相比較，高、低相對差已擴大到了3.7倍，絕對差已達到13322元，比1978年擴大47.9倍。（2）從全體職工行業平均貨幣工資來看，最高與最低行業貨幣工資差距先有所縮小，然后逐年擴大。2002年與1978、1985年相比較，高低待業相對差由1978年的1.7倍擴大到1985年的2.46倍，絕對差由1978年的458元增到1985年的629元和2002年的12737元，絕對差比1978年擴大了27.8倍，比1985年擴大了20.2倍。（3）從地區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來看，最高與最低地區貨幣工資差距基本上是逐年擴大。2002年與1978年相比較，高低相對差擴大了2.06倍，絕對差2002年高達14697元，比1978年擴大了37.3倍。（4）從國有、集體和其他企業（包括外企、責任與股份公司等混合經濟，但不包括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職工平均工資來看，開始時，國有職工平均貨幣工資高于集體企業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但從1984年起，其他企業職工的平均貨幣工資就一直高于公有制企業職工的平均貨幣工資。2002年與1978年相比較，外企和其他私有制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比集體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相對差高出2.67倍，絕對差高出40.2倍。（二）關于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別。2002年與1985年相比較，最高收入戶人均全年收入與最低收入戶和困難戶相對差擴大了3.74倍和4.07倍，高低相對差由1985年901元擴大到2002年的17680元，擴大了19.6倍；高低絕對差由946元擴大到18144元，擴大了19. 18倍。中國城鎮有多少貧困人口？按照聯合國劃定的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的最低貧困線標準，全國城鎮人口平均每天有2.7美元收入，高收入戶人均每天有6.69美元收入，而最低收入戶和困難戶人均每天只有0.84美元和0.68美元的收入，其收入連聯合國劃定的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的貧困線都達不到。截止到2002年，中國城鎮最低收入戶和困難戶全部陷入貧困狀況。按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隊按收入大小劃分，其中最低收入戶占城鎮總人口的10%、困難戶占城鎮總人口的5%；2002年，城鎮總人口為50212萬人。據此，最低收入戶約有5021.2萬人，困難戶約有2510.6萬人。就是說，到2002年底，全國城鎮涌現出5000多萬貧困人口，其中至少有2510萬貧困人口亟須救助才能解決生存問題。哪些人或其家庭成員包括在這貧困人口范圍呢？一是下崗職工，二是失業人員，三是無業人員，四是停產、半停產或經營困難企業的職工，五是因病或致殘不能工作的人，六是無親龍撫養或贍養而又無儲蓄的人，七是多子女家庭，八是重災重病戶家庭。這些困難人員及其家庭，消費水平低，生活質量差。另據國家統計局城調隊調查，城鎮貧困人口行業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批零餐飲業、社會服務業和建筑業等低工資低收入行業。至于從地區分布情況來看，2001年所顯示的城鎮貧困人口分布如下表所示：
地 區 城鎮最貧困人口（萬人） 占全國城鎮最貧困人口比重（%） 占當地城鎮居民總人數比重（%）
全國統計 2510 100 8.1
東部 497 19.8 3. 8
中部 1288 51.3 11.7
西部 725 28.9 10.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03年中國發展報告》第189頁]
（三）從城鎮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來看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據測算，城鎮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6逐步擴大到1990年的0.23、1995年的0.286。世界銀行計算，中國到1998年的基尼系數已達高0.403，超出了0.4這個允許警戒線。貧富差距過大、分配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狀況，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平均為0.34和世界平均0.4的水平，接近或超過美國0.42的水平，僅比拉丁美洲0.49和非洲0.47的水平略低。又據報道，2003年中國人均GDP已達1090美元，早已超出800美元的小康水平，但為什么在中國城鎮還存在著3000萬—5000萬的貧困人口（其中，2002年僅享受國家補助、救濟的人員就已達2434.6萬人）？這是因為城鎮居民收入結構呈寶塔型，塔頂上少數暴富者和改革開放先富起來的少數地區平均收入很高，如2002年高低城鎮人均收入相對差距高達7倍，高低之間相差8.8倍，地區高低也相差1.23倍，這就把平均數拉高難度。也就是說，平均數中包含著高、低收入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等嚴重問題。那么，在平均數以下占多大的比重？以2002年為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全國平均為7972元，超過平均數的地區有京、津、滬、浙、廣（東）和西藏等六個省市區，占全國三十一個行政區的19.4%；這六個省市區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按算術平均數測算）為11741元，高出平均數47.3%。而低于平均數的則有二十五個省市區，占全國行政區總數的80.6%。二十五個省市區平均消費水平約在6000元左右，低于平均數24.7%。其中在6000元以下的地區有12個（占行政總數的38.7%），最低的貴州、山西只有4000多元，低于平均數41.2%，僅為最高的上海市（高出平均數1.06倍）的28.5%，人均少消費11767元。而這低于平均數的二十五個省市區，其總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86.9%，就是說全國最大多數人是處于平均數之下的。再按貧富比較，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差距越來越大。2002年與1985年比較，最高收入戶人均消費支出比最低收入戶的消費支出相對差為2.88倍，絕對差擴大了15.07倍；最高收入戶與困難戶的相對差擴大了2.96倍，絕對差擴大了24.71倍。2002年，城鎮最低收入戶和困難戶的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2388元和2080元，只相當于1978年的499元和434. 7元。在目前食品及住房、水電煤氣和交通、醫療、子女上學等費用上漲數倍甚至十幾倍、幾十倍的情況下，對年消費2388元、月消費199元、日消費6.54元的城鎮最低收入戶來說，生活十分艱難；而對年消費2080元、月消費173.3元、日消費5.7元的城鎮困難戶來說，其生活就更加難熬了！城鎮最低收入戶和困難戶，不依靠親友資助或政府救濟，實在是很難維持生存的。那么，城鎮貧困人口究竟有多少呢？按消費物價上漲指數和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從人民幣兌換的匯率來看，從1978年的1美元兌換1.68元人民幣貶值到1994年的8.62元，再回升至2003年的8.277元，二十五年間貶值了79.7%，比1980年的1.49元，貶值了82%。按此測算，現在的500元人民幣比1978年和1980年100元人民幣兌換的美元還要少。）以及國家統計局歷年調查確定的城鎮最低收入戶和困難戶占城鎮總戶數10%和5%的比例推算，中國城鎮貧困人口（城鎮總人口×10%，為最低收入戶占總戶數的比例），由1985年的2509.4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4590.6萬人和2002年的5021.2萬人。其中，急需救濟的特困人數由1985年的1254.7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2295.3萬人和2002年的2510.2萬人，這幾乎相等于民政部統計的城鎮救濟的總數。目前全國城鎮需要救濟的人口當在2600多萬人以上，這與中國農村需要救濟的貧困人口3000萬人左右相差不多；城鎮中最低收入的貧困人口在5000萬以上，與農村（按人均年收入625元、每月收入52元、每日收入1.71元，合每天0.2美元劃界）相對貧困的9000萬人相比較，只有4000萬的差距。
實現公平正義是我們所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題中應有之義。胡錦濤總書記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又存在呈日益加大之勢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嚴重問題，這顯然與黨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違背，必須引起高度關注。胡悌云同志曾有篇文章談到這問題的嚴重性，很有意義，故特節錄于下：
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
——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
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個命題至少包括如下涵義：1、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不僅使初級階段較為落后的生產力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速度上、時限上要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快得多；2、發展生產力的最終目的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不消滅剝削，不消除兩極分化，就不可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反映，是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向往所在。當然，實現這個歷史任務也并不容易，堅持這個原則要克服種種可能遇到的困難。困難不僅在具體的工作中，首先在認識上。思想支配行動，只要思想認識明確了，工作問題就易于解決。
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經過中央作出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動搖、實施改革和開放等重大舉措，已經深入人心，并取得了舉世瞻目的成就。而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認識，卻由于建國以來這種現象的長期不存在而淡化。由于曾經出現過“割資本主義尾巴”等過左行為而讓人心有余悸不愿提及。對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新一代人來說，剝削和兩極分化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由此看來，從理論上、認識上弄清楚和明了什么是剝削和兩極分化、什么是我們追求的最終目標這個社會主義的基本常識，對于自覺地貫徹落實鄧小平的上述命題，從而在政策上、工作中有所注意和掌握，意義非同小可。
（二）
剝削，簡單說，就是憑借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無償地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和產品。這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的基石。只要有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就必然產生剝削。兩極分化，簡單說，就是由剝削造成的富者越富、窮者越窮。這就是說，有剝削，就要導致兩極分化。而產生兩極分化的根源，還是私有制。從程度上說，貧富差距可能是兩極分化的初期，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就是兩極分化。
一部私有制的歷史，其實就是剝削和兩極分化的歷史。只要有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會發生剝削，進而出現兩極分化。這不存在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因為這是事實。不僅我國的歷史如此，就是當今被一些人吹噓為富得流油的美國等發達國家，也莫不如此。
美國人口2.6億多人，真正的富人并不多。據《福布斯》雜志報道，1999年凈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大富豪為267人。另據有的資料說，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的富豪家庭為35萬戶；超過100萬美元的家庭為790萬戶。將這些百萬、千萬的富翁人數加起來，不足824萬人，即美國人口的不足3.2%。而他們卻聚積了整個美國的大部分財富。世界500家大企業，美國占30%，一家公司的年最高利潤可達50億美元。美國工人的狀況如何呢？1990年之后，非農部門的小時工資一般是10美元上下，職工年平均工資大致是1.5至2.0萬美元。但是，有相當數量家庭的發入仍在1.7萬美元之下，即4口之家的貧困線。職工與公司主管人員的工資差距，最大的可達100多倍。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公布的資料，1998一1999年，全國工人總數的近三分之一是臨時工（清潔、服務、司機及辦事員、技術兼職人員），即三千多萬人。他們的工資比固定工一般低15-25%。有一部分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萬美元。人所共知，美國人生活中很多是欠帳（分期付款等）消費，家庭收入低于1萬美元的，一般用于還債的不少于40%。一個家庭每月只有500美元，如何生活？只好是舊債未清，又欠新債，終生還不完的債。
由于兩極分化，貧富之間的消費差距的確是天壤之別。住房、坐車、旅游不用說了，就飼養寵物一項就可窺見一斑。據聯合國貿發會公布的資料稱：美歐國家每年飼養寵物的花費為130億美元。1998年，美國有3390萬人家養狗。許多城鄉的狗醫院是24小時服務，狗美容院、狗餐館、狗墓地等，生意興隆。另據美國媒體報道：一家公司正在出資230萬美元為億萬富翁克隆一只牧養犬。與此相對照的是：全球60億人口中，有30億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生存，其中有12億人每天的生活費還不到1美元。這是世界銀行行長詹姻斯•沃爾芬森的專訪談話，想來未必有多大水分。
美國兩極分化的趨勢，80年代以來是日益加劇的。比如，凈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大富翁在20年代只有亨利•福特一人，1982年增至13人，1999年達267人；資產超過千萬美元的富豪家庭，1990年為6.77萬戶，1999年增至35萬戶；資產超過百萬美元的個人。同一時期也足數倍增長。而廣大的臨時工，不僅職業不穩定，而且能夠享受醫療保險的人數只占4%。現在，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數為4300多萬人。而美國醫療費用之昂貴，早已令人乍舌。美國的失業人口，最近幾年一直是800——1000萬人。這種兩極分化的狀況，就連美國的經濟學家也深表優慮。哈佛大學的西達•斯科克教授說：“美國的財富和收入不均的現象，仍然是發達世界中最為嚴重的。”（《被忽視的中等階層》）另一位被譽為管理學權威的彼得•法魯克教授稱：“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指望的發展是消除貧困。”但即使在美國，“貧困現象依舊觸目驚心”。“貧困，與其說是一種經濟現象，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現象。”由此看來，美國雖然是當今世界的首富，但對其全國人民來講，并不都是天堂。他們的智囊謀士們尚且如此憂心，我們還能視而不見并為其義務粉飾么？
（三）
私有制的歷史，在我國已經有了幾千年，堪稱世界之最。當然，由于種種原因，以至于就是到了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我國私有制聚積的財富，與發過國家的富豪亦無法相比。但就是這樣，由剝削造成的兩極分化也是十分驚人的。中國的工人階級，可以說是真正的一無所有；中國的貧雇農，的的確確是一貧如洗。壓迫、剝削越重，反抗力越強。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成功，工人、農民的自覺參與并結成鞏固的工農聯盟，無疑是根本性因素。
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生產資料及資金的私人所有制，當然與我國歷史上和國外的私有制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能夠動員民間人才、資金為發展生產力作貢獻；其次，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發揮優勢、開發資源、壯大經濟實力的力量；其三，成為社會就業的渠道之一；其四，在已經致富的私有生產經營者當中，有一些還直接為社會做了一些好事。這些積極作用表明，私營經濟應該并且可以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在今后的相當長時期內，私有制和其它所有制一樣還要共同發展。為了支持和促進私營經濟的發展，許多省市區的中***委和政府都相繼出臺了鼓勵和幫助的政策。在國有經濟改革中，改組、租賃、兼并、收購等措施也為私有經濟的壯大提供了機遇。因此，私營經濟發展迅速。……與此同時，也無可諱言，私有制還畢竟是私有制，它仍然靠無償占有職工的剩余勞動或產品致富，仍然可能產生兩極分化。這就是說，私有制在對社會主義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在這方面的問題也已顯現。1、為了追逐利潤的最大化，為富不仁，對雇傭勞動者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不顧勞動保護與生產安全，甚至采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野蠻管理，以及使用雇工。為了利潤，拿工人生命安全當兒戲的事件已經相當驚人。2、為了追逐利潤的最大化，不顧法律、政策和道德的約束，采用偷稅騙稅、摻雜使假、走私販黃、坑蒙拐騙的手段。3、少數手握巨資者，并沒有經歷過如同歷史上資本家那樣創業的漫長過程，而是鉆了體制轉換的空子，有的則是賄買權力、巧奪國有資產，或者是勾結黨政官員運用某些特殊手段斂財聚財，突然暴富。4、少數人致富以后，既不“思源”，也不“思進”，而是比闊斗富，崇奉金錢萬能，倡導封建迷信，荒淫無恥，腐蝕拉攏國家工作人員，毒害、污染社會。這種現象，與建國初期相比早已過之！
處于商品經濟和公有制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時期，私人資本聚積的速度是異常驚人的。短短十多年的工夫，全國已經產生了一批億萬富翁。為首者，據說已向百億元逼近。至于手握百萬、千萬的老板，在縣鄉已是司空見慣。
這些現象的出現，雖帶有不可避免性，但實事求是地講，也是始料不及的。由此而引起的社會一系列深刻變化，都被人們有較深的體會。今天理智地看到和認識這些，并不是見富眼紅，并不是現階段就限制和消除私有制。共產黨人，堅信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人們，也不別回避和隱諱自己的觀點，即實現《共產黨宣言》中最終要與私有制及其觀念的兩個根本決裂。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論家們，從來就不忘對我們進行分化、西化，就連經濟貿易接觸也看作是為了加快我們的“變革”。他們的信念和立場，從不隱諱和動搖；我們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全面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和生命安全，防止兩極分化，恰恰是從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的角度，更好地支持私營企業依法經營、健康發展。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發展的需要。講明這個觀點，可以使私營企業主依靠誠實勞動、放心地去發展。人類最美好的前景是在徹底消滅劇削、消除兩極分化之后，創造政黨、國家都要消亡的條件，私有制還有什么擔心的呢？
還應看到的是，貧富懸殊的狀況已不是個別現象。而且，由于兩個事實會進一步促進這一現象的惡性發展與擴大：一是若干私營企業主已經與某些黨政官員結成了難解之緣。有的官員盡管工資收入有限，但其灰色收入卻相當驚人。稱病住院、兒婚女嫁、爹娘歸西、工作調整、出外參觀，甚至其他借口，就可收受花不完的錢；有的握有土地、企業股份、報酬提成，實際上有的已經是事實上的老板。二是分配不公，也就是與其勞動支出或貢獻無關的收入增大。一些壟斷行業的中高級職員、效益高的企業承包人等的收入，比一般職工的工資要高出幾倍、幾十倍，甚至更多。少數影星、球星、律師、廣告人、教授、作家的財富也達百萬、千萬。問題更在于，高收入者在暴富揮霍的同時，還會拿出一部分當作資本，通過代理人投向生產流通、參與炒股等，追逐資本增值。
但是，作為社會另一端的貧窮者隊伍不斷增加。他們是下崗人員、停產半停產以及所謂“放長假”人員、提前退休尤其是在地方小企業和大集體單位的人員、貧困地區和因無法抗拒原因而產生貧困的農民等等。雖然不少地方公布過最低收入保障標準及救濟標準，但實際上很難兌現。他們的實際收入，最低的不要說養家，連個人生活也難保證。醫療的困難就更為普遍。這個龐大的人群，與燈紅酒綠、一擲千金的富人相比，十分顯眼。
由此可以看到，貧富懸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進而聯想到兩極分化，決不是無病呻吟！對于這個問題，鄧小平同志可以說是三番五次地講過，比如他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算是走了邪路了。”難道這還不算是淳諄教導嗎？
（載《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那么，在當今中國是哪些人構成了貧者呢？“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崗職工、退休職工、進城務工人員和大部分農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錢袋最癟、競爭能力最弱而又最不應忽視的群體，如果加上勉強擺脫衣食困擾的更低收入者，這個群體更龐大。”（雯子：《讓低收入者有能力消費》，載2004年8月23日《人民日報》。）其實，這里沒有提到的全國在職的工人階級群眾，月工資平均到不了1000元，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就算夫婦倆都工作，供應一個三、四之家的生計，還要解決老人的瞻養、子女上學、購房、看病等諸多問題，同樣緊吧吧的。這樣加起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中的絕大部分都成為了當今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貧者。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目前以工人和農民及其親屬為主的貧困人口的數量很大，大量的工人和農民生活十分窘迫。”“對工人、農民來說，他們關心的是付出的勞動沒有得到公正的回報。”（肖云祥：《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公正社會》，見2004年8月1日《中國青年報》。）工、農勞動群眾普遍處于貧困境地，這引起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的關注：
和諧社會勿忘困難群體
王偉 關明 郭強
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富裕社會。
然而，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在走向富裕和諧的過程中，依然存在著一個人數頗眾的困難群體。他們艱辛的生活境遇，時刻牽動著兩會代表委員的心。
“關注百姓生活，構建和諧社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障勞動者合法牧入”、“解決西部城鄉居民增收”……今年全國兩會上，關注貧弱者的提案、議案和建議明顯增多。
“構建和諧社會不能忘記困難群體”，這是代表委員們發出的急切呼聲。
絕對和相對的貧困者
盡量不買或少買肉禽蛋水產品，在收市時買價格較低的粗菜……在關注中西部城鎮低收入人群體的生活狀況時，蔡玲、王少階委員特別注意那些食品消費占整個消費近6成的低保家庭的餐桌。
一位人大代表曾到東北調查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看到一個家庭夫妻雙雙下崗，丈夫蹬三輪車，好的時候每天能掙上10元錢，不好的時候整天沒有客人。妻子每天出去找工作，總是沒有著落。這樣的家庭還要供養上學的孩子，境況可想而知。
汪正法委員告訴記者，南京有的企業內退人員每月只能從企業領到240元生活費，扣除養老金個人應交部分，實際剩下的只有100多元。尤其是那些因工致殘人員，大多喪失勞動能力，還要看病吃藥，生活困頓不堪。
在龐大的城鎮低保家庭各單之外，還有一部分困難職工正在低保線前徘徊。
相對于城鎮貧困現象，農村貧困現象依然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在西北某“經濟強縣”，竟然“還有19萬群眾未脫貧”。一個1800多人口的村子，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有500多人，153戶居住在土窯洞里，將近20%的學齡兒童交不起學費。
正如段麗卿代表所指出的，住房難、看病難、孩子上學難成為壓在農村貧困人口頭上的“三大難題”。
在絕對貧困人日數居高不下的同時，“相對貧困”日漸突出。來自浙江的人大代表反映，浙江的人均收入等“富民指標”連年高居全國前列，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同樣十分突出，并且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態勢。
據介紹，截至2003年底，浙江省年收入在1000元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為37.6萬人，比上世紀90年代末減少了20多萬人。但是，當地2002年的基尼系數達到0.372，2003年已經接近0.4。
貧困現象影響社會和諧
對農村貧困人口來講，自然條件的惡劣常常是他們致困的主要原因。
然而，對于整個包括城鎮貧困人口在內的困難群體而言，造成貧困以及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則十分復雜。其中，既有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選擇因素，也有社會轉型期的特定結構性和體制性因素，也有腐敗、市場失序等非正常因素。
一些代表委員提醒說，嚴重的貧困現象以及致困的非自然、非正常因素，都會導致不良的社會影響和后果。
嚴重的貧困現象首先使經濟增長受傷害。
經濟界的委員指出，目前，貧富差距達大的后果日益明顯——國內需求受到嚴重影響，富者有錢但消費增量小于收入增量，貧者無錢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成為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
由于非規范、非正常收入占相當比重，越來越多的人對由此導致的收入差距拉大憤懣不平，嚴重影響工作和生產效率。失業問題更使相當一部分資源得不到利用，影響宏觀資源配置效率。
同樣嚴重的是，貧困現象以及貧富差距拉大正在導致社會心理的失衡。
代表委員指出，隨著群體貧富分化日益明顯，階層差距日益加大，社會分層的加速和貧富懸殊的拉大，貧困群體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從而使社會心理被扭曲。
事實上，貧困群體最容易感受到改革和社會發展的成本與代價。如果將自己的弱勢地位和社會因素聯系起來，必然會感到自身利益相對受損，產生不公平感并對社會不滿。
政協工會界委員注意到，因貧富差距引起的心理失衡比較明顯。
少數幫撫對象對政府的幫撫措施不買帳，一些困難人員嫌工資低，寧愿放棄政府的就業援助而要求享受低保金。在一些困難職工幫撫中心，常有下崗失業人員指著鼻子說些很難聽的話。有的人一邊領取救助款、一邊拒絕履行簽領手續，甚至砸壞接待窗口玻璃。
徐錫澄委員說，由于拖欠克扣工資、經濟補償金等勞動爭議持續上升，***和突發性事件應該引起高度關注。在貧富差距過大的背后，社會公正正在遭受傷害。
有關人士警告說，如果不能在消除社會絕對貧困的同時，逐步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這種“相對剝奪感”可能使失業率上升、群體性事件頻發、社會治安惡化，從而危及整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
消除貧困是全社會的責任
貧困問題不是僅僅與貧困群體相關的問題。消除貧困現象，是全社會、全體人民共同的大事。
針對那種把撫貧幫困看作救濟或道義行為的現象，蕭約基委員提出撫貧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補償，不能看作單純的救濟。
蕭灼基委員認為，貧困人員也是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各種社會資源的所有者，他們有權享受利用這些資源所創造的成果。那些在體制轉型過程中利益受到損失的貧困人員有權向社會取得補償，政府則是扶貧幫困的主體。
與此同時，全國人大常委、經濟學家厲無畏指出，國家應該通過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來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吳敬璉委員建議，可以向職工劃轉國有資產以縮小貧富差距，消弱社會矛盾。
此次全國兩會上，和諧社會勿忘困難群體的聲音越來越多——
“要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等社會不公的問題，根本在于大力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市場競爭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因其優勝劣汰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拉大貧富差距的動力，因此，需要通過種種非市場的社會政策措施對其加以修正。”
“建立城鎮居民基本生活品價格監測系統，進一步完善調價補貼機制，切實加強市場價格監管，適時調整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
“盡快確立新的政績評估體系，衡量地方政績還要看所在地區低收入家庭或貧困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
“作為流動人口創造價值的主要受益者，流入地應該為確保這一群體的生存和發展支付必要的社會成本。”
……
代表委員呼吁全社會共同努力，消除貧困現象，讓全體人民起建設和諧社會，共享和諧社會的溫暖陽光。
（見2005年3月7日《工人日報》）
與工、農勞動群眾普遍貧困相對照的，則是在我們的現實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一個暴富階層，新興私營企業主就是這階層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尤為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就是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企業研究會共同組織的調查顯示：“私營企業主1/3是黨員”。調查結果表明，私營企業主的黨員比例近年來上升很快。大型、特大型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更高。調查課題組專家認為，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相當復雜，許多人在開業之前已經是黨員，近10多年來又有大量黨員干部和黨員知識分子“下海”經商，壯大了黨員私營企業主的隊伍。這種狀況令有識之士頗感憂慮：“全國才六七千萬中***員，僅為13億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但在私營企業主中卻占了三分之一，而且‘大型、特大型私營企業主中間的黨員比例更高’。僅從簡單的比例上分析，是不是有點不太正常？……他們究竟是憑什么如此迅速地致富，讓那么多黨外群眾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是他們智商、情商什么的都高人一籌？還是有謠開拓市場、財源廣進的絕活？”（徐林林：《“私營企業主1/3是黨員”引人思考》，載2005年2月16日《中國青年報》。）共產黨員是干什么的？共產黨員是自覺自愿地為推翻剝削階級統治、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現象、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而在如今的中國，在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的情況下，卻一方面是工農勞動群眾中的大多數處于貧困狀況，另方面卻是1/3的私營企業主是中***員。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共產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本應吃苦在前、享樂在后，“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尤其要關心那些生產和生活遇到困難的群眾，深入到貧困地區、困難企業中去，深入到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等團難群眾中去，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新華社2003年1月2日北京電。）面對著貧富兩極分化愈益嚴重的現實，面對著處于困難境地的工農勞動大眾，每位共產黨員是否都應想想：我無愧為一位共產黨員嗎？我忠實踐履了在鮮紅的黨旗下發出的神圣誓言嗎？！
在這樣一種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的社會背景下，作為社會主義中國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其現實生存處境究竟如何呢？還是透過一些實例來看看這方面的實際狀況吧。
胡錦濤總書記在2005年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我國不同時期涌現出來的千千萬萬先進模范人物，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建立了卓越功勛。他們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一代又一代先進模范人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鑄就了愛崗敬業、爭創一流、艱苦奮斗、勇于創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偉大勞動精神，用自己的辛勤勞動譜寫了如歌如泣的動人贊歌，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頑強拚搏、自強不息的崇高品格，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時代風貌。廣大先進模式人物不愧為民族的精英、國家的棟梁、社會的中堅、人民的楷模。”然而，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卓越功勛的勞模們，其現實生存狀況又如何呢？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經濟技術部2002年統計，建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共表彰21579人（22297人次），其中職工勞模19144人。在職工勞模中，撤銷稱號的有130人，已故4063人，尚未查實的有877人，查實健在的有14074人。各省（區、市）共表彰勞模257998人，目前查實健在的有181737人；國務院各部（委）評出的勞模約5萬余人。健在的職工全國勞模中，30歲以下的占0.7%，31歲至50歲的占24.8%，51歲至60歲的占20.3%，60歲止人上的占54.2%。在職勞模占43.3%，離退休勞模占55.5%。隨著經濟發展和各項政策的落實，勞模的生活水平總體上有所提高，但仍有部分勞模生活比較困難。據全總有關部門2002年所做的調查，在職全國勞摸中，收入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有860人，占6.1%；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低保線的有640人，占4.5%。還有少數勞模因本人或家屬患病、子女上學費用高、家庭贍養人口多等原因生活窘迫。問卷調查表明，有15.3%的勞模對目前的收入和生活狀況不滿意，有12.5%的勞模認為生活水平比上一年下降。從各省（區、市）總工會的調查看，省（部）級勞模的收入總體上少于全國勞模，生活困難的程度也大于全國勞模。勞模生活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原因主要有：
1、收入偏低。2001年，全國職工月平均工資為905.8元，而全國勞模月工資收入低于900元的有3747人，占29.7%。問卷調查顯示，有20.3%的勞模認為收入低是致困的主要原因。在收入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860名全國勞模中，退休的占71.1%，五六十年代的老勞模占78.8%。據甘肅省總工會調查，全省有62%的省（部）級勞模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200元至300元的占48%，200元以下的占14%。由于收入低，有的勞模連最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問卷調查還顯示，在全國勞模中，有529人被拖欠工資或退休金，占4.2%；其中，拖欠一年以上的有167人，占被拖欠人數的31.6%。有2151人沒有按有關規定增加退休金，占17.1%；有1436名勞摸所在單位沒有為其繳納養老保險金，占11.4%；有839人提前退休，占6.7%；有147人下崗失業后生活無著，占1.2%。
2、醫療費用負擔重。據問卷調查，在全國勞模中，有4608人患侵性病，占36.5%；510人患重病，占4.0%；386人因公（工）傷殘，占3.1%；340人患各類職業病，占2.7%。有的行業如采掘業，勞模患職業病和因公傷殘的高達19.3%。多病的身體需要勞模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而省的企業又不能按時報銷醫療費。問卷調查還表明，有5291人的醫藥費不能報銷或只能報銷一部分，占42.0%。其中，拖欠一年以上的有1466人，占27.7%，拖欠金額達578.27萬元，人均近4000元。據遼寧省總工會調查，該省省以上勞模被拖欠醫藥費在5000元以上的有313人，其中被拖欠萬元以上的有86人。問卷調查還顯示，有2440名勞模所在單位沒有為其交納醫療保險金，占19.3%。甘肅、青海等省一些沒有參加醫改的企業，實行每人每月10至20元的醫療費用包干，有的只有3元，還不夠一次掛號的費用。各地醫療制度改革后，普遍提高了自付部分的比例，這對收入低的勞模影響較大，如北京市規定，醫藥費在1500元以內部分完全由個人負擔，超過1500元以上部分報銷60%。許多勞模患有慢性病或老年病，有的勞模因貧病交加而債臺高筑。曾受到毛主席接見的1959年全國勞模高雅仙，年輕時為支援“三線”建設到四川工作，退休后孤身一人回到故鄉杭州養老，因患有糖尿病和心臟病，她每月需支付上千元的藥費，而本人月退休金只有534元，高額的醫療費支出使她不得不放棄醫治。
3、家庭負擔重。一些勞模因家庭贍養人口多、家屬患病或下崗、子女上學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難。據對2002年全國總工會和民政部開展“愛心獻勞模”活動救助的1000名生活困難勞模的情況分析，其中配偶下崗或無收入的占27.8%，子女下崗或待業的占15.3%，家屬患病的占21.3%，子女上學負擔重的占16.3%。特別是一些低收入的老勞模，造微荷的退休金很難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四川省退休的全國勞模牟彪，家中5口人，人均收入僅142元。雖然他已75歲高齡，但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打工。
4、住房比較困難。房改前，有些勞模主動把分房機會讓給別人，也有的因所在單位效益不好住房沒有改善。房改后，由于實行住房商品化，不少勞模買不起住房。問卷調查表明，目前還有4252名全國勞模的家庭人均住房低于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其中，人均建筑面積低于10平方米的有1012人，占8.0%。在一些地處邊遠的軍工和“三線”企業，有的勞模至今仍往在五、六十年代建的十分簡陋的土坯房或簡易房中。
那么，這幾年勞摸的狀況是否得到有限改善了呢？一份關于河南省老一代勞模生存狀況的資料頗可從一側面反映出一些情況，故特節錄于下：
2005年2月，河南省慈善總會舉辦的“關愛困難勞模陽光活動”實施第三次行動，將籌集的10多萬元，在春節前夕分別發放給16名家庭貧困的勞模。這次行動使一個曾經備受社會敬仰、如今卻普遍陷入困境的群體凸現在公眾面前，而受到諸多傳媒的關注。在新時期，勞模的時代品牌價值如何在經濟社會中得到彰顯，使他們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應該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
河南省慈善總會會長趙雨從河南省總工會了解到，該省目前有國家級勞動模范630人，省級勞動模范近萬人。近年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些勞模收入低于社會平均工資。特別是有的勞模下崗或退休后，逐漸喪失了再就業機會和勞動能力，生活更為困難。譬如，1998年5月，一個普通的自行車修理攤子擺到了安陽市紅旗渠廣場附近。這個攤子的主人是安陽市第三自行車廠的下崗工人申書章。與其他攤主不同的是，申書章是1995年的全國勞動模范；當年“五•一”，他參加了以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98年5月，他所在企業效益滑坡，申書章和上千名工人一起下崗失業了。下崗后，申書章立即遇到了一個現實問題：全家共有4口人在自行車廠工作，都下崗了；自己年齡大了，已無再就業的可能。不僅他本人，而且全家生活立馬陷入了困境。無奈之下，他只好作出利用自己的專業技術上街頭擺攤修理自行車以維持自己及家庭基本生計的決定。
全國勞動模范不得不靠修理自行車來掙錢糊口的舉動，在當地引起了極大反響。大家所關心的問題是：在新形勢下，勞模的各種待遇如何落實？養老金誰來支付？對于像申師傅這樣多年來為企業和社會做出卓越貢獻的全國勞動模范，無論其所在企業效益如何不好，難道就真的無能為力，而只能迫使其自謀生路嗎？黨、政府以及全社會就不應該關注他們的命運嗎？
在河南，像申書章師傅這樣陷入生活困境的勞模又豈止一、二個？趙云雨了解到原在內黃縣一家國企工作的呼六德，是位省級勞動模范。現在，他和老伴兒全部收入就是僅有的每月700元的低保金。而更為嚴重的是由于長期勤苦勞作，呼師傅落下了一身病，為治病，他欠下了6萬多元的債務。不僅僅是呼六德師傅，老一代勞模原本工資就不高，長期工作勞累又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患有多種疾病，為了看病而不得不債臺高筑，這導致他們的生活困苦不堪。趙云雨說：“如果不親眼所見，真想不到勞模們的生活有這么苦！”
鄭州市總工會生產部部長馬杰說，現在國家對老一代勞模的現狀很關心，對生活困難的勞模資助力度也很大。但“有一個現實問題是，由于老一代勞模在崗時的工資不高，退休后的待遇也隨之很低，在現在的生活水平條件下，顯得有些不足。”
以上所述，編摘自2005年2月27日《鄭州晚報》的一篇報道。憑實說來，河南省總工會、鄭州市總工會以及河南省慈善總會確實是想方設法資助陷入困境的勞動模范的。但僅僅依靠他們逢年過節杯水車薪式的微薄資助，或者聽憑著像申書章師傅那樣以自己僅存的體力和技術去苦謀生路，能夠使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勞模、尤其是老一代勞模們擺脫生存困境嗎？2005年9月4日的《工人日報》有篇報道：
關注:勞模黃淑文索賠獲法律支持
本報訊（記者郭強通訊員謝平）日前，黑龍江省鶴崗市的省級退休勞模黃淑文打贏了她的榮譽津貼官司。黃淑文將從判決生效之日起，每月得到勞動模范退休榮譽津貼80元，并得到補發的榮譽津貼6000余元。據黑龍江省總工會勞模協會介紹，這是該省審結的首例此類案件。
本案的原告為鶴崗市宴賓飲食服務公司，被告為退休女職工黃淑文。黃淑文1960年被授予黑龍江省財貿系統先進生產者稱號。2004年初，黃在鶴崗市總工會調查填報勞動模范電子檔案時，得知根據有關文件精神，自己退休后應享受退休單位每月80元的勞模榮譽津貼，于是找原告宴賓飲食服務公司索要。這家公司以改制時已與她解除勞動關系為由不支付。2004年初，黃淑文申請勞動仲裁，經鶴崗市勞動仲裁委員會仲裁裁決：宴賓飲食服務公司自1998年11月至2004年4月每月給付黃淑文省級勞動模范退休津貼80元，66個月共5280元，并在此后，每月支付黃淑文80元。宴賓公司不服，一紙訴狀將黃淑文告上法庭。
宴賓公司認為，現在的公司是從黃淑文退休前的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現已是私有。改制時黃淑文已退休，原國有公司已與黃淑文解除了勞動關系，且黃淑文的勞模身份未在省人事廳登記備案，故公司不承認黃淑文是省勞模，不予支付其榮譽津貼。
黃淑文稱自己雖在改制前退休，但企業改制時按當時鶴崗市政府有關文件規定，自己仍屬改制后的企業退休職工，并出具了相關證據。至于自己是否是省勞模，有黑龍江省總工會編著的一本歷屆省勞模名單為證。
雙方爭論的焦點是被告黃淑文是否與原告解除了勞動關系、被告黃淑文是否是省勞模。
經一審法院認定，宴賓飲食服務公司主張與被告黃淑文已解除勞動關系，因無有效證據證實，故不予支持。黃淑文的勞動模范未在省人事廳登記備案，法庭認為造成此事的責任在宴賓公司，由于宴賓公司沒有及時履行相關手續致使黃淑文的榮譽缺乏備案，黃淑文沒有過錯。根據黑龍江省人民政府1998年頒發的第19號令第16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省勞動模范每月享受榮譽津貼80元（自1998年11月1日起施行），勞動模范離退休榮譽津貼由勞動模范所在單位支付，不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工農區法院判決：原告宴賓飲食服務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給付被告黃淑文勞動模范退休榮譽津貼5600元（自1998年11月至2004年8月止）；并自2004年9月起每月支付被告黃淑文勞動模范退休榮譽津貼80元。
一審判決后，原告宴賓公司不服，上訴至鶴崗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年6月27日，鶴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后最終維持了原判。
北京市朝陽區共有451位勞動模范，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長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貧困之中。以下是2005年7月北京青年報記者對困難勞模的采訪錄：1960年北京市勞動模范馬慶香是北京3501廠的退休工人，如今住在朝陽區水碓子附近一幛破舊的老樓里。馬老住的房子是單位分的一套兩居室，并不寬敞的客廳中搭了一張床，臥室的幾面墻是斜的，房屋內的空間更顯得狹小。馬老有4個孩子，其中3個孩子都在3501廠工作，家里的生活條件都不太好。馬老和兒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兒離婚后，帶著孩子回到家里，由于臥室只有兩間，只能在客廳搭住了6個人。馬老的小女兒告訴記者，今年2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馬老突發心臟病，裝了心臟起搏器，自費花了2萬多元。談話間，馬老突然眼圈一紅，急忙起身走出房間。1985年全國勞模高家成，原酒仙樓糧管所黨委書記，在1983年至1985年連被評為北京市勞模，1985年被評為全國勞模。上世紀90年代，高老的獨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后，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為命，1995年8月24日，老伴又突發腦溢血，老伴每月不能報銷的醫藥費有1000多元，為了照顧癱瘓的老伴，他請了位保姆。而老兩口每月的退休費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醫藥費和保姆的勞務費后所剩無幾。1959年北京市勞模韓秀珍，原通州區商業幼兒園保育員，現在每月退休金518元，外加80元勞模補帖。韓秀珍身患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尿酸等多種疾病，每個月的藥費都要超過1000元。但她沒有任何醫保，所有醫療費都要自己負擔。老伴一個月有1200元，但身體也不好。她說，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轉肺炎，醫生說再不住院的話就有危險，要求她必須住院。但為了省錢，她楞是在社區衛生站打了4個星期的點滴，扛了過來。1960年全國勞模袁瑞云，原河北省大產公社雙柏村幼兒園園長，現在每月三百來塊錢退休工資，和女兒、兒子及他們的家人擠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隨后女婿突發腦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壓、心臟病，每個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檢查費和藥費。大筆的檢查費不能報銷，實行醫保后，醫藥費滿500元才能報銷60元，老人的生活變得很拮據。于是老人和女兒、孫女擠在客廳的一張床上，兒子和媳婦住里屋，騰出兩間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元的租金帖補自己的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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