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高產業工人工資和擴大社會福利的層面解決“流動性過剩”

 文/蔡定創

　　提要：“流動性過剩”是資本性資金過剩，其本質是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失衡。應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調控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才能實現六中全會提出的社會和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一、     “流動性過剩”在持續增長

　　根據央行發布的2006年3季度貨幣金融數據，我國宏觀調控在抑制投資過熱方面有一些初歩的成效。但是，在經濟結構性失衡方面的調控一點也不容樂觀。對比一下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差，央行發布的今年3月份數據是10萬億元，到6月份人民幣存貸差上升為10.32萬億元，到9月份人民幣存貸差上升為10.68萬億元。雖然央行在今年已過去的時間里，動用了匯率、利率、準備金率等各種調控工具，但“流動性過剩”并不受其調控，不僅仍在持續增長，而且，從3月到9月僅6個月時間就漲了6.8%。對比去年9月份同期人民幣存貸差的8.9萬億元，一年增長達20%。在我國GDP總量才18萬億的情況下，就發生如此巨大而又高速增長的“流動性過剩”，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擔憂。 

　二、“流動性過剰”的性質

　　“流動性過剰”表現形式是個人、企業、政府的銀行存款。資本性資金與消費性資金在銀行時同樣表現于存款。不加區別籠統地談論“流動性過剩”并在此基礎上談論如何調控，如何“擴大內需”，是過去調控失效的的主要原因。必須區分我國的“流動性過剩”的這部分資金的性質，是資本性資金過剩，還是消費性資金過剩？

    這顯然是一種資本性資金的過剩，而不是居民消費性資金的過剩。支持的理由如下：

　　1、從來源上說，產生“流動性過剰”直接原因，是外匯儲備超常規增加，央行用人民幣將外匯買下，投入的基礎貨幣大量地擴張并進入市場。央行巨額的外匯主要來源于企業的溢出利潤，也包括了國外的投資、投機資金，因此，銀行存款的“過剩”部份是不可能進入消費的，主要用于投資的資金。

　　2、國家統計數據說明，一方面，投資快速增長，拉動上游原材料、燃料、動力等投資消費品價格快速上漲，另一方面，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則延續了上年的回落趨勢，比年初回落0.7個百分點。此也指明了是投資資金過剩而不是居民消費資金過剩。

　　3、從當前資金的投資效益指標看，健康的、正常的投資效益應在2：1左右，而我國當前多數行業投資的邊際效益已經在5：1以下。投資邊際效益的低下，也說明了當前經濟的內在矛盾是投資資金嚴重過剩，而內需則不足。

    因此，“流動性過剩”是社會產品過剩的表象。我國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性質是內需不足條件下的資本金過剩，是資本的脫離內需的投資膨脹與居民消費通縮的積累與消費結構性失衡。巨大的“流動性過剩”，表明國民經濟已經發生了較大的、深層次的不平衡。其本質是社會總量消費不足，社會積累、社會再生產能力的過剩，是社會發展潛力的浪費。 

　　三、產生“流動性過剰”的根源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生產與消費必須平衡，生產促進消費，消費反作用促進生產。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客觀上必然包括有生產與消費、積累與消費、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生產性消費與生活性消費的各種比例與平衡關系。如果生產與消費，積累與消費發生了不平衡，就必然影響到再生產，各種比例平衡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9年至2004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6％。十五”期間，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為５％。排除第一產業的低增長因素，第二、第三產業的實際增長修正值估算為10.8%。假定國際資本每投資2億元可獲得1億元產值，投資效率為0.5為正常市場環境下的正常投資效率，那么我國要獲得第二、第三產業年均增長率10.8％的要求，按正常市場年新增投資率約為20%，加上我國可能因過剩而產生的投資效益損失，實際投資增幅以25%為計算，那么，如果實現第二、第三產業年增長10.8%，全員職工年工資平均增長就應為8.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部份社會階層的年工資平均增幅確實實現了或超過8.1%。但是，最少有一半的就業人員年工資增長遠低于8.1%。

　　據勞動保障部資料：“首先是輕紡、建筑、餐飲服務等領域部分行業的職工工資平均水平偏低。其次是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有關調查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民工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長率平均20%以上，農民工工資近12年來僅增長68元，年增長低于1%”。①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5年全國就業總人數為7．58億人，其中職工總數約3.1億人。在3.1億總職工人數中，約有72%（2.232億人）是在工資增長極低的餐飲業、建筑業、采掘業、制造業、社會服務業中就業。其中鄉鎮企業的農民工約1.2億人。

　　我們假定總職工人數中的72%（2.232億人）的職工在1990年平均月工資為600元，如果按國民經濟的協調增長率8.1%計算，15年后的月工資最低應增長到1930元。但實際上這部份就業群體至2005年平均月工資仍在1000元左右。15年工資年均實際增長率僅為3.4%。如果按此測算，僅2005年就最少有2075億元社會勞動產品沒有進入居民的消費，其價值不能被實現。

　　當然，在實際經濟中，這些由增長帶來的本應由創造這些價值的產業工人享有的社會勞動產品，沒有分配給應該擁有者，自然這些產品的價值也不能在國內市場實現，結果產品被出口到國外，人為壓低工資而由此必然產生的本幣內生性升值，則又由央行將外匯全買單的形式，變成了出口企業的人民幣存款。也就是說，企業資本由克扣勞動者福利而不可能實現的價值，是由出口中介，央行買單的形式而實現的。換一個說法，我國二十年多來的增長，國民福利并沒有同歩增長，增長的大部份變成了外匯存款，再由央行買單并經過多年的積累變成了現今的“流動性過剩”。或者說，現今的“流動性過剩”是勞動者工資的價值向資本金的轉移，資本與勞動的分配結構性失衡造成的。 

　　四、當前經濟宏觀調控的幾點建議

　　“流動性過剰”的根源在于資本與勞動的分配比例失衡，而且這種失衡已經積累到嚴重的影響到可持續發展的地歩。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在分配比例嚴重失衡的情況下能獲得較高的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簡單的道理，在富人的所有消費都獲得滿足的情況下，沒有普通民眾消費能力的提高，社會為誰而生產？過去的幸運在于社會過剩的產品通過出口轉移出去，但是，過多的外匯積存本身就是國民福利的極大損失。當世界市場對這種近呼免費的勞動產品都厭惡的時候，或者說出口到了對本國居民福利提高沒有任何好處的時候，這種剩余產品轉移也是難以為繼的。根據經濟自平衡原理，在我國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的情況下，資本與勞動的分配比例必然已嚴重失衡，經濟實際發展速度將主要取決于勞動者工資的增長速度。

　　實踐已表明，“流動性過剰”不能在匯率、利率、準備金率等層面獲得調控。有些人認為，加速資本市場的新股發行可吸納“流動性過剰”。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新股發行只不是將間接融資轉變成直接融資，投資資金的本質并未發生改變，而濫發新股，由上市公司加大投資與抑制投資的宏觀調控同樣相矛盾。

　　實際上，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的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要求已為我們正確調控經濟指明了方向。過去的政績考察著重GDP增速，對資本利益方的關懷較多一些，這在經濟發展的起歩階段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里，政府應更重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社會的均衡協調發展。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勞動者都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更何況我國有九億農民需要轉移的情況下，僅靠勞動的市場調節是不可能發生良性均衡。我們不能長期維持資本與勞動的分配比例失衡，聽任已有的資源被閑置，聽任本應有的國民福利被損減。要站在全民福利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運用政府的強制力量保障經濟發展中的各產業、各階層分配比例均衡。

　　1、啟動低工資職工收入倍增計劃，并建立產業工人工資與社會經濟增速同歩的強制制度措施。

　　上文的數據表明，我國最低收入階層的平均工資水平仍在1000元以下，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產業工人，血汗工廠時有爆光。而按照經濟發展最佳效果估算，2005年這部份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應達到1930元。與實際相差一倍。應用三年左右時間，政府采用強制調控手段，將產業工人平均工資增加一倍，由此帶動整個服務行業工資的提升。并從此建立產業工人工資與社會經濟增速同歩的，具有強制力的制度、法律措施。

　　經濟理論界有不少學者是反對提高產業工人工資，此種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與當前的經濟現實顯然不符。實際上，低工資不僅僅有能降低產成本的一面，更有在分配中提高資本利潤率的一面，而過高的資本利潤率所造成的兩極分化加大，在多數情況下都會損害經濟可持續發展速度。

　　2、“流動性過剩”這筆資金，主要是由央行買單獲得，雖然不能剝奪原有者產權，但處于閑置狀態下是可以被挪用的，政府可將其挪用于全民醫療、全民教育、全民社保等社會公共產品的投放，將資本金變成消費資金，以消費促生產，推動國民經濟迅速上臺階。

　　當前經濟通脹與通縮并存，作為資本金的“流動性過剩”起主要作用。調控中僅有強行抑制投資的措施是不夠的。“流動性過剩”資金不可能會自行進入居民消費領域補內需不足。我認為，正象當年為擴大內需，國家調控中大幅舉債用于國家基礎設施投資一樣，現在仍應由國家預支形式，將“流動性過剩”這筆資金，挪用于全民醫療、全民教育、全民低保等社會公共產品的投放。這是強制發揮經濟的已有潛力，使社會經濟重獲均衡的必要措施。國家完成用不著擔心這種對“流動性過剩”挪用所產生的債務，它自然由倍增的經濟發展所填平。

　　3、國企要盡快向全民分紅。

　　“流動性過剩”部份構成也來源于國企的利潤至今仍留存在國企，不分紅它就仍是一筆資本金存在銀行，而國企的投資沖動又是導致當前投資過熱的主因。國企利潤長久的積存不分紅（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其意義在于相應的社會產品價值不能實現，從宏觀層面來說是影響到可持續發展。向全民分紅，并將這“流動性過剩”的資本金變成消費資金，同樣用于國民福利和社會公共產品的投放，“流動性過剩”即會得到相應的緩解。

4、真正轉變地方政府的服務職能。

過去的政績考察著重GDP增速，對資本利益方的關懷較多一些，這在經濟發展的起歩階段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里，政府應更重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社會的均衡協調發展。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勞動者都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僅靠勞動的市場調節是不可能發生良性均衡，必須運用適當的強制力量保障經濟發展中的各產業、各階層分配比例均衡。因此，政府不應僅重總量觀測，而應增加各社會階層，各產業工人福利增長比例，特別是低收入職工收入增長狀況的監測，側重加強對私營、外資企業的勞動監察和勞動者權益的保護。 

200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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