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各界公認，中國鄉村存在著一億多的剩余勞動力。在這樣一個國家，居然會出現全國性的民工荒，聽起來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要理解民工荒的產生原因，就需要對民工的年齡結構進行分析。

    民工荒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因此，筆者首先從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用工年齡結構分析起。

    表1是若干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用工年齡結構。資料來源于1995年進行的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眾所周知，國有企業職工大規模的下崗分流開始于1995年以后，1995年以前國企職工基本上都是鐵飯碗，即只要職工進入某一企業，無論是否需要，都可以在該企業工作到退休。從企業的角度來看，這種終身制就業格局，使國有企業無法解雇因年齡偏大、不符合企業用工要求而產生的冗員，對國有企業提高經濟效益是不利因素。但從職工的角度來看，這種終生制就業格局，使得職工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因而當時國有企業職工的年齡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保障職工終身就業條件下某一行業正常的職工年齡結構。三資企業則不然。三資企業追求的是企業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因而其用工的年齡結構也就反映了企業效益最大化對職工年齡結構的要求。把國有企業與三資企業的職工年齡結構進行對照分析，就可以看出，隨著三資企業、以及與三資企業同樣追求企業經濟效益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有關行業用工的年齡結構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表1表明，在20及20歲以下年齡組，三資企業的職工比例比國有企業高出8－17個百分點；在21－35歲年齡組，三資企業的職工比例比國有企業高出12－15個百分點；而在36－50歲年齡組，三資企業的職工比例比國有企業要低19－31個百分點。換句話說，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勞動密集型三資企業的用工年齡結構趨于年輕化。

    用工年齡結構年輕化對職工的影響見表2。表2把所有行業中35歲以下職工設為100人，再根據企業中35歲以下與36歲以上職工所占比例，算出36歲以上職工相當于多少人。由于1995年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國有企業職工的年齡結構，可以代表“保障職工終身就業”條件下某一行業正常的職工年齡結構。因此，如果企業的目標由與宏觀經濟目標相一致的保障職工終身就業，轉為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同時假定在企業目標轉變時，35歲以下職工可以做到 100％的就業，則表2的最后一行，就表明了在企業目標轉變時，36歲以上的職工中，會有多大比例的職工失去自己的工作。如表2所表明的，在屬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不同行業中，該比例高達2／3到5／6。

    從表2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如果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的國有企業為追求經濟效益，在用工年齡結構上向三資或民營企業看齊，則必然會造成中年職工的大批下崗。

    從表2還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對城市新成長的勞動者來說，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的三資或民營企業普通工人的崗位是沒有吸引力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普通工人的收入本身就不算高。而表2又表明，這類企業職工進入中年后的失業率高達2／3到5／6。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指責城市新成長的勞動者挑三揀四，不愿意從事這一類的工作呢？

    要使得表2中三資或民營企業的用工年齡結構得以實現，這些企業就只有大量招收青年民工。

    對民工需求的年輕化并不僅僅發生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的抽樣調查，2001－2004年的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中，25歲以下的勞動力所占比重分別為49．0％、46．3％、47．3％與45．4％；而2004年25歲以下鄉村勞動力占全部鄉村勞動力的比例只有21．2％。可見，民工需求與供給的年齡結構之間存在著20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

    一旦青年民工供不應求，即使鄉村還存在大量中年剩余勞動力，城市也會出現民工荒。事實正是如此。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的抽樣調查表明， 2004年，26歲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了453萬，比2003年381萬的增長量還要高出72萬。而2004年25歲以下民工比上年減少了20萬，與 2003年530萬的增長量相比，相差550萬?？梢?，25歲以下民工數量從2003年的劇增（比2002年增長了10．9％）到2004年的略減，是導致2004年民工荒集中顯現的主要原因。

    但從表2中，同樣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為追求自身的經濟效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一方面會大量聘用青年民工，另一方面又會大量解雇因年齡增大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的中年民工。36歲以上民工被解雇的比例，就是前面提到的2／3到5／6?？梢?，繼民工荒之后，中年失業將成為民工就業的下一個嚴重的問題。

    與民工荒相比，民工中年失業問題還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

    首先，鄉村剩余勞動力中，外出務工的主要是青年，而中年以上勞動力仍然滯留在鄉村。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的抽樣調查，2001－2004年的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中，30歲以下的勞動力分別占64．1％、62．2％、62．9％與61．3％。換句話說，民工中年失業的高潮還沒有到來。
    其次，失業的中年民工既不會要求企業、也不會要求輸入地的政府為他們也許長達20年的中年失業提供社會保障，而只會回到因有承包地多少還有些收入、而生活費又比較低的家鄉。所以中年民工失業沒有像大齡下崗職工就業難那樣，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企業有權決定招收什么年齡的職工。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如果企業的用工年齡結構與一國勞動力的年齡結構發生較大偏差，那就必然會出現全國性的特定年齡段勞動力失業問題。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大齡下崗職工就業難與民工中年失業問題，就是特定年齡段勞動力失業的例子。

    民工中年失業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民工中年失業意味著民工工作年限的縮短與依賴社會保障（失業救濟金或養老金）生活年限的延長，由此產生的社會保障金的支付壓力，有可能影響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從鄉村人口城市化的角度來看，即使取消現有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農民自由進城定居，民工中年失業帶來的經濟壓力也會迫使農民作出留在農村、年輕時進城務工，進入中年后回鄉謀生的選擇。

    總而言之，解決民工就業必須從一輩子即整個勞動年齡段的角度（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就是從整個生命周期的角度）來加以考慮，否則，就必然會出現因勞動力供求的年齡結構不般配而導致的用工短缺（民工荒）與勞動力過剩（民工中年失業）現象并存的局面。如果這種不般配僅僅源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在用工方面的苛求，那么民工荒會使得這些企業作出相應的調整；但如果這種不般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對用工年齡的特殊要求，那么就有必要調整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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