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問題，胡總書記先后在17大報告和紀念11屆3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12••18講話”）中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其中最重要的是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中的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的統一。黨內和社會上圍繞兩個基本點之間的關系，一直存在著不同認識。這個問題是貫徹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中的核心問題，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

作為我們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江澤民同志早就強調：“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P39）

十多年來在改革方向的爭論中，一股自由化勢力“以攻為守”，歪曲我們改革開放的內涵，把對自由化的批評說成是反對改革的強大輿論壟斷了話語權。包括少數官方“學者”和媒體人指控他們否定改革開放、反對改革開放，甚至給戴上“反動思潮”的帽子，污蔑是要回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交鋒》P281、《交鋒三十年》P 145、195、247、253、259、260、338）。　　

然而，那些被一些所謂“主流”話語認定是反對改革的言論，到底是反對改革還是批評自由化呢？

讓我們以近年某記者以描述改革爭論、歌頌思想解放為名寫的兩本書《交鋒  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和《交鋒三十年  改革開放四次大爭論親歷記》中提供的資料為例，仔細研究這個問題。

這兩本書說是描述爭論全過程，但支字沒有從正面意義提小平同志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話，也沒有輯錄自由化的言論，更沒有批評自由化，反而把90年代中期以后對自由化的批評說成是“反對改革開放”，這無疑說明他是肯定這些自由化的言論，從而說明從總體上講他是以自由化的觀點撰寫這兩本書的，換言之，實際上是宣揚自由化的。而《交鋒》印數之多（據說賣了200萬冊），說明自由化思潮的影響決不能小視。分清這個問題上的是非，關系正確認識基本路線中兩個基本點之間的關系，關系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兩書共76萬字，而且作者稱他改革開放開始就進人新聞界擔任記者，并說他耐心地摘抄了他認為是“左”的文章，實際他是專門搜集摘錄被認為是反對改革的資料。雖然基本不提自由化言論，但從被認為是反改革的言論中也間接反映了十多年來爭論的主要問題，對研究這個課題可以說是很充分的，尤其是關于被認為是“左”的錯誤思想的資料可說是比較全面的。下面是我的幾點結論。　　

首先，反對改革開放的只是極個別人。

小平同志早就對人們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個基本估計。他曾說“改革不是一個派，是全民贊成改革，全黨贊成改革，如果說是一個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派。保守的人是有，但作為一個派別，中國沒有。中國有一些人有這樣那樣對改革的某些問題、內容、步驟持有不同意見，但這些人中他們大多數也是贊成改革與開放，有意見也是正常的” （《鄧小平年譜》P1025）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他一直跟蹤研究我國的改革開放，其觀點還是比較客觀的。他在評論我國改革開放30年時也說，盡管改革過程中有贏家也有輸家，盡管面臨一些問題，但無論是哪一個社會群體，誰都不想走回頭路。　　

隨著改革中發生的利益和意識形態多元化，出現個別反對改革開放的言論是不足為怪的。但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改革取得重大成就，這種言論已不成氣候，遠不能構成對改革開放的主要干擾。上述幾本書，其中兩本是專門批判反對改革開放的，從提供的資料中也只看到前鞍鋼總經理馬賓的言論可算是反對改革開放的（見《交鋒三十年》P278、279）。此外被該書作為反對改革所引的言論中，雖然也包含有一些可以認為是比較僵化的觀點，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因素的消極作用估計過分，有些地方混淆所有制與經營管理方式，以及對自由化影響和危害看得過重。對這些的批評也是必要的，這客觀上對克服“左”的僵化思想影響，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除此以外都不是反對改革開放的言論。而且，前述馬賓乃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企業經營管理方式探索的第一個豐碩成果 “鞍鋼憲法”創立單位的總經理。這里只是就幾位記者提供的資料本身講的，也很難相信一位改革的先進人物競會在改革大潮中根本上反對改革開放。

其次，被“主流”指控為反對改革開放言論的人和文章，都明確肯定是擁護改革開放的。

雖然不可能對所有文章的作者都進行考證，也沒有必要，因為我們研究的是主要傾向。但對十多年來各個時期被認為是反對改革言論的主要代表的研究都是足以得出這個結論的。

從1990年代中期至2002年，被“主流”指控為反對改革開放言論的代表，是因此被迫停刊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雜志，以及被認為是“反對改革開放急先鋒”的所謂“萬言書”。其中《真理的追求》的主編喻權域，是最早宣傳改革開放的人之一，早在11屆3中全會以前，就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改革經濟體制。而所謂的“萬言書”，第一封就肯定發展私有經濟和外資的增長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肯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交鋒》P243、248）；以后的幾封還引用鄧小平和江澤民同志的話作為立論依據（《交鋒》P276、351）。被劃為“左”的代表、被廣泛“懷疑”為“萬言書后臺”的鄧力群同志，據《交鋒三十年》（P119）說，早在1984年起草12屆3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時候，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說他傾向于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問鄧力群有什么看法，鄧力群講他在1979年就是這么提的，這就說明他也是擁護改革開放的。

2004年以后，被“主流”指控為反對改革開放的主要代表，也是最有影響的莫過于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和時任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評委的程恩富，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學部委員,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其中郎咸平就曾聲明并非全面反對改革，主要只是揭露國企領導層收購的弊端，這已被國資委隨后宣布大型國企不搞領導層收購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而程恩富，2004年6月，曾就繁榮和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問題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講課中認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還不能完全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發展的需要，一些學術領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識形態、淡化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值得高度重視，建議中央高度重視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指導地位。后來他就被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一職，這足以證明他不會反對改革開放。至于劉國光，更是最早提出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主要經濟學家之一，他就是因此獲得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的。　　

這些都充分說明被指控為反對改革開放言論的絕大多數，實際是擁護改革開放方針的。

最后，被“主流”指控為反對改革開放的言論，實際基本都是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論斷必須建立在充分的證據上，難免要引用足夠的資料，這難以為本文全部容納，所以我專門撰寫了《是反對改革開放，還是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文。該文主要的是引用上述五本書中被認為是反對改革開放的言論，證明其實主要都是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而且這些被指責為反對改革開放的言論提出的問題，實際都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關鍵問題，都是關系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根本問題。因而無可辯駁的證明那些指控是站不住腳的。由于篇幅難免很長，如果要研究其結論是否正確，建議看看拙文。

這些也可從這些書的作者無意中的論斷得到證明。例如旨在專門揭露“反改革”言論的《交鋒三十年》就在“第三次大爭論”一篇的提要中把被認為是反對改革開放急先鋒的四份萬言書定性為反私有化的“代表作”（P181）。另一本由高尚全作序的《解放  改革開放以來思想大論戰》一書則說：“2004年的思想交鋒……是‘國退民進’這一階段中國有資產流失引起”（P210）。這兩件事正好分別在爭論最主要的兩個時期，很具代表性。這就用作者的話證明，那些被指控為反對改革開放的言論實際上是批評自由化的。　　

胡總書記在17大的報告中實際上解釋了改革開放方向和道路正確，就是指堅持十個結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相結合。以后一些人仍然誤讀、曲解甚至歪曲他們關于堅持改革方向內涵，于是胡總書記又進一步在“12••18講話”中，以不容誤讀的明確措詞強調“我們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不厭其煩地反復12次強調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并詳細地詮釋了其內涵。那就是“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時代內涵”。他再次強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相互貫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須臾不可偏離、絲毫不可偏廢，必須全面堅持、一以貫之。”尤其是明顯地針對這些誤讀和歪曲再明白不過地明確宣布“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就再次強調兩個基本點的辯證統一關系，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既反對僵化，又反對自由化。然而，作者還曾任過《中國青年報》和《人民日報》的評論部主任編輯，應該是不泛“政治敏銳性”。但在17大報告以后出版，并于“12••18講話”以后第二次印刷的《交鋒三十年》仍然不理采中央的聲音，并且歪曲胡總書記的話，說胡總書記只是批評那些批評自由化的人，言下之意是對“改革派”的支持，而閉口不談其內涵包括批評僵化和自由化兩個方面。　　

讓我們認真學習“12••18講話”，把認識統一到講話上來，徹底澄清這些誤解和歪曲，消除其流毒，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保證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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