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連旭評鐘軒理文的有理性和無理性

                             楊連旭

                         （2006-6-23）

鐘軒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自6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至今，議論劇烈，兩極分化。其中，全面否定的居多，徹底肯定的極少。

我以為，關于鐘軒理的這篇文章的評價，還是要一分為二、不極端化、不絕對化的好。必須要看到，這篇文章其中既包含了科學和進步因素的有理性，也容納了盲目和倒退意義的無理性。

                           （一）

有關鐘軒理的這篇文章所包含的科學和進步因素的有理性，那是顯而易見的：

其一、文章指出：

“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要堅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江澤民同志深刻指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

其二、文章要求：

“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兩者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堅持和完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實現經濟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促進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

第三、文章強調：

“人民群眾是改革的主體，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要堅持從實際出發，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改革的基點和決策的依據，把總結我國改革的實踐經驗與吸收國外的有益做法結合起來，把廣泛征詢群眾意見與認真進行專家論證結合起來，努力使改革決策兼顧到各方面利益、照顧到各方面關切，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要最充分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投身改革開放的事業中來。”

就此，必須充分認識到：

第一、有關“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

這樣的論述，無疑是堅決否定了一個時期以來甚囂塵上的“市場化方向改革”的奇談怪論，有力地批駁了“市場化方向改革”“不可動搖”的歪理邪說！

這就從理論上確保了我們的改革開放，必須是依照鄧小平設計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頁）、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

第二、有關“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這樣的要求，無疑是徹底否定了一個時期以來肆無忌憚地以改革的名義搞死公有制經濟、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反動行為！

這就從理論上確保了我們的改革開放，必須是依照鄧小平指出的“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2頁）

第三、有關“要最充分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投身改革開放的事業中來。”

這樣的指示，無疑是給了“不許網絡言論左右國家政策”之流的所謂主流學者和自封精英的霸權主義以當頭一棒！

這就從理論上確保了在改革開放中必須恢復和發揚黨的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這表明，至少《人民日報》這個主流意識形態領域對一個時期以來民間關于“市場化方向改革”反思成果是充分肯定和采納了的。   

看不到這一點，不僅就會否定這篇文章的科學進步意義產生急躁冒進的“左”傾情緒，而且還會對改革發展的前途發生悲觀失望的右傾情緒。

所以，一個時期以來：

一是、凡主張“市場化方向改革”“不可動搖”的人們都應該深刻反省、檢討自我；

二是、凡是主張改革開必須依照鄧小平所設計 “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人們都應該歡欣鼓舞，再接再厲！

                             （二）

有關鐘軒理的這篇文章所容納了的盲目和倒退意義的無理性，是有目共睹的：

其一、文章指出：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解決前進中的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上層建筑進一步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要求，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才能使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進一步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機制保障，推動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才能更好地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真正做到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二、文章強調：

“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推進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必須正確分析形勢和條件，不失時機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改革的新突破，通過深化改革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

其三、文章要求：

“要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不斷增強全社會的發展活力。要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要著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重點，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要著力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公共財政體系建設，完善金融監管體制；要加強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完善商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以及競爭機制。要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著力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著力優化引進外資結構”。

對此，必須看到：

第一、關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解決前進中的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云云。

這樣的論述，無疑是在相當大程度上脫離實際、無視事實的。

我們以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村成為希望的田野為目的，開展了農村改革，結果卻是農民、農村愈來愈相對貧困和落后；

我們以搞活國有企業為目的，進行了城市改革，結果卻出現了國有企業大面積的虧損破產；

我們以精簡人員為目的，進行了機構改革，結果卻是出現了機關人員的惡性膨脹；

我們以“科教興國”為戰略實行改革，結果科技競爭力在世界排位卻呈現出下滑的趨勢；

我們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改革目的，結果卻是呈現出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的趨勢；

我們以“兩手都要硬”為方針實行社會改革，結果卻是社會犯罪層出不窮；

……

由此可見，改革決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不要指望以改革包攬一切，更不能以改革取代正常的治國方略和社會工作。

第二、關于“不失時機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改革的新突破，通過深化改革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云云。

這樣論述，無疑是在誤導改革發展。

我們發展動力的源泉在哪里？

從根本上，是來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與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即富民和強國。

從現實上，是來自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即公正和效率。

從邏輯上，改革只是動力爆發卻不是動力產生的手段。

從實踐上，把改革視為動力產生的手段，就會形成為改革而改革的單純改革觀，改革就要脫離社會發展的目標，異化成標新立異、嘩眾取寵、乃至禍國殃民的反動破壞！

公有制經濟的衰弱，國有企業的衰敗，貧富兩極分化，環境生態惡化，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突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礦難層出不窮，社會治安日趨惡化，……

現今社會出現的這種種的不和諧，就是單純改革觀導致了改革脫離社會發展的目標，異化成標新立異、嘩眾取寵、乃至禍國殃民的反動破壞的結果！

第三、有關“要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云云。

這樣的論述，無疑是在誤導價值規律的作用加重經濟危機。

價值規律對經濟活動的作用有兩種基本方式，即通過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和通過計劃經濟的自覺調節。

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是以市場有效供求決定的價格對價值的背離波動引導經濟要素流動，再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實現優化社會經濟活動的。其中，是以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巨大浪費和生產力的破壞為代價的。這樣，就產生了計劃經濟的需求。

計劃經濟是以市場有效供求為基礎，通過自覺厘定價格與價值的一致性，直接規定經濟要素的流動，實現社會經濟活動的科學性的。這里的關鍵是，經濟計劃必須具備準確把握市場有效需求、合理厘定價格與價值和科學規定經濟要素的流動的能力。

在改革之前，由于國家“一窮二白”，社會有效供求、經濟要素和經濟活動規模幾乎處在中央有效控制能力之內，所以計劃經濟高效發展、成就驚人！

在改革之時，由于國家初步繁榮富強，社會有效供求、經濟要素和經濟活動已有相當的規模超出了中央有效控制能力，從而導致計劃經濟低效發展。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就應運而生了。

那么，“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必須綜合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揚長避短，在中央有效控制能力之內以計劃經濟為主，在中央有效控制能力以外以市場經濟為主，宏觀經濟管理以計劃經濟為主，微觀經濟經營以市場經濟為主。

這種計劃化的市場經濟，本來就是中國在1950至1956年的成功經驗。但是，在單純改革觀的影響下，改革脫離了社會發展的目標，異化成了為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

從全民經商到礦石、煤炭、電力、土地等各種資源暴漲暴跌，從學費、醫療費到住宅樓的壟斷高價，就是由于放棄宏觀經濟的計劃管理，放任市場經濟的自由泛濫所引發的經濟危機。

     至于說，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公共財政體系建設、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加強現代市場體系建設、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著力優化引進外資結構，這些具體的改革，既是老生常談的，也是無能為力的。

     看不到這一點，就會在改革的歧途上愈走愈遠、促使社會各種不和諧的矛盾愈演愈烈！

                                     （三）

     鐘軒理的這篇文章的是正確理論和錯誤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形成了理論脫離實際的致命缺陷。

    從理論上，這篇文章突出了“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這在主流輿論“市場化方向改革”“不可動搖”甚囂塵上的當下無疑是有著正本清源的意義的。

在實踐上，這篇文章不僅沒能就“要堅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努力使改革決策兼顧到各方面利益、照顧到各方面關切，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問題指出任何新思路，而且還依舊是重復了以往的所謂主流學者們提出的、早已成為了過街老鼠的陳詞濫調，給人以堅持“市場化方向改革”我行我素不動搖的感覺。

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這些陳詞濫調是由誰提出的，而在于這些所謂的改革是否能夠消除或緩解：

公有制經濟的衰弱，國有企業的衰敗，貧富兩極分化，環境生態惡化，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突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礦難層出不窮，社會治安日趨惡化，……

現今社會出現的這種種不和諧的矛盾呢？

以往的事實表明：不能。

正因如此，這篇文章得到了兩極分化、否定多余肯定的評價。

明智的理論、糊涂的實踐，鐘軒理這篇文章所反映出的這個矛盾不僅僅是鐘軒理本人，也是當今中國社會所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

為人民服務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中共執政掌權的法理基礎。

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和主導地位，這是中共執政掌權的物質基礎。

所以，中共決不會自毀法理和物質基礎的。

可問題是，在社會經濟規模超出有效控制能力的條件下，怎樣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公正和效率呢。

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

“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36頁）

可是時至今日，這些不同關系的實現首先是從理論上不僅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反而卻被“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所取代了。

正因如此，明智的理論和糊涂的實踐這個矛盾就產生了。解決這個矛盾，絕非鐘軒理獨立所能，必須是如其所言：

“要最充分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投身改革開放的事業中來。”

看不到這一點，發展的理論就會在極端化的論戰對立中僵化，改革的實踐就會在絕對化的爭斗中內耗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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