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來說說行政事業職工退休改革問題　　

“全國事業單位總計125萬個，涉及教科文衛、農林水、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等多個領域，工作人員超過3035萬人，是國家公務員的4.3倍，占全國財政供養人數的近80％。”顯然，這是這次對事業單位退休金砍一刀的主要原因。　　

貧道覺得，對事業單位職工退休金砍一刀，不能算壞事情，但也說不上好事情。醫生、教師、文體工作者、新聞出版機構的人，這些年做的好事似乎也不太多，是一批賺大把錢的人。比起普通工農來講，他們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既然享受了改革帶來的成果，就要忍受改革帶來的“陣痛”。總不能改革的“陣痛”總是落在普通工人農民身上，自己一點也不承擔。這次這批人倒霉，一般老百姓很少同情，除了自己咋呼，幸虧是他們掌握著媒體，說話不困難。你看，南方報系不就有很多人在喊冤嗎？　　

這個群體通常被稱為“人民的良心”，但是，當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大批工人下崗，這個群體沒人替工人們說句公道話。后來教育、醫療改革，低收入群體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他們也不替這些人說話，甚至認為很合理，因為得益的是他們。房價高漲，他們說話的也少，因為他們買得起，而且往往有單位福利照顧，自然不會對買不起房子的人說公道話。那時候你不說話，現在指望別人替你們說話，恐怕比較困難。　　

不過貧道倒是覺得，把財政費用緊張都推到事業單位身上也并不合理。不知道勞動人事部門統計的事業單位人數比行政單位人數多3倍多是怎么算的。注意到他們用的是“公務員”，沒用“機關和社會團體單位職工”。這個數字在統計年鑒上沒有，但貧道覺得還是用統計年鑒的機關和社會團體（即包括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作為公務員人數比較合適，因為黨委里的人雖然不是公務員，但退休和花行政經費是一樣的。　　

1978年，也就是沒有進行行政體制改革，局委一大堆的時候，行政人員（機關和社會團體，這樣寫簡單些）總計467萬人，占總人口的0.48%。總計花費用52.9億元，占財政1122億總支出的4.7%。當時事業單位人數1935萬，總費用147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13.1%。行政支出是事業支出的36%。顯然，這個時期以事業單位為對象進行一次改革比較有效，因為事業單位不僅人數龐大，而且費用很高。　　

此后30年就是連續多次的行政機構改革，合并部委、廳局，從以前百十個壓縮到現在十幾個。經過30年改革，情況怎么樣了呢？　　

2006年，全國行政人員達到1112萬人，比1978年反而增加了138%。真不知道那么多局委合并了，那么多管理功能取消了，怎么人數翻了一番多了呢？是總人口增加了？顯然不是，行政人員占人口比例從0.48%上升到0.85%。而且行政費用達到5639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從1978年的4.7%提高到13.9%。這個時期事業單位人數也增加了。但中國的事業單位很大程度上是第三產業的主要內容，包括教師、醫生、科研人員、文化體育和媒體等，通常都是會自然增加，甚至占人口比例本來就會越來越大的。到2006年，事業單位人數達到2833萬人，總費用7426億元。占財政總支出比重也從13.1%增加到18.4%。財政總支出中行政和事業費用比重增加本來是自然的，因為現在的財政是“吃飯財政”，建設比重大大減少，它們的比例自然上升。但是，貧道要指出的是，行政上不僅是人數增加速度比事業單位快，而且財政支出速度也比事業單位快得多。　　

1978年，行政與事業人數比為24比100，總費用比為36比100，人均費用比為149比100。到2006年，行政與事業單位人數比上升到39比100；總費用上升到76比100；人均費用上升到193比100。也就是說事業單位的問題變小了，比改革前小得多了。也可以這樣說，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吃行政飯的人多了，行政費用增長速度太快了，人均費用花得太多了。這才是形成財政支出緊張的主要原因。　　

其實，中國勞動保險出問題，根本在于財政支出中安排這一塊太小。看到一個資料，到2008年總計6684億元，中國這一塊占GDP比重只有2.2%。發達國家占GDP比重，日本是13.7%，美國16.81%，歐盟27.2%，其中，瑞典、法國和丹麥均高于30%，超過我國十幾倍。中國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數最后幾名，與中國爭奪倒數第一名的國家全加起來也不過三、五個。　　

中國一直覺得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太低。確實，改革前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一直徘徊在10%左右。但90年代已經開始漲了，每年財政收入都比GDP增長快兩倍左右，到2007年已經占25%，略低于西方國家30%左右的水平。增長的財政收入，通常主要用在社會福利上，但我們增長最快的倒是行政支出。大概還不太知道現代國家財政收來那么多錢究竟該做什么。或者覺得花到那里可惜了？要是“不差錢”，就把企業退休金提上去，而不是把事業單位降下來。　　

貧道對這次改革擔憂的地方是，如果把知識分子再劃出去，就把官員群體單獨給亮了出來。造成除了官員群體，剩下的是一個大群體，兩個群體在福利上不一樣對待，讓人擔心出現蘇聯變修后的情況。形成官員體系越來越注重把自己變成一個利益集團，最終被老百姓孤立起來。貧道覺得，要是“真差錢”，干脆連官員退休一起改革，都向企業看齊，這樣才顯出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否則，社會經濟靠近了資本主義，國家政體又靠近了修正主義，老百姓還怎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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