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現(xiàn)象顯然就是一種倒退
云淡水暖
倒退沒有出路,倒退是死路一條,這些話媒體上說得很多了,有些人也以此作為自己的一套東西的虎皮,凡是不贊成自己一套的,就劃為“倒退”,就預言“沒有出路”,凡是不贊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就斷定是“企圖回到計劃經濟”,也就等于“倒退”。
按照以上的“凡是”的邏輯,“回到”=“倒退”,“回到”哪里呢,“回到舊體制”,于是,似乎但凡“回到”均可稱為“倒退”,按照此邏輯,搜尋一下所見所聞,發(fā)現(xiàn)確實有些東西有“倒退”之嫌。
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六自然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xiàn)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其中的“三個已經”表明了“過去時”,違反這三個“過去時”的,是不是應該稱之為“倒退”呢。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下過定義“我們現(xiàn)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xiàn)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鄧小平所說的“公有制”的前提,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占整個國民經濟的90%以上,這個,也是符合《憲法》中關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的堅持和維護。那么,在主流媒體上大肆鼓吹生產資料私有制取向,大量國有資產、集體資產在“產權明晰”的借口下折騰到極少數(shù)私人手里,算不算是對《憲法》“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和鄧小平“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xiàn)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等論斷的“倒退”?
2008年3月13日新華社報道,哈爾濱市警方在調查一起民工墜樓事件中,在呼蘭區(qū)成功破獲一特大奴工案,搗毀了一個有組織地抓智障人員、組織外出干苦力、從中榨取錢財?shù)暮趫F伙,解救了囚禁數(shù)月的33名民工。從“奴工”一詞,人們應該想起另外一個已經被“消滅”過的名詞“包身工”。
知道“包身工”源于讀過夏衍先生的報告文學《包身工》,寫成于1935年,新中國被選入中小學教材。夏衍先生解放后寫了一篇《從包身工引起的回憶》,登載在1959年的《中國工人》上。夏衍先生寫道“在20世紀的帝國主義經營的工廠里,原來還公然保存著奴隸制度。”、“為了壓迫和榨取這成千上萬的孤苦無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國主義者、工部局、帶工頭、老板、幫口頭子、國民黨特務,以至當?shù)氐牡仄α髅ィ耆Y成一條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這個地方既沒有所謂國家主權、政府法律,更談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鎮(zhèn)反運動的一次訴苦大會上,我聽到過一個老年的紗廠女工說:‘你們說,我們給資本家作牛馬,其實呀,連牛馬也不如,我們是蒼蠅、蚊子一樣的蟲豸。東洋老板和帶工頭打死一個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個螞蟻一樣,一點也不算稀奇。’”
對于包身工“已經被消滅”后的歷史,夏衍先生還有一段描述“解放之后,我去看過上海的曹楊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過工人醫(yī)院。看到這些,不知別人是什么感覺,我卻總會很自然地聯(lián)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來就會使軟心腸的人流眼淚。…我在北京參觀了一處女工宿舍,看到她們床邊有書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們感到了幸福。…在那個悲慘的時代,今天的青年們還沒有出世。人吃人的社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工人給資本家當牛馬、當蟲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就是說,如果一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的現(xiàn)象還想回來,還想“補課”,恐怕就是倒退,就是折騰。
哈爾濱“奴工”的境遇,并不比夏衍筆下的“包身工”好多少,而且,哈爾濱2008年的“奴工”案件,絕非孤例:
2005年中央電視臺報道的遼寧“盤錦驚現(xiàn)現(xiàn)代‘包身工’”、《四川日報》報道的“民工遭非人待遇 每天勞動19小時監(jiān)工帶電警棍”、《新京報》報道的“暗訪童工:日夜顛倒中勞作 經常挨餓疾病纏身”、“四川民工舉報當代包身工 記者展開調查時失蹤”、《生活新報》報道的“揭昆明黑心磚廠:老板暴力奴役 工人像畜牲”、《蘭州晨報》報道的“農民工的背煤生活:25年目睹數(shù)十位同伴死亡”、《新快報》報道的“加班時間超法定極限6倍 當代‘包身工’驚現(xiàn)廣州”……
比較典型的還有2007年媒體報道的“山西黑磚窯包身工”事件,在山西的黑磚窯,有的奴工已經被熱磚嚴重燙傷了,還要出工干活,有的奴工已經被打手打斷了,還要干活,奴工們人人身上都有傷,要么是被打手打傷,要么是被熱磚烤傷,黑磚窯的奴工們被發(fā)現(xiàn)的時候,“由于一年半沒有洗澡理發(fā)刷牙,個個身上發(fā)出臭味,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來”。
《憲法》關于“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應該是指在人剝削人的制度下飽受欺凌的勞動階級的解放,即所謂“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里的“人”當然是指最廣大勞動人民。出現(xiàn)了新的“奴工”、“黑磚窯包身工”、“現(xiàn)代包身工”。按照自由主義精英們的觀點,是“走向市場經濟”的不可避免的“代價”。但是,提出“代價論”的們,大抵都衣食無憂,甚至一世無憂,甚至幾世都無憂了。可謂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流血流汗的是別人,精英們早已經超越了溫飽的追求,達到了“追求快樂”(茅于軾語)的境界。
當然,有的自由主義精英也覺得這種殘酷盤剝的現(xiàn)象有違于現(xiàn)行的憲法原則,而且是實實在在的歷史“倒退”,但又“不可避免”,于是就想輒,有大膽者就提出來要“修改憲法”,把這個判斷是否出現(xiàn)了歷史倒退的鋼尺拿掉,他們理想的“倒退”就可以肆無忌憚了。
倒退沒有出路,這毋庸諱言,問題要先弄清楚什么是“倒退”,“奴工”、“包身工”的死灰復燃,就應當算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因為這種丑惡現(xiàn)象,把歷史退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而這樣的倒退的出現(xiàn),應該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背后推動那些黑窯主、黑資本家們。
說計劃經濟是“舊體制”,那么比計劃經濟還要“舊”得多的、《憲法》序言中所說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中的“所有制”和“制度”,就不應該再折騰回來。理直氣壯地反對倒退,就應該把《憲法》中“三個已經”被倒退的東西,再“倒退”到《憲法》“三個已經”的“過去時”,并且徹底砸爛滋生這種倒退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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