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盧映西

2008年10月26日

    提要：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成效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評價，主流的觀點是此戰略成就巨大，而以仲大軍為代表的非主流觀點則是得不償失。細究之下，后一種觀點才是符合常識和理論傳統的。即使同意前一種觀點，在目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出口導向型戰略實際上已經不可持續。要解釋這種狀況，主流的自由貿易理論已不能勝任，我們必須進行深刻的理論反思。這種反思的著名先驅是保羅•薩繆爾森。本文更進一步，以生產過剩的視角取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資源稀缺視角，說明阻礙自由貿易和引發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仍是馬克思等經濟學家指出過的生產過剩。不認真正視和妥善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國際貿易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自由，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也不會徹底消除。

    關鍵詞：出口導向；自由貿易；消費能力；生產過剩；經濟危機。

一、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兩種評價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由于我國的投資經常會出現“過熱”，消費又受收入等多種因素制約，所以整體經濟增長不得不長期依賴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實施這種戰略的成效如何？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從206.4億美元增長到2.17萬億美元，由世界第22位躍居世界第3位。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達到2500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從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這樣的增長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堪稱奇跡，而且這樣的奇跡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已經使許多觀察家大跌眼鏡。

    2001年7月，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在美國出版《中國即將崩潰》一書，聲稱中國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強勁沖擊下，中國的現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堅持5年。實際上在此前后，類似的論調在西方觀察家中就時有出現。他們認為，中國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國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

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數據是，入世成為中國經濟進入新增長周期的拐點，入世之后，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增長。2005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與WTO：入世、政策變革和減貧戰略》報告稱，中國每年從入世中獲得的收益是406億美元。世行該課題負責人迪帕克•巴塔薩里說：“市場開放和其他與中國入世有關的改革舉措每年為中國經濟帶來400多億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實際收入每年增加750億美元。”這些事實似乎已經證明，中國的確分享了WTO的經濟紅利，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換句話說，就以美元計算的收益而言，中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舉世公認的。

可是從另一角度觀察，問題就來了。2005年，當時的商務部長薄熙來說：“中國每賣出8 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大飛機。”此言一出，頓時激起軒然大波，在這種交易中中國到底是賺了還是虧了，各方意見莫衷一是。但有一個事實是明顯的：制造８億件襯衫對于能源和生態的消耗與破壞，不知要超過制造一架空客飛機的多少萬倍。

假如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都類似于襯衫換飛機，那結果還不算太離譜。因為我們只有生產襯衫的能力而沒有生產大飛機的能力，但我們又確實需要大飛機，這樣交易再吃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至少我們換回了用得著的東西。需要引起特別注意的是，另外還有一些被大家熟視無睹的交易：更多的出口產品沒有換回大飛機，而只是換了外匯，就是一大堆花花綠綠的外國鈔票。數據顯示，我國對外貿易順差從2000年的241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622億美元，7年間增加了10倍，年平均增長40.6％。我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年底的2121.65億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15282.49億美元，成了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截至今年5月末，外匯儲備又漲到1.8萬億美元，可以預見，在不出意外的情況下，中國今年的外匯儲備肯定會突破2萬億美元。

很少有人深究以產品換外匯到底意味著什么，但仲大軍先生從中看出了問題。在他看來，中國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類似于傳統的重商主義。這種發展模式的內容主要是在全球間爭奪工作機會，出口更多的國內產品，從而積攢更多的外匯儲備。究其實質，就是中國年年向外部世界輸出資源，不知不覺間形成了一個極其荒謬的局面：人們把美國的消費當作是對世界經濟的一種貢獻，我國出口的增加要感謝美國人的大量消費。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本來需要將寶貴的資源用在本國人民的發展上，卻采取了一個資源對外凈輸出的發展模式。這就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中最突出的悖論。

這種以資源換外匯的發展模式，其代價已經越來越明顯。在經濟驚人增長的同時，污染和排放問題也同樣以驚人的速度惡化。根據一些方面的估算，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盡管其經濟規模僅為美國的一半至四分之一（這一比例因計算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勛爵于2006年撰寫的有關氣候變化和經濟的報告估計，到205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翻倍。而澳大利亞政府贊助的一項評估則更為悲觀，該評估報告預測，到203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會翻番。去年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聯合撰寫的一份報告指出，空氣污染導致每年75萬人早亡。

目前全國已形成幾大塊生態危區，南水北調便是一例，華北地區水資源的匱乏已成定局，我國不得不通過花費上千億元的水利工程來調整資源配置。東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經過幾億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層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烏克蘭和美國的中部各有一塊。但經過近幾十年里毀滅性的開發，我國的黑土地水土流失嚴重。如果不加大這一地區的生態保護力度，一味追求廉價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幾十年后這片黑土地便將巖石裸露。我國的羊毛羊絨產品生產對西北地區的沙漠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西北地區的生態惡化正在越來越嚴重。
至于說治理環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兩千億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為了更廉價地出口，不惜破壞和污染生態環境的所取得的所謂“成就”，是在不扣除這些隱性成本的前提下計算出來的。如果將環境代價計入成本核算，將資源枯竭對可持續發展的致命影響納入視野，我們就會看到，中國的貿易成本是巨大的，大到我們無法承受。

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之后，我們得到了什么？如上所述，我們得到了巨額的外匯儲備，甚至成了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對此，仲大軍先生清醒地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經放棄了金本位制和貴金屬貨幣，在這樣一個匯率浮動的貨幣體系下實施重商主義，危險較大。果不其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最近公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指出：“受美元貶值的匯率、投資收益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價格明顯縮水，凈虧損已達360億美元。”

360億美元是什么概念？我們按1:7的匯率粗略計算，就是2520億元人民幣。外觀奇特、裝修豪華的國家大劇院總造價是30.67億，這等于說，如今80多座國家大劇院已經灰飛煙滅，連個響都沒有。更令人擔心的是，披露出來的損失可能僅僅是冰山一角。在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危如累卵。

高額的凈出口，在輸出自己珍貴的自然資源和破壞自己的自然環境之后，只換來一堆時時刻刻要擔心其貶值的貨幣符號，這顯然是賠本的買賣。這就是仲大軍先生對目前片面強調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的評價。

為什么同樣的事實會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從一些基本概念說起。

我們可以把財富大致分為兩類：真實財富和虛擬財富。所謂真實財富，就是各種各樣的消費品（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是可以實際維持和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物質財富。所謂虛擬財富，指的是貨幣和以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市場經濟的運行離不開貨幣，因而很容易使人們產生幻覺，以為貨幣才是真正的財富，忘記貨幣本身是不能用來消費的，一旦脫離真實財富就毫無用處。其實這一常被遺忘的淺顯道理，古代的人們就已經明白。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引述了當時流傳的一個寓言，說有一個叫米達斯的人，對黃金十分貪婪，千方百計學到了神奇的點金術，此后凡手指觸摸之物都立即變成黃金，結果他很快就在黃金的包圍下饑渴而死。于是亞里士多德得出結論：以金錢為財富，實際上是荒唐的觀念。

西方經濟學的祖師爺亞當•斯密對真實財富和虛擬財富同樣拎得清，他在著名的《國富論》中說：“如果在一個有財力購買金銀的國家中什么時候出現了短缺，那么比起其他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可以有更多的應急措施保障金銀的供應。如果制造業的原料短缺，產業就必須停產。如果食品短缺，人民就必須挨餓。但如果貨幣短缺，以貨易貨可填補其空缺，雖然會有許多不便。通過賒賬進行買賣，商人們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償彼此的債務以彌補貨幣的短缺，而且也比較方便。如果采用一種調節得當的紙幣來填補這個短缺，不僅不會有任何不便，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會有某些好處。因而，任何一個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國內的貨幣的數量上從來都不是十分必要的。” 在斯密眼里，從外國輸入真金白銀都不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他要是看到今天有些國家竟然把積累比金銀更不靠譜的外國紙幣當作一種外貿戰略來實施，不知會作何感想！

搞清楚真實財富和虛擬財富這兩個概念后，對我國目前出口型發展戰略存在兩種相反評價就容易理解了。簡單地說，如果以虛擬財富來衡量，第一種觀點成立；以真實財富來衡量，第二種觀點成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假如亞里士多德和亞當•斯密這兩位大師復生，他們將會站在仲大軍先生這一邊，持第二種觀點。

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實際上已經不可持續

即使我們同意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成就巨大，隨著世界上貿易保護主義逐漸興起，這種戰略遇到的阻力越來越大，實際上已經不可持續。這方面的具體情況在此不用多說，因為多如牛毛的貿易磨擦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力挺自由貿易的WTO，其主持的多哈回合談判一再遭到挫敗的事實也有目共睹。

眾所周知，WTO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是當今在經濟學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貿易理論，這一理論是由英國在18世紀提出來的，其理論基礎是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學說。該學說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致力于它具有優勢的領域，并就其他需求與他國進行交易。如果每個國家都集中發展它的比較優勢，那么整個世界會達到更高的生產力水平，而且每個國家都可以分享更大的全球經濟的蛋糕。按照這種理論，既然各個國家都能獲益，那么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過程中，就理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皆大歡喜。所以WTO于1995年1月1日成立時，全世界曾為此慶賀和歡呼。但是經過十多年實踐，效果令人失望。

最明顯的是，WTO未能從實質上消除貿易壁壘和貿易磨擦，只是使原有的壁壘和磨擦換了形式，原來的貿易保護主義以新貿易保護主義的面目出現。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如關稅、配額、許可證等受到WTO規則的限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轉而采取一些新的較具隱蔽性的貿易保護方式：（1）通過出口補貼擴大出口的同時，濫用WTO框架內的“兩反一保”（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限制進口。（2）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將本國比較優勢產業納入WTO的框架，迫使其他國家開放市場，以擴大出口。（3）以知識產權保護為借口進一步鞏固本國事實上的貿易優勢。（4）通過確立勞工標準、環保標準、質量標準、技術和衛生標準等等達到在某些領域全面抬高進口門檻的目的。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WTO按理應該促成全球經濟一體化，但在實踐中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可忽視的趨勢：貿易自由化的努力不但沒有使原有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利益聯盟之間的矛盾得到化解，反而在發達國家之間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制造了許多新的矛盾，呈現出一種與一體化背道而馳的分散化傾向。

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首先是由發達國家發起并通過WTO推向發展中國家的，但全球化帶來的沖擊看起來可能出乎發達國家的意料。全球化為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跨越式發展創造了條件，使一批發展中大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發達國家雖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仍居主導地位，但其在全球GDP總額和對外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相反，發展中國家所占比重節節攀升。新興國家的產業優勢逐步凸顯，如中國在加工業和制造業上異軍突起，印度的服務業尤其是軟件開發業競爭力強。與此相應，發達國家傳統產業“空心化”加劇，企業業務外包迅速發展，近年來以每年近20％的速度遞增，2004年全球業務外包額達6.3萬億美元，美歐是主要的外包市場。一些跨國公司迫于競爭和技術革新壓力，開始將研發活動也轉移到人才集中、勞動力成本低、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國家。產業轉移和業務外包對發達國家的相關產業造成巨大沖擊，失業現象突出，甚至出現了“有增長，無就業”（在經濟增長期白領和藍領工人失業同時增加）的現象。所以，盡管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家仍在鼓吹貿易自由，然而現實的趨勢是新貿易保護主義在政治上取得了越來越大的話語權。

由于經濟全球化激化了發達國家的內部經濟社會矛盾，因而發達國家之間也經常爆發貿易磨擦。例如，1997年歐盟強烈反對美國波音公司與麥道公司合并，目的就是通過限制對方合并，為歐盟企業爭奪國際航空市場。2005年以來，美國與其貿易伙伴歐盟、日本和加拿大圍繞《伯德修正案》展開了貿易戰。在多哈回合的香港會議中，美國和歐盟不僅沒有聯合，反而相互指責施壓，矛盾表面化。在匯率問題上，歐盟一方面和美國一起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向美國進行攻擊，要求其阻止美元的過分貶值。

這種與全球化相背離的趨勢不僅表現在WTO層面上，而且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的區域一體化進程也受到了影響。由于發達國家受到的各種內部牽制因素增多，其內顧傾向進一步發展，對外進取意識和影響力有所減弱。以2005年《歐盟憲法》遭法國、荷蘭公投否決為標志，歐盟一體化進入反思、調整階段。美國設想建立涵蓋34個國家的美洲自由貿易區，但進展遲緩，目前美國只與中美洲五國簽署了自貿區協議，與設想目標相去甚遠。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也日趨緊張。

長期以來，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是中國的政治盟友。然而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這些昔日的盟友越來越頻繁地挑起對華貿易爭端，而且力度不小。
早在中國入世前的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貿易與工業發展部在事先未通知出口商、進口商和中國政府的不正常情況下，突然對中國出口到墨西哥的10大類涉及到4000多個稅號的商品征收高額臨時的反傾銷稅，其中鞋類的反傾銷稅高達1105％，玩具為351％，合成纖維線、布為501％，植物纖維線為331％，服裝為533％等等。墨西哥對中國出口商品反傾銷規模之大，產品之多，稅率之高，是世界反傾銷史上絕無僅有的，相當于對中國輸墨商品實施事實上的封港。其實，墨西哥并不是與中國之間貿易量非常大的國家，而所謂4000多個商品中的四分之三中國根本沒有出口墨西哥，最終被實施傾銷稅的商品也只有十幾種。

在入世談判過程中，對中國要價最狠的也是發展中國家，又是以墨西哥的表現最為典型，成了中國入世最后一個跟中國簽協議的國家――當時墨西哥以反傾銷問題拖了兩年不簽字。入世后，中國面對的貿易磨擦更是無日無之。在紡織品問題上，大家熟知的是美國和歐盟對中國設限，實際上2005年紡織品配額取消后第一個對中國使用“特保條款”的國家是土耳其。不僅如此，土耳其、墨西哥等國的紡織品行業組織還在2004年3月3日簽署了《伊斯坦布爾宣言》，要求WTO對中國紡織品出口繼續實行配額管理，直到2007年底。短短3個月，就有45個國家的90多個專業組織參加了《伊斯坦布爾宣言》的簽名，其中發展中國家占了一半以上，包括贊比亞、坦桑尼亞等曾經與中國關系密切的傳統盟友。而在2006年底落幕的印度對華絲綢反傾銷案，是世界紡織品貿易一體化之后中國遭遇的金額最大的紡織品反傾銷調查，終裁反傾銷幅度在42％到77％之間。

中國的出口貿易顯然正處在全面受阻的態勢，擴大產能——出口——遭遇摩擦——轉戰市場——再遇摩擦，已經成為中國許多行業難以避免的惡性循環。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我國的貿易模式日顯尷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貿易摩擦；另一方面卻是量增價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潤。一方面出口量很大，產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卻背負了“傾銷”的惡名，還帶來了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污染。

其中癥結其實并不復雜，有些官員已經屢屢提及。2006年2月，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就指出，鋼鐵、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汽車、銅冶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水泥、電力、煤炭、紡織行業也存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在工業經濟聯合會舉行的一次國際貿易爭端分析會上，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不無憂慮地指出諸多行業產能過剩的危險，“這些產能勢必要通過擴大出口釋放，……可以想見貿易摩擦不斷增加。”
可見，實踐已經表明，片面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是不可持續的，不但在中國不可持續，在任何國家都不可持續。但是，面對經濟一體化遇到的困境，主流經濟學者卻囿于自由貿易最終必然導致多贏的教條，鮮有建設性的理論貢獻。

三、在理論上澄清阻礙自由貿易的根本原因

目前主流的自由貿易理論對阻礙自由貿易的因素也有解釋，這種理論承認貿易自由化會對一國內部不同階層間的收入分配造成影響，即一部分的人會從中獲益，而另一部分人則會遭受損失，實際收入降低的必然會反對自由貿易，從而形成保護主義集團。因此，關于利益補償機制的問題，應該在一國的不同階層之間進行調整，即通過收入再分配機制，使從貿易中獲益的階層補償從貿易中受損的階層，從而實現總體利益的增長。但利益的補償機制不應該在貿易伙伴國之間進行，因為自由貿易對每個伙伴國而言都是福利的改進，因此不存在國際間的補償問題。也就是說，這種理論不承認目前的國際貿易中國與國之間有利益沖突，認為只要在各個國家內部進行一些利益調整，問題就能得到解決。下面我們將會看到，這樣的認識是十分膚淺的。

清朝有個作家叫李汝珍，他寫過一部小說《鏡花緣》，里面講了不少荒誕不經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書中主人公周游列國，來到了一個超乎尋常的禮義之邦“君子國”，詫異于那里的交易與常規相反：買者盡可能付高價，賣者盡可能出低價。如果賣者不按買者的意愿加價，買者就責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談定價錢，買者還不肯拿走全部貨物，只肯拿一半。我們可以想像，要是這個君子國也有經濟學的話，其經濟人假設肯定與我們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當然，這只是小說家言，不能當真。

可是，當我們將現在的國際貿易情形與君子國相對照時，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對應的地方！比如，進口國常常不允許出口國要價太低（傾銷）。即使按國際市場價成交，數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額）。也就是說，亞當•斯密認為“對每一個私人家庭來說是精明的行為，對一個大國不可能是愚蠢的行為”， 在現實的國際貿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為在這個領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無阻的交易原則。現代國際貿易中無硝煙的“貿易戰”，用傳統智慧來理解就很荒誕——為何要把價廉物美的商品阻擋于國門之外？不過，這種荒誕感局中人是很難體驗到的，因為當他們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誕時，就如溫水煮青蛙，感覺難免遲鈍。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驟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現《鏡花緣》式的大驚小怪：居然會有這么不可思議的世界，在那里，窮國盡管本身還有大批貧困人口衣食不周，卻不斷把自己生產的消費品輸送到富國；而富國還不領情，要把送上門的便宜擋回去！只是，我們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驚詫”之余，會把我們這個世界稱作“君子世界”還是“傻子世界”。

迄今為止的貿易理論之所以不能從根本上解釋清楚貿易保護主義存在的原因，就因為學者們還未意識到這種荒誕。

主流的自由貿易理論是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為基礎的，這一原理在絕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心中猶如金科玉律，盡管現實中自由貿易困難重重，他們仍然對此堅信不移。不過，面對理論與實踐的巨大背離，近年來已有個別主流經濟學家開始覺醒，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

2004年夏季，已經89歲的薩繆爾森在美國經濟學會三大經濟學期刊之一的《經濟學展望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在李嘉圖、穆勒理論視野下，辨析當今主流經濟學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張》的論文，對自由貿易精神提出質疑。 他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大大低于美國。他的結論是，隨著中國的崛起，貿易條件會發生變化，在某些情況下，自由貿易可能對美國不利。他實際上就是在觀察到理論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情況之后，開始重新反思自大衛•李嘉圖以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

薩繆爾森對自由貿易理論的反思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這不僅因為薩繆爾森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今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泰斗級人物，而且因為他曾經是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鐵桿擁護者。經濟學界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薩繆爾森在哈佛當學生的時候，一位同學要他在所有社會科學原理中，指出一種既正確又重要的。結果，這個問題竟讓薩繆爾森苦惱了30年之久，直到1969年，就在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前一年，才終于拿出了讓自己滿意的答案。薩繆爾森認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稱作既正確且重要的社會科學原理中首屈一指的。一位如此推崇比較優勢原理的成名經濟學家，在89歲高齡之際，仍能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重新反思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理論，這種對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遺憾的是，他的這一學術努力并沒有撼動他自己參與構建的主流國際貿易理論體系。不少主流學者認為，薩繆爾森只是試圖從理論上說明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國際貿易可能對某些國家不利，但沒有任何政策含義。所以，盡管薩文甫一發表就在美國學術界、媒體、商界和決策圈引起一陣騷動，但很快又復歸平靜。

然而，錯誤的理論終歸是經不起實踐檢驗和理論拷問的，反思僅僅是開始。下面，我們換一個角度，以常識和邏輯為武器，徹底搞清楚“自由貿易會給參與貿易的各方帶來福利上的改善”這一主流國際貿易理論的信條與國際貿易實踐為何格格不入。

在邏輯上，自由貿易理論是根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稀缺性假設的。這個假設是說，我們只有有限的資源，卻要滿足無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經濟學為社會的生產和消費預設了一個“有限－無限”的基本模式，設定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于是這一假設的直接理論含義便是消費品的生產越多越好——消費品的數量越多，品種越豐富，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自由貿易理論非常完美地證明了在不變的資源約束條件下，貿易確實能使各國所能得到的消費品數量更多、品種更豐富。

所以，稀缺性假設是自由貿易理論得以成立的總前提。仔細推敲就會發現，這個假設其實是完全脫離實際的空中樓閣。我們稍加觀察就能了解，現實中的生產，并不需要滿足漫無邊際的消費欲望，只需滿足人們的消費能力即可。而現實中的消費能力是不可能無限擴張的，因為消費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約束、時間約束和預算（收入）約束。生理約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多說。時間約束則基于一個明顯的事實——所有消費活動都是需要耗費時間的，由這一事實推出的合乎邏輯的結論只能是：在任何一個給定的時間段內，人的消費能力都是有限的——這就是時間約束。對于消費能力而言，生理約束和時間約束因其自然規定性，是無法通過理論、制度或技術的創新從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約束。預算約束，作為現實中普遍存在的貧困和消費不足現象的原因，才是經濟學應當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是，即使每個人都擁有無限的收入，由于前兩個硬約束的存在，消費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換句話說，消費能力也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現實中生產與消費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設營造出來的“有限－無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科學技術和經濟制度的進步，對于提高生產能力具有明顯而直接的促進作用，但對于突破消費能力的硬約束則效果不彰。由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相關論述：“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 也就是說，社會生產和消費的更為準確的模式應該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有一種現象將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生產過剩。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過剩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失業。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基石的稀缺性假設，由于從根本上抹殺了生產過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學者們只能對現實中日益明顯的生產過剩現象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任由理論與實踐的鴻溝越拓越寬，以致許多本來很容易解決的問題都成了長期困擾經濟理論界的所謂難題。

認識到消費能力是一種稀缺資源，而消費能力稀缺會導致生產過剩，就很容易解釋貿易保護主義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國際貿易中的種種看似荒誕的現象。因為每個國家的消費能力都是稀缺資源，被外國商品占用，本國商品的銷路就會萎縮，失業率就會上升，所以需要對可替代的進口商品設置壁壘。道理就是這么簡單。 也就是說，在生產過剩條件下，各國所爭奪的，已經不是物質財富，而是消費能力，因為消費能力后面站著的，是就業機會。假如我們把就業機會的得失放入視野，在國際貿易中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就昭然若揭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的：“貿易自由化時常不能實現其諾言——相反，它導致更多的失業——這就是它為什么遭到強烈反對的原因。”

雖然目前人們還未在理論上明確認識到“消費能力是稀缺資源”，但各國商品生產者在進口商品沖擊下的被剝奪感卻是實實在在的。因此，自由貿易理論的正確性是有條件的，只有在各國有限的消費能力被充分滿足之前，貿易才會使各國都受益。而當一國出現生產過剩現象、失業問題表面化時，可替代的進口商品就不再受歡迎。這時國際貿易關系就開始扭曲，各國都以“自由貿易”為幌子，實際上卻是在推行老掉牙的“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重商主義，這實質上是一種企圖把失業問題推到國外的“以鄰為壑”策略，難怪最終要出現君子國式的荒誕現象了。

總之，只要我們認識到生產過剩問題的客觀存在，僅憑常識就可以解釋國際貿易遇到的各種難題。但如果鉆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死胡同，那么再明顯的問題我們也認識不清，更遑論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

四、生產過剩問題不容回避

由以上論述，我們得到了與主流經濟學迥異的結論：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源在于生產過剩，生產過剩的根源在于消費能力的稀缺，而這種稀缺因其自然規定性，在理論上是回避不了的。過去的經濟學家雖然沒有找到如此簡潔的表述，但生產過剩一直是近代以降頭腦清醒的經濟學家關注的重要問題。

作為法國古典經濟學完成者的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首次確認普遍生產過剩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現象。馬爾薩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20年）的最后一章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造成普遍商品過剩的觀點，擔心由于人類生產能力持續擴大，人類對產品的有限需求可能會低于供給能力，從而導致生產過剩并引起大規模失業。他因此得出一個結論：應該養活一些不干活但會大把花錢消費的人，讓他們去消費掉過剩的產品。凱恩斯則觀察到預算約束并不是消費能力的惟一約束：“在通常情況下，收入的絕對量越大，收入與消費之間的差額也就越大。……我們認為任何現代社會都適用這樣一條基本心理規律：即當實際收入增加時，其消費量不會以同一絕對量增加”， 進一步將“有效需求不足論”發揚光大，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凱恩斯革命”。我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是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典型形式就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商品生產過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漸漸成了我國經濟學界的主流學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實際上已被邊緣化了。這種現象的發生有其客觀原因，因為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勢頭很好，甚至比社會主義還要好，并沒有出現大的經濟危機，所以鼓吹自由市場的西方經濟學暫時占上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幾十年時間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白駒過隙的一瞬，在這個瞬間發生的事情根本不足以說明歷史規律。現在，我們看到，資本主義世界終于爆發大危機了，這就是美國的次貸危機。那么這次危機是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過剩危機呢？我們來看一下危機的起因就清楚了。最初，美國人面臨的困境是：一方面房地產商有許多房子賣不掉，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想買房子卻沒錢。這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司空見慣的生產過剩現象。他們想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下解決這個問題，具體方法是讓銀行借錢給那些沒有支付能力的人買房子，開始時自然皆大歡喜。可是借的錢總是要還的，一旦還不上，危機就爆發了。所以，次貸危機說到底仍然是生產過剩危機。

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商品的賣和買之間的對立已經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出消費信貸制度，把商品的賣和買之間的對立推進到資金的借和還之間的對立，危機的可能性并沒有消除，只是使危機爆發的時間推后了。由此看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究竟哪個學說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認識更為深刻？究竟哪個學說更接近真理？事實勝于雄辯。最近，面對經濟危機，連英國圣公會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斯都出來說話了，他說：“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觀察到了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如何變成一種神話。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 而我們本來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對這些問題更應有清醒認識，及時調整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因為次貸危機實際上已演變為世界性經濟危機，而且可能將是全球經濟史上最嚴重的一場危機，目前已經波及并且還會繼續影響中國，我們不能見了棺材仍不掉淚。

五、結語

本文的題目是“對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的理論反思”，反思的結果是片面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是不可持續的。但筆者并不是要鼓吹貿易保護主義，只是在理論上指出，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源在生產過剩上面。生產過剩問題一直是文明社會的真問題，我們必須直面這個問題，而不能采取西方主流經濟學那種視而不見自欺欺人的態度，或者通過片面的出口導向戰略把問題轉嫁他國。只有解決了生產過剩問題，具體地說就是要徹底解決失業問題，國際貿易才能達到真正自由的狀態，那將是一種自然的、互通有無的、無須人為“導向”的狀態。

生產過剩實質上是一種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的現象，本來應該是好事。所以解決生產過剩問題，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怎樣利用生產過剩這個有利條件造福社會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筆者在此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只是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供讀者參考。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們就能在關閉了一扇門的同時，也打開無數多扇門。只要拋棄西方主流經濟學那一套根本不合實際的理論框架，從生產過剩的角度而不是從資源稀缺的角度觀察經濟問題，我們馬上就會發現另一個世界，而“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