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法國左翼經濟學家塞德里克·迪朗出版了新著《技術封建主義》，在西方媒體引起了廣泛反響。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推出該書中文版，大大方便了國內學者了解國外的學術動態，對經濟學界的理論創新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塞德里克·迪朗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盧映西 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一、迪朗主要觀點評述

　　迪朗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資本主義的發展現狀，發現當代資本主義同樣避免不了自相矛盾。一方面，數字技術發展的例子表明，創新不斷涌現，生產、消費和交換方式發生了多方面的質變，為生產力突飛猛進的大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潛力。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發達國家的GDP增速呈下降趨勢，經濟領域不斷脫實向虛，產業空心化，就業持續不足，生態條件迅速惡化且難以逆轉——所有這些現象加在一起，都表明了資本主義道路已經越走越窄。

　　到了數字經濟時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一種新型的無形資產——計算機代碼、設計、數據庫或程序。這種資產本來可以無限復制而不失其內在品質，即屬于非競爭性資產，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生產要素。但在數字技術和智能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隨著眾多企業在數字化和平臺化的激烈競爭中優勝劣汰，這些非競爭性資產被少數大數據平臺占有，便形成了對市場的寡頭壟斷和割據，一般的商品生產廠商和消費者都會對平臺產生越來越強的依附性。事實上，外賣、家政、物流、打車、支付等數字平臺的確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對數字技術的依賴現已成為個人和組織的生存條件，拒絕各大平臺的有償服務只能成為高科技條件下形單影只的“白毛女”——這種情形似曾相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個體農民要想逃脫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也必須付出遁入深山成為“白毛女”那樣高昂的代價。

　　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通過對工人的剝削獲利，而在大數據時代，壟斷了數據資源的平臺正在顛覆這一傳統邏輯，它們無須真正投入生產，即可利用自身的壟斷性和用戶的依附性讓一種捕獲關系占據著統治地位，迫使用戶繳納費用（租金）。而在封建社會，領主正是利用對領地資源的壟斷和農奴的人身依附收取地租的。最近在某跨境電商平臺旗下經營店鋪的商家，為了討回平臺不公平地向他們征收巨額罰款和售后預留金，集體發起針對平臺的維權行動。即便如此，商家們也明白自己不能輕易離開平臺，因為那樣損失更大。（《下午察：Temu商家的維權行動》，《聯合早報》2024年8月1日）平臺與旗下商家的利益沖突和商家對平臺的依附性，確實像極了過去領主與農奴的關系。兩相比較，顯然當今的平臺經濟已不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平臺的主要收入不再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利潤），而是基于壟斷地位產生的租金，因此用“技術封建主義”來命名才恰如其分。歷史就是這樣吊詭，當年資產階級奮力擊敗頑固的封建勢力才建立起新生的資本主義，如今年老色衰的資本主義竟又活成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樣子。

　　曾幾何時，互聯網界流行一句話，互聯網是什么？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與此遙相呼應的，顯然是馬克思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自由人聯合體”。

　　1996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賽博自由至上論的擁躉，政治行動家約翰·巴羅發表了著名的 “賽博空間獨立宣言”，近三十年過去，“宣言”中那些熱辣滾燙的文字現今讀來仍然令人心潮澎湃而又不勝唏噓：“工業世界的政府，你們這些肉體和鋼鐵的巨人，令人厭倦，我來自賽博空間，思維的新家園。以未來的名義，我要求屬于過去的你們，不要干涉我們的自由。我們不歡迎你們，我們聚集的地方，你們不享有主權……我們將在賽博空間創造一種思維的文明，這種文明將比你們這些政府此前所創造的更為人道和公平。”

　　確實，自互聯網誕生伊始，自由開放就是其核心要義。也正是開放、分享的基因，最終孕育了互聯網近20年的繁榮。但就是這樣帶著新文明基因而生的領域，只要資本嗜利而入并無序擴張，最終也難逃變質的命運。互聯網產業強大的規模效應使得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越發明顯，寡頭壟斷的廣度和深度已經遠超過去的工業時代。

　　新型無形資產的壟斷使市場格局總體集中化的同時，寡頭企業之間還會構建一種相互隔絕的 “數據領地”，形成類似于 “封建割據”的市場結構。每一家平臺寡頭和他們的APP背后，都試圖建立一個完整封閉的生態系統，形成自己的商業閉環，比如被區別對待的搜索權重，被拒絕的鏈接分享等等。這種“封建化”趨勢將廣大公眾創造的數據進行人為割據而獲利，不僅限制信息共享，也阻礙社會進步。以往的開放、分享的互聯網精神幾乎被消耗殆盡，最終形成了迪朗揭示的“技術封建主義”。

　　迪朗最后展望，未來屬于算法這只看不見的手，基于商品的貧乏和混亂分流而維持的勞動分工變得不再必要。在馬克思看來，積累的歷史規律在某些方面有利于個人發展。大工業會推動“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資本論》第1卷第561頁），換句話說，在資本支持下開始的社會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使解放成為可能。迪朗顯然認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算法階段，資本主義已經走到頭了，甚至已經退化為技術封建主義，但在這一生產力發展高度，同時也為新社會制度的誕生準備了充分的條件。結合我們現在常說的百年未遇之大變局，迪朗實際上在說，這個變局的實質很可能就是兩種制度的最后對決，正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二、迪朗理論創新方法上的范本意義

　　在閱讀《技術封建主義》的過程中，筆者最感興趣的還是迪朗理論創新的方法和特點。資本主義在走向末路的過程中，居然會“返祖”退化為封建主義，這是馬克思沒有說過的。因此，對這一新現象進行研究，肯定有助于深化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不過，“技術封建主義”這個概念不是迪朗首先提出來的，甚至在他之前，齊澤克等人已經對技術封建主義現象有過論述，在他之后，希臘前財長雅尼斯·瓦魯法基斯的新作《技術封建主義：什么殺死了資本主義》也引起相當大的反響。所以真正屬于迪朗“自主創新”的，主要是引入“無形資產”這個視角，闡述了技術封建主義的根源以及資本主義發展到這個階段如何可能成為新制度崛起的前夜。

　　所以理論創新不一定需要搞出一個橫空出世的全新框架，只要在研究中注入足夠的新意，就能夠像迪朗那樣創作出有影響的理論成果，與其他相關的論著一起構成一個理論創新集群，促進人們對當代社會現實的認識。也就是說，我們讀迪朗的新著，當然首先要讀懂字面上體現出來的新意，更重要的是要從他的研究方法上得到理論創新方法上的啟示，推動國內理論創新走向繁榮。

　　理論創新的方法，簡而言之就是多觀察多思考。具體到《技術封建主義》中，迪朗觀察到資本主義發展到數字經濟時代，隨著高壟斷性的大數據平臺的出現，經濟的運行模式正在向封建主義回歸。這一現象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預見到的，因此是個很值得探索的新課題。雖然已有少數學者已經注意到這種資本主義封建化的新現象并加以論述，但從無形資產不斷壟斷化這個角度闡明技術封建主義發生發展的完整理論仍是空白。于是迪朗通過填補理論空白，完成了理論創新。

　　所以，從迪朗的《技術封建主義》中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解，固然是一大收獲，但把這本書當作理論創新的范本來讀，意義更為深遠，特別是對年輕學者來說，更能增強理論創新的信心和能力。手握一把錘子，看什么都像釘子。同樣，掌握理論創新方法的人，到處都能看到創新的機會。

　　我們現在搞改革開放，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經過幾十年的成功實踐，我們已經進入了新理論大豐收的新時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我們看到，具體到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實踐同樣包含很多富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比如在大力倡導“互聯網+”、“數字經濟”和“數字中國”的同時，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在互聯網行業針對擾亂市場秩序、侵害用戶權益、威脅數據安全、違反資源和資質管理規定等問題進行集中整治，著力打破互聯網平臺各占山頭、互不相通的局面。例如對阿里巴巴的天價罰單、對美團的反壟斷調查、對螞蟻花唄的上市叫停、對滴滴的數據安全審查等等，國家監管的劍鋒所指，站在所有人視線中心的，就是各大平臺。實踐證明，這些舉措既推動了我國數字經濟的大發展，也遏制了平臺經濟“封建化”的傾向。

　　總而言之，平臺經濟是當代社會無可回避的日常生活，也是信息化語境下的新興政治、經濟、文化現象。作為一種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平臺通過廣泛接入與觸達來實現社會關系的連接和社會資源的重組。

　　歷史上任何重大的技術革命都會產生一系列不可忽視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技術是中性的，但人類對技術的應用永遠混雜著欲望、利益與權力。而人類的文明史告訴我們，權力會利用技術，技術也會重塑權力、制度等上層建筑，從而重塑人類文明。資本主義發展到徹底違背資本主義精神的封建主義“逆生長”階段，必將會迎來理論界的大反思，而《技術封建主義》這本書正是這種大反思的先聲之一。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正處在理論創新的黃金時代，《技術封建主義》的讀者尤其是年輕學者們，不應辜負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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