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聾人風暴》1967年6月1日第三、四版

　　我通過自己的親身體會，談談對外國人待遇方面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展過程，我分三個部分來講。第一階段包括1949年至1959年，這是充滿著延安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年代。第二個階段是1959年至1966年這逐漸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控制的階段。最后一個階段1966年5月至9月的五個月的時間——完全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統治的階段。

　　一、1949年—1959年，延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時期。

　　政治待遇：在這十年間，中國普通干部和我們之間在待遇上沒有任何區別，我們和中國干部一塊兒參加我們工作單位的所有群眾運動，包括“鎮壓反革命”、“三反”、“肅反”及“反右斗爭”。我們參加了和我們一道工作的一般干部的所有政治學習和批評與自我批評會。

　　生活條件：在這期間，我們生活條件和同我們在一起的中國同志是一樣的，我們沒有任何特殊待遇，可是黨以及和我們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干部和農民出于深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總是給予我們最大的溫暖和關懷。我們的生活標準在幾個階段里也同中國同志一樣，即首先是“供給制”，然后是“包干制”（供給加上零用錢），最后是“工資制”。我們的工資按中國的級別計算，但比同級的中國同志略微高一些。

　　孩子：我們的孩子和中國孩子的待遇完全是一樣，沒有任何區別。

　　在這階段的我們不論在哪兒碰到的中國同志，工人和農民都是毫無例外地把中國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都把美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嚴格區別開來，衡量一個人不是看他的國籍，而是看他對待革命和群眾的態度，他們根本不會想到我們在中國不讓參加中國革命，他們從來都認為參加中國革命是我們在中國時對世界革命所能作的最大貢獻，而且認為這是我們在中國時為將來參加世界任何地方的革命所作的最好的準備。

　　我補充一點：許多外國人根本解釋不通受到現在這種修正主義待遇的原因，只好用中國人就這樣（對待）這句話給敷衍過去了。必須強調指出中國人決不是這樣，這種修正主義待遇決不能代表中國。中國共產黨和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的七億中國人民是充滿著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決不能把他同一小撮背叛中國革命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混同起來 。

　　我來中國以前，一直處在資產階級的環境里，是帶著滿腦袋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一整套的資產階級的科學訓練來到中國的。我們根本想不到自己的思想里還有什么要改造的，尤其當前已經譴責了美帝國主義，并且參加革命 。

　　對我來說，這十年是我參加了偉大革命學校的十年。這是我積極參加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的十年，這是和我一塊工作的中國革命人民，所有的干部、工人、農民耐心幫助我的十年,他們真誠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帶著對世界革命的責任感耐心幫助我進一步認識階級和階級斗爭，革命以及群眾的無窮無盡的創造力，他們耐心幫助我改造世界觀，改造思想。

　　二、1959年—1966年逐漸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控制的階段。

　　生活條件：1959年給我們蓋了一所新的寬敞的房子，當我們反對搬進去住的時候，黨支部書記就說，我們應當搬進去，我們應該相信黨，告訴我們這樣做就一定是對的。要我們搬進去住的理由是：如果外國人到我們農場來看我們，那些原來的生活條件會給他們造成壞印象。

　　在困難的幾年里，我們開始有了一整套特殊待遇——開始是非得讓我們在家里吃飯不可，不讓再到食堂去吃飯，我們的糧食沒有定量。在1962年春天又特殊地供應肉和其他缺乏的東西。隨著我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們最先感覺到的就是我們中國同志特別是與工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有了微妙的變化。

　　政治待遇：政治待遇上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到66年5月，離開農場前我們仍然一直參加政治學習，但是（由于）全部活動都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種政治學習就減少到幾乎沒有了。

　　我們完全被排除在全國規模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之外。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也對我們“保密”，也許是不能讓外國人知道毛澤東同志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斗爭吧！

　　旅行：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制，到最后以西安鐘樓為中心畫了一個十里寬的周圍，外國人不準越過這個圓圈之外，因為我們住在這個圓圈之外，所以受到限制比別人稍微少些，就是想騎自行車走幾里地也得向公安部門請示，而且一般都不能批準。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在北京要到附近一個奶牛廠挑選一頭分配給我們農場的荷蘭牛，光等公安局的簽證就在北京飯店呆了一個多星期。

　　孩子們被排除在少先隊之外，這樣使他們流露出漠不關心的情緒損傷了他們的革命熱情。

　　這些年里，我和中國同志之間逐漸出現了一個界限，隨著中國同志越來越卷入階級斗爭中去，而我們排除在外面，不能容忍的情況還漸發展起來，到最后我除了工作和無空以外，跟別人就幾乎沒有什么別的可說的了。

　　我們成了幾乎沒有政治生活的技術工作人員。資產階級的禮貌逐漸代替了革命同志式的批評。

　　1963年，當我來北京時，我的一些外國朋友的情況使我感到吃驚。我的情況已經夠嗆的了，而他的情況比我還厲害得多。一方面，他們完全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生活，跟勞動人民沒一點兒接觸；另一方面他們的生活水平急劇上升。讓他們住在華麗的房子里，穿得也得好點兒，還要穿上洋式衣服，好給“外國人”留下好印象。他們許多人感到非常苦惱。當我們向一位領導（不是專家局的）為什么外國人似乎有意識地被推到修正主義一邊？他回答說：“所有外國人應該有政治學習。同志們一般害怕同外國人接觸政治問題會犯錯誤。有些單位貫徹這項政策（外國人參加政治學習）比其他單位好一些。至于高水平生活嘛……那是必須的，這個問題很復雜。”

　　這一段時間，史克進醫院診斷長期的低顯發燒，需要動手術。外籍學院一位認識史克已經十四年的領導聽到這個消息，打電話問她的病情。當時沒法在電話里把每件事情都解釋清楚，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詳細解釋自己的病情。當她出院回校后，他來看她，說到：“以后不要再給我寫信了！”簡直不能設想他竟然害怕收到外國人的信。

　　（口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粉碎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主席萬歲！

　　到這段時間末尾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對毛主席著作越來越學不下去了。我怎么能讀毛主席的書，又不能按他的話去做呢？忠于黨和忠于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兩者之間矛盾越來越深：一方面，我們感到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個人利益應服從于黨的指示所代表著人民的利益和革命利益。另一方面，我們決心把自己鍛煉成毛澤東同志所要求的革命者。

　　我們不能理解為什么這兩者之間會有矛盾，在那時候，我們想這種矛盾一定是我的頭胸里的矛盾，那就是缺乏知識，缺乏知識。

　　我補充一句，在農場的許多同志同我們一樣感到苦惱，他們和我談話時，眼里充滿了眼淚。

　　三、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月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全統治的時期。

　　1966年5月，我們調到北京工作。當我們還在農場時，雖然不能參加三大革命運動的階級斗爭，但仍然繼續參加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搬到北京后，我們被排除在三大革命運動之外，完全脫離了勞動人民。

　　為了指出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我念了“九評”里的幾段話：怎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呢？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他研究了國際上主要是蘇聯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指出了系統的理論和政策，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毛澤東同志在這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一共十五條，我從第九條中間念到十一條。

　　“在科學、文化、文藝、教育隊伍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也是長期的、激烈的階級斗爭。我們要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革命實踐，建立一支廣大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

　　第十：“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廣泛的、經常的、親密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

　　第十一：“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漸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對外國人的待遇和“九評”里講的這幾條恰恰相反，我們完全脫離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運動。我們完全脫離了勞動人民，不能參加任何集體生產勞動。我們得到高薪和特殊高級待遇。聯系這些，我們念一段毛主席的有關語錄：“人的正確思想從哪里來？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

　　我認為這段語錄非常重要。咱們讀一遍（又讀）。把人們和三大革命隔離開，這就等于切斷了正確思想的唯一來源。

　　來到北京后，享受的高級待遇，具體情況如下：

　　政治待遇：突然間，我們完全被當權作資產階級專家來看待了，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甚至連同中國同志一起學習的機會都沒有了。參加斗爭的真正的政治生活，被假的政治生活所替代了——那就是偶爾舉行的“內部”政治報告。

　　生活條件：在調動工作的時候，我們提出一個要求，就是，為了保證我們孩子的成長，不應該叫我們住到友誼賓館去。到北京后，告訴我們說由于安全問題，很難找到一個地方住，于是把我們放到新橋飯店，與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和貿易代表住在一起。從5月15日起至6月29日。后來，我們感到必須搬出飯店，因為小孩的情況已經很嚴重（詳見后面）不可能再住下去了。

　　在一段時期（又是以安全為借口）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由于突然被迫過著這種坐著不動的生活，我們的身體健康開始出問題了，為了防止這種情況，每晚睡覺前我們都從旅館樓下沿著樓梯爬到頂，爬六次。

　　給我們的工資也是難以相信的。費了老大勁兒，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

　　夏天，他們盡力勸我們去北戴河休假，還說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去北戴河，或者在北京呆著。我們不干，堅持要帶我們的孩子一起去一個公社勞動，（他們）在我們同工農接觸的道路上投了重重阻礙。有一個中國同志支持我們的要求，經過十幾天的努力，才找到一個外國人來說是“安全”的公社，并同意我們去。

　　孩子：我們的孩子幾乎一直生活在農場里，他們一生下來就與工農生活在一起，現在突然讓他們到新橋的飯店里，把他們送到一個專為外國孩子開辦的住宿學校里去。我堅持要求讓孩子自己上學自己回家，卻被拒絕了，理由是：“他們自己上學不安全”。因為這個學校是在工人區，這個區的小孩不能上這個特殊的學校。因為這些小孩對這個學校不滿，仇視那些享有特殊而進入這個學校的孩子，如果你們的孩子步行去上學，這些孩子就會向他們扔石頭……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原文標點如此——抄者）這個學校光強調業務學習，升學考試掛帥，當然也加上一些象征性的勞動。在兒童節時，叫小女孩都穿上裙子參加演出。這樣的學校能培養出毛主席所說的那種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嗎？根本不可能，這個小學實行的教育制度不折不扣是北京大學所實行的那一套，是為資產階級接班人所做準備的教育制度。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的家就是新橋飯店。除了坐小汽車外，他們不許上街（可以由大人帶領乘公共汽車去），他們不許在公園里玩，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保證安全！是與中國人們隔離的安全！！！是讓修正主義奪走我們下一代的安全！！！

　　（口號）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想舉幾個例子：

　　1.游泳，當我們帶孩子到天然湖里和中國群眾一起游泳的時候，有人就告訴我們說有個規定，外國人必須到游泳池去游泳，要我們到國際俱樂部去游泳。我們不管這個，仍然和中國同志一起游泳。于是又告訴我們說湖里人太擁擠，我們說我們去了也不會使那里人擁擠多少。他們說這里游泳不安全，我們說那對其他人也不安全呀！我們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接近群眾，依靠群眾，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那么這個規定符合毛主席的教導嗎？”一個負責同志笑著說：“其實你們說的有理，我也覺得你們應該在這里游泳。”他們讓我們在那里游泳了，這樣的事發生過不少次。

　　2. 體育館買票：后來我們的孩子和他們的中國朋友排隊買票看球賽。有人把他們從隊里叫出來。說他們必須在一個專門為外國人開的窗口買票，外國孩子甚至不能和中國的孩子坐在一起看比賽（我們的孩子沒管這一套，干脆把中國的孩子帶到外國人的位子上看比賽）。

　　3.醫療：我的男孩得了淋巴結核，需要每天打針，由于我們住在新橋飯店，就拿了醫療證和藥品到隔壁同仁醫院去，可是他是外國人，他們就不管給我們打針，后來就安排在協和醫院。（這也得爭論一番，他們說這只管給外國人看病，不給小孩看病，但他們同意破例）。他們叫我們每天用小汽車送到協和醫院去打針，我們堅決反對這樣做，如果在這樣的條件下治病的話，我們就不治了。要給他治病的理由就要他成為革命者。我們拒絕了這種醫好了身體上的病而毒害了孩子的思想的作法。他們終于同意讓他走著去打針。

　　當我搬到三里屯時，三里屯的醫務室也因為他是外國人而不給他打針。有一個街道衛生員，她是個和藹的婦女，沖破了種種框框，有著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同意給他打針。藥品必須保持在冰箱里，當孩子在醫務室把藥放進冰箱時他們不讓，因為他是個外國人。后來那個女衛生員自己把藥放進冰箱里，沒告訴醫務室那藥是外國人的。

　　這些門診不給外國人看病的理由是因為他們的設備和醫生的水平對外國人來說“太差”。這是多么大的毒害！告訴一個孩子說，一個醫生給他的朋友看病水平可高，而他看卻不行，這怎么能想象呢？他將成為什么樣的革命者？

　　我們的孩子對這種待遇一點兒準備都沒有。九歲的女孩神經失常了。對這種和以前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和教育，她根本不能理解。她恨的什么？外國人東西都憎恨。她揍我們，斗我們，見東西就毀（這都是自己的東西，她從不砸公共財物）。她喊：“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我是中國人，我不是外國人。你們是我們的敵人。”有一次她突然拿起鋼筆亂寫一氣，我怕她把墨水滴在賓館的被單上，就把一張廢報紙墊在上面。她發狂似的使勁揍我，并且大喊：“你看！你看！你這個壞蛋狗特務干什么？你還敢讓我破壞“人民日報’讓我在《人民日報》上亂寫。”在她的心中《人民日報》象征著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但她心里明白我們不是特務，當她有時正常時就擁抱我們，不讓我們走開。后來經過一個月正常生活——在公社里同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她才逐漸恢復了正常。

　　這段時期不許給外國人《毛主席語錄》。當兒童醫院一個醫生檢查了這個孩子，了解她發生的那些情況，這位醫生不顧什么清規戒律，偷偷地把一套紅通通的小冊子——《毛主席語錄》給她，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種行動。

　　那時我們給外事局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談到了對外國人的這種待遇是多么錯誤，多么有害，七月十七日晚上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我們提出的為什么硬把外國人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滿意的答復。為什么要以高水平來收買外國人，同時剝奪他們的政治生活，剝奪他們真正通過實踐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機會呢？這位局長找了很多借口，卻根本沒解決任何問題。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為誰的“安全”？為革命的安全？當然不是。這是防止外國人被革命的中國人民“污染”的安全，是讓修正主義和牛鬼蛇神，把革命的外國人和孩子用金盤端給資產階級的安全。

　　正是這種令人罕見的政治壓迫的氣勢，這種明目張膽地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來全面攻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企圖，以及外事局對北京這種令人不能容忍的情況完全麻木不仁的態度使我們意識到，這不是存在于我們頭腦中的矛盾，而是中國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

　　貪得無厭的資產階級魔爪地緊緊地卡著我們，這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回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北京街道上爆發給了我們這種干起來的勇氣，我們永遠不向糖衣炮彈屈服。

　　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與中國的階級兄弟分開。

　　現在，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的頭腦中沒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無限相信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他相信中國人民，相信全世界人民，也相信我們這些聚集在這里的人，雖然我們只是一部分人，但我們這個問題的實質卻具有世界意義。毛主席只用幾個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的分裂世界無產階級的陰謀詭計砸個稀巴爛！我們擺脫了它！大門向我們敞開著了！現在靠我們自己去學游泳！

　　首都紅代會人大三紅十五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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