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紅軍總部行動以來，任弼時一路上都在找人談話。

　　這也是他這個“外來和尚”特有的優勢：年前南下以來，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處境尷尬而又困難，單獨找人談話還得時時在意著要“避嫌”，盡量“不給下頭的同志招是非惹麻煩”。而任弼時不是年前的“當局中人”，對張國燾知根知底，黨內地位一般高且又一身凜然正氣，他要找誰說道個啥或找機要部門查個文件電報啥的，那就是一個理直又氣壯，天經又地義，張國燾也說道不出半個不是來。

　　多年后，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回憶道：

　　進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弼時同志主動找我談話。他講了二方面軍七個多月的艱難行程，也稱贊四方面軍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計劃》搞得不錯。他對我信任很深，直截了當地說：你們發的小冊子，講和黨中央的分歧，一方面軍“不辭而別”，散布不和，損害團結，為什么要發給我們？那是不應該發的。隨后，他開門見山問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們為什么不走呀？”我不加思索地說：“不知道。”他很驚訝。我說當時確實如此，不知道怎么鬧到了那種地步。他仔細地聽我說了我的經歷和所見、所聞。[1]

　　任弼時聽完傅鐘的陳述后問了一句非常要害的話：“北上有決議沒有？”

　　在得到傅鐘肯定的回答后，任弼時第二個問句就把傅鐘問出了一身冷汗——

　　“有，為什么不執行？”

　　用句套話來說，這叫擲地有聲！一個共產黨員必須時時面對和接受這種考問。

　　任弼時沒再說什么，只是讓傅鐘到機要部門看電報，而且“凡是我看過你都可以看”。

　　這一看電報，就把傅鐘看了個醍醐灌頂，大徹大悟：

　　看過電報才知道，原來在一、四方面軍分開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時同志打破張國燾的封鎖，我還是被蒙蔽著。比如：中央率一、三軍團到俄界后，不僅等了三天，來電七次，規勸張國燾放棄“南下”，跟隨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懷、聶榮臻同志等還致電張國燾，告知他們已占領甘南的大草灘一線，當地的物資豐富，漢、回民群眾熱烈擁護紅軍，“請你們立即北進”。顯然，中央一直是堅持兩河口會議精神，希望、等待并準備接應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對爭取張國燾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義盡。所以弼時同志再次和我長談時語重心長地指出：“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

　　這對我啟發很深，徹底分清了是非。[2]

　　這些電報朱德總司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也不一定能看到，由此也可見他們處境的艱難。

　　任弼時還進一步了解了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問題。除了傅鐘，還找過李卓然和其他人，也看過傅鐘提供的卓木碉會議的會議紀錄。在得到了比較全面的信息后，任弼時并沒有批評會議上有過錯誤表態的人，而是說出了一番語重心長卻依然是擲地有聲的話來：

　　弼時同志沒有為此批評哪個同志。對我則非常誠懇地說：“按照列寧的黨性原則，我們不是不參加黨內斗爭。必須考慮到，我們是拿槍的，彼此都帶著隊伍！意見有分歧不好搞斗爭的！我們還在長征當中，艱難困苦，人間罕見，團結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這些話貴如金石，在我心里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共鳴，不僅使我經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會引起新的震動。[3]　　

　　接下來，任弼時的談話就更加深入了：張國燾還要怎么對待“黨內統一問題”？

　　弼時同志繼續和我談的，是維護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問題。在那些天里，張國燾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邊是平等的協商關系。說是陜北那邊改稱西北局，這邊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樣，都由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統一領導。對此，弼時同志只是靜心聽進去，沒有說過什么。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為什么這樣提出問題？自立“中央”，已是我們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分裂危機，既然宣布取消了，為什么還不服從黨中央的統一領導？[4]

　　傅鐘介紹了年初林育英提出的“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屬駐國際代表團”的建議，以及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勸他接受這個“通融”辦法，以及張國燾堅持要黨中央變成“北方局”的頑固……

　　弼時同志不了解這些情況，說五月二十日中央有過電報談了與國燾的關系，“暫時采用協商方式”，為求革命勝利，應改變過去一切不適合的觀點與關系，“而以和諧團結努力奮斗為目標”。中央沒有講與他是平行的“局”間關系，也不應該是這樣的關系，而且我們駐國際的代表團是黨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顛倒過來領導黨中央呢？

　　弼時和我都會俄語，這有利于我們把心底深處的話，包括直接批駁張國燾的話都可以無所顧忌地說出來。對于張國燾破壞黨的統一，他極為憤慨，說：搞派別活動是張國燾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會發展的這樣嚴重。他認為最迫切的問題，是維護黨中央建立絕對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他用俄語說：列寧是非常重視統一問題的！列寧說過，統一對工人階級是無限寶貴的，無限重要的，在斗爭中是最偉大的武器！而沒有統一的領導中心，黨的真正統一是不可能的。我們再不能讓張國燾破壞黨的統一了！弼時同志這種堅定的鮮明的維護黨的統一的態度，對我教育極為深刻。

　　經過幾次和弼時同志的竟夜長談，使張國燾在四方面軍黨內制造的政治上的陰霾，思想上的糊涂，組織上的混亂，有力地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時同志的見解，我和王建安同志、袁克夫同志等四方面軍與四方面軍政治部的高級干部作過長談。他們完全贊成弼時同志的意見，并積極主動地在部隊中進行了團結一致和維護黨中央統一領導的思想教育。這樣，指戰員的精神面貌顯得更加生機勃勃，對二方面軍同志的感情更加親熱。[5]

　　到了包座以后，任弼時還找過徐向前談話。關于這次談話，徐向前回憶道：

　　他同我第一次見面，就詢問這方面的情況，征求我的意見，并說：他已向中央建議召開六中全會，請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從原則上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同他的倡議，講了幾點看法：㈠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自己當時沒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軍分成兩半。㈡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張國燾另立中央，很不應該，黨內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談嘛！但是我說話他不聽，朱老總的話他也不聽。現在取消了“中央”，對團結有利。北進期間，最好不談往事，免得引起新的爭端。㈢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很高興。但中央有的同志說四方面軍是軍閥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過份了，傷害了四方面軍的感情。我和四方面軍許多指戰員都想不通。㈣我們從參加革命起，就表態擁護第三國際，臂章上也是那樣寫著的。由共產國際出面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成。弼時同志很高興，表示一定要在這方面作出努力。他給我的印象，冷靜、誠懇，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充滿信心。[6]

　　任弼時為增強黨內團結和維護黨的統一所付出的努力，非常關鍵、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替代！在翻閱這位偉大而執著的革命家有關史料和文獻時，筆者經常會非常動容：這是一位真金鑄就的革命家，成色足足，他有過很多錯誤甚至不小的錯誤，但他仍然稱得上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他那純潔堅強的黨性，凜然一身的正氣，在當年，在今天，都堪稱共產黨人的絕版楷模！

　　8月5日，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這次會議沒有留下相關記錄文字，關于會議的情況只有與會者傅鐘的一些回憶。傅鐘當時已任西北局組織部長，其回憶文字應該有不低的參照意義。根據這些回憶文字，我們或可大致列出會議的議題：㈠會議討論了組織建設問題；㈡會議討論了貫徹黨的路線和黨內團結問題；㈢會議討論了北進計劃問題。

　　關于組織建設問題，傅鐘回憶道：

　　在救濟寺會上，朱德同志語重心長地說：一個好的黨員應該擁護黨中央路線，維護群眾利益。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一個政黨，一個軍隊，一個人，不站在抗日斗爭前線，將不會有他的立身之地。我們要把自己的歷史任務擔負起來，大家都要加緊學習。他還就西北局要按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工作說：我們黨講民主，委員要是好黨員，書記要是好黨員，好委員；在西北局里，書記一樣要服從多數委員形成的決議，這才有集中的統一的領導。大家都贊成并支持他的意見。這對張國燾搞個人專斷是個有力的扼制。

　　后來，徐向前同志也就應該按組織關系進行工作的問題有個發言。他說：四方面軍的干部大家都清楚，優點是不說虛話，缺點是懂得少，過去我們對干部的批評多用個人的辦法，沒有建立工作的組織關系，因而養成了驕傲。以后應當轉變個人的領導方式，多用組織力量去推動工作。為了加強部隊基層黨的建設，徐向前同志還提出：支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平時工作的討論，黨的發展情形，政治部應當去進行檢查。朱、徐同志的這些意見，過去也對張國燾說過，但沒起什么作用，現在在西北局的會上正式提出來，對張國燾是個嚴正的批評，他不能不聽下去。這樣，有朱德、任弼時和徐向前等同志帶頭堅持正確原則，黨內生活開始有了新鮮空氣。

　　自從年前張國燾要“用槍桿子審查黨的路線”后，他在紅四方面軍干部中散布的“軍事是服從政治的，軍事路線錯了，怎么能說政治路線不錯”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也是他跟黨中央叫板的依據。客觀而言，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也為后來的“延安整風”的實踐所認可。但張國燾散布這些觀點除了不合適宜外，也是為了在組織上與黨中央抗衡，也是有悖于黨的組織原則的。為此，任弼時也在會議上表明了態度——

　　在救濟寺會議上，陳昌浩同志又提到這個問題時，任弼時同志指出：說中央在遵義會議以前是路線錯誤，我看不對。我不承認中央領導有路線的錯誤。政治上有關門主義的錯誤，是事實，但不是路線的錯誤。我和昌浩同志講過這個看法，我還要繼續進行這種解釋工作。遵義會議后，一九三五年二月，黨中央的通報中講的很明確：軍事指揮上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主要的負責者是博古同志。但這種錯誤對于博古同志不是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而是部分的嚴重的政治錯誤。弼時同志循循善誘地說：我勸同志們把這個問題搞清楚，端正思想立場，緊緊團結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與黨中央和一方面軍會合之后開會，中心還是討論迎接抗日民族革命運動新高潮的問題，對以前的問題，思想上弄清楚，有冷靜的、客觀的自我批評，就不再提了。

　　任弼時的談話的確反映了當時他對“左”傾政治路線在認識上的局限性，但發言的主旨是維護黨的統一和團結，強調的“緊緊團結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與黨中央和一方面軍會合之后開會，中心還是討論迎接抗日民族革命運動新高潮的問題”，傳播的還是加強黨內團結的正能量。

　　在討論北進計劃時，張國燾又生出枝節來了：

　　救濟寺會上討論北進計劃時，張國燾卻對原擬的北進岷、洮、西的計劃，只是在口頭上說一說，而不做實際部署。相反，卻提出要部隊從齊哈瑪過黃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這遭到了多數同志的強烈反對。原來，二方面軍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過去青海的路，因為根本無路可走，也走不出去，就沒有再聲張。現在看到部隊已和黨中央愈來愈近，就又提出這種計劃來。

　　朱總司令細心分析，判定事關全軍的戰略方向，不能走西去的路。任弼時同志也說，有三條理由不能西去。一是兩廣事件的發生，說明國民黨內部在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別的矛盾尖銳了，對蔣介石的現行政策是個搖動；第二，我們和一方面軍會合，突破張學良的“圍剿”，陜甘寧三省會成為我們抗日前進的根據地，結束我們的流動；第三，紅軍主力配合全國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黃河以西處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會上，同志們對任弼時同志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張國燾看勢頭不對就放棄了從齊哈瑪過黃河的企圖。[7]

　　這段回憶筆者認為或有存疑待考之處：張國燾有可能在會上提出過西進的設想，但不太可能是“從齊哈瑪過黃河”，因為這意味著要重新返回到草地那頭。參照劉伯承的相關回憶，這次會議上張國燾道出的西進設想有可能是經甘南的郎木寺去夏、洮。[8]

　　實際上在甘孜會師前的6月10日，張國燾就向“陜北同志”提出過這個方案：“我們擬于六月底出動，向夏、洮西北行動”[9]，而黨中央6月19日對此案的回復是：“我們以為宜出至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10]。

　　會議否定了張國燾提議，擬定并下達了《岷（州）洮（州）西（固）戰役計劃》，決定乘敵兵力分散、主力尚未集中之際，先機奪占岷縣、臨潭、西固地區，以利繼續北進，其部署為：以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組成第一縱隊，其主力由包座、俄界經旺藏寺出哈達鋪，奪取岷縣，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今迭峰），相機奪取西固，并向武都佯動；以紅四軍、紅三十一軍組成第二縱隊，奪取洮州舊城，爾后主力向臨洮方向發展，一部向夏河、臨夏活動，保障左側安全；以紅二方面軍為第三縱隊，出哈達鋪，策應第一、第二縱隊的行動。　　

　　求吉寺會議、岷州會議和洮州會議上，西北局三次否決了張國燾的主張

　　《岷（州）洮（州）西（固）戰役計劃》進展相當順利。

　　從8月5日開始，紅二、紅四方面軍各縱隊先后由包座地區向甘南前進。

　　9日，第一縱隊搶占天險臘子口；10日，攻占大草灘、哈達鋪，俘獲人槍千余，包圍了岷縣城；20日，第二縱隊攻占洮州舊城，殲敵一個營，擊退了敵人馬步芳部一個旅的進攻；26日，第一縱隊攻占渭源；9月7日，第二縱隊攻占通渭；8月底9月初，第三縱隊經求吉寺、臘子口，陸續進至哈達鋪地區。至此，西至洮河兩岸，東至禮縣一線，北至通渭近80萬人口的廣大地區為紅二、四方面軍所掌控，形成了同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師的有利態勢。

　　形勢越來越好，張國燾卻越來越焦躁。

　　注釋

　　[1]《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28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7]《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劉伯承在1961年1月26日談話中稱：“他（指張國燾）是往西。一次是想從漢中去，二次是想從青川、平武去，三次是想從下邊大雪山彎著走，還曾經想從玉樹到西寧，到阿壩又想從草地去，四是從北彝喇嘛寺，五次是臨洮，六次是西路軍” ，其中的“北彝喇嘛寺”有可能就是指的郎木寺（地名）的“格爾底寺”，從該寺與求吉寺的相對地理位置上看來，張國燾在求吉寺會議最有可能提出的西進路線就經過這里。（《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9]《張國燾、朱德、陳昌浩等準備向夏洮西北行動致中央電（1936年6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紅二、四方面軍宜北出甘南致朱德、張國燾及任弼時電（1936年6月19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72～第107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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