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開放安全新思維
 江涌 瞭望周刊 39期
 
    未來中國的開放應是均衡開放、對等開放、有選擇的開放，和更注重國家安全的開放

一

改革開放令中國取得輝煌成就，十七大報告給予了充分肯定：“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正是有了改革開放，“今天，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因此，依照經驗與邏輯，中國應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

人們習慣了將“改革”與“開放”并列，實際上，改革與開放并不是一貫地處在同一個層面上，對內改革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意義遠遠超過對外開放。而且，在當今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世界經濟日趨失衡、全球動蕩日趨加劇的態勢下，中國對外開放的收益在逐漸遞減，風險卻在不斷增加。環顧國際，那些缺乏足夠的心理與技術準備的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都因盲目對外開放而不同程度地遭遇了金融危機，一些國家數十年辛苦積攢的財富一夜之間即被“蒸發”，社會陷入持久動蕩，甚至出現政局更迭。拉丁美洲昔日的“模范生”（如阿根廷）如今都陷入了“增長而不發展”的困境。即便是一些當初對全球化充滿熱情的發達國家，如今也在不斷地反思檢討，經濟保護主義（自己稱之為“愛國主義”，稱人家的是“民族主義”）日益高漲，排外思想日益嚴重。

十七大報告也因此指出：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更高。因此，處于新的歷史時期的中國，在不斷深化對內改革的同時，要審時度勢把握好對外開放。

二

科學總結對外開放的經驗與教訓，就必須細致研究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與內在邏輯。三十年的對外開放在形式上是首位連貫、一氣呵成的，但實際是有明顯區分的，那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中國為加入WTO而進行了對外開放政策的重大調整。中國的對外開放因此“主動”成分越來越少，“被動”因素越來越多，即從原來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主動選取開放政策，逐漸轉變到，在外來壓力或境外利益集團的誘導下，被動選取開放政策。當前，中國熱錢肆虐，股市低迷，房市高危，匯市緊張，巨額美元資產面臨嚴重虧損，中小企業大量倒閉，經濟面臨緩增長與高通漲、高失業威脅，社會經濟領域積累起諸多風險正是與一段時期以來對外開放失當緊密相關。

一是過度開放。農業、礦業、制造業、流通業，甚至最敏感的金融業，我們都開放了，“我們該亮的都亮了，不該亮的也亮了，底線在哪？”中國的開放度不僅在眾多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而且在一些領域就連身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日本與韓國也難以望其項背，尤其是在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領域，有國外學者評估中國的開放已經走到世界前列，連不斷高壓中國開放的美國的經濟專家也自嘆弗如。例如，美國的各種金融監管措施多達1000多條，外國尤其是中國金融機構在美國金融市場拓展舉步維艱。外資進入美國市場、控股美國機構需要獲得州政府、美聯儲、存款保險公司、貨幣監理署、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甚至美國國會的批準。此外，針對中國還特別成立了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而存在諸多問題與隱患的中國金融業卻“一直向前走，很少向兩邊看”。與美國細致的分權不同，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大權獨攬，境外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控股中國機構，從標準認定、審批、授權等完全由一家監管機構“包辦”，相關部門也不斷通過部門立法進行自我授權，大踏步地推進中國金融業單向對外開放，從而使中國金融成為中國經濟系列亂相之源，成為國家經濟越來越不安全的核心。

二是不對等開放。開放本身不是目的，開放只是用來增強中國更好獲取國際資源、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的手段，從而進一步增強我們的綜合國力，提高我們的競爭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服從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在當今國際，“開放”還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博弈籌碼，是施壓對方公平公正待我、享受國民待遇的重要手段。但事實上，中國為了擁抱全球化，在很多關乎國家重大利益的國際博弈中，往往沒有善加利用甚至有時還主動放棄這一籌碼，而且一些部門與地方依然故我，堅定地走單邊、定向的開放之路。正因如此，造成了嚴重的不對等開放，西方對中國是“前庭后院式”的開放，而中國對西方則是“登堂入室式”的開放，如此便利國際壟斷資本吞噬中國經濟增長紅利，便利西方國家轉嫁國內風險。國際資本在中國大肆攻城掠地，越來越多地掌握甚至主導中國市場的資源配置權、定價權與話語權，中資企業的市場份額不斷萎縮，知名民族品牌不斷減少，行業主導權不斷旁落，政府調控與治理能力不斷削弱，國家經濟主權與尊嚴不斷受到侵蝕。

三是不均衡開放。對外開放超過對內開放，長期持續給外資“超國民待遇”甚至法外特權。在改革開放初期，外資擁有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以及順暢的產品營銷渠道，這些都是我們缺乏的，因此給予外資適當的優惠待遇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隨著中國資金的日漸充裕，技術與管理水平的提高，產品營銷渠道的不斷拓展，與西方差距的日趨縮小，我們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的收益迅速降低，負面效應不斷擴大，眾多的經濟開發區早已成為“經濟飛地”，即只是簡單地從事兩頭在外的貼牌加工，極少有技術與管理外溢可言。而且，外資為了維護其競爭優勢，向中國轉移、轉讓其核心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可能性幾不存在。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對外資的持續優惠政策已經嚴重不合時宜。在外資于中國高歌猛進之時，中資的生存空間卻日益狹窄，眾多中資企業要么成為外資的附庸，要么就關門歇業或陷入破產邊緣。

三

中國有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巧合，中國現代史恰好以三十年作為分水嶺：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這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的三十年；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帷幕正式拉開，這是中國奠定崛起基礎、進行現代化道路探索的三十年；從改革開放到奧運會成功舉辦，這是中國努力實現崛起的三十年。每個三十年，近乎都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剛剛過去的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與積累的眾多問題，無疑又將中國置于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其中，對外開放的重新架構，應當成為中國未來發展新道路的重要內容。這是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以及日趨加劇的全球動蕩的需要，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及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

中國必須牢牢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以維護國家主權與保障國家安全為核心，依照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則，為自己的對外開放設置“邊線”與“底線”。有鑒于此，未來中國的開放應是均衡開放，即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注意對內開放，增加中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公平參與機會，提高其競爭力，由此打造一批中資跨國巨型企業；未來中國的開放應是國家之間對等開放，中國的市場開放應以對方市場對中國開放為條件，中資企業被并購應當以中資企業能夠并購對方企業為條件；未來中國的開放應是有選擇的開放，即對所有外資不再是簡單的開放，應根據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地區發展平衡、環境生態保護以及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需要而進行有選擇的開放；未來中國的開放應是更加注意國家經濟安全的開放，當世界各國都在關注國家經濟安全、發達國家廣泛掀起“經濟愛國主義”之際，中國有理由、有條件更加注意自己的經濟安全。因此，中國需要的是對外開放的高質高效，從而不斷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可持續增長潛力與持久國際競爭能力。

從歷史長河看，誰封閉，誰落后；從國際現實看，誰開放不當，誰遭遇危機。時至今日，中國正從“一般發展”轉向“全面崛起”，對外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國際市場日趨動蕩，西方國家遏制中國快速發展的壓力日趨增大。中國過去從對外開放中獲得的初步、膚淺的經驗，遠遠不足以應對全面崛起的艱巨任務。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國際經濟競爭政治化要求中國在全面總結、吸取過去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充分認識世情、國情與黨情，提出更加科學、有效的對外開放戰略。因此，不管時間、地點與條件的轉移，一味地、簡單地強調堅持對外開放、擴大對外開放，而不講求進一步對外開放的科學有效性，不探究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深刻內涵，不分析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風險，本身就是抱殘守缺與形而上學，理論是糟糕的，實踐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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