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白巖松論常寧市的公交免費改革

奚兆永

常寧是湖南省的一個縣級市，有80多萬人口，其中城市人口約10萬多人。這個市有鑒于政府對農村提供了較好的公共產品（如修建農村“硬化道路”、免收灌溉費等），同時考慮到城市公共交通存在的由私人經營，拉客、飚車現象嚴重，時常造成混亂和擁堵的情況，認為城市居民也應享受較好的公共產品，經過8個月的調研后決定，從今年7月1日起由政府買單，實行免費公交。

一、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常寧此舉，得到了該市廣大市民的熱烈擁護，同時也引起了社會上一些人的質疑。7月30日由白巖松和董倩擔綱的央視“新聞1+1”節目也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和評論。白巖松認為，公交問題只該由市場來解決，不該由政府來解決；通過免費的辦法來解決公交問題，使人們不能進行多種選擇；常寧市現在有財力買單，但汽油在漲價，人口在增加，從長期來看，將來的政府應該是小政府，未必能夠繼續買單。他還認為，一個縣級市這樣做也許可以試一試，如果大中城市都搞免費公交，那就不得了；而在公交由政府買單以后，如果教育、醫療、住房都由政府買單，那政府又怎么負擔得起？

當然，常寧實行免費公交還只有一個月，許多問題還有待于實踐，但是，明顯的事實是：就社會而言，過去那種拉搶乘客、飚車的現象沒有了,交通混亂和擁堵的現象不見了，能源節約了，排放的尾氣減少了，市容變得整潔了；而對老百姓來說，不僅有了更好的生活環境，而乘車免費，既省了錢，出行也更方便了。

對于這樣一件給老百姓以實惠并且深受老百姓歡迎的大好事，白巖松是橫看不順眼，豎看不順眼。他問道：“政府是萬能的嗎？是不是所有的服務型政府就直接跟萬能性政府掛靠在一起，這一點是讓我的擔心更大的，政府應該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更多的事情是宏觀進行管理，而不是直接介入到微觀的過程當中，好，今天你把公交擔起來了，明天你要不要擔教育？大后天要不要擔醫療？全擔，我覺得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們要反問：市場是萬能的嗎？事實上，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是有條件的。比如說，它要求完全競爭。這個條件在私人產品領域是存在的，但是，在公共產品領域卻不具備。這樣也就產生了所謂“市場失靈”的問題。因此，連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還需要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補充。

那么，政府是不是萬能的呢？那要看這個政府是什么樣的政府。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由于大部分生產資料掌握在私人手里，作為國家機關的政府只不過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頁）這樣的政府當然會得到資本家的支持，但是它掌握的資源是有限的，而它的資產階級性質也不可能得到廣大勞動群眾的真正擁護，其作為自然也是有限的。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就不同了。恩格斯說，“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它也是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后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后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頁）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國家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再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而成為對生產過程進行領導和管理的機關。當然，我們今天還沒有達到這一步，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的管理和領導經濟的職能卻是毫無疑問的。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能夠在比較段的時間里趕上資本主義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掌握著生產資料和其它資源，能夠集中全社會的力量來完成自己的各項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似乎也可以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確實是萬能的。當年的蘇聯，后來的中國，政府做了那么多驚天動地的事業，為什么就不能解決一個城市公交呢？事實上，在當時的蘇聯，有許多社會福利事業都是免費的，比如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療養等等。有些物品和服務雖然要付費，如住房、公交以及水、電、氣、熱等都要付費，但是價格都極其低廉，實際上只是一種象征性的收費，與免費已相差不遠。后來中國的情況也是類似的。過去能夠做到的這些事，難道我們今天就做不到嗎？

有意思的是，正當白巖松擔心免費公交的做法會擴大到其它領域時，人們在網上看到，國務院作出決定，繼農村對義務教育階段免收學雜費之后，從今年秋季開始，對全國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免收學雜費。在白巖松表示擔心的同一天（7月30日），他所擔心的事竟然成了國務院的政策。不知白巖松看了以后作何感想？

應該說，我國今天的財力是過去所不能比的。看新聞，僅僅是一個駐美大使館新館的設計費用就用了400萬美元（約3000萬人民幣），至于建筑和裝修的費用更不知是這個設計費用的多少倍，這不能不令我感到其過于揮霍。國內一些辦公樓和公共設施的建設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果在這些方面節省一些，少一些浪費，用來改善民生，使廣大的老百姓在居住、出行、醫療、教育等方面的狀況切實有所改善，使他們切身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那該多好！

二、關于所謂“選擇問題”

白巖松反對免費公交除了上面說的“理由”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所謂“選擇問題”。他說，“你比如說所有的公交線路全部是免費的，有很多人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更舒適的公共交通，有空調的，能有座位的等等，這幾乎就不太可能了，直接屏蔽掉了，因為這次公交一免費以后，直接帶來的結果是對過去略顯混亂的，像摩的、小公共等等全部靠邊站了，沒法運營了，大家失去了一種選擇的機會。但是我認為像摩的、小公共等等應該更重要的是通過管理去進行調節，而不是我把免費的東西一放這兒，你們就死定了，大家失去一種選擇的機會。”

其實，“公交優先”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選擇。小轎車雖然舒服，但是它耗能高、人均占道面積大，人均排放尾氣多，其發展極易造成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摩托車的問題與小轎車類似，而且安全性差，舒適性也差。比較起來，公共交通具有明顯的優越性，這正是它之成為城市交通首選的原因。我國十多年前曾經有過一股發展小轎車的“熱”，但是，經過這些年的實踐，越來越多的人終于認識到，在城市發展小轎車并不明智，還是應該“公交優先”。至于說在酷暑和嚴冬時或在乘車高峰時舒適度不高，當然是事實，但是，這并不是不可改進的，而且，作為一種大眾化的交通工具，這一時的不便人們也還是能夠接受的。現在有的城市既運行普通公共汽車，也運行裝空調的公共汽車，但是，人們并不稀罕那裝空調的公共汽車。一般的情況是，來什么車就乘什么車，很少有人專門“選擇”空調車的，因為站著等車既浪費時間，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倒是有人見到空調車一定不乘，非等無空調的普通車不可，因為空調車的票價是普通車的一倍，對于收入不高的人來說坐這樣的車是一種奢侈。至于公共汽車在人多時沒有座位，這也是難免的；如果在高峰時也人人都有座位，那在非高峰時的空位就太多了。這顯然是不經濟的。大城市尚且如此，為了“選擇”，要在一個縣級市發展空調車就更沒有必要了。

現在，常寧由于實行了免費公交，摩的和小公共汽車都很自然地被淘汰了。這是社會的的選擇，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難道為了白巖松的所謂“選擇”，我們還要人為地保留這些已經被淘汰的東西嗎？

 三、關于所謂“不必須”的乘客問題

白巖松還說，“我們不妨做這樣的一個假設，雖然增量是5.7倍，但是這里有多少增量是必須乘坐公交的，也許有很多是我出去去公園，或者去哪兒，平常可能走著就可以到了，現在我坐一站也要坐。往返，一天我可能坐多次，在這個增量過程中的必須性其實跟以前收費的時候相比較是減少的，因此我們不能拿5.7倍的增量來看待問題。”

這里首先要指出白巖松一再說的“增量5.7倍”這個說法的錯誤。據紅網-瀟湘晨報7月29日的報道，在實行免費改革前常寧公交車的日平均載客量是11400人次，而實行改革后的日平均載客量達到59600人次，增量為48200人次，增量應為原來的4.7倍，而不是白巖松說的5.7倍。如果白巖松說現在的載客量是過去的5.7倍，那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說現在的載客量比過去增加了5.7倍或者說“增量是5.7倍”那就錯了，因為“增量”是不包括原有的載客量的，59600人次中應該減去11400人次才是，5.7倍中應該減去1才是。

由于日載客量增加了4.7倍，白巖松提出了一個“必須乘坐公交的”和“不必須乘坐公交的”兩部分人的問題。在他看來，由于免費，許多“不必須乘坐公交的”也乘坐了公交車，而“必須乘坐公交車的”“跟以前收費的時候相比較是減少的”。他沒有向我們交代這兩部分究竟是根據什么標準劃分的，也不知道他這個“必須乘坐公交車的”“跟以前收費的時候相比較是減少的”結論是如何得出來的。但是，從他的舉例來看，其劃分標準顯然是不科學的。他舉的是乘車去公園的例子。在他看來，凡是為了去公園而乘車都是“不必須”的。這說得通嗎？現在各地的公園門口差不多都設有公共汽車站，難道這些乘公交車去公園的人都是“不必須”的嗎？人們要問：常寧在免費前是不是有人乘公交車去公園呢?如果有，這些人究竟屬于“必須”的還是“不必須”的呢？

其實，免費乘車后載客量的增加是很自然的。首先，過去的公交車由私人經營，公交車、摩的、小公共車、三輪車互相競爭，搶客拉客，飆車，造成交通混亂、擁堵，加上還有拒載老人等現象，致使一些本來是“必須乘坐公交的”人不得不放棄乘坐公交車，而讓一千多輛摩的及小公共汽車、三輪車等分流了相當一部分乘客；其次，一部分經濟困難的群體本來是“必須乘坐公交車的”，但是因為嫌票價高，不得不放棄乘坐公交車，而改為步行了。這些“必須乘坐公交車的”人在實行免費改革后當然會加入到乘坐公交車的乘客中來。當然，也可能會有一些人是因為免費乘坐公交車是新鮮事，為了體驗一下坐免費車的滋味而加入了乘車的行列。不過，可以想象，這樣的人當不會很多。畢竟，乘免費車和乘付費車就坐車本身來說并沒有什么不同，何況現在正是酷暑當頭，沒事擠在公交車里面并不值得。再說，體驗也就是一次而已，不會天天去體驗的。

至于白巖松說“必須乘坐公交車的”“跟以前收費的時候相比較是減少的”就更加令人費解了。按照這種說法，每天乘坐免費公交車的只有不到1/5.7（即不到11400人次）的人是“必須乘坐公交車的”，而絕大部分人（每天在48200人次以上）都是“不必須乘坐公交車的”。這符合事實嗎？

應該說，載客量的增加是一件大好事，它大大便利了市民的出行，改善了城市交通的面貌，但是，到了白巖松那里，事情被說成是一大批“不必須乘坐公交車”的人只是因為免費而白白占據了公共交通的有效資源！

或許是這些年來對于所謂“經濟人假設”的宣傳吧，在一些“精英人士”看來，人都是非常自私的，如果有什么“免費”的東西，不管需要不需要，人們絕對都會去設法占有它。現在公交既然免費了，當然也會不管必須不必須，都要去乘坐沾沾便宜的。其實，所謂的“經濟人”并不是自然的人，而是一定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就是資本的人格化，指的是資本家。就是說，資本家的自私、貪婪并不是由什么人本身的人性決定的，而是由資本這個經濟關系決定的。把這種自私和貪婪作為人的本性運用用到所有人的身上顯然是錯誤的。

事實也說明，情況并不像白巖松所想象的那樣。南京從今年7月1日起對70歲以上的老人實行免費公交，但是，到7月上旬竟然還有近一半的老人沒有辦卡。這里除了有工作上的問題外，老人們對于免費乘車并不如有的人想象的那樣迫不及待也是一個原因：許多老人因為很少出行，對這一福利實際上采取了無所謂的態度。此事曾讓南京的一些新聞記者大感意外。還令一些人感到意外的是，本來以為70歲以上老人享受免費公交后會與上班族乘車發生很大的矛盾，因此有關方面曾規定老人在上午8：00-10：00和下午4：00-6：00不得乘車（后遭老人反對而未實行），而事實呢，老人用卡免費乘車的人數并不多，在上下班高峰乘車的更是少見，所想象的矛盾并未發生。這說明，如果用某種偏見看事物就會歪曲事物，把事物看偏了。這里所說，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白巖松也講了老年人和青年人在乘坐公交車方面的矛盾，并且為青年人不讓座進行辯護。這樣的話我在網上曾經見過。我覺得白巖松再講此事很不應該。我想在這里講一件親見的事。一次，我在車上看到一位青年給一位老人讓座，但是這位老人堅持不坐，說自己身體還可以。實際上，一些老人接受讓座，其實也是出于不得已。不管怎么說，老人的身體狀況是比不過青年人的。青年人在老人面前訴苦，不愿讓座，白巖松不僅不予批評還拿到節目里說事，難道就想不到老人的身體更不行，更需要得到照顧嗎？在這個問題上，不知他的愛心到哪里去了？文明又到哪里去了？

免費改革后常寧公交車的載客量增加了4.7倍，這是一件大好事，我們理應為之叫好，而絕不應無端地橫加指責。

四、關于所謂“先決條件”

對于實行免費公交,白巖松還有一個說法:“具體到常寧本身來說，作為一個只有10萬人口的縣城里頭，只有40多輛公交車的一種地方，實行免費公交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大家之所以這么關注它是希望這樣一個免費公交也能來到我們身邊。但是，對于中國絕大多數的城市來說，如果真的公交變成了免費的話，也許帶來的不是我們期望的便利，反而可能是反方向的。”而在常寧公交管理處主任介紹了情況后他又說，“具體回到常寧本身來說,我剛才節目一開始也說了有它的道理,但是道理是有先決條件的。第一個這是個縣城，只有10萬人口左右。第二個，四五十輛公共汽車，將來增加的話也就增加到近百。即使將來增加到100輛的話，可能也就不到1000萬塊錢，雖然它以每年1億的速度增長，這個數字乍一看還不是太大，因此它去試一下也是蠻有道理的。”

在這里，白巖松并沒有告訴我們他所說的“先決條件”與免費公交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常寧可以實行免費公交而全國絕大多數城市不能實行免費公交的道理。他所說的所謂“先決條件”，其實就是常寧市本身，也就是說，只有常寧市能夠搞免費公交，其它地方都不行。按理說，要發展公共交通，城市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人口要達到一定的密度。實際上，城市越大，人口越多，對公共交通的需求就越大，發展公共交通的條件也越好。相反，如果城市面積很小，出行距離很短，步行和騎自行車比乘坐公共汽車更方便，就不需要發展公共交通了；即使搞起了公交，也會因為人口太少或密度過低，乘公共汽車要等很長時間，人們也會放棄公共汽車而改用其它出行方式。在后一種情況下，公共交通是很難發展得起來的。當然，對于一個10萬人口的城市來說，是具備發展公共交通的條件的，但是，若要說10萬人口的縣級市比大中城市更加適合發展公共交通，那是不能成立的。

我猜測，白巖松此論的重點是在“免費”二字上。在他看來，一個10萬人口的縣城，公交車只有四五十輛，一年的開支不過幾百萬元，即使發展到100輛，一年的開支也只有1000萬元；如果試驗失敗，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而如果是大中城市，那就不同了，其開支將是常寧的數十倍甚至數百倍，那就不是小事了，那是萬萬試驗不得的。殊不知大中城市公共交通的開支盡管遠遠一個10萬人口、只有百十輛公交車的縣級市，但是這些大中城市的經濟實力更遠遠高于這樣的縣級市。如果說像常寧這樣的縣級市有能力每年花幾百萬元為免費公交車買單，那么一些大中城市更有能力每年花幾千萬元、幾億元乃至更大得多的錢為免費交通買單。由于大中城市發展公共交通的條件更為優越，從實行免費公交中得到的好處也回大大超過一個十萬人口、百十輛公交車的“縣級市”。可以想象，如果我們的大中城市也實行了免費公交，同時輔之以相應的政策措施，小轎車上路的情況將極大地減少，不僅可以大大節約能源、減少環境污染，極大地改善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的質量，而且可以大大減少政府用于修筑和拓寬道路方面的開支（——這是城市建設中很大一筆開支，很可能是最大的一筆開支），并且還能極大地節約公共交通運營的成本。得失相較，肯定是所得大于所失。當然，這需要進行充分進行可行性研究，經過試點逐步推行，而不能草率行事，一哄而上，把好事辦壞。

實際上，白巖松提出的所謂“先決條件”不過是他反對免費公交的一個借口。他很清楚，如果僅僅是常寧這樣一個10萬人口、四五十輛公交車的縣級市進行免費改革，他可以不關心，不過問，問題是，常寧的改革引起了全國各地民眾的關注，“希望這樣一個免費也能來到我們身邊”。而這，正是他所不愿意見到的。怎么辦呢？常寧已經搞了，而且老百姓很歡迎，硬著頭皮去反對已經不行了，于是只好說“可能是合理的”，“可以去試一下”。這種自以為高明，把群眾當作阿斗，把自己當作諸葛亮的高傲態度充斥于他講話的全過程。但是人們不難發現，在骨子里他是希望常寧的免費改革最終會失敗。面對廣大干部和群眾的肯定，他說，“這只是目前運營了一個月，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些什么。”在他看來，國際石油漲價，公交成本增加，而常寧雖然現在的財政收入已每年1個億的速度增長，每年即使花1000萬“乍一看還不是太大”，但是不能保證長期繼續，何況將來是“小政府”，財政支出要受到更多的制約，如果換了領導人，情況又會大不相同。總之，未來是一大堆變數，免費公交能否持續下去，是大成問題的。

其實，當他大講石油漲價時，國際石油價格正在大跌；至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從來都是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的，而且財政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以及目前實行的“民生財政”的方針也不允許隨意削減惠及百姓的用于免費公交方面的開支；至于人事變動，那肯定會有，但是，一個市長是無權改變由市人大做出的決定的。白巖松的這些預測根本禁不起推敲，只不過是反映了他堅決反對免費公交的態度罷了。

五、常寧免費公交：解放思想的新境界，改革開放的新思路

常寧的免費公交改革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這是一件大好事，它表明，改革開放進行到今天，我們的一些地方干部的思想是真正地解放了。過去，有些人一講“思想解放”，想到的就是搞私人承包或者干脆把國有資產賣出去。在他們看來，只有歸私人所有才叫“產權明晰”，只有讓私人經營才有“積極性”。結果是，極少數人的“積極性”確實是大大地“調動”起來了，他們為“利潤最大化”而不遺余力、不擇手段，而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呢，卻成了犧牲品，社會兩極分化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實踐一再證明，這樣的“思想解放”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思想解放”，這樣的改革開放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改革開放。

應該說，無論是思想解放還是改革開放，都是為了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如果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去搞私有化，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也根本說不上是真正“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經驗中所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頁）他還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頁）“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上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頁）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在與其弟鄧墾的談話中還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要難。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顯然，思想解放也好，改革開放也好，都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根本目的，離開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只能是“走上邪路了”。通過30年的實踐，人們對此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常寧的免費公交改革有著極為重大的示范意義。它告訴我們，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都不能只是在改公為私上兜圈子、做文章，應該有新的境界和新的思路。思想解放有了新境界，改革開放有了新思路，許多問題就會一通百通，矛盾就會迎刃而解；而如果在公改為私的舊境界、舊思路里轉，問題就會愈來愈多，矛盾就會層出不窮。實際上，我們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而來的。

白巖松把實行免費公交貶為“最簡單的，最不用多動腦子的”的辦法，他認為“更好的方法需要非常復雜的，更動腦子”的方法。他說，“我們難道沒有更好的方法，比如我們去借鑒香港，很多地方的好方法，去使公交既在贏利的太少也讓老百姓滿意，不是滿意這樣的例子，這樣的例子更多，這樣的例子從國外看去更多。”

以為簡單的東西一定沒有復雜的東西好，這是一種愚昧。實際上，一切真正科學的東西往往是很簡單的。就人類社會而言，市場經濟要比計劃經濟復雜得多，但是，市場經濟不僅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而且還造成了社會勞動的巨大浪費，它終將為計劃經濟所取代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說，“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如何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頁）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甚至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懂得，市場不是萬能的，它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補充。

白巖松強調香港和國外的“更好的方法”，特別是對香港的公交做到了“贏利的同時也讓老百姓滿意”大加稱贊。然而，對于公共交通來說，它需要強調的恰恰不應該是贏利，如果強調了贏利，那老百姓的滿意就要打折扣了。應該看到，香港由于面積不大而人口密度很高，這對發展公共交通來說的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載客多、班次多，乘客自然會滿意，經營成本也會下降，但是如果把贏利放在一個重要的地位，加上政府又不提供補貼，其票價顯然還是偏高的。對于香港人和到香港去的人來說，如果票價要能夠降低的話，他們肯定會感到高興的。與常寧實行的免費公交相比，香港公交的滿意度顯然是不如的。當然，就舒適程度來說，常寧的公共交通與香港和國外的公共交通還是不能相比的，但是這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并不具有可比性。不過，這是一個歷史的差異，只要假以時日，這個差異肯定也是會消除的。

白巖松說要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但是，殊不知，正是出于經濟的考慮，馬克思認為，一些屬于基礎設施的部門不適合由私人經營。這些部門早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就已經由政府經營了。后來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產品（包括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研究也證明，這些產品由于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而使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作用失靈，要由非市場的方式來提供。

看來，白巖松對市場經濟和香港以及國外資本主義的一套是太過迷信了，而對社會主義和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物又太過缺乏熱情了。如果這只是白巖松個人的思想感情，人們自然可以不必加以過問，現在的情況不是，他是在制作中央電視臺的一個節目，是在向人民群眾進行宣傳，這就產生了誤導的問題。對于他的一些錯誤言論，人們之所以要提出批評，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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