甕安事件背后

基層治理軟弱，公權使用不當，導致當地群眾不信任、不支持政府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趙鵬 周芙蓉 劉文國

“當看見縣政府大樓燒起來時，我的眼淚流了下來，可現場圍觀的不少群眾卻在大聲喊‘加油’。”雖然距甕安“6·28”事件之夜已過去了十幾天，當貴州省人大代表、甕安縣柴姨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柴冬梅說起在事件現場的感受時，依然一臉沉痛之色。
“這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各種社會矛盾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71歲的老干部、前甕安縣長徐銀芳這樣說。“群眾心里有股怨氣，憋久了就要出事啊！”另一位老干部王儒德對本刊記者說。
連日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接觸到的甕安縣干部群眾都在反思：為什么女中學生李樹芬之死，會引發萬人聚集和打、砸、燒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辦公樓這一罕見的群體性事件呢？

“群眾不向政府講真話了”

本刊記者調查了解到，甕安事件發生的整個過程中，當地政府反應遲鈍，處置失機。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群眾不和政府講真話了”。
由于對李樹芬的死因存在疑問，從6月22日凌晨李樹芬被其叔李秀忠等人打撈上岸后，李家就將遺體一直停放在事發地點。受訪的多位干部群眾指出，有兩個時段是避免“6·28”事件發生和擴大的關鍵時段，都一一錯過。
第一個時間段，6月22日到6月28日事件爆發前。在長達7天時間里，盡管縣公安局和縣有關部門對李樹芬家屬做了一些工作，但終究沒有達到讓家屬安葬死者、防止事態擴大的目的。
“這一周，應該是政府預防6·28事件發生的有利時段。”徐銀芳對本刊記者說。從李家停尸河邊的那天算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去看，傳言滿天飛。由于政府或公安部門都沒有就群眾的議論和疑問給出明確的說法，也沒有通過其他傳播手段給予澄清，導致失真的傳言一傳十、十傳百。
“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相信了，義憤了，幾次出現要鬧事的跡象，但都沒有引起警覺。這樣，就喪失了引導輿論、防止事態擴大和穩定人心的主動權。”徐銀芳說。
第二個時段，6月28日16時到20時，大批群眾聚集上訪的4個小時中，無論是縣委、縣政府和縣公安局的負責人，還是黔南州委、州政府的負責人，均沒有人出現在現場群眾面前。
受訪的多位現場目擊者，不約而同地都說出同樣一句話：“如果縣委、縣政府和公安局哪位主要領導出面接待上訪群眾，與群眾面對面交流，當時的局面就不會失控，大規模的沖突也不會發生。”
這天是星期六，當時縣、州領導干啥去了？本刊記者了解到，28日22時20分，黔南州委負責人到達甕安。由于現場人太多，汽車開不進去，只能焦急地圍著現場轉了又轉，一直等候正從貴陽趕來的貴州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崔亞東。
而原甕安縣委書記王勤當時采取的應對措施是：通知縣直部門負責人和鄉鎮干部職工800人趕往現場維持秩序，調集消防車輛前往滅火，指派副縣長鄭毅前去現場指揮，后又通知各干部職工擠進現場，最后自己轉移到縣武裝部大院內坐鎮指揮。
值得深思的是，“6·28”事件當天有包括學生在內的數百人要游行時，當地黨委、政府和公安機關事先都沒有掌握任何信息。當地公安局曾找了一位“線人”，要他隨時報告李家的動向，但對方沒有報告。王勤在事后總結教訓時說，由于“線人”失去了作用，思想準備不足，沒有應急預案，以至于事件發生時束手無策。
但這種說法不被當地干部群眾認同。
縣政協委員、縣人民醫院護師王德清說：“如果說‘線人’不起作用，為什么其他群眾也不向縣委報告？如果群眾都不跟你政府講真話了，人民政府就危險了。”
“信息不靈，反應遲鈍的背后，是脫離群眾，害怕群眾。”徐銀芳坦言。

甕安不安人心難安

“甕安不安”，這是本刊記者采訪多位甕安老百姓時，他們普遍說到的一句話。
甕安亂，全省有名。據了解，自2007年以來，甕安縣已發生多起中學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沒有一起破案。2007年12月，草橋中學女生付朝鮮就在距家不足200米的地方被奸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群眾對此強烈不滿。
永河鎮村民張延洪說，他9歲的侄子張小云2006年5月被人販子拐走后，至今沒有下落。他到公安局反映案情，與公安發生爭執，還被公安打了一頓。
一出租車司機駕駛員說，同行徐其安因瑣事被當地黑社會組織“玉山幫”成員毆打，縣公安局一直不作處理。全縣出租車司機聲稱全體罷運，到縣政府堵路，公安局才讓對方賠了3000元醫藥費。
2007年9月12日至26日，在甕安縣城的金龍花園、花竹園小區、北門水井小區和廣場酒樓接連發生4起爆炸案，至今沒有一起告破。而這4個地方或是縣政府干部居住較為集中的小區，或是公務員出入較為頻繁的場所。
一盲人按摩店店主呂小麗夫婦對本刊記者說：“城里這么多娃娃被殺，一個壞人都沒有抓到，讓老百姓啷個相信他們嘛？”一位中年婦女哭著對記者說：“老百姓為李樹芬討說法，就是保護我們自己的娃娃呀！”
在甕安縣治安混亂的背后，是黑惡勢力的猖獗。據群眾反映，甕安縣有“玉山幫”、“青龍幫”、“斧頭幫”、“菜刀幫”等大大小小十多個黑幫組織。黑幫為患的背后，是因為公安辦案不力，甚至有公安隊伍中的敗類為其撐腰。
由于治安不好，破案率低，當地群眾與公安勢同水火。本刊記者連日來在甕安縣城采訪時，明顯感覺到這種對立情緒。7月3日晚21時，記者在紡織品公司宿舍里看到，由二三十個群眾自愿組成的服務隊，正在為前來維護秩序的武警官兵煮水餃宵夜。“他們來了像青天一樣，平時社會治安太不好了，搶人的多，晚上七八點鐘就有人被搶，晚上我們都不敢出門。他們來這幾天我們感到最安全。”紡織品公司下崗職工聶勛貴對記者說。
正在吃水餃的一武警官兵對記者說：“當地群眾非常熱情，非常善良，白天給我們送礦泉水，晚上給我們做宵夜，把我們當一家人了。但群眾對當地公安人員卻不是這樣，我們把他們送來的礦泉水送給同樣站崗的當地公安時，他們甚至指責我們，并明確表示不愿意把自己掏錢買來的水送給當地公安。”

抓了經濟丟了民意

甕安縣內礦產資源豐富，近年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卻和群眾利益不同步。多位受訪干部指出，經濟發展上去了，民意支持下去了，是甕安事件發生的大背景。
近日，甕安群眾仍不斷到政府上訪。本刊記者現場采訪了其中幾位積案上訪群眾。
已經搬到縣里居住的木引槽鄉移民趙興江對記者說：“2005年12月就搬遷到縣城，當時縣政府給每人的補助標準是1.88萬元，全家3口人，至今沒有全部得到補助款。花了近4萬元買地皮，2萬多元買了田。掙了一年的錢，2007年才有錢打房子地基，剛打好地基，政府卻不準修房。你說氣人不氣人？現在一家人租房住，年租金1300元。負擔不了啊。”
玉山鎮大坪村大坪坡村民組羅國學對記者說：“我們惟一的水源大坪坡水井被挖礦的挖斷了，只有吃溝邊的水，吃了兩年多。我們已經查明地下采掘情況，不僅房子地下多處被掏空，房子開裂，而且14口礦井都在向13戶居住地掘進，有的甚至已經穿越了13戶居住地區。我們打報告要求搬遷安置，從村委一直到縣有關部門，至今沒有答復。找了礦上，也同樣不答理。”
甕安縣柴姨媽食品有限公司經理柴冬梅說，當前，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兩者發生沖突時，如果政府不作為，富人就會花錢找社會上的“兇人、惡人”來保護自己的財產，從而為黑惡勢力提供了成長的條件和空間。

權力異化基礎不牢

木引槽鄉大壩村村民陸龍松帶著相關材料7月9日再次來到縣政府，要求政府嚴懲當地村干部。陸龍松對本刊記者說：“他們利用手中權力，勾結地方惡勢力，貪污受賄，無惡不作，群眾無不憤恨！”原大壩村村主任胡永華對記者說：“這個人處理事情不公平，而且村里賬目只他一人掌握，我不清楚，一般老百姓更不清楚。”
記者在當地了解到，反映一些基層組織軟弱無力、公權異化，導致群眾怨恨的上訪為數不少。跟著進城上訪的村民們，本刊記者到玉山鎮大坪村作了一次探訪。
玉山鎮大坪村村民羅國雄說：“村委會不敢站出來為我們理直氣壯地撐腰、說話，靠不住。”大坪村村民因土地占用費等問題，多次與礦山發生糾紛，2005年、2006年分別與當地礦山發生沖突。礦山叫來20多個社會上的人毆打村民。村民堵礦以示抗議，村、鄉、縣政府均協調未果，最后竟是礦山叫來社會上的中間人作為調停人，才算了結。
村民羅國華說：“縣里派來調解的都是公安部門的人，威脅我們不要再鬧事。說再鬧就把我們抓起來。我們是在鬧事嗎？對礦山找黑社會的人來打我們為什么不聞不問？我們是在為自己討一點公道啊！”
大坪村支書記張顯書說，在這個村范圍內，有20多個礦井，但老百姓在礦上工作的最多時也僅僅十來個人。在協調礦井與群眾矛盾時，難度特別大，群眾要求高，企業又不愿多拿錢，協調不下來的，只好交給上一級政府。
記者在村里看到，受礦山開采影響，村民的房屋，木房傾斜，磚瓦房不同程度開裂。雖然礦山沒有生產，已停產三個多月，但惟一通往縣城的道路，卻被裝礦的車壓得坑洼不平，17公里長的路坐車就要走近一小時。
“不要說村民靠著農業致不了富，就算村里有點什么好東西，這樣的道路，拉出去也是成本翻倍，農民增收難啊。”村支書張顯書無奈地對記者說。
反思“6·28”事件，本刊記者在甕安聽到比較集中的呼聲是：對歷史積案需要一個一個地排查清理，一個一個地解決；干部要撲下身子，沉到基層，到群眾中去，了解人民群眾所思、所想和所愿，重歸人民政府為人民的本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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