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回望改革 從反思開始

2008-7-8 　 《商務周刊》 □記者 鄭霄

與溫鐵軍談話，聽他如剝洋蔥般層層把事件的各個層次準確分析，很容易留下一個印象：溫鐵軍是一個善于解構者。三年前那篇著名的《解構現代化》也很好地印證了這個結論。然而，仔細觀察溫鐵軍近年的行動，從晏陽初鄉村建設學校的探索到如今對農村合作組織的積極推進，無一不向我們顯示了這個被稱為“用腳做學問”的學者對三農問題的積極探索和深入思考。“解構并不是簡單化的否定，解構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概念的意義。”溫鐵軍在他的文章中寫道。從這個意義上看，溫鐵軍又是一個積極的建構者。

無論是解構還是建構，溫鐵軍用他的思想和行動，在我們面前開創了一條前人未走過的道路。而身處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的位置，以及之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和世界銀行的學習，加上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等一系列國家智囊機構的研究經歷，注定了他獨特的思考角度和理論深度。

說起改革開放三十年，溫鐵軍最希望強調的，是反思。這種反思帶著他一貫的解構思路。在他看來，不僅僅去強調30年前那個時刻的分水嶺作用，把目光投向更遠的50年、100年，或許更容易分析當下存在的矛盾，同時也能更好地勾勒出中國走過的制度形態。

拒絕反思就不是思想解放

《商務周刊》：我們注意到您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經驗”與“比較優勢”》，指出中國是二戰后亞洲人口過億的大國中唯一完成了工業化的國家；現在恢復了過去幾千年來的局面——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維持世界物質生產第一，其中如果有什么比較優勢，那并不僅在于勞動力資源豐富。這個觀點具有很大挑戰性。

溫鐵軍：之所以說是挑戰，還在于我提出的一個不同于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爭議的“問題意識”——中國人1957年遭遇到類似戰后其他發展中國家“宗主國”投資中輟的困境，之后的“二次原始積累”階段到底是什么替代了趨零的資本，才維持住了國家工業化進程沒有像一般受援國那樣出現工業化中斷導致社會動亂？如果是“勞動替代資本”，那又是什么機制能夠使勞動力集中投入于國家基本建設去發揮對資本的替代作用？也許，東亞小農戶和村社組織內部都不能解雇勞動力，才是這種相對低成本地組織大量勞動力替代資本投入的文化基礎；也許，這才是我國的所謂比較優勢。

不過，去年很早就寫出的那篇東西本來并不是針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相關討論的。因為去年我在梳理一本關于中國發展問題的自選文集，囊括了我從1988年到2008年這20年間發表的主要文章。整理之中我看到自己從1980年代以來對這個改革與發展的認識過程，也聯想到我曾經受過的兩個對立方面的批評。慢慢地，就梳理出一點邏輯相關，后來就變成了這個文章。

梳理中我回憶到幾個情況：

第一，我從1988年就提出新中國存在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現象。在距今20年之前說這個觀點確實很有挑戰性，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會同意社會主義的中國也會出現經濟危機。后來我的相關文章進一步分析1949年建國之初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局面，當時的通貨膨脹按月計算高達30%以上，而且戰后生產停滯。因此危機條件下首先是采取讓步政策促進了1949—1951年的三年經濟恢復，也就是經濟危機爆發之后的蕭條和復蘇。同期因為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而導致前蘇聯忽然大規模投資，隨之出現的經濟高漲一直延續到1957—1958年。接著是前蘇聯停止投資導致第二次經濟危機和延續到1960年的第二次蕭條；然后是1961—1962年的復蘇，1963年再次進入高漲。再然后，到1970年代中后期的第三次經濟危機爆發等等。梳理出來之后就發現，這其中并沒有什么可爭議的地方，經濟數據就是這么表現出周期規律，反正它是個客觀存在。

第二，從1990年代中國開始大規模對外開放、融入所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后會發現，國內的經濟周期和整個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問題又結合起來了。以前是在一個相對比較封閉的狀態，有一個國內的經濟周期規律；進入國際循環之后，可以找到中國的經濟危機周期和國際資本之間這種相關性。于是，我在1996年發表了《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性危機與中國改革》，記得吳敬璉先生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后問過我，你怎么就預見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商務周刊》：這篇文章是發表在《戰略與管理》上，我有印象。

溫鐵軍：在1994年以CPI超過24%為標志的惡性通脹發生時，理論界已經進一步豐富了對經濟危機周期規律的認識。在此之前的1991年，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時起草了一個東西，就是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再積累的關系。這個文章在國內是1993年發表，題為《國家資本再分配與民間資本再積累》。那時已經把蘇東解體的問題納入分析了。

但是，這些文章很粗糙，這也許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中國工業化加速、城市化加速、貨幣化資本化也同期加速這樣的一個加速度發展的時期，都來不及像今天做學問的人那樣坐下來，把一個一個問題弄得很精致。新話題太多，如果停下來，把每一個環節都搞清楚的話，那會得不償失。

《商務周刊》：我們今天在談論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思想解放問題，您對這個問題如何看？

溫鐵軍：關于國內外經濟周期的敘述難道不是一種思想解放嗎？至于改革三十年怎么定性，我覺得，它是一個產業資本形成之后具有內在必然的擴張階段；因為改革之前的30年是產業資本形成之初的原始積累階段；現在仍然處于產業資本擴張和向金融資本升級階段。

因此，如果尊重經濟規律，那我們現在似乎不應該只看重這一個30年，甚至也不應該局限于60年。既然很多人都提到1919年了，那還不如上溯到1840年以前！因為，往上分析到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就會覺得，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越來越清晰。

為此我覺得，在討論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如果我們真希望有一個思想解放的感覺，那最大的突破其實無外乎是對自我的突破，是對我們自己幾十年來形成的庸俗化的話語邏輯的一種突破。

如果看30年前的思想解放，大家還會記得，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內涵是全黨全社會都廣泛參與的大反思！今天，如果我們不善于反思我們自己建構的這套話語體系，反而先入為主地把我們這一代人建構的話語體系充分肯定下來，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反思或者出于利益集團的束縛而拒絕反思，那就根本不能叫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應該是自我的解放，既不是我去解放你，也不是你來解放我，而是社會大眾的自我解放。因此才首先應該強調這種反思精神。且不去講前兩次思想解放的其他方面的政治背景，那很少有人了解，只是作為學者，至少應該善于三省吾身，看看在這幾十年，我們到底有哪些不足之處。

由此也可以說，我寫的那些東西正好是對這個期間自我反思的一個全面梳理。否則，恐怕我會陷入又一次把這三十年作為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化”的語境所束縛的一個困局里。而無論在什么時空條件下的經驗一旦成為意識形態化的語境后，就內在地具有一種很難再深入討論下去的“政治正確”特性。

什么是我們的比較優勢？

《商務周刊》：您強調的可以上溯百年的這個資本形成和擴張，按照您曾經指出的那樣，是一個中國人自我資本化的過程，那么，是否從改革開放之前就存在勞動力向資本轉化的過程？

溫鐵軍：是的。尤其1957年以后，是一個在客觀上沒有條件追加資本投入的壓力下的內源性原始積累。我們都知道經濟學的一般常識：市場根據要素稀缺性決定價格，并因要素有稀缺性而產生看不見的手自發地來配置要素達到最優。其實如果我們看中國的這些要素結構就會發現，1957年前蘇聯停止投資以后，我們資本要素的稀缺性惡化到趨零的程度。如果再加上還債(前蘇聯投了54億美元，從1960年開始償還)，那就意味著不僅資本投資趨零，還要從農業提取更多來應對負資本。當最具有組織作用的資本要素趨零甚至是負值的時候，世界上任何國家能繼續工業化嗎？這是個歷史性挑戰——在資本趨零條件下怎么搞二次原始積累？中國人當時要應對的是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文明以后從來沒有過的挑戰。因此就出現了靠集中使用勞動力來替代資本投入的機制。

也就是說，假如我們認為最近這30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靠的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認為這是我們的比較優勢，那對不起，以前也是。怎么可以把它說成是改革開放以后的比較優勢呢？只不過現在是分散狀態，改革前是集中狀態。因為沒有資本要素，因此政府把勞動力集中起來替代了資本——只有成規模的勞動力集中投入，才能替代資本要素。分散勞動力的個別投入只會產生作坊手工業，而不可能產生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這個道理，至今沒有被寫入任何經濟學教科書。所以我只不過提出了一個解釋性的假說而已。是否能夠被驗證，乃后人之事了。

如果說勞動力相對充裕的供給導致了勞動力價格低廉，這并非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所謂優勢，那么就會進一步延伸討論：世界范圍內不是還有其他人口大國么？印度不是勞動力價格比中國還要低廉的大國嗎？不止是印度，在中國周邊還有印度尼西亞3億多人口，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人口也是1億多。僅在亞洲這個地方就有5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勞動力過剩、價格低廉。再往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走走，所有的中國周邊國家勞動力價格都比中國低廉。可為什么大多數都沒有發揮出比較優勢？我以前對這些所謂比較優勢理論也是篤信不疑的，現在我才認識到未必如此。因此，才斗膽認為需要一個反思過程。

《商務周刊》：您是說，毛時代的這種集中式計劃經濟，幫助中國完成了最基礎的工業化原始積累過程，然后才在1980年代之后實現市場化和產業擴張。

溫鐵軍：我只是在做國家工業化過程的梳理，不在于形成價值判斷，更不主張簡單化地判斷好壞、對錯。這可能是我和“憤青”的最大不同。

沒有經歷過那個歷史進程的青年網民可以說毛時代的工業化原始積累是不人道的，使很多人受到壓抑。也許說得都對，由此甚至可以聯想到毛澤東關于鄧子恢是小腳女人的批判，還有他對梁漱溟的“你要的是小仁，我要的是中華民族的工業化才是大仁”。

再往上推，就可以看到民國時期的工業化；再往上推，就可以看滿清洋務運動的工業化。一直推上去可以發現，這只是東方和西方文明推進的工業化導向之間一次歷史性大碰撞以及雙方之間的互動整合過程。

說到這些的時候，我們才逐漸把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背景說清楚了。不必說洋務運動代價多大，也不必說民國工業化伴隨著四大家族和三座大山——這些是政治語言，是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學者要研究的問題。我不想直接和這些研究發生任何矛盾，只是打算客觀地把中國百年工業化的經濟過程表述出來。

只要稍微客觀些看歷史就該知道，百年中國是一個政府追求工業化的內源性的積累過程，因為我們根本就不能像西方那樣占領海外領地去殖民。日本人140年前決心對外軍國主義殖民化，在“二戰”之前就完成了工業化。1941年造出的“大和號巡洋艦”是6萬噸級，我們到現在才造出6000噸級驅逐艦。由于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走西方道路的工業化國家，因此它走向殖民化侵略亞洲各國是歷史必然，只不過時間上晚于歐洲、空間上與歐美的地緣戰略沖突，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被打敗。而又因為歐洲列強沒有來得及完成對亞洲的殖民化，才使亞洲成為“二戰”后帝國主義地緣戰略的爭奪重點。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這30年是之前的30年形成的那個產業基礎的調整和擴張過程；同期必然需要伴生的是貨幣化過程，以及在進入國際大循環之后必然加快的資本化進程。人們現在當然都知道了一個最重大的問題，就是要談農村問題不可以簡單談農業問題。這是因為：在一個內源型積累、靠內部化地占有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來完成國家工業化的歷史過程中，一定是從“三農”提取積累的，因此就會出現三農問題。其與百年工業化的其他階段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就是有效性——如果一個意識形態內含的對民眾動員機制是有效的，如果一個政治體制的治理機制是有效的，那么以勞動者為主的國民就會低償甚至無償奉獻。如果這兩種機制的作用相反，就會帶來大量的反抗——無外乎就是機制的差別。

解讀三農問題的另一套思路

《商務周刊》：您說的這個內源型的積累過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城鄉矛盾，這也是您分析現在三農問題的一個思路嗎？

溫鐵軍：當然。不過，我還有另外一套分析框架需要先討論，那就是“中央與地方關系”。

滿清時期，在鎮壓太平天國戰爭中，湘淮兩軍的崛起其實已經暴露“皇權衰落”趨勢了。湘淮兩軍與太平天國爭奪的，是中國最可產生農業剩余的長江三角洲地帶。隨后發生以湘淮兩軍地方勢力主導的洋務運動，其實并非中央政府所為。因此才出現中央皇權相對保守，演變為中央地方之間的復雜矛盾，最后當中央政府要抵抗八國聯軍時，東南八省通電自治。地方尾大不掉是壓垮滿清病入膏肓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這個矛盾過程也是歷史性地延續著，從中國一開始進入近代工業以來一直持續到現在。

據此，如果庸俗化地推進所謂思想解放，滿足于歌頌某個局部地區的某個事件，然后把它說成是一個“地標”，這可能不是很科學的態度。至少，要能看得到這30年期間的中央和地方關系在經濟結構上的重要差異及演化過程。

毛澤東1949年主導了對蘇東開放；1973年恢復對美國的邦交主導了1970年代對歐美日的開放。這兩次都既有收益也有代價。

第一次對蘇東開放奠定了中國重工業基礎，代價是54億美元必須短期還完，而且絕對不要中國人生產的工業品，只能用農產品（愛股,行情,資訊）還，還得按照“經互會”壓低的定價交付肉類、畜禽、果菜等等，反正我們擺脫不了這個“受援國”地位。

第二次，1972—1974年為什么中國財政赤字短期內連續突破百億？就是大規模引進。當時財政赤字嚴重，毛澤東說，把鄧小平請回來管理經濟。其實，無論誰那時候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都是有限的，在沒有發生那么多的教訓之前沒有學習機制，學習機制是靠教訓堆起來的。因此第二次對外開放造成代價的時候就算鄧小平回來也解決不了問題，于是在1974年以后連年赤字高企。到1978年赤字大約130多億元，1979年赤字超過150個億；而財政總收入大約在1000億元左右，赤字占15%的財政，并且連續累計的情況下沒法再維持了，又不能像當年毛澤東對付經濟危機，揮揮巨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次就是一兩千萬人到農村去。就是在這個龐大的財政包袱壓力下，迫使經濟改革政策出臺。

政府的措施其實并無二致。1958年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談，經濟上由中央搞再搞不下去，就調動地方積極性，發動地方工業化，所以1958年各地大煉鋼鐵是地方工業化交的第一筆學費。那個時候靠調動地方積極性，然后逐漸演變成了一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解放軍”，靠一套意識形態動員，讓全國的勞動力幾乎無償去搞基本建設。于是帶動了需求，工業慢慢恢復了。前蘇聯1950年代投資大型生產線的這種工業化很多都停掉了，接著上的是一種全民所有制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工業化——世界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但也正因為有這段，所以到1972年時，既要補足前蘇聯在1950年代上的“大、重、化、軍”中央工業化，也要補后來以小為主的地方工業化。毛澤東請4位老帥研究國際局勢之后第二次主持對外開放，進來的主要是民生需要的工業項目，如化纖、化肥，還包括轎車的鋼板生產線。記得我是1974年穿的第一雙尼龍襪，1975年穿的第一件的確良襯衣，就是那次引進的結果。

制度成本是一定要付的

《商務周刊》：所以很難講它是一個代價，畢竟我們學會了生產尼龍化纖。

溫鐵軍：無論國內外，不管誰領導，任何結構調整都會既有經濟代價，也有社會代價。制度成本是一定要付的。

中國人承受的這些代價，是一個靠內向型原始積累追求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必然要發生的。越是要短期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就越是有較大的代價，這也不是主觀形成的某種“政治正確”的判斷所能夠擋得住的。我們只能正視它，因為這是一個有內在規律的客觀過程。并不是說有代價就一定“不好”，而是看得到收益的主體是否承擔代價。

1958年時毛講調動地方積極性發展經濟，到1980年中央提出“關停并轉”的時候還是調動地方積極性。其中會發現，中央提出的調整政策隱含了“財政甩包袱”，不僅是甩邊遠地區，甩農業支出，而且甩地方；換句話就是當時的說法“要調動地方當家理財的積極性”。于是提出了中央地方“財政分灶吃飯”，1984年正式實行地方財政，此前的1982年已經開始搞財政銀行分家，那也是甩企業包袱。毛澤東曾經戲說李先念：左一個口袋財政，右一個口袋銀行，你左手掏右手掏有什么區別？而財政與銀行分家，則促使企業向銀行貸款。那既然不是財政撥款了，企業怎么還向主管部門上繳利潤呢？于是企業留下利潤，改為向稅務局交稅。這就進一步導致了財稅分家。

總之，中國當時的宏觀改革，財政、金融、稅收等這些分家式的、放權讓利的體制改革，大致起自1980年那次經濟危機爆發。此后呢？財政、金融、稅收三者分家之后關系需要理順，就提出價格、財政、稅收聯動的全面改革。但領導覺得風險大，只同意單獨推進“價格闖關”，又正好處于經濟周期的高增長階段，需求拉動物價快速上漲，就亂套了。就有人形象地歸納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對這些情況，我過去就認為，改革大可歸為是財政危機條件下的政府應對政策。被構建出“政治正確”的話語體系，就成了很難深入研究的“意識形態”問題。今天如果能夠還原它的歷史本來面目，就會有利于人們“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

進一步分析農村改革，當年我就明確認為：1984年完成的大包干是一次“動財產存量”的改革。如果大家公認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那么農村改革就是全面動存量的。據此，我甚至一直不認同中國改革是增量調整的、漸進的。

農村是否有過增量改革？當然有。1978—1982年大概有4年左右的時間確實是有增量的，那就是政府從1979年到1982年連續三年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綜合價格提高的幅度是49%。大幅度提價當然會產生收入增量，調動農民積極性后就帶來產量上的增量，于是1979年以后農業的恢復成為一個趨勢。所以說，增量改革發生在頭3年。但是，從1982年開始發一號文件以后，就已經不是增量改革了——各地推行大包干時已經變成平均分地了，不僅徹底把地分了，連生產隊的房子、門窗、瓦片、檁子、大梁全拆回家去了，分得更徹底的地方連拖拉機全拆得干干凈凈，分到每家，哪怕皮帶輪賣廢鐵他也要分，這真是一次徹底的財產分配！代價就是某些機械化的生產力有所破壞；然后，集體的債務也被分解到了每家每戶，這就說明當集體退出的時候(我有文章分析農村改革是“政府退出+集體退出”)連債務都不承擔，而把債務隨著土地分解到每家每戶。

可是，當年受制于意識形態，嚴重阻礙了實事求是，因而在文件上把已經退出的鄉村集體規定為所有權主體和治理治權主體——如果是在明確了社區內部成員權的條件下通過明確的委托代理關系來把財權治權歸了村集體，那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隨后卻又有一系列文件偏偏不許村集體享受財權和實現治權，在1990年代的文件上出現了很多生硬地讓上層建筑不去適應經濟基礎的指導思想。于是引發出一系列干群矛盾復雜問題，這是后話。

還是回到如今已經被各種利益集團熱炒的“解放思想”——我提出的所有回顧和分析，都不過是切盼各級當事人能體現久違了的“實事求是”原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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