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三十周年祭——激辯

【eviewing網編者按】這是最近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就腐敗問題進行了探討。對于腐敗問題，在政治層面的表示與實際操作中思想層面的認識不同。政治層面上，不旗幟鮮明的反對腐敗，人民就不會同意；而反腐效果的局限又必須給人民一個說法，可以說這個層面上對于腐敗問題形成了一種公共見解，腐敗是不好的必須要治，但是現實只能一步步來，進行制度預防；而在實際操作中思想認識的層面上，對于腐敗問題產生了不同認識與解決手段。中國特殊的國情，行政權力過分集中，使得不規范的行政行為甚至腐敗，是改革開放發展的不可避免的惡，沒有一定程度的腐敗，改革也就無法進行到今天；但是根本上還是對它持否定態度，可決心信心卻又不似政治表態中那么堅強肯定，似乎認為這是一個必須經過的階段，并且是古往今來很難解決的問題，只能限制它的不良影響等等。總之，他們關鍵是想說明，腐敗不是市場經濟的結果，也不是執政黨的問題，也不能把根治作為解決腐敗問題的目標，只能怨計劃經濟造成的集權在市場經濟中成為腐敗的溫床以及計劃經濟令行政權力缺乏監督。（www.reviewing.cn 梁效）

■腐敗泛濫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惡果？
■是否被認定的“腐敗”一定都是真正的腐敗？
■腐敗是政治問題，還是法律問題？
■能否對腐敗問題引入大赦機制，像民企原罪問題一樣？
■反腐兩個系統，法律系統和黨內系統，是否可能統一？
■腐敗能治嗎？感冒，還是癌癥？

    1月14日，中紀委二次全會在北京召開，胡錦濤繼續與會，并發表相關講話。幾乎與此同時，1月12日，另一場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
    當思想界逐漸開始回顧與討論改革30年得失之際，中國法學界率先發出了反思腐敗問題的聲音。
    腐敗是否一定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嚴重的腐敗給中國社會到底帶來了什么？腐敗在中國有無根治可能？權威反腐研究者和來自實務部門的官員共同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腐敗問題的討論。

爭論一：腐敗泛濫改革帶來？
    無人否認，30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經濟創造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和政治學系雙聘教授蘇珊說，美國一些經濟學研究背景的學者，總是會舉出中國的例子說：“中國經濟發展得那么好，或許腐敗不是一個問題。”
    蘇珊本人堅持腐敗是必須解決的問題：“有些人通過行賄受賄獲得了不公正的優勢。這樣帶來的后果一方面就是不公平，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缺乏效率。”
    不少人贊同，腐敗是經濟改革的代價之一。據美國麻省EndicottCollege博士陸嘉符研究，幾乎每一項改革政策的出臺，都成為新一輪腐敗滋生的契機。
    陸舉例，1984年中國開始逐步開放生產資料市場，價格雙軌制導致尋租范圍的泛濫。經濟特區的發展在使用國有資源方面成為另一個腐敗的重要源泉。另外，金融市場的開放過程中也出現了大量腐敗行為，包括國外資本對官僚行賄的增加。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景鵬則認為，把今天腐敗的根源歸結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這種看法不但不正確，而且很膚淺。中國30年前實行的全能主義政治和計劃經濟，為今天的腐敗埋下根源。政府和各級官員手中掌握了對各種社會資源支配的巨大權力，而這些權力又缺乏監督，這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錢交易提供了條件。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毛壽龍帶來了腐敗和經濟自由和地方自治程度的觀察。他說，在高度集權的環境條件下，如果地方政府沒有用腐敗的手段，不可能保護本地的稀缺資源得到更好的開發和配置。
    “所以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哪個地方腐敗，哪個地方經濟自由更好，哪個地方腐敗，哪個地方自制會有更多的空間。”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反對毛壽龍的觀點。“一個美國華人朋友對我說的一個理論就是腐敗有理，他是商人，他說我在你們中國做生意，只能通過腐敗的方式降低我的交易成本。”
    實際上這一腐敗的“潤滑劑理論”在中國有一定市場。腐敗是一種潤滑劑，它能夠潤滑經濟交易過程當中的行為。“就某一次個別行為來講可能會降低你的交易成本，但是從整個市場經濟，從整個完善的市場機制的建立，對于公正、公平這樣的一些理念的建立來看，腐敗恰恰是導致我們要修復這樣的公平公正的市場機制，它的成本是最高的。”林說。
    蘇州大學教授楊海坤也反對毛壽龍的說法。他表示，腐敗的必然性和正當性必須要進行概念上的區分。一輛車在行進當中要排出廢氣，這是正常的，怎么把廢氣的水平達到最低的水平是我們努力做的事情，但不能說廢氣是正當的。

爭論二：腐敗：感冒還是癌癥？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國務院參事朱維究主張，在中國認識“腐敗”一定要有歷史和政治的眼光。朱維究做過十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特邀檢察員，以及十年的中紀委監察部特邀監察員，對腐敗有獨到的觀察。
    她舉了兩例。改革初期，有一位忠誠組織的年輕干部，一直都在向黨委請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早期組織號召干部參與市場經濟，希望他下海，他積極響應，不久后組織通知他違紀違法。“判他兩年徒刑還要開除黨籍。他再三找像我這樣的黨外人士，向我申訴。這個案例很有典型意義。”
    另一例是1990年代初期，當時國家工作人員工資較低，國家允許在一定幅度內可以拿類似獎金的回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審計署全部都要把這些所謂拿紅包的人進行清理的話，那我們的改革開放在90年代中期以前，就已經被泯滅掉了。”
    朱認為不可忽視政治對社會問題的影響。“如果脫離了這些，我覺得研究中國的話題恐怕說不清楚。”她提出，中國目前的問題是政策指導下的大量政治問題的解決，之后才能談得上下一步的法律問題怎么辦。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莫于川也同意，轉型期的國家和社會，對腐敗給予一定程度的妥協、容忍，才可能使一些事情得以推進。
    莫于川曾在紀檢監察部門工作過，他的體會是，現實操作中，我們容忍和讓步的程度可能太高。“現在的腐敗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就影響國家向前走的程度。”
    腐敗究竟有多嚴重？有學者提出對當前腐敗有必要作出一個類似醫學標準的診斷，以便對癥下藥。
    “是一般的疾病還是癌癥？若是癌癥，還有前、中、后期之分。”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海坤說。
    一些反腐研究者認為，將腐敗形容為癌癥過于悲觀。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級紀檢員郭松江就認為，腐敗是一種流行病，就像感冒一樣，古今中外都存在。對于流行的感冒不重視不行，因為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圍的流行，甚至會致命。但是，根治腐敗非常難，就像無法消除感冒病毒一樣。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李步云認為，腐敗不僅僅是感冒，但也未到癌癥的程度。他說，20年以前我們的中央領導就一再講，腐敗涉及到我們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了。
    李步云提及1980年他參加的第一次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胡耀邦給會議寫了兩句話。中國存在的治安等問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有必然性。因此，我們既要重視，也要防止，不要過激，不要搞快搞嚴打，到時候適得其反。
    時至今日，嚴打思維正在被逐漸修正。李步云認為，對待腐敗問題也一樣，“找原因比陷入悲觀更切實。”“面對中國嚴重的腐敗，人們深惡痛絕，往往容易產生悲觀的情緒，覺得這個社會不可救藥”，李景鵬說，人類社會任何一次進步都會帶來某一方面的倒退。因此，在反腐敗的問題上，應該沿著人類進步的路徑，用人類進步的觀念反腐敗。如果用開倒車的辦法反腐敗是沒有前途的。

爭論三：政改是反腐最好策略？
    反腐敗到底能不能找到策略？能不能找到根本出路？
    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倪星分析認為，從各國的實踐，包括中國實踐來看，比較常用的策略有三種。第一種是思想教育；第二種是社會運動，比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三種就是制度建設。從成本收益的分析角度，最佳的反腐敗戰略當然是制度建設。
    但反腐敗面臨現實困境：案例研究發現，如果真正嚴格執法的話，一個地方的黨委政府就癱瘓掉了；反之民間又怨聲載道，以至于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腐敗是選擇性反腐敗，甚至有人認為我們反腐敗是一種政治斗爭的工具。
    倪星主張對腐敗進行解套，比如說引入諸如大赦的機制，從某年某月之前，我們都是認為必須付出的代價，給予赦免，否則帶著這個包袱，我們沒辦法繼續前進。解套之后，重新構建一個制度能使它正常運轉。
    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主張通過正當法律程序遏制腐敗。他認為，正當法律程序主要有兩個基本功能，一個是防止濫用權利，遏制腐敗。第二個就是保護人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近年來幾起社會影響較大的腐敗案都與正當程序缺失有關，如鄭筱萸案是正當法律程序缺位導致行政審批、許可中的腐敗；徐國健案是正當法程序缺位導致官員選拔、任用中的腐敗；李大倫案是正當法律程序市缺位導致“一把手”的行使公權力的腐敗；馮劉成案則是正當法律程序缺位導致行政決策中的腐敗。
    除此之外，中國存在的兩套反腐系統也為學者所關注。
    目前處理腐敗個案，還是以黨的組織系統為主。朱維究堅持，未來還是應把這兩塊制度整合好，注重法律程序和政治程序的銜接，以更符合法治的要求。
    郭松江則認為，兩個系統共存并不矛盾，而且不可小視黨內的反腐系統。他說，共產黨的懲治腐敗體系和法律懲治腐敗體系是統一的。
    他認為，實際上黨的反腐敗規則或者紀律，是比普通法律要嚴格得多。因為，正常法律規則是一個比較一般的規則，也就是說對普通老百姓的約束。但是，黨員的規則是非常高的，就是更加嚴格的。“如果沒有黨的紀律檢查和懲治腐敗這個系統的話，情況會更糟糕。”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公共事務與政治科學教授馬寧擔心，像中國這樣腐敗比較泛濫，高層很難發出一個清晰的信號，表明針對腐敗所采取的努力是公正的，而不是作為政治上的考慮。
    更多的學者將反腐冀望于公民社會的力量：輿論監督和非政府組織的監督，這些被看作是反腐中應當承擔重責的三種力量。
    提及輿論監督，《新聞法》的出臺也被寄以眾望，但一些學者又擔心時機不夠成熟會導致該法成為新聞限制法。
    倪星表示，腐敗和反腐敗是一個博弈，永遠沒有最好的反腐敗策略，只有是不是針對具體的腐敗狀況，對癥下藥的反腐敗策略。
    政治學者李景鵬則言，要想徹底的遏制腐敗，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只有通過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夠真正的消除導致腐敗的那些基因。而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一個就是實行憲政，一個就是發展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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