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是追求平等的表現

仇富是社會公平的精神武器

仇富具有追求平等的進步意義

----在“貧富分化背景下的為富人說話研討會”上的發言

北京大軍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時 間：2007年8月18日下午

地 點：金碼大廈三層二號會議室

在座都是老朋友，茅老引起的當前社會這場風波，從深層次看，還是個理論問題，甚至是個理想問題。說到底就是，中國社會應不應該拉開這么大的貧富分化差距。自古以來，社會都有著不同的理想，平等、平均、公平都是各個時代隱藏在社會中的強烈愿望。就象美國黑人馬丁·路德金所說的“我有一個夢想”一樣，中國的平民百姓都有著一個追求平等和均富的理想。建國之后，曾經一度達到過這個理想，但是，改革后的今天，這樣的理想又被擊得粉碎。

所以，今天的討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實際上是當前中國社會理論體系的沖撞，思想的博弈。到底是在中國建立共同富裕、均衡發展的社會主義，還是建立封建特權的資本權貴主義？茅先生話語反映的深層問題還是兩條道路、兩個目標的問題。

改革開放這么些年，社會發生了非常大的貧富分化。是肯定這種現實，還是否定這種現實？都反映著社會心理的追求，都表現在我們這些人的發言當中。有人肯定、支持這種分化，有人批評反對這種分化。各有各的道理和理論。學者到底應當如何表態？在座的學者肯定是不一樣的，學者是社會群體的代表，他肯定代表著這個社會各個群體和不同的聲音。

在這里，我想談一下我的觀點，盡管我和茅老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從1988年認識，到現在快20年了，這些年來我們都屬于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感覺到茅老在這個時候說這個話是不合時宜的，說話的措辭也不嚴謹。譬如“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這個題目，這種說法就不科學。為什么光提為富人說話？不提為窮人說話？這種表達方式不全面，容易引起分歧。

盡管，茅先生在這個時候站出來說話是有用意的，譬如，想為一些合法的靠勤勞致富的企業家辯護，矯正社會不合理的仇富心態，但我可以明確地說，茅先生還是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中國有句古話，叫此一時彼一時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社會財富的天平已經發生了這樣大的傾斜，茅先生還在為富人的一端添磚加瓦，這反映出茅先生的不識時務，或者是年齡導致的思想老化。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公認的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由于中國有著深厚封建專制和特權等級制傳統，由于中國在體制和制度上并沒有進入現代民主化，這種國家最容易制造貧富差距和權利差距。目前我國的貧富差距以基尼系數來衡量已經非常高，至于說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身份差距以及官民差距都很大，由于這些因素，中國的財富分配并不合理，社會發展十分不均衡，導致社會上的“仇富現象”日益抬頭。

但仔細分析起來，仇富又不一定是一個卑劣的傳統習慣，實際上仇富還有著它進步意義的一方面。譬如可不可以這樣說，仇富是對社會平等的要求，仇富是追求社會公平的精神武器！仇富不一定只有偏狹意義，也有它的公平正義性。從人類發展史上看，如果沒有“仇富”一類的平等的要求，人類社會可能還處于封建奴隸時代，平民大眾仍然匍匐在奴隸主貴族腳下。

西方的人權宣言中不是說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嗎？同樣是人為什么有這么多的不平等？也許有人會說，人家富是因為有本事，體育、文藝明星是靠個人聰明才智得來的，企業家致富是靠市場效益到來的。但在一個權利平等的社會里，制度的安排將縮小人際間由于能力所導致的財富方面的巨大差異。競爭并不一定意味著非要象動物世界那樣殘酷淘汰。人類畢竟不是動物嗎？

但當前中國的社會制度卻越來越朝著有利于精英的方向發展。這看來是一種社會發展的需求，同時也誕生了巨大的社會不平等。所以，仇富并不一定是窮人普遍地仇視富人，而是仇視導致貧富分化的這樣一種社會制度。作為一些先富起來的人，并不是他們天生有毛病，天生令人可惡，而是他們所處的這個使他們的富裕的社會制度遭到嫉恨和譴責。

譬如，北京北郊有個叫“一千棟”的高檔住宅小區，里面都是幾千萬元一棟的高級別墅樓，房子的面積在500-1000平方米之間。打造這樣的住宅有什么必要呢？一家幾口用得上住那么大的空間嗎？在一個環保的時代，有必要如此大手大腳地消耗財富和土地資源嗎？有了錢就非要奢侈浪費嗎？看看北京的街道里，還有多少老百姓住在那狹隘窄小平房里！

這種貧富差距的確令大眾反感。在這里，仇富并不是一種狹隘的嫉妒心理，或者是一種什么丑陋的中國歷史傳統。實際上仇富是一種要求社會公平、要求人格平等的表現。但這種現象的出現，問題根源也不在富人那里，而是我國的制度規定，是這個制度允許讓社會成員在財富方面拉開巨大差距，使一部分有錢人去奢侈消費，讓另一部分人陷入貧困。所以，我們著重考慮和質疑的是：中國為什么出現了這樣一種貧富不均的制度！這種制度和現實合理嗎？

按理說，當發展的天平出現了歪斜，理智的學者應當糾正這種歪斜而不是加劇歪斜，但如果仍然維護這種畸形的發展，那就要遭到社會非議了。但中國社會有著強大的封建殘余影響，中國是個奴隸主的國家，奴隸制殘余一直延續到清代。幾千年的老爺、奴才不平等文化形成的貴賤思想，使一些人心安理得地打造貧富差距。在這些人的意識里，有了錢就是要窮奢極欲，社會就是要貧富有別，社會就是要有高低貴賤，社會就是要有窮人和富人。

應當說中國的精英文化有著強大的歷史慣性傳統。而矯正這種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力量就是歷史上的貧民造反和起義，平民百姓的抗議是唯一矯正社會不良現象的手段，仇富思想也是一種精神武器，使那些富人不敢過度驕奢淫逸。所以，從本質上分析，仇富正是人類對平等的一種追求。正是這種思想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使人類社會走出了奴隸制、君主制和封建制，并走入今天的民主大眾的政治時代。在這里，我們怎么能把仇富看做是一種丑陋而低劣的狹隘心理和刁民意識，甚至把它上升為一種劣根的民族傳統呢！？

至于說當前社會上對茅老的一些批評對不對，是不是誤解了茅先生？我認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茅先生千萬不要認為平民百姓都是阿斗。他們憑著本能來判斷是非，這種本能有時是比知識和經驗更準確的。

中國的學者責任重大，在中國社會已經分化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學者如果不能正確代表社會要求的話，肯定會遭到攻擊，甚至還有暴力的行為。今天大家坐在這兒，學者之間的攻擊批判甚至謾罵都是輕的了。要在社會上，甚至都能動手打起來。我們國家歷史上屢屢發生暴力，當一個社會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時候，暴力就要出現。當然我們不希望矛盾激化到那種程度。但今天的中國社會的確非常危險，既然非常危險了，我們學者就有責任調和這種危險，平衡各種社會矛盾。茅老先生恰恰是在激化矛盾，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毛病，有偏激的毛病，包括在座的學者，黎鳴先生就是典型的偏激，語不驚人誓不休，非要走極端，非要與別人不同才是英雄。不應該這樣，中國知識分子要有儒家的傳統，中庸的傳統。什么是中庸？中庸就是不偏向一方，誰偏了，就糾正誰。誰過于強大，過于霸道，就去抑制誰。說到底，就是總是站在弱者一邊。

知識分子要認識到說話的責任，我們影響的是社會的話語，如果不能正確分析引導當前中國的問題，就會給社會帶來分裂和內亂的問題。對于中國的社會矛盾，我們要看到這種不合理分化的事實。中國民間的憤怒，大眾的憤怒，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持一種否定的或者偏見的看法。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從當年平均主義的極端，走向了一個貧富分化的極端。并且，改革開放在政治上反而是一種倒退行為，把清末以來所取得的社會政治進步都否定了。譬如1982年修改憲法，把勞動群體維護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一項權利----罷工給刪掉了。改革開放就是收繳勞動群體和人民大眾的政治權利，象大鳴、大放、大紙報等言論自由統統被禁止。我認為這同樣是不合理的，是錯誤的，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同樣不合理，現在需要做的是應該矯正這種極端，而不是縱容這種不平等的改革。

沒有政治權和罷工權，談何收入分配！就現在的政治架構來講，富人都是合理的。在現行的制度下，在法律層面上所有有錢人都是合理的。問題是，我們要把矛頭對準不合理的現行制度。為什么共產黨的國家把罷工權力取消了？這樣的政治缺陷都不談，還談什么權利和人權！所以要解決根本的問題。富人在現行制度下都是合法的，但是我們制度不合法、不合理，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要改造的是現行制度，而不是把矛頭對準窮人和富人，制造國內矛盾，要對準這個不合理制度設計。

馬克思主義給中國帶來極左，但給中國的窮人帶來益處，中國的窮人是歡迎馬克思主義的，盡管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損害和迫害了富人，使富人痛恨馬克思主義，但是窮人還是歡迎馬克思主義的。現在中國需要的是平衡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大公的思想，中國社會按理說在歷史上不應該是一個分化非常厲害的國家，在儒家文化影響下，財富分配不會出現特別大的差距。

今天我們搞市場經濟，由于經驗和制度的缺陷，社會分化已經非常厲害，加上中國是封建特權等級社會，使中國的經濟成果分配得十分不平等、不公平，我們應該認識這種現實，大家都是搞經濟研究的，對數字都很清楚，GDP有多少被政府和資本拿走了，有多少被勞動拿走了，這是非常清楚的事實。目前我國的勞動收入達到GDP的百分之二十就不錯了，百分之四十被財政拿走，百分之四十被資本拿走，這么大的勞動群體拿這么少的GDP合理嗎？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有什么理由站在資本和權力的立場上說話？茅老搞經濟研究，對這方面的事情應當非常清楚，我不明白茅老為什么沒有從這些數字出發來分析判斷問題。中國的勞動收入低于資本收入，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最殘酷的發展年代也沒出現過這種現象。我國一年的工資總額只占GDP的11%，加上非正規職業者和農民的收入不到20%，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平民大眾能不有意見，能不憤怒嗎，茅老說的話能不遭到謾罵嗎？

把這個問題旗幟鮮明把問題講出來，承認中國當前的分化和發展極端不均衡的狀態，目標不是攻擊哪些人，為哪些人說話，而是要設計一個更加合理的人性的社會制度。我們要承認，中國的企業家是在社會改革中起著巨大作用的一批人，這個群體中積聚著中華民族的優秀人才。他們的富裕主要是來自個人的才能和勤奮苦干，當然也有很多依靠了特權與權力。要對這一群體進行綜合分析，好的壞的可以說都有。

富人是一個社會財富的管理者，他們不僅是消費者，更是管理者和創造者，其身上責任重大。一個國家發展的好壞，在于富人明智與否。現在中國最危險的事是富人缺乏制約，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這種狀態一是可能導致富人忘乎所以，浪費社會財富，二是容易產生社會矛盾，拉大社會差距。

我本身就是民營企業家，企業家的朋友很多，富人朋友也很多。但我現在不怎么為他們說話，因為他們已經是被優惠的群體，甚至是特權群體和強權群體，他們已經有著強大得多的話語權，甚至霸權。因此，我們應當更多地為那些弱勢群體說話，以制衡權力和力量的不對等。

另外，中國的富人的確在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表現得不如人意，對社會責任、社會進步貢獻不大。我想，產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現行體制，資本已成為權力的附庸，資本也難有作為，甚至只能謹小慎微的生存，直不起腰桿子。政治體制存在的缺陷以及傳統的意識形態，導致中國的新興富人階層產生扭曲和畸變，以致使他們成為社會責備的對象。即使他們有抱負想為社會做些事，有時也無可奈何。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社會要有理解力。要相互理解，但要找出問題的根源。各種原因都需要尋找。包括我們在座的學者，在考慮問題和說話的時候要想的深一點。譬如，如果我們看到了財富的背后是權利和權力，是制度安排，那么我們會從更深的角度去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簡單地去搶劫一家富豪，或詛咒所有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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