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9月27日 14:51 中國經營報

　　美國財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同英、法、西德、日四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達成協議，并以簽署地美國紐約廣場飯店命名了會議的成果———“廣場協議”。協議要求以各國聯合干預的方式促成美元對日元、馬克貶值，力求借此扭轉美日之間巨額貿易逆差。任誰也不會料及，就在這一天日本經濟的發展被施以了魔咒。

　　在經歷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高速增長之后，日本于80年代末期躍升為僅次于美國的 
第二大經濟國。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晚期，日本又逐次經歷了痛苦的經濟泡沫爆發、崩潰、通貨緊縮乃至一蹶不振的長期停滯。撇開經濟從高潮到衰退背后的制度性因素，無可否認，廣場協議帶動的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經濟發生轉折最直接的禍首。

　　廣場協議的夢魘

　　1985年9月22日，美國財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同英、法、德(前西德)、日四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達成了“廣場協議”。此協議一經簽訂，日元在3個月內就從1美元兌240日元上升到1美元兌200日元，到1988年甚至戲劇性地攀升至一美元兌120日元的高位。

　　為了抵消日元升值對本國出口貿易的負面效應，日本政府從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一直實行2.5%的超低利率。在超低利率刺激下，日本國內泡沫空前膨脹。日經平均股價在4年中上漲了2倍。

　　1989年末最后一天，日本市場交易創下接近4萬日元的歷史最高股價，得意忘形的人們認為“明年股價可望達到5萬日元”。然而以這一天為轉折點，1990年市場交易的第一天，股價就落入了地獄。

　　再來看看日本的房地產熱———自1985年起，日本六大城市土地價格每年以兩位數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價格竟上升了30.7%，商業用地則跳升了46.8%。土地價格的急劇上升造成土地擔保價值上升，土地所有者能借此從金融機構借到更多的錢，并以此位本金再去購買別的土地。然而，到了1997年時，住宅用地價格比最高價時已下降了52%，商業用地更是下降了74%。泡沫的崩潰造成土地交易幾乎無法成交，而金融機構則被壞賬緊緊包裹無法動彈。

　　日元升值使海外企業和土地等資產價格以及金融資產相對比較便宜，于是日本企業和投資家意氣風發地大量接收已開始出現泡沫破滅征兆的美國國內資產。美國則借由美元貶值等因素成功轉移了泡沫破裂成本和外債負擔，充分利用這個緩沖期發展以信息產業為龍頭的新經濟。

　　90年代日元再演幣值上升風云，1995年一度達到1美元兌換80日元，此番升值對制造業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企業通過加強管理提高生產率的余地幾乎全部消失，日元升值已經達到了日本經濟無法承受的水平。隨后，在美國的干預下日元開始貶值并引發了“拋售日本”狂潮，日本經濟的增長潛力籠罩在陰影中。泡沫破裂后，由于日元貶值造成日本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再加上日本金融體系中固有的信息不透明等問題，使銀行體系受到市場的嚴厲懲罰，一些大銀行紛紛破產或重組。自此，日本從“十年衰退”狀態進入“退休日本”狀態。

　　市場化改革步履蹣跚

　　無論本幣升值還是貶值均對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起到了破壞作用，匯率政策在日本何以失靈？表面上看是政府經濟金融政策操作失當，進一步深究則發現日本金融系統的市場觀滯后于時代的發展。在政黨、官僚、財閥鐵三角的鉗制下，政府實施的漸進性改革沒有解決金融系統效率低下問題，即便擁有全世界最大量的外匯儲備也無法支撐獨立、自主、國際化的日元。

　　在日本經濟起飛時期，其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為日本的制造業提供了大量廉價資金，有效推動了日本模式走向成功。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日本金融業卻無法成功應對日元升值貶值對經濟體帶來的沖擊，金融體系的低效已成為阻礙日本經濟獲得長期增長潛力的絆腳石。

　　　　人民幣升值壓力趨緊

　　歷史何其相似！時隔近20年，“廣場協議”幾欲重演。不過此番卻是當年廣場協議的受害者日本倡議多國聯合干預使人民幣升值。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開始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2003年2月22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他六國提交提案，要求通過一項與《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但最終未獲通過。6月下旬，美國財政部長首次于公開場合表示歡迎人民幣升值的舉措，這是美國官方對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正式表態。其后世界范圍內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討論突然升溫。

　　為什么人民幣成為紛爭的焦點？原來在以美國經濟為首的全球不景氣中，惟有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此外，人民幣匯率緊釘美元并隨美元貶值而貶值，有效地提升了外貿企業的競爭力，為此被指責為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

　　果真如此嗎？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僅為美國的1／10,日本的1／4，對外貿易中一半以上為加工貿易，顯然中國還不具備影響世界價格的實力。中國政府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向世界宣布人民幣匯率將繼續保持穩定，這無疑是個明智的決定。目前人民幣升值弊大于利，惟有加快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步伐、深化金融體系改革、為未來人民幣浮動創造條件，才是當前的迫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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