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性過剩滋生泡沫　中國面臨東亞金融危機

　　中國經濟目前處于黃金時期，近五年來，GDP增長10%，CPI增長沒有超過4%。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實際上掩蓋著中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和資源配置的巨大扭曲。很多人認為中國不會重蹈日本泡沫經濟和亞洲金融危機的覆轍。今天的中國跟其它東亞國家有很多不同，但這不能改變潛在金融危機的存在。目前被動的流動性過剩正推動經濟走向危機的邊緣，而中國金融體系還很脆弱，使得防范風險和危機的能力嚴重不足。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亞洲金融危機前30年，東亞保持了高速的經濟增長，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了的報告，將東亞模式作為楷模推薦給發展中國家，1994年克魯格曼發表文章，對東亞模式提出質疑，認為東亞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勞動和資本的大量投入，而不是靠生產效率的提高。不到三年，危機降臨在東亞國家的頭上，泰國、馬來西亞、韓國等受到重創。

　　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究竟是來自外部的沖擊還是內部經濟失衡和制度缺陷？現在看待中國是否存在危機，也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是“陰謀論”，一種是“自身缺陷論”。

　　有人認為，美國壓人民幣升值和金融開放是一種陰謀，目的在阻礙中國的強大。不過，人民幣匯率升值和金融開放，也是中國改革的方向，是國家自己的政策選擇。同時也要看到，資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哪里有高利潤，資本就會在哪里下注。

　內部失衡潛藏金融風險

　　外部沖擊不是危機的根源，而是危機的導火索以及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中國經濟潛藏著風險和危機，也是導致外部沖擊的條件，但危機的根源是由于中國經濟運行和經濟制度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失衡和缺陷。

　　內外經濟的嚴重失衡是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的最大風險，且失衡還在加劇。大量的雙順差和外匯儲備的持續積累就是內外失衡的集中表現，外部升值壓力只是這種情況出現之后的必然反應，原因之一在于本幣低估和匯率制度改革滯后。盡管中國在2005年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央行的干預仍然頻繁而強烈。現在采取了小步升值的作法，這是對的，但單方面的調整恐怕有問題。匯率實際上有外部真實匯率和內部真實匯率，現在本幣升值是在調外部真實匯率。還有一個途徑，就是調內部真實匯率。匯率是兩國貨幣的比價，背后是兩個國家商品相對價格的比較。提高了國內勞動收入、資源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實際上也是提高了匯率。這樣既可以解決內外失衡，也可以增加收入，啟動內需，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應當指出，內外經濟失衡是與國內經濟結構扭曲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1998年到2004年，中國的制造業年平均增長速度是20%，而服務業在2004年調整之后，增長率才9.32%，說明中國的經濟結構是扭曲的。

　　從現在中國的實際來看，制造業是主要的可貿易品，而服務業主要是不可貿易品。這與制造業部門的價格和所有制等市場化改革先行推進、制造業部門更快地獲得市場和技術及管理經驗以及中國對于外向型經濟實施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有關。更重要的原因是，醫療、教育、環境、金融、通信、交通等等部門市場化的改革嚴重滯后，而行政性的壟斷現象相當嚴重。外面的資本和勞動面臨著很高的進入壁壘和進入成本，這就扭曲了資源配置。

　　流動性過剩助推資產泡沫

　　目前，被動的流動性過剩正推動經濟走向危機的邊緣。過多的流動性不是流向實物投資，造成投資過旺，就是流向資產市場，推動股市和房價過快上漲。

　　現在人們都把政府管制和宏觀調控攪在一起，其實宏觀調控主要是用宏觀政策來調節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政府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預微觀主體的行為。如政府管制房價，結果是一方面增大了主管部門尋租的機會，另一方面房價仍在快速上漲。

　　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辦法：一是政府完全承擔起廉租房的建設，就是政府拿錢去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第二個辦法，就是要求開發商自有資本達標，否則，銀行不予貸款。因為，監管銀行行長比直接干預開發商有效得多。這才是真正的宏觀調控。

　　如果說，對房價上漲過快有了警覺，那么，對股市快速上漲則持另一種態度，大部分人持歡迎和支持的態度，政府先是樂見其漲，最近則是一種矛盾的心態，這從不同監管部門的不同表態就可以看出，印花稅調升是一種經濟手段，對違規機構的處罰是監管者的責任，現在是加強監管，建立和完善市場規則的一個好時機。從長期來看，中國股市還會漲，但是去年漲了130%，今年幾個月又狂漲了許多，這個漲法漲下去，對中國股市是沒有好處的。按照現在的結構狀況以及現在發展的態勢，流動性過剩短期不可能解決，如果進一步積累和加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果？不能不令人擔心。

　　中國與東亞危機國家不同

　　最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金融體系還很脆弱，使得防范風險和危機的能力嚴重不足。近幾年，中國金融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中國的資本項目沒有完全開放，再加上東亞和日本的教訓，使中國的情況與東亞和日本有一些差別，但是金融體系的脆弱，特別是脆弱的銀行體系與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的那些經濟體沒有什么差別，而且可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間接融資的主導地位和國有銀行的壟斷，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使得去年間接融資占全部融資額的82%，這既不利于銀行治理，也不利于提高資金效率，導致銀行經營水平低下和創新力能力不足，加大了風險。

　　比如說，一方面，現在銀行通過壞帳剝離、注資、上市等，資產質量有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銀行的資金運用存在巨大的問題，一個是高校貸款，1700多個高校，一個高校就貸幾億、十幾億，幾千億的高校貸款，無法償還，高校的收費只夠付息。現在的一些高校是債臺高筑，有的實際上已經破產了。全國664個城市，每個城市的基礎設施投資，政府的財政投入大概只有10%，大部分是土地出讓金和用土地抵押貸款融資的。房地產開發的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的貸款增長也很快，很大一部分也是抵押貸款。一旦出現問題，現在被看作好資產的，將來都是壞帳。

　　中國今天跟其它東亞國家有很多不同，但這不能改變潛在金融危機的存在，而只能決定一旦危機成為現實，中國可能與東亞國家發生危機的方式和情況不同。比如說，如果美國經濟出現嚴重的衰退，而世界經濟也嚴重走低，中國的出口銳減，生產能力大量過剩，國內需求一下子跟不上，就有可能發生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國內股市和房地產的價格持續過快上漲，資產泡沫膨脹，一旦破滅，大量抵押貸款都會變成呆壞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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